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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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组织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作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把大法师吓得直打抖。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奇·书·网-整.理'提.供]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19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胡彦明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也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支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还给刘春雷，鼓励说：“大刘，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军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胯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儿，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崔秉志，家里天天送鸡鸭鱼肉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好几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
1938年，普通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薪金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一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骑兵团长王振祥（开国少将）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19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
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刘金魁就参加了红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里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刘春雷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一比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河南人，父亲是刀客，被地主杀害了。十五岁的韩永正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奔了刘志丹。19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19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一截一截砍下来，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的说！
“韩猛子”性情生冷，倔犟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显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看起来，韩排长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它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就一起来精神。
两人原本想一起训练战马，可是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驯，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像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骑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像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刘春雷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们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蛋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好状态。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儿，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
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太大，咱们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