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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随波逐流

书籍名:《我转》    作者:王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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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随波逐流



我一生气竟然说出了矮子和苏雷他们的口头禅。



深冬时节的午夜,室外下着绵绵细雨,树叶上的雨滴不停滑落到窗玻璃上,我坐在书桌前抱着一本小说在读。



突然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急促敲门声,我连忙起身去开门,见到门外站着的居然是我高中同学周向阳。他全身被雨淋透,头发一绺绺贴在前额上,一脸惊慌失措的神情。



我连忙请他进屋,他死活不肯,说找我是为了借两万元有急事,十万火急的事。



“我家里没有那么多现金,只有明天上午到银行去取。”我为难的不是他向我借钱,而是不能立即将钱给他。他说,“那就明天你办好了以后给我打传呼,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说完他头也不回,慌慌张张地消失在雨夜里。



周向阳走后我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在猜周向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春节回达川时我给他留了个地址和传呼号码,想见到他叙叙旧,没想到他深夜造访还向我借一大笔钱。



读高中时我们是邻座,班里数我们俩成绩最好,关系也是最铁的,只是他做事情有些冒失。他知道我对班里女同学陈燕有好感,为了促成我的好事便冒我的名给陈燕写了一封信,信中满篇是肉麻的表白还有对爱的决心。陈燕吓得把信交给了班主任徐老师,上晚自习时徐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念了那封信,这件事弄得我无地自容,又百口莫辩。



周向阳为了这封信十分自责,找到陈燕把事情讲清楚后就再也不来学校读书了。他父亲是我们达川市武装部的一位干部,通过关系他去南方当了兵,到了部队后常常给我写信,觉得对不住我,没为我帮上忙反而让我丧尽颜面。



我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讲义气和重感情的朋友,反而觉得是我对不住他,特别是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很是为他难过。



我读大学时他给我寄过几次钱,一次五元或者八元,对于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的我来说可是几笔意外的巨款。他在来信中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当个科学家。我读大三时他和连长发生矛盾,在一次酒后痛打连长被部队处理,将他遣送回原籍。



我心里预感周向阳这次是遇到了大麻烦,他慌乱的神情说明这碴子一定出得不小。



第二天上午银行一开门我就去取了三万元,忐忑不安地等着周向阳打传呼来。快到十一点时他打来传呼,说在2路公共汽车起点站等我。



我赶到汽车站后四处也没看见周向阳人影,心里着急的当口后背被人拍了一下。我转过头来,拍我的人戴着一顶帽子,倒竖着风衣领子,用左手捂着嘴。



“钱拿来了吗?”他一开口讲话,我知道是周向阳。我把钱递给他说:“带来了,你到底出了啥事?”



他塞了一封信到我手上,“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件事,大恩日后容报!”说完头也不回地急匆匆走了。



我在原地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打开信一看,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周向阳在达川市帮一位好友打架,他们三人把对方七人砍倒,送医院后死了三个,两个下了病危通知书。他的两个同伙已被公安机关抓获,他只有逃走,逃到国外去。他叫我不要为他担心,好好过日子,幸福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他责怪自己是一个老闯祸的人,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看完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找了个街角把信烧掉。



我茫然地走在冬雨霏霏的街上,内心一阵阵战栗着。要不是为了我,他应该能考上大学,也该会有个稳定的工作,年轻时重要的真就那么几步,错一步,步步跟着错。他是我最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从此以后再难相见,他将过着亡命天涯的日子。他要到国外去,有那么容易吗?他当兵时在云南瑞丽,想要出境,路大概也就这么一条。



想着想着,我在大街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家,妻子看我淋得像个落汤鸡,面无表情且一言不发,马上为我换上干衣服,沏了一杯热茶端给我,还熬了一碗姜汤要我喝下。

我得了重感冒,头重脚轻地躺在床上不思茶饭。



毓娒几次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支支吾吾,她见我不愿说,也就没再为难我。懂事的小白菜天天拿热毛巾为我焐额头,她安慰我说:“爸爸,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你和感冒打架,感冒打输了,被你打跑了,你的病也好了。”



我感激地看着她天真无邪的表情:“谢谢你,乖孩子,你的梦马上就会让爸爸的病好的。”



一周后感冒总算好了,周向阳的事我再没向任何人提起过,正如他在信中交代我的,有人知道这件事对我也不好,我犯了知情不报的罪。



我没一点心情出门,只整日在家待着。矮子来找我,说赖死皮想请我吃饭,要和我好好聊聊。



赖死皮一直要深交我这个朋友,说他这辈子只交我这么一个大学生朋友,换其他的读书人他是不拿正眼瞧的,他佩服我。自打我关了咖啡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赖死皮有过交往,觉得犯不上和这类人打交道。矮子吃事情我找到他是出于无奈,他帮了忙我欠他人情,吃顿饭也好,我当面谢谢他。



我和矮子到赖死皮家,从沙坪坝正街旁的一个小巷拐进去,转了几个弯才到。这一带是老居民区,砖瓦平房的人家多在街檐下搭灶,煮饭烧水,一派市井生活景象。



赖死皮的家很显眼,是气派的三楼一底,墙外还贴了白色瓷砖。他见我来了,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把我迎上二楼客厅,让五六个小弟伺候我,为我泡茶递烟,甭提有多热情。



赖死皮说自从在我咖啡馆发生那件事后,他就再没帮人打架、收账什么的。他们一伙人凑了些钱开始接跳楼货卖,还赚了不少钱。全靠那个女娃儿启发了他,让他走了一条生财之道。赖死皮说从前是谁敢动手杀人谁就是大哥,现在世道变成有钱人说了算。他以后不会轻易弄人了,但如果谁要挡他的财路,非要惹他不可,那就是一个字:“栽!”



晚上赖死皮在附近一家最好的餐馆请我,并专门叫了个长得漂亮的女娃儿陪我猜拳、饮酒。女娃儿名叫谷花红,俏脸白里透红,高挑的身子,高耸的胸脯,细细的腰,修长的腿,翘翘的臀,是个熟透了的女人。



我本来是从骨子里看不起赖死皮的,架不住他的豪情、热情,几巡酒下来也就与他称兄道弟起来。我对赖死皮说,从此以后我们便是兄弟,绝对的兄弟——绝兄绝弟。



赖死皮装酸文假醋地说:“灯光一亮,祖国处处改革开放。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从此以后我要干一番事业,让那些狗眼看人低,把我们不当二百文数的人,对我和我的兄弟们点头哈腰,喊我们领导。”



他逐一介绍了他的兄弟,尤其突出地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火药枪”夏闯,一个叫“闪电刀”苏雷。他说他的兄弟全是劳改释放回来的,个个性子耿直,没有不能吃苦的。他从不亏待他们,该分给的钱一分也不会少。



我拍了拍赖死皮的肩,搂住谷花红的小腰附和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成功。因为你们第一有胆识,第二敢冲、敢干,甚至敢杀。文化少点怕什么,有胆子来壮!”



“是啊,是啊,琪爷说得对!”赖死皮的手下为我的话赞同声响成一片。



我仔细地观察了“火药枪”夏闯和“闪电刀”苏雷两人,前者一米八的个头,身材肥胖,看表情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人;后者则身高不到一米五,精瘦如柴,面无表情,眼露凶光。两人在一起完全就是一对说相声的搭档、绝配。



这顿饭吃到夜里十二点才结束。赖死皮起身看账时,老板娘唯唯诺诺地走过来,十分小心地对赖死皮说:“大哥,你能来我们这里喝酒,我们已很有面子了。单就免了,这是给你送的两条烟。”说着从服务员手上将两条烟接过来放在桌上。



赖死皮哈哈大笑,斜着眼看了看我大声说:“这是哪里话,烟就不要了,单必须得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老板娘忙不迭地从柜台把单拿过来,赖死皮手下石峰瞄了眼说是四百二,赖死皮洒脱地说,“时间耽误久了,付五百块。”



老板娘收下钱连声道谢,点头哈腰地把我们送到店外。赖死皮指指一直扶着我的谷花红说:“她今晚就陪你了,你把她带走!”

谷花红爽快地“嗯”了一声,赖死皮不放心,交代说:“花红,懂事点,把这位哥哥给我陪好。这是我尊贵的客人,陪他睡一觉你是不得亏的。”谷花红说:“大哥放心吧!我一定让琪哥高兴!”



我再三推脱,说老婆在家等,改天再玩。赖死皮把我们几个推上了出租车,说办完事再回家也不迟。



出租车里矮子坐在前排,我和谷花红坐在后排。她要我像赖死皮那样叫她花红,我叫了一声她就亲我。我和她都喝得不少,由于酒精的作用我有些把持不住,把嘴凑到她耳边说:“我们去沙坪酒店吧!”她说到她家。她家里今晚就她一个人,她妈妈到姐姐家去了。



我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香味,不由自主地用嘴咬她的耳垂。她给司机说了个地方后,我们俩就全然不顾地在后排抱着狂吻起来。酒让人乱性,让人不顾一切。



不一会儿就到了花红要去的地方,一个其貌不扬的居民区。进了单元门,楼道里没有灯,矮子扶着我到了三楼。进屋后我对矮子说,今晚你不要走了,睡客厅沙发,我们明天一起走。



花红真是个风骚的女人,用嘴为我舔遍了全身,我的根我的魂在她身体上可以进出的地方翻来覆去地出没,我被弄得魂销神散……完事后连洗都未洗便倒头呼呼睡去。



第二天矮子对我说,昨晚我们的动静太大了,害得他一夜都没睡好。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矮子笑了笑,嘱咐他对这件事要守口如瓶。



矮子诡秘地笑着答应:“放心吧,这点都做不到,我还敢叫矮子吗?我把一切都浓缩在体内了,所以才这么矮。”



男女之间出轨、红杏出墙,第一次如隔山,逾越有障碍,有心理负担;到第二次就如同破一层纸,只要你做了,一百次和一次其实并没有区别,许多人大概都这么想的。后来花红常给我打电话,我也就很乐意地和她幽会。



我并不知道花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有一次我给了她两千元,她坚决不要,说她不是因为钱才和我好的那种人,是真心喜欢我,还说赖哥他们一帮人都很佩服我。



交谈中我得知,花红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她和赖死皮的老婆是好姊妹,从小一起长大。花红17岁那年,姐姐被厂里的一个小混混强奸,由于姐姐人老实,不敢对人讲,天天在家以泪洗面。花红不服这口气,就约了赖死皮的一帮弟兄找小混混算账,没想到这家伙矢口否认做过的事,她一气之下捅了他一刀。这一刀捅在了肺上,小混混的肺被切除了一半,花红构成了伤害罪,去年才刑满释放。出来后家里人帮她凑了些钱在赖死皮的生意里入了股。赖死皮倒是没亏过她,大半年下来让她收回本钱还分了些利润。她准备以后开个餐馆,也希望我能帮她拿些主意。



我对花红曾经有过一席随性的泛泛而谈,认为人生嘛,就是进进出出,理想的门、婚姻的门、监狱的门,反正都是门,难免不进错,进错了还可退出来。即使进对了,有时都还要无可奈何地再出来。正大光明走前门,百般无奈只有走后门……花红听了不住地点头,满脸佩服我的神情。



当花红温顺地靠在我瘦削的身上说以后听我的,我再体味对她说过的这番话,内心感到一阵莫名恐慌。我变了,变得有点玩世不恭。



转眼春节又到了,毓娒的父母坚决要让我们去成都过年。



在成都过年时我非常想念在达川的父母亲,想去年毓娒到我们家过年时也会是这种心境,私下想来年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别陪自己的父母过年。



过完年回到重庆,我几次给广州的陈总打电话问生意情况,到了三个月该结账给我的时候了。他办公室的人总说陈总不在,直到陈总太太接了我的电话,才知道陈总最近出了点小事,不便公开露面。我的事陈总交代过她,让我到广州去当面商量,还说因为刘萍表哥这层关系,他不能亏待我。



刘萍前段时间打来过电话,她和老公去了英国,回国才能联络我。这么一来,我只有独自去广州处理这桩看起来不妙的生意。



一个人去广州收款怕出意外,我请赖死皮帮忙,借个得力的人与我一起去,并点名要“闪电刀”苏雷。赖死皮一口应承,苏雷本人也很乐意,他没有去过广州,很想看看改革开放的南方开到了什么程度。花红听说后也要一道去,按她的说法,女人如果不去南方,开放的程度永远有限。她听说广州女人的双腿比政策放得更开,她要去看个究竟。就这样我们一行三人去了广州。



广州的春天明显比重庆来得要早,一些我叫不出名的花在街道两旁的花圃里已经含苞待放,街头男女穿着单薄且时髦,看得苏雷和花红眼睛滴溜溜地直转。



我们住在离火车站不远处的流花宾馆。这里重庆人住得最多,做服装的,倒电器的,搞运输业务的,五花八门的生意人,时时都能听到地道的乡音,让人不觉得是在异乡,恍若在重庆的什么地方。

住下来苏雷就到夜市里买了几把猎刀回来,说这次出来的目的是保护我,手里要有家伙,一定不能出差错。



我让苏雷不要太担心,毕竟是朋友关系做的生意,不会出什么大事,初来乍到,好好地玩一番。苏雷一板一眼地说:“社会复杂,还是小心为妙。”



评价社会的话我听矮子说过,今天又从苏雷嘴里听到,我想他们所说的社会就是底层社会,跻身这个层面,他们看到了太多阴暗的东西。为了适应这个环境又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再总结出社会复杂这个结论,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错。



苏雷被人称“闪电刀”不是浪得虚名,他演示给我看,从身上的任何一处摸刀到开刀刺在目标上不到两秒。他带刀的方式很奇特,腿上一把,腰上一把,背上背一把,脚上的袜子里还插两把,身上据说还有两把暗藏的。他说他的刀法叫地堂刀,专门攻击对手腹部以下,这样一来不至于致人死命,二来可以很快让对手丧失战斗力。我心里暗暗好笑,凭他的身高恐怕也只能练这种刀法。



草草吃过晚饭,我们便上街溜达。满大街的霓虹灯映着沿街装修豪华的铺面,熙来攘往的人在享受南国丰富的夜生活。我们走着走着就会有浓妆艳抹的女郎前来搭讪,苏雷试探了一下,行情是快餐两百五,包夜加倍。



花红半开玩笑地对苏雷说:“苏哥,找一个嘛!春宵一夜才五百。”我也要苏雷看到喜欢的找一个,我请客。



我是认真的,苏雷死活不干,他说婊子无情,逼是个鬼,搞完了就后悔。见我们哈哈大笑,他摸摸脑袋说:“有这钱,不如抽两条好烟。”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说说笑笑,直到十一点才打了辆的士回宾馆。



电话里我和陈总的太太约过,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们办公室。到时间后我和苏雷准时去了那里。



一位端庄、漂亮、落落大方的年轻女人在陈总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一看就知道她是陈总太太陶姐。寒暄了一番后陶姐重重地叹了一声气,愁容满面地告诉我,陈大林不争气,前段时间到澳门赌博,输了两千多万,还欠了大耳窟(放高利贷的人)一千八百多万,加上驴打滚的三分天息,想尽一切办法现在还欠他们八百多万。七八个澳门过来收账的就住在公司附近的宾馆里,天天到公司里来闹。没办法陈大林只好先躲起来了,我的货也被陈大林低价贱卖了去还债。



“公司一下子弄成这样,太难了……”说着说着陶姐的眼泪就掉下来,哽咽着告诉我,陈大林专门吩咐过她,不能对不起我。眼下没钱,但他们公司有一辆凌志车,买时花了八十多万,才开了不到一万公里,就把这辆车给我,抵我的货款。



我一时语塞讲不出话来。首先我在内心里认定他们不是骗我,这种情况下好歹让我拿到样值钱的东西,是看在刘萍面子上善待我。



看着陶姐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心中顿时生发出侠义之气,想不要车子。苏雷看出苗头,在边上向我使眼色,我愣了一下,口中勉强挤出了一个“嗯”字。



最后我还是说要回去想想,明天再给电话。陶姐说我想好了随时过来办手续,立即就可以把车交给我。我连声说,“再说吧!再说吧!”



陶姐以为我不满意,说实在对不住我,请我包涵。给我的车现在能卖六十多万,要不是她不方便找买主,卖了车给我现金才对。



我知道陶姐误解了我的意思,想要解释什么,苏雷忙在旁打圆场:“仁义值千金,绝对值千金。我们会考虑将车收下。”



回到宾馆,苏雷劝我说:“人心隔肚皮,社会非常复杂。你的货50万可不是小数目,非亲非故的,没必要一冲动做仗义的事情。”



我说:“这违背我做人的原则,我于心不忍!”



“原则?钱才是原则,没钱的时候什么辙也没有。”苏雷提高了嗓门。



我知道苏雷这么和我抬杠子是为了我好,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就想等花红回来商量了再说。花红给我留了张字条,说她出去转一转。

左等右等还是不见花红回来,我和苏雷就出去喝下午茶了。



喝了整整一下午的茶,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花红仍没回来。苏雷说,花红是不是找不到路,走丢了?我想不可能,心里猜测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吃完晚饭后更是替她担心。



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看电视,快到十二点花红才回来。我有些生气地问她:“咋个这么晚才回来?”她支支吾吾地说,“在外面玩,玩久了,忘了时间。”



我一听就知道她是在撒谎,见她不愿说,也就没再追问。心里想,她的模样是男人一看就动心的,出去勾搭了什么人也说不定。勾走就勾走吧,我又能怎么样,她又不是我老婆。



第二天上午花红找了个借口出去,依然是到很晚才回来。再三追问,她才说昨天认识了一位李哥,是广东本地人,开服装加工厂的。她说李哥对她实在是好,只是年龄有点大,四十几了。李哥给她买了很多东西,她从包里拿出来给我看,有戒指和金项链。



“下这么大的血本讨好你,你百依百顺了吧?”我有些酸溜溜地说。



花红说她昨天一个人在商场里瞎转,那个李哥上来和她搭话,要请她吃晚饭,她看他没什么恶意,就答应了。



“社会相当复杂,你个女娃儿也不知道自重,他要是坏人你咋办?”我一生气竟然用了矮子、苏雷他们的口头禅,说起社会复杂来。



花红说:“李哥是好人,我能感觉得到。他对我一点都不轻薄,给我东西也没要我和他立即做什么。他老婆去年死了,家里很有钱,就想再找个老婆。”李哥还对花红说,广东人很迷信,妻财、妻财、有妻才有财,想发达就要先娶老婆。



看起来花红对她的李哥非常中意,我再反对她的交往又算什么呢?花红总要嫁人,她在原籍名声不好,在这里能认识一个对她好的人是缘分,何况这个人开了爿厂,家境好、有钱。女人嘛,俗话说得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花红能嫁个正经人,将来也就有了个依靠。



我认真起来,对花红说:“如果那人好,你倒真的可以和他好好接触。只是不要在外面上了坏人的当,我也是对你负责,怕你有什么意外。”



花红说:“李哥绝对是个好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社会并没有苏雷说得那么复杂,就说殷哥吧,人家都称他赖死皮,觉得他是个坏人,其实他心地好得很。”说完,她心事重重地站起来,慢慢走到窗边。



背对着我,花红自言自语地说:“做牢、劳改的日子不堪回首。两个管教干部看上我,就想法把我糟践了。我能怎么样?姐姐被人糟蹋我替她动刀子,谁又能为我出头?毕竟是三年的日子啊,为了在里面能好过些,我只好忍受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出来后我是个坐过牢的女人,不仅仅左邻右舍的人知道,社会上的人很多也知道。好点的正派点的男人,都不会把我正儿八经放在心上。我心里很喜欢你,每次心里想到你,就有一种说不清的快乐和兴奋,我甚至觉得一切都开始变得美好,可你嘴边常挂着你的老婆、儿女。你一讲到她们就乐滋滋的,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琪哥,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你还有你的家,我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我们这样下去,我会受不了的……”



我走到窗边扶着花红的肩,伸手擦去她脸上的泪,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个能让男人欲仙欲死的女人,历经坎坷,心里有散不尽的阴影,她该有自己的追求和生活呀。但一想到她和其他男人连在一起,我心里仍旧不是个滋味。



我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在床上,迅速脱光衣服,迫不及待地扑上去,近乎疯狂地在她丰腴而充满弹性的身上发泄着。



这个过程她没有像以往那么兴奋,她平静地对我说:“过了今夜,从明天开始,你就当我是妹妹吧!无论将来如何,我永远都会对你这个哥哥好,我本来就没有哥哥,你就是我的亲哥。”



我停下动作,紧紧地抱着她,一言不发。



夜里花红枕着我的手睡得好香好香,梦中死死地抱着我,生怕我突然就不见了。是啊,人不仅仅有欲望,更多的需要是情感和慰藉。



第二天下午我们才起床,花红打扮了一下去见她的李哥,我带着苏雷到陈大林公司去找陶姐。我想无论如何先收下车再说,反正苏雷会开车,我们就开着车回重庆。



到陈大林办公室刚坐下,突然就有一拨人气势汹汹地鱼贯而入,领头的那人粗壮、剽悍,身后的人喊他森哥。

陶姐忙不迭地站起身来说:“森哥,请坐。”



我一看就猜想这帮人是澳门赌场派过来找陈大林收账的。果不其然,森哥往办公桌上一坐,一巴掌拍在桌上对陶姐说:“今天再不拿钱来,你就得跟我们一起走,陈大林什么时候拿钱来,你就什么时候再回来。”



森哥说完斜眼看了我和苏雷一眼,压根儿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陶姐请森哥再宽限她半月,到时一定连本带息全还上。陈大林在操作一单外贸生意,有四千万的信用证马上就会从国外银行打过来,有信用证后公司马上就可在银行抵押贷款,还赌场的钱是可以保证的。



森哥脸一沉没吱声,把脚又跷到办公桌上。他手下有人说,“甭说那些虚的,不拿钱就跟我们走人。”边说边去抓陶姐的手臂。我本能地站起身来把那人的手推开。



“一个女人家,你们何必这样跟她过不去?大家行行好,她说了半月内还给你们,你们就给个机会!”我急不择言地帮着陶姐对森哥求情。



那帮人见我推了他们的人,站出来挡事,有两人立即从腰间扯出把一尺多长的砍刀。其中一人拿刀指着我脸说,“王八蛋,少管闲事,否则连你一起踩。”



我一看情况不妙,手开始有些微微颤抖。身边的苏雷见状开口了,他望着拿砍刀指着我的人,一字一顿地说:“放下你的家伙!”



另一手持砍刀的人见势将刀移向苏雷,说时迟那时快,苏雷怎么拔刀的我都没有看见,他左手一刀刺在拿刀指向他的那人小腹上,右手一刀刺在拿刀指着我的那人右腿上。



苏雷紧接着在地上打了两个滚,站到我身边来保护我。



直到看见苏雷手上提着的两把刀在往地上滴血,那一帮人才反应过来。



我斜眼瞟到那个叫森哥的人有动作,他正伸手从腰间摸东西,手刚露出衬衣我看见他拿着一把军用五四式,上大学军训时我让教官给我摆弄过这种枪。我手疾眼快地猛扑过去,一手一个擒拿动作别住他手腕,另一手将他的枪抢到我手中。



我迅速将枪上了膛,抵在森哥的头上:“谁都不许乱来!”



我故作镇静地暴喝了这一声,心里其实害怕得很,一阵怦怦乱跳。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但明白绝不能显软相,不然就会吃眼前亏。



他们受伤的两个人蹲在地上,血不住地从伤口流出来。陶姐吓得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森哥脸上可一点惧色也没有,他用命令的口气叫我放下枪,说不放下就要我的命。



这时外面进来一人吼道:“都不要乱来哦!警察马上就到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陈总公司还是森哥的,我知道苏雷祸闯大了,警察一到他必然是逃脱不了。我叫他从窗户跳出去逃跑。



苏雷跑到窗前一看说:“不跑,八楼,跳下去也是个死。”



“那快,快从门口走。”我歇斯底里地叫着,谁敢拦住苏雷,我一定会一枪打死谁。



苏雷正准备从门口走,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冲了进来。“举起手!不许动!”呵斥声此起彼伏。

看见我手中的枪,他们如临大敌,两警察一边一个用枪指着我的头,我生怕他们开枪或者枪走火,连忙把手举过了头顶。



“放下枪,抱着头,靠墙蹲着。”一名警察命令我。



我放下枪后,老老实实地蹲在墙角,双手抱住头。我心里想后果,清楚知道只要他们问明情况,我绝对没事。



所有人都被铐上了,除了两个受伤的人,我是唯一被反铐的。两名受伤者被警车送往医院,我们一行人被押着走向公安局。公安局不远,走一百米远就到了。



广州警察的办事效率很高,我们每个人都被单独带到一处做笔录,陶姐是第一个做的。临到我的时候,我如实将情况说了。警察说我胆子真大,他们让我在做的笔录上按上指纹。晚上八点钟过一点,一名警察过来为我解开手铐,说陶姐为我担了保,我可以走了,但必须随传随到,要我来时他们会通知陶姐。



走出公安局大门,一阵清风迎面吹来,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在门外等着我的陶姐先带我去饱饱吃了一顿。



陶姐对我们今天出手相救很是感激,说我们真义气,要不是我们她这时大概已经被这帮人关到什么地方受非人折磨了。虽然出了事,她会尽全力摆平。广东省公安厅老陈很熟,已经找到他帮忙,要想办法把苏雷弄出来。因为她而让我们背祸上身,她心里很是不安。



我要陶姐不必自责,事情都出了,我们一起担就是。陶姐说要对苏雷负责到底,将来她和老陈还一定要报答我们。



回到宾馆我把事情跟花红讲,她听后十分着急,说要是苏雷出了啥事回不了家,我怎么面对赖哥,又怎么给苏雷家人交代?



我想想也是的,一肚子心思。接下来几天里,我每天都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



我天天都要和陶姐见上一面,她一脸的倦容,每天都在为这事跑进跑出,花钱托人。陈大林在国外谈生意,正是信用证要办下来的节骨眼上,她怕影响他,没跟他讲这边发生的事。



花红也找她的李哥想办法。刚开始时李哥说没问题,一点点钱加上一点点关系就搞定,可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搞定。



十几天后我们在广州等来的是苏雷被判三年劳教,送到了广东省赤泥煤矿。



陈大林从国外回来了,带回了国外银行出具的四千万元人民币信用担保证明。他听陶姐讲完事情经过很是感动。他说,这年头这种生死兄弟实在难找。他一定要和我结拜兄弟,并说他会找关系让苏雷在矿里不吃苦,给苏雷三十万作为感谢和补偿。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和陈大林喝了鸡血酒,按江湖规矩拜了把子。他比我长两岁,成了我大哥,我们对酒当天,稽首面地,发誓将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没隔几天陈大林的两千四百万银行贷款到账,他非要划一百万给我,说是七十万给我,另外三十万带给苏雷的姐姐。



我执意不肯,说只要八十万。五十万作为我货款老本,另外三十万我带给苏雷姐姐,存在她那里等苏雷劳教出来给他。苏雷从小父母就死了,跟着姐姐长大,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四处流浪,曾几次进劳教所和劳改队,一生真是牢役命。



花红和李哥的关系发展神速,已在谈婚论嫁,决定不和我回重庆了。



我回重庆那天,陈大林和陶姐开车送我去机场。在机场,他递给我一张一百万元的银行汇票,我也就不再推辞,想大家既已是兄弟,来日方长。



来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道,剩下我孤身一人回去。三人的命运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想到苏雷我非常内疚,大哥虽给了他三十万,可他要失去三年自由,有什么比失去自由更让人痛苦呢?

回到重庆后我找到赖死皮,把广州发生的事如实对他讲了。他听后一言不发,后来重重地叹了口气:“唉,这是苏雷的命!我和他可以说是生死兄弟,你要吩咐陈总每个月都到劳教所去看他,他那牛脾气千万不要在劳教所里犯,但愿他能够三年后平安回重庆!”



看赖死皮难过的样子,我也心痛之极。我让赖死皮宽心,我会交代陈总按他说的去做,陈总是个讲情义的厚道人,会像照顾自己兄弟一样照顾苏雷。说到给苏雷的三十万元,赖死皮的眉头舒展了一点,说苏雷在里面有个想头了,坐一年就有十万,不像以前的牢坐了白坐。



第二天我提了四十万现金和赖死皮一起去苏雷姐姐苏珊那里。那年头四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苏珊哭了一阵把钱收下了。



赖死皮再三吩咐苏珊,这钱一分都不能动,等苏雷出来要如数给他。平时家里有什么急用可找我们拿。



事情总算处理完了,此后一段时间我在重庆连门都极少出。想到广州发生的事,觉得苏雷说社会复杂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谁都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敢保证自己会置身事外,这就是社会的复杂之处。



天天待在家里带儿子和女儿才是最安逸的。



桃花红、春风暖,这已是1991年的春天。这天下午我抱着儿子,带着女儿到公园闲逛,明媚的阳光,盎然的春意让我诗兴大发。我在小卖部买了笔和纸,趴在石凳上奋笔疾书:







阳光慢悠悠地针灸着



正在复苏的大地



树枝撑着绿色的伞



一夜长进三月的花



青草顺坡登上山顶



鸟儿在枝头凭空唤出了无中生有的嫩芽



见你无处不在



我心底激动不已



姑娘 我的心性迅速随你长进理想



爱情随风而动



在故事中捕捉蝴蝶



天啊!你一朝变脸

气节就顺脸而变



花和鸟各自私奔



早该离开那冷酷的恋人



去强求火热的爱



在四月定婚



六月睡上夏季的新床



秋后一到就儿孙满堂



写完后我余兴未尽,对着儿子和女儿大声朗诵。儿子听得手舞足蹈,女儿听得若有所思。她望着我说:“爸爸我听不懂,春天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吗?”



我兴趣十足地对她说,每一年春天来了又走,还将来,还将走;我们虽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它!在这种感觉中你和弟弟一年年长大了,这就是春天和我们的关系。



看着她似懂非懂的样子,我又对儿子说,“乖儿子,你懂吗?”儿子用小手指指着旁边的花草树丛不住地点头,仿佛在说,我全懂了。



晚上回到家我非要和毓娒饮酒,她平时滴酒不沾,不忍拒绝我浓浓的兴致,陪我喝得满脸通红,听我微醺后的语无伦次。



我说:“亲爱的老婆,我打算以后常在家中陪着你们。钱我们有,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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