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长方形箱子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当然是个仆人，”我说，我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些想到它。“我真傻，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怎么早没想到！”然而当我再次回去对照旅客名单，我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子没带仆人，尽管原本打算带一个仆人的——因为名单上“仆人”的字样起初写在那里，但后来又被划掉了。
“哦，”我自言自语道，“一定是额外的行李，那是他不想放在货舱，而想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哈，我明白了——八成是油画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和那意大利的犹太人尼可雷诺讨价还价的那幅画。”这想法令我挺满意，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我对怀亚特先生的两个妹妹很熟悉，她们是非常亲切聪明的女孩，而他新近迎娶的妻子我还未有幸得见。他曾多次带着他惯常的狂热在我面前谈及她，他描述她那非凡的美丽、她的不同于一般的聪慧和成就，而我因此极为渴望能够与她结识。在我上船的那天（十四号），怀亚特一家也要来——因此船长通知了我——但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个把小时，期望能见到新娘，结果盼来的却是令我大失所望的结果，“怀亚特夫人明天起航时才会上船，因为她有点儿不舒服。”
第二日，我从旅馆去码头的路上碰到了哈迪船长，他说因为“一些情况”（一个愚蠢却方便的托辞），他认为‘独立号’在一两天内都不会起航，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会派人通知所有旅客。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不过既然他不肯透露那“一些情况”是什么，我再固执不已地追问下去也没意义。我只得无奈地回家，然后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
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去了，船长还没送信来。不过，后来终于送来了口信。我立即赶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乘客，四处是出发前的纷乱嘈杂。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到十来分钟。两个妹妹、新娘和画家都到了——画家还是一贯孤高的样子。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没放在心上。他甚至没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妹妹玛利安身上——她是个可爱聪明的女孩，只三言两语，我和新娘就彼此相识了。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裹着面纱，当她揭开面纱对我鞠躬还礼时，我必须得承认我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不能完全相信画家朋友对女性的热烈赞扬，否则我会更加震惊。我很清楚，话题一旦牵涉到“美”，他总是很轻易地就进入纯粹完美的理想胜境。
我不得不说的事实是，怀亚特夫人绝对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即使不是丑得要命，也差不离了。不过，她身着盛装，品位高雅——于是我确信，她必定是凭着思想和灵魂的持久魅力俘获了我朋友的心。她几乎没怎么说话，很快就和怀亚特先生一起进了客舱。
我原先的好奇心再次浮上心头。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他们没有仆人。于是，我就看有没有额外的行李。过了一会儿，码头上来了一辆马车，马车上载着一只长方形的松木箱子，这似乎就是大家要等的东西。等到箱子在船上放置好，我们就起航了，很快安全穿过沙洲，驶向大海。
我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只箱子。箱子是长方形的，大约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半宽。我打量着它，尽可能做到精确仔细。箱子的形状很特别，我一看见它就为我的准确猜测骄傲不已。您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那位画家朋友的额外行李应该是画，起码是一幅画。我知道，他已经和尼可雷诺会谈了几个星期——从这只箱子的外观看，里面装的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幅《最后的晚餐》是由小鲁比尼于佛罗伦萨仿绘的，一度为尼可雷诺所有。
好了，关于箱子的疑问我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想到自己如此敏锐聪明，我窃笑不已。怀亚特这还是头一回对我隐瞒他的艺术秘密。他显然是想出其不意，从我的眼皮子底下偷运一幅好画去纽约，还指望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决定好好挤对他一番，好让他从此以后长点记性。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很意外。这只箱子没送到多余的包房里，而是放在了怀亚特自己的房间里。它几乎占满了整个地面——这无疑让艺术家和他的妻子很不舒服，尤其是箱子上还用柏油或者油漆龙飞凤舞地涂上了大写字母，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在我的感觉中特别令人恶心的气味。盖子上漆着如下字句——“阿德莱得·柯蒂斯夫人，阿尔巴尼，纽约。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运。此面向上，小心轻放。”我明白，这位阿尔巴尼的阿德来得·柯蒂斯夫人是画家的岳母——不过我把这个地址看作是，画家向我瞒天过海而故意制造的玄虚。当然，我敢断定的是，箱子和里面的东西最终的目的地肯定是我那孤傲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街的工作室。
在我们航线的最初三四天里，天气相当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是顶着风行驶，因为海岸刚从视线里消失，我们就转向正北方行驶了。由于天气很好，旅客们兴致都很高，乐于彼此交往。不过我得把怀亚特和他的妹妹们排除在外。他们举止僵硬，我不由觉得，他们对同船乘客很粗鲁。对怀亚特的行为我不以为然。他甚至比往常还要阴郁——实际上他孤僻得更厉害了——不过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可他的两个妹妹也这样，实在让我琢磨不透。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把自己关在包房里，尽管我一再力劝，她们仍坚决拒绝同船上的任何人打交道。怀亚特夫人则随和得多。我的意思是说，她挺爱闲聊的，她同大多数女士打成一片。在海上，爱闲聊可是值得大力推荐的。而且更加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她还毫不含糊地向男士们卖弄风情。她总是“逗乐”我们。我说“逗乐”——不知道该怎样说清我的意思。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发现，怀亚特夫人被讥笑的次数远比大家同她一起欢笑的次数多。男士们对她几乎不置一词，而女士们对她的评价则是“心肠好但相貌平庸，极其无知，粗鲁不堪”。
最让我难以想清楚的是，怀亚特先生怎么会同她结为夫妻，简直是落入圈套。一般来说都是因为钱财——可我知道，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怀亚特跟我说起过，她没带给他一个子儿，也指望不了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任何好处。他说，他是为了爱情结的婚，只为了爱情，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当我想到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坦率承认，我感到了无法言喻的困惑。他会不会是丧失了感觉？我还能怎么想呢？他，如此优雅、聪明，如此挑剔，对缺陷异常敏感，对美无比狂热！固然，这女士看起来很喜欢他——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她一再引用她那“心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的话，这使她显得特别可笑。“丈夫”这个词似乎永远——套用一句她本人的妙语——永远“停泊在她的舌尖上”。同时，全船的人都看得出，他以最明显的方式回避着她，多数时候都把自己独自关在船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出来，一任自己的妻子自由自在并且尽情尽兴地在主舱的乘客中间肆意取乐。
根据以上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这一切，我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无常命运，抑或是突发奇想，在狂热而古怪的激情的支配下，艺术家被蛊惑了，娶了个丝毫配不上他的人。随之出现的结果，自然是迅速产生厌恶，而且很彻底。虽然我从心底里同情他，但却做不到因此而完全原谅，他对《最后的晚餐》那桩事的隐瞒，我打定主意要弄明白其中的真相。
有一天，他终于来到甲板上溜达，我像往常那样挽着他的胳膊，来来回回地走着。他的忧郁看起来一点都未消退（我觉得处在他的情况下，这很自然）。他的话很少，即便挤出几句来，也抑郁得要命。我斗胆说了一两个笑话想逗乐他，他也试图微笑了一下，可是他的笑比哭还难看。这家伙太可怜了！
每次想到他的妻子，我想不明白他怎么有心情强装笑颜。我决定针对那长方箱子展开一连串的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好让他慢慢明白，我可不上他那点玄虚把戏的当。第一步是揭开伪装，露出冰山一角。我说了一些诸如“那箱子的特殊形状……”之类的话，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眨着眼，用手指轻轻捅了捅他的肋骨。怀亚特对我那无伤大雅的玩笑的反应，让我立刻确信，他真的疯了。起初他瞪着我，好像听不懂我的玩笑话。然后，话里的含义像是慢慢钻进了他的脑子，他的眼睛渐渐地越睁越大，简直突出了眼眶。他满面通红，紧接着又苍白得吓人，再接下来，他像是被我暗示的东西给逗乐了，放声地狂笑起来，这令我非常吃惊！他越笑越凶，一直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他“咣”地一下直挺挺地摔倒在甲板上。我奔过去扶起他时，发现他已经和死人毫无二致。
我赶紧呼救，大家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苏醒后，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把他放到了床上。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我说的正常只是针对他的身体而言，对他的精神我当然无话可说。船长给我的建议是，在剩下的旅途中避免与他见面，我十分听话地顺从了。
船长同我一样认为他精神错乱了，不过他警告我，不要对船上的其他人说起这件事。
此事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加深了我本来就有的好奇。其中一件是这样的：
我因为神经紧张而喝了太多浓茶，所以晚上睡得很糟糕——实际上，有两个晚上我简直就是彻夜难眠。现在，同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房间一样，我的房门也正对着主舱，即餐厅。怀亚特的三个房间在后舱，与主舱隔着一道小滑门，这门即便在晚上也不上锁。因为总是刮着风，而且还不小，船向下风方向倾斜得厉害。每当右舷倾向下风时，两个船舱之间的滑门就会自动滑开。然后它也就这么开着，没人会费劲爬起来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很巧合，当我的舱门和滑门同时敞开（因为天热，我自己的房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楚地看到后舱，而且看到的部分，恰恰是怀亚特先生的几个舱房。在我醒着的两夜里（不是连着的），我分明看到，每晚十一点的时候，怀亚特夫人都偷偷溜出怀亚特先生的房间，走进那个空着的特别包房一直待着，等她丈夫来叫她的时候才回去。
这件事说明他们实际上是分居的。他们有各自的房间——毫无疑问，这是计划着离婚，永远井水不犯河水，我一直对那间多余的舱房感到好奇，它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在那两个不眠之夜，怀亚特夫人一消失在那间特别的包房里，她丈夫的房间就传出一阵异常小心、压得很低的声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聆听一会儿，我终于成功地领悟了那声音的含义。画家在用凿子或者木槌之类的工具，摸索着打开长方形箱子——木槌的响声闷闷的，显然是用棉毛类的软东西蒙住了槌头。这样倾听着，我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何时能把盖子撬开——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移开，何时能把它放在下面的铺位上。
这后面一点，是从听到盒盖碰到木头床沿发出的轻微“啪嗒”声得知的——他放得非常小心，地板上没处可放。这之后是一片死寂，直到黎明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也有可能有动静，貌似我听到了低声的啜泣或喃喃的细语，但声音很压抑，几乎听不见。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我说它像啜泣或是叹息——不过，当然了，它也可能哪一样都不是。我就当作是我的耳鸣吧。
很显然，怀亚特先生只是在依照老习惯纵情于自己的嗜好——也就是突然沉溺于对艺术的热情中。他打开长方形箱子，是为了饱览里面那幅珍贵的画作。然而里面没有任何可让他啜泣的东西。因此，我再次说明，那一定只是我自个儿的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的绿茶让我不对劲了。在我提到的这两个夜晚，就在破晓前，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好箱盖，用蒙住布的木槌把钉子照原样钉好。做完这些之后，他就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去怀亚特夫人的房间里把她叫了出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七天。我们在离开哈特拉斯角时，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不过对此我们有过一番准备，因为天气威胁我们好久了。船只上上下下每样东西都弄妥当了，不会受到风寒侵袭。由于风越刮越猛，我们最终无法继续前行，后桅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漂行了四十八个小时——这船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艘出色的海船，始终没灌进海水。但是后来，微风已演变成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这使得我们的船置身风口浪尖，连遭几个大浪袭击。
在这场事故里，有三个人和小厨房一起被卷入大海，差不多整个左舷的舷墙都不见了。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桅帆又被撕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抑制风暴的支索帆，船儿在海面上劈波斩浪，顺利航行几个小时，比以前行驶得稳当了些。然而风还是一直刮着，看不出有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上的索具不太适宜，绷得太紧了，起大风的第三天，大约下午五点钟，船的后桅迎风倾斜得很厉害，都越过船舷了。因为船身摇晃得剧烈，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把它清除掉，也只是白费了劲儿。这边还没弄停当，船匠大声嚷着说船舱里积了四英尺深的水。更加恐怖的是，水泵阻塞了，几乎没法再使用。
眼下的一切都混乱不堪，我们真是有种绝望的感觉——我们设法减轻船的重量，摸到什么货物就把它往海里扔，把剩下来的两根桅杆也砍掉了。后来我们终于干完了这些，但还是修不好水泵，而且与此同时，漏进来的水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我们。
到日落时分，肆虐的狂风才显出明显减弱的趋势，海面终于平静了下来，我们还抱着用救生艇自救的微弱希望。到了晚上八点，云层随风散去，现出一轮满月——这真是个好兆头，我们萎靡的精神为之大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把大救生艇放了下去，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了进去。这批人立刻出发，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失事的第三天安全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港。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大船上，决心把命运系诸于船尾的小艇。我们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降了下来，不过下水时没有覆没在海里实在算是个奇迹。我们一行人迅速上了船，分别是船长夫妇、一个墨西哥官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怀亚特先生一行、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小船本来就小，再加上这么多人，所以除了一些绝对必需的装备、食物和身上的衣服之外，小船上再没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任何东西了。没人想到去抢救别的什么。刚划出几英里远，最让人吃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怀亚特先生从船尾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冷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船划回去，他要取他的长方形箱子！
“坐下，”船长带着几分严厉地说，“怀亚特先生，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坐着会把船弄翻的。这会儿船舷差不多已经在水里了。”
“那箱子！那箱子，”怀亚特先生站在那儿大喊道，“我说！哈迪上尉，您不能，您不会拒绝我的。它的分量微不足道——没一点儿分量——根本没分量。看在生您的母亲的份上——为了上帝的爱——看在您的灵魂得救的份上，我恳求您，把小艇开回去取那只箱子！”
有那么一刹那，船长似乎被画家恳切的祈求打动了，可他马上就恢复了严厉而镇定的态度，只是说：“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听你的。坐下，听见了吧，否则你会弄翻船的。别动——抱住他——抓住他！——他要跳海！瞧——我就知道——他跳下去了！”船长说话的当儿，怀亚特先生实际上已经投身入海。因为我们还处在失事船只的避风一侧，他以超人的力量抓住从前索条上垂下的一根绳子。一会儿工夫，他已经爬上了甲板，发疯般地冲下了船舱。那一刻，我们已被刮到了船尾，远远出了避风区，我们只能听凭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摆布。我们竭力想要划回去，奈何小船像是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马上就意识到，不幸的画家厄运降临到他的身上了。
很快，我们就远离了失事船只。那个疯子（我们只能这么想他）出现在升降梯上，一个人把那长方箱子拖上来，力气大得惊人。我们震惊之下，全都死盯着他，看他飞快地用一根三英寸粗的绳子在箱子上绕了几圈，然后在自己身上绕几圈。转瞬之间，他和箱子都在海里了——立刻就消失了，再没有出现。我们悲哀地停止划桨，久久注视着他沉没的地方。最后，我们离开了。沉默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后来我忍不住提起话题。
“你注意到他们一下子就沉下去了么，船长？那不是十分不同寻常的么？坦白地讲，当我看到他把自己和箱子捆在一起跳进海里时，我还以为他有一丝脱险的希望呢。”
“他们当然会沉下去，而且会立刻沉下去。”船长回答道，“他们很快会再浮上来——不过要到盐溶解了以后。”
“盐！”我惊叫了出来。
“安静！”船长说，一边指指死者的妻子和妹妹。“等有了适当的时间，我们再谈这些事。”
我们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不过老天庇佑了我们，像庇佑大救生艇上的同伴一样。经过四天的痛苦挣扎，我们最终半死不活地在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登陆了。我们待了一个星期。打捞沉船的人待我们不坏，后来我们搭船去了纽约。
“独立号”失事后大约一个月，我在百老汇邂逅了哈迪船长。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那场海难，然后谈到了可怜的怀亚特的悲惨命运，从船长的口中我得知了以下详情。
艺术家为他自己、他妻子、两个妹妹和一个仆人订了舱位。他的妻子，正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是个非常可爱、多才多艺的女子。六月十四号的早晨（我第一次上船的那天），那位女士突然得病去世。年轻的丈夫伤心得快要发疯了——可是情况紧急，他无法推迟去纽约的行程。他必须把心爱妻子的尸身带给她的母亲，而另一方面，世人的偏见又不允许他公开这么做。因为十分之九的乘客宁可弃船而去，也不愿意和一具死尸同船而行。
这让艺术家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哈迪船长知道后，于是做了安排，给尸体部分涂上了防腐香油，同大量的盐一起打包放在尺寸合适的箱子里，然后作为货物运上了船，关于女士的死他只字未提。因为大家都知道怀亚特先生已经为妻子订了舱位，就必须有什么人在旅程中假扮她，很容易就说服了已故女士的女仆来做这事。特别包房起初是为这个女孩订的，那是在女主人活着的时候，后来就让它空着了。当然，每天晚上，这假冒的妻子就睡在那间房里。事先已仔细查明，船上的乘客中没有人见过女主人的庐山真面目。由此，白天她才能尽她所能地扮演她的女主人。
我猜测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过于粗心、爱管闲事、脾气冲动。不过，最近我夜里极少能睡得安稳。无论怎样翻来覆去，总有一张面容在我眼前晃动，总有一串歇斯底里的笑声经久不息地回荡在耳边。
（18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