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人们都叫他助理牧师毛什，就像他从来没有姓氏似的。在哈西迪秘教祷告室里，他什么都干，是个打杂工。赛加特是特兰西瓦法亚的一座小镇，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地人都喜欢毛什，他很穷，一无所有。我们镇上的人经常帮助生活窘迫的人，但不喜欢他们，助理牧师毛什则不在其列。他离群索居，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掌握了一种艺术，一种使自己微不足道、不惹人
注目的艺术。
他的体态像小丑一样笨拙，人们看见那副邋遢、羞怯的样子就想笑。我却喜欢他那双梦幻似的大眼睛，他经常注视着远方。他很少说话，他唱歌，不，应该说是哼。我从一鳞半爪、不甚清晰的歌词中听出，他哼的是神明受难和舍金纳的流放，根据奥秘教义，舍金纳等待着救赎，他的救赎与人类的救赎息息相关。
我认识他是在1941年，当时我不到十三岁，我小心翼翼地遵守教规，白天学习《塔木德经》《塔木德经》是关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包括《密西拿经》和注释两部分，在犹太教中，是仅次于《圣经》的犹太经典。，夜晚经常跑到教堂为神庙的毁灭而痛哭流涕。
有一天，我让父亲帮我找一个师傅，指导我学习奥秘教义。“你太小，迈蒙尼德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法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生于西班牙，定居埃及，著有《密西拿评注》、《犹太法律辅导》、《迷途指津》等著作。说过，一个人不到三十岁不能冒然进入神秘主义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你应当先学习基本课程，学习能够理解的课程。”
我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很少感情用事，即使对家人也很少流露情感，他关心别人的福祉胜过关心自家人。赛加特的犹太居民都很尊重他，人们常常就公益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有时连私事也请教他。我们姐弟一共四个，希尔达是大姐，比娅是二姐，我是老三，也是惟一的男孩，小妹叫兹波罗。
我父母开了一家商店。希尔达和比娅在店里帮忙；至于我，我的位置在书房，他们是这么说的。
“赛加特没有奥秘学家。”父亲常常对我说。
他想让我彻底打消学习奥秘教义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个师傅，他就是助理牧师毛什。
一天黄昏，我在祈祷，他在一旁看着。
“为什么你祈祷的时候总是在哭泣？”他问道，好像很了解我。
“不知道。”我回答，心里也颇感困惑。
我从来没这样扪心自问过。我哭泣是因为……因为我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非哭不可。仅此而已。
“你为什么祈祷？”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我为什么祈祷？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呼吸？
“不知道，”我对他说，心里越发困惑，越发不自在，“不知道。”
从那天起，我经常看见他。他语重心长地解释说，所有问题都有一种力量，一答出来就会消失……
他喜欢说，人通过向上帝提问而接近上帝，这样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人提问，上帝回答。但是，我们无法领悟上帝的回答，不可能领悟。因为答案隐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至死都在那里。真正的答案，埃利扎，只能在你的心灵中找到。
“那么，毛什，你为什么祈祷？”我问道。
“我祈求内心的上帝赐予我提问的勇气，向上帝问真正的问题。”
每天晚上，当虔诚的信徒们离开教堂后，我们就这样谈话。我们坐在半明半暗中，只有几只烧了半截的蜡烛，摇摇曳曳，闪着微光。
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我很郁闷，因为我在赛加特找不到能教我《大光明经》《大光明经》（Zohar），在意第绪语中，Zohar是“光明”的意思，此书是中世纪的犹太秘教经典。的师傅，这本书是犹太秘教的经典，奥秘中的奥秘。他深沉一笑，沉默了很久才说：“神秘真理的花园有一千零一道门。人人都有自己的门。他不能走错，也不能指望从别人的门进入花园。一个人要是进错了门，不仅会身临险境，还会危及花园里的人。”
助理牧师毛什是赛加特最穷的人，他一连几小时与我谈论犹太秘教的启示和奥义。这就是我的入门课。我们在一起反复诵读《大光明经》的同一段文字，不是为了牢牢记在心间，而为了探寻神明的本质。
许多个夜晚过去了，我渐渐相信，助理牧师毛什能帮助我进入永恒，进入问题与答案契合为一的时空中。
后来的一天，所有外籍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毛什是外籍人。
匈牙利警察把他们塞进运载牲口的车厢里，他们在无声哭泣。我们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也在哭泣。火车在天际线外消失了，只剩下肮脏的浓烟。
有人在我背后叹息：“你能指望什么吗？这就是战争……”
人们很快忘了被驱逐的人。他们走后没几天，就有传言说，他们在加利西亚干活，甚至说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阵平静的、令人放心的风吹到了我们的家乡。店铺老板们照常做生意，学生们忙着读书
，孩子们在大街上玩耍。
一天，我正要进教堂，突然看见助理牧师毛什坐在门口的板凳上。
他给我讲述了他和同伴们的遭遇。满载流放者的火车驶过匈牙利边界，刚一进入波兰，就被盖世太保扣住。火车停了，他们命令犹太人下车，登上等候在一旁的卡车。卡车驶向一片森林，然后，所有人都被强令下车，他们被迫挖了几道深深的沟渠。干完活后，盖世太保就动手了。他们逼着犹太人一个接一个走到沟渠旁，然后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向囚徒们开枪，囚徒们只能引颈受戮。婴儿被抛上半空，成了机关枪的靶子。这场杀戮发生在加利西亚森林，距克罗梅不远。那么，助理牧师毛什怎么能够死里逃生？只能说是奇迹——他的腿挨了一枪，倒在死人堆里……
一天天一夜夜，他挨家挨户向犹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玛尔卡在垂死中挣扎了三天，还说裁缝托比乞求盖世太保杀死自己，放过他的三个孩子。
毛什变了，快乐的眼神荡然无存，他不再唱歌，不再提上帝和奥秘教义，只讲他亲眼见过的事情。但是，谁都不相信他的故事，甚至不肯听他讲话。有人说他满脑子都是幻觉，只不过想博得别人的怜悯。还有人意趣寡然地说他疯了。
但毛什在哭泣，在乞求。
“犹太人呀，听我说！我不要钱，不要怜悯，只要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吧！”在暮祷和晚祷之间，他在教堂里不停地喊叫。
连我都不相信他了。宗教仪式结束后，我经常坐在他身旁，听他讲故事，想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这么悲伤。但我只能怜悯他。
“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他悄声说，泪水像蜡珠似地夺眶而出。
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你一定要大家相信呢？我要是你，就不在乎别人信不信……”
他闭上眼睛，好像要从时间中逃逸出去。
“你不懂，”他一腔绝望，“你无法理解。我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成功地逃了回来。我哪来的力量？我回赛加特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死过一回，要大家抓紧时间，准备逃命。生命？我已经不在乎是死是活。我很孤独，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但是，没人听我的……”
那是1942年底。
后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每天晚上都收听伦敦的广播，它播出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德国和斯大林格勒天天都遭到轰炸，正在开辟第二战场。赛加特的犹太人都在等待好日子，用不了多久，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我继续埋头读书。白天研究《塔木德经》，晚上研究奥秘教义。我父亲继续做生意，操持社区里的事情。我爷爷来了，准备与我们一起过岁首节岁首节是犹太人的新年。，准备参加大名鼎鼎的拉比在意第绪语中，拉比（Rebbe）的意思是“尊敬的先生”，指犹太教教士，主持犹太教集会的主要神职人员。波什主持的宗教仪式。母亲琢磨着怎样给希尔达找一个好对象。
1943年就这样过去了。
1944年春天，俄国前线传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毫无疑问，德国人就要垮台了，只是时间问题，可能短则数周，长则数月。
万木葱茏，百花争艳。这一年与往年没有差别，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们谈婚论嫁，生儿育女。
人们说：“红军正在大踏步前进……希特勒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即使他想……”
是的，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下了灭绝我们的决心。
消灭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分散在那么多国家里！几百万人！用什么手段？这可是二十世纪中期呀！
岁数较大的人讨论着各种问题——战略、外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
连助理牧师毛什都缄口不语。他厌倦了，不再说话。他在教堂或大街上流浪，驼着背，低眉垂目，避开别人的目光。
当时人们还可以买到移民证，迁居到巴勒斯坦。我请求父亲卖掉一切，清产变现，然后离开。
“我太老了，孩子，”他回答说，“太老了，无法重打鼓另开张。太老了，已很难在遥远的国度里再从头干起……”
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法西斯政党攫取了权力；摄政王尼柯罗斯?霍赛被迫要求前纳粹尼莱斯党的领袖组成新政府。
但是，我们依旧无忧无虑。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但它很抽象。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更迭。
第二天的消息令人心里发毛。政府允许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境内。
人们终于担心起来。毛什?查姆?博克维茨是我的朋友，他从首都回来过逾越节逾越节，又叫除酵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日之一。，他告诉我们：“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全都生活在惊惶和恐惧中。大街上、火车上，到处都有反犹太活动，法西斯分子攻击犹太商店和教堂，形势非常严峻……”
消息像野火似地传遍赛加特，迅速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但没过多久，乐观情绪又占了上风。德国人不会跑这么远，出于战略考虑和政治考虑，他们会滞留在布达佩斯……
三天后，德国军车出现在我们的街头。
悲哉！戴着钢盔和骷髅徽章的德国兵来了。
但是，德国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军官们被安排住在私人宅邸里，甚至住进了犹太人家中。他们对主人不即不离，温文尔雅。他们没有为难大家，没有骂人，有时还对女主人微微一笑。
卡恩的家与我们家只有一街之隔，一个德国军官被安排在他家。据说那个军官很有魅力，安静、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三天后，他搬了进来，还送给卡恩太太一盒巧克力。乐观主义者们高兴起来：“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来着？可你们不信。他们来了，这就是你们的德国人！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们有什么臭名昭著的劣迹吗？”
德国人住进我们的镇子里，法西斯分子掌权了，公众做出了判断——赛加特的犹太人依然笑意盈盈。
为期八天的逾越节到了。天气好极了。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教堂全都关闭着。人们聚在私宅中，没有必要激怒德国人。
几乎所有拉比的私宅都成了祷告的地方。
我们喝酒、吃饭、唱歌。《圣经》要求我们快快乐乐地度过八天逾越节。我们希望节日早点儿结束，这样我们就不用装模作样了。
在逾越节的第七天，大幕终于拉开：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
自那以后，一切进度都加快了。种族灭绝步步逼来。
第一道法令：三天内严禁犹太人擅自离开住所，违令者杀无赦。
助理牧师毛什跑到我们家来。
“我警告过你们！”他喊道，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走了。
就在这一天，匈牙利警察挨家挨户闯进镇上所有犹太人的家里：自即日起，严禁犹太人拥有黄金、珠宝和任何贵重物品。所有贵重物品都得上交当局，违令者杀无赦。父亲到地窖里，把存款全都埋起来。
母亲呆在家里，继续操持零碎的家务。有时，她会停下活计，默不作声地注视我们。
三天后，又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
社区里一些年高德韶的人向我父亲讨教，他与匈牙利警察的上层人物有联系，他们想知道我父亲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父亲认为局势并非无可救药，或许他只是不想让那些人泄气，不想在他们伤口上撒盐：
“黄星？那又怎么样？总不至于杀人吧？”
（可怜的父亲呀！你后来不是被人杀了吗？）
接着又是几道法令：我们不再有权利去饭店或咖啡馆，不能乘电车旅行，不得去教堂，傍晚六点后不得上街。
而后是划分犹太区。
当局在赛加特划分出两个犹太区。较大的犹太区在镇中心，大约有四条街。较小的犹太区位于镇郊，占了几条胡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蛇街，被划入第一犹太区，因此我们能够呆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我家位于犹太区的角落，临街的窗子必须封死。一些亲戚被德国人从家里赶出来，我们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铁丝网就像一道墙，把我们围了起来。但是，我们并未感到恐惧。我们感觉不错，我们毕竟与自己人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人们不仅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察队，还搞了一个福利机构，一个劳工委员会，一家诊疗所，任命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有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人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不必再看那些充满敌意的面孔，不必在别人仇视的目光下忍气吞声，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我们犹太人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
当然了，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每天，德国人都会来找男人为军用列车装煤，当然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但除此之外，局势出奇地平静，令人放心。
大部分人以为我们将呆在犹太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呆到红军开来。而后，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主宰犹太区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幻想。
五旬节犹太历的节日，大约在公历5-6月间，也叫丰收节。的前两周，春光明媚，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无忧无虑地漫步，心情愉快，相互问候，孩子们在做游戏，或者在人行道上耍榛子。我和几个同学在埃支拉?马立克公园讨论关于《塔木德经》的论文。
夜幕降临了，我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父亲给大家讲述奇闻逸事，对局势发表评论。他是讲故事的高手。
突然，花园的门开了，斯特恩进来了，以前他是店铺老板，现在是警察，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天色虽然黯淡，我依然看见父亲的脸色变得煞白。
“出什么事了？”我们问。
“不知道，要我参加管委会特别会议，肯定出事了。”
他中断的故事再也没有续上。
“我现在就得去，”他说，“我会尽快回来，再告诉大家出了什么事。请等着我。”
我们准备等候，能等多久就等多久。院子就像通往手术室的前厅，我们站着，等着门打开。街坊四邻听到了传言，也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看着手表，时间过得很慢。这么长的会议，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不妙，”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犹太区看见几张陌生面孔。两个德国军官，我觉得他们是盖世太保。自从大家聚到这儿后，我们没见过一个军官……”
快到午夜了，没有人想回去睡觉。有几个人回家看了一眼，很快就转了回来。有些人虽然回去了，却一再叮嘱我们，父亲一回来就通知他们。
门终于开了，父亲回来了，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人们很快把他围住。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告诉我们……”
当时我们都很焦急，想听到令人鼓舞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句安抚人心的话，比如说，这仅仅是一次例会，讨论社区的福利问题和保健问题……但是，只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色，大家就知道出事了。
“消息很可怕，”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只吐出一个词，“转移。”
整个犹太区都得清空。从明天开始，人们就得离去，一条街一条街地离去。
我们想知道一切，知道细节。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但除了俯首听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这是秘密。除了犹太区管委会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但他不说，或者不敢说。盖世太保威胁他，只要胆敢透露一丝口风，就枪毙他。
“有传言说，”父亲结巴道，“我们将被送到匈牙利的某个地方，会去砖厂干活。我们这儿好像离前线太近了……”
沉默了片刻后，他补充道：“每人只能携带自己的私人用品，一个背包、一些食品、几件衣服。不能带其他东西。”
又是一阵岑寂。
“去把邻居们都唤醒吧，”父亲说，“他们必须准备一下……”
周边的幢幢身影全都动了起来，就像被人从沉睡中唤醒。大家一声不吭地星散而去。
只剩我们自家人了。突然，巴提亚?雷什进来了，他是我家的亲戚，与我们住在一起。“有人在敲封死的窗子，朝外面的那扇窗子！”他说。
真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谁在敲窗子，是一个匈牙利警长，父亲的朋友。我们进入犹太区前，他曾对我们说：“别担心，一有危险我就通知你们。”如果那天夜里他告诉我们实情，我们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们打开窗子后，太迟了，外面已经没有人。
整个犹太区都被唤醒了。我们透过窗子看见，各家各户的灯次第亮了起来。
我去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唤醒这家人的家长。他长着一脸大胡子，睡眼惺忪地盯着我，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学习，他的背有点儿驼。
“起来，先生，起来！你必须做好上路的准备，明天你就被驱逐了。你和你们全家，还有全体犹太人。去哪儿？别问我，别问。只有上帝才能回答！天呀，快起来……”
他不明白我的话，可能以为我在发神经。
“你说什么？准备上路？上什么路？为什么？出什么事了？你是不是疯了？”
他睡眼迷离地盯着我，满目凄惶，好像期待着我突然大笑，对他说“继续倒头大睡吧。睡觉，做梦，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不过是一场玩笑”。
我的喉咙干涩，嘴唇发木，说不出话来，也无话可说。
他终于明白了。他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僵偶似的。妻子正在睡觉，他走到床边，伸手轻抚她的额头。她睁开眼睛，我看见她的唇边还挂着睡梦中的一丝微笑。而后他去唤醒两个孩子，他们全都从睡梦中霍然惊醒，我赶快逃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凌晨四点。父亲里里外外地忙碌，筋疲力尽，他不断安慰朋友们，与犹太管委会一起核实消息，希望突然撤消这道命令。直到最后一刻，人们依然抱着一线希望。
妇女们在煮鸡蛋、烤肉、准备面饼、缝制背包。孩子们怕妨碍大人，没头苍蝇似的东游西荡，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们的后院就像一个杂货市场。贵重物品、昂贵的地毯、银制烛台、《圣经》和祭祠用品乱七八糟地堆在满是浮尘的地上——这些可怜的遗物好像再也无家可归，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早晨八点，我们全都疲惫不堪，血管、四肢和头脑就像灌了铅似的。我正在祈祷，大街上突然传来喊声。我迅速解下圣经护符匣圣经护符匣是一对微型小盒子，里面装着写有经文的羊皮纸。犹太男人将一个佩戴在左臂上，一个佩带在额头上，很像护身符。，匈牙利警察进了犹太区，正在附近的街道上大喊大叫：
“全体犹太人，出来，快！”
他们身后跟着犹太警察，他们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
“时间到了……你们必须离开，舍弃一切……”
匈牙利警察手持枪托和警棍，不加区辨地驱赶着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一间又一间房子被腾空了，大街上全是挎着背囊的人。十点钟，所有人都被赶出来了。警察开始点名，一次、两次……二十次。人们心里沉甸甸的，脸上身上全是汗。
孩子们哭着闹着要水喝。
水！附近的房子和后院里就有水，但是人们不许擅自离队。
“妈妈，我要喝水，我渴！”
几个犹太警察悄悄取来几罐水。我和姐妹们被安排在最后一拔，所以我们还可以四处走动，于是我们也就尽可能地互相帮助。
下午一点整，终于传来出发的号令。
一阵轻松，是的，是一阵轻松。人们羁留在人行道上，置身于大包小包之间，忍受着烈日的炙烤。大家肯定认为，即使在上帝的地狱里饱受折磨，也不会比呆在这儿更难受，去任何地方都比呆在这儿强。
他们开始挪动脚步，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街道，死气沉沉、空空如也的房子、花园和墓碑……
大家都背着行囊，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泪水和悲伤。队伍步履沉重，朝犹太区的大门缓缓移去。
我站在人行道上，挪不动步子，只有目视着人们从我身旁鱼贯而行。首席拉比走过来，他弓着背，背着行囊，由于脸上的胡须刮得净尽，看上去有点儿怪模怪样。他置身于队列中，使得整个场面显出一种超现实的意味。这场面就像从一本书中活生生撕去的一页——从一本历史小说中撕去的一页，上面可能写着巴比伦的陷落或西班牙的宗教审判。
人们从我身边一一走过，这其中，有我的师长们，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我曾畏惧过的人，或者觉得滑稽可笑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所有这些人，我与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已经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了。
但现在，他们就这样走着，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他们就这样背着他们的行囊，拖曳着他们各自的生命，漫无目的地走着，把他们曾经的美好家园和童年都抛在了身后。
他们从我身旁走过，就像一群败下阵来的狗，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一定在忌妒我。
队伍在拐角处消失了。地面上七零八落：衣箱、提箱、口袋、刀子、盘子、银行支票簿、纸、褪色的画像。他们原来是想带走这些东西的，但到了最后，全都留在了身后。它们已经无关紧要了。
所有房屋都门窗洞开，向着空荡荡的大街。它们曾经属于某户人家，现在却不属于任何人。谁都可以进来，成了敞开的坟墓。
夏日的太阳依旧高悬在空中。
我们整整一天没吃饭，但我们不觉得饿，只是感到筋疲力竭。
父亲陪着流放的人们一直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他们像牲口一样，先被押送到犹太大教堂，上上下下地搜身，不许带走金子、银子和贵重物品。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还伴随着严厉的暴打声。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我问父亲。
“后天，除非……有转机，出现奇迹，也许……”
被带走的人去哪儿？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一切都是秘密。
夜幕降临了。那天晚上，我们很早就上床了。父亲说：“安安静静地睡吧，孩子们。后天以前，也就是星期二以前，不会出什么事的。”
星期一过去了，就像夏季的浮云，又像黎明前的梦境。
我们什么都不想，只一心一意准备行囊、烤面包、做面饼。一切早已裁定。
那天傍晚，妈妈让我们早早上床。她说，为了积攒力气。
那是我们在自己家里睡的最后一觉。
天刚亮我就醒了，我想趁出发前做一会儿祈祷。
父亲比我们大家起得都早，他去镇里打探消息。八点钟他回来了，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不用离开镇子了，但要搬到小犹太区去。我们将在那里等候，与最后一批人一起离去。
九点钟时再现了星期天发生的一幕。警察们挥着警棍，大声喊道：“犹太人，都出来！”
我们准备好了，我第一个走出房门，不想看父母的面孔，不想放声痛哭。我们坐在大街中央，就像两天前那批人一样。同样毒辣的太阳，同样的干渴，但没人给我们水。
我看着自己的家，我在那里消磨了多年时光，我寻觅上帝，通过斋戒恳请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教的救世主。快点到来，想象着以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模样。是的，我没有悲伤，心里空空荡荡。
“起立！点名！”
我们站起身来。点完名后，我们坐下。再次起立，再次点名。点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只希望早点被人带走。他们还在等什么？命令终于来了。
“齐步——走！”
父亲失声痛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他哭泣，我一直认为他不会哭。母亲走着，脸上就像戴着一只面罩，她一声不吭，若有所思。我看了看自己的小妹兹波罗，她的一头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一件红上衣—— 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不堪重负，却咬紧牙关，因为她知道抱怨没有用处。警察们挥动着警棍喊道：“快点！”我已经没了力气，刚一上路，就觉得腿软体虚……
“快点！快点！走，你们这群懒鬼，废物！”匈牙利警察在嚎叫。
那时我才开始憎恶他们，我的憎恶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先压迫我们的人，他们最先暴露出地狱和死亡的面孔。
他们命令我们跑步，我们不得不跑。难道他们认为我们全都是身强体壮的人？市民们站在窗子后面，隔着百叶窗注视着我们。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扔下行囊，倒在地上。
“噢，上帝呀，宇宙的主人！你胸怀博大，可怜可怜我们吧……”
小犹太区。三天前这里还住着人家。但现在，他们的东西被我们使用着。他们被驱逐了。我们忘记了有关他们的一切。
这儿比大犹太区乱。显而易见，原先的居民是被突然带走的。我参观了曼德尔叔叔一家人住过的房间。桌子上有半碗汤，有一个准备烤面包的生面团，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我叔叔想把它们带走吗？
我们在这里定居了（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我去找柴禾，姐姐去生火。母亲虽然筋疲力尽，还是准备去做饭。
她不断重复着：咱们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大家的情绪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开始适应变化。有人甚至说了些鼓劲的话。他们说，德国人没有时间驱逐我们……被押走的人太悲惨了，太晚了。至于我们，他们或许会让我们依靠这点可怜的东西活到战争结束。
犹太区没有警卫，人们可以随意出入。玛莉亚原先是我家的保姆，她来看我们，抽泣着恳求我们到她的村子里，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
我父亲不肯，他对我和两个姐姐说：“要去你们去。我和你们的妈妈和小妹留在这里……”
我们当然不愿分开。
夜。谁都没有祈祷，谁不希望夜晚尽快逝去。我们被一场大火炙烤着，群星是大火迸出的火星。当大火最终熄灭时，除了死寂的星星和茫然的眼睛外，苍穹上什么都不会留下。
我们无事可做，只能上床睡觉。床的主人或许正在途中跋涉，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我们需要休息，恢复元气。
天亮后，低落的情绪有所缓解。人们恢复了少许信心，七嘴八舌议论道：
“谁知道呢？他们把我们弄走说不定是为我们好。前线越来越近，很快就能听到枪炮声了。老百姓肯定得撤离……”
“他们怕我们参加游击队……”
“据我看，押解出境不过是一场闹剧。别笑！他们是想偷咱们的贵重物品和珠宝。他们知道咱们把东西埋起来了，要想得到它们，就得自己动手挖。让主人们外出度假，动起手来才比较便利……”
度假！
人们就这样打发时光，谁都不相信这种话。这几天我们过得还算愉快，比较平静。大家都合得来。富人与穷人，显要人物与普通人，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差别了。我们都是遇到相同命运的一群人，尽管这种命运还仍然前途未卜。
星期六是休息日，这天也被确定为我们的流放日。
头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共进传统的星期五晚餐。我们对着面饼和酒，颂了传统的祝福辞，然后默默吃饭。我们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餐。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不断回忆着陈年旧事。
黎明时分，我们聚在街上，准备离去。这一回，匈牙利警察没有露面，他们同意一切由犹太管委会打理。
我们朝犹太教堂走去，仿佛遗弃了自己的镇子。但是，昔日的朋友们很可能藏在百叶窗后面，时机一到就抢劫我们的家园。
教堂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到处都是行李和眼泪。祭坛被砸烂了，帷幔被撕碎了，墙皮裸露出来。我们的人太多了，多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在里面呆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这段时光太可怕了。男人们呆在楼下，女人们呆在楼上。这一天是星期六——安息日——我们好像是来参加宗教仪式的，但是，谁都不许出去。人们不得不在角落里大小便。
第二天早晨，我们朝火车站走去，一列装运牲口的列车等候在车站上。我们在匈牙利警察的监督下登上列车，每节车厢挤进八十人。他们给我们递了一些面包，还有几桶水。他们检查车窗上的横木钉得紧不紧。所有车厢都被密封起来，每节车厢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要是有人逃跑，这个人就会被枪毙。
两个盖世太保军官沿着月台昂首而行，面带微笑，一切都很周详，一切都很顺利。空气中传来尖厉的汽笛声。车轮扎扎滚动，我们出发了。
空间狭小，不用说躺下了，连坐下都很困难，于是大家只好轮流坐。车厢里空气凝滞。少数人运气好，靠在车窗旁，只有他们才能看见繁花盛开的田野向车后飞逝而去。
行进了两天，人们渴得难以忍受，热得难以忍受。
有些年轻人熬不住了，他们已经不顾日常禁忌，在黑暗的遮掩
下相互抚摸，全然不顾别人怎么想，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别人也只好假装没看见。
虽然还有一些剩余的食物，但我们从来没吃饱过，我们的原则是节省，留待明天，因为明天可能更糟糕。
列车在卡沙停下，卡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城。我们这才知道已经出了匈牙利，不由得睁大眼睛，但一切都太迟了。
车厢的门被推开。一个德国军官跨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匈牙利中尉，是翻译。
“从现在起，你们受德国军队管辖。谁还有黄金、白银和手表，马上交出来，只要我们发现有人私带这些物品，立即当场枪毙；第二，谁要是生病了，立即到医疗车报告。完了。”
匈牙利军官端着一只篮子在人群中走了一圈，有人怕倒霉，交出了最后一点儿私产。
“车厢里有八十个人，”德国军官补充道，“只要有一个人逃跑，就把你们像狗一样全都枪毙掉。”
两个人走了。“哐当”一声，车门关严了。我们被绞索套住，紧紧套在脖子上。车门被钉死了，没有出路，这辆严锁的牲口车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中间有一个女人，沙什特太太，她五十多岁，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蜷缩在角落里。阴差阳错，她丈夫和两个大儿子随第一批人走了。她因为骨肉分离而痛不欲生。
我很了解她，她性情安静，但神经紧张，眼光锐利。她常来我家做客，她丈夫是一个虔诚的人，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房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是她们家里的顶梁柱。
沙什特太太精神错乱，上路的头一天就开始呻吟，不断询问为什么要把她和家人分开。后来，她抽泣、叫喊，歇斯底里。
第三天夜晚，我们都睡着了，有些人坐着，相互依偎，有些人站着。突然一阵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沉寂。
“火！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火了！”
人们一阵躁动。谁在喊？是沙什特太太！她站在车厢中间，在窗外幽光的映照下，像麦地里饱受摧残的树。她指着车窗外面嚎叫：
“看！着火了！可怕的火！可怜可怜我吧！”
有人贴着车窗的横木朝外看。外面黑黢黢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过了很久，我们才从残酷的惊醒中回过神来。车轮的每次滚动都让我们浑身发抖，就像脚下出现一道深渊，张开了血盆大口。我们无法熨平内心的悲痛，只能相互安慰：“她疯了，可怜的女人……”
有人把一块湿布放在她的额头上，但她继续叫喊：
“火！我看见火了！”
她的小儿子在哭泣，拽着她的裙子，想抓住她的手：“什么都没有，妈妈！什么都没有……请坐下来……”他让我深感痛苦，比她妈妈的叫声还让我痛苦。
有些女人想让她安静下来：“你会看见的，会找到丈夫和儿子的……过几天就会……”
她继续大喊大叫，一阵阵抽泣：“犹太人呀，听我说，”她喊道，“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烈火了，蒸腾的烈火！”
她着了魔，就像邪恶的鬼魅钻进了她的躯壳。
我们尽量劝她，既是劝慰她，也是为安抚自己，让自己喘口气：“她产生了幻觉，因为太渴了，可怜的女人……所以她才说大火在吞噬她……”
但一切都是徒然，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我们的神经几近崩溃，皮肤一阵阵发紧。疯狂好像传染了所有人！我们放弃了。几个年轻人强迫她坐下，把她捆起来，用东西塞住她的嘴。
车厢里安静下来。小男孩坐在妈妈身旁哭泣。火车在夜幕中继续行进，车轮与铁轨相互摩擦，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我听着轮毂的声音，又能正常喘气了，又能打盹、休息、做梦了。
就这样过了一两个小时。又一声嘶叫让人悚然心惊，那女人挣脱了绳索，喊声更大：
“看，火！看，大火！到处都是大火……”
几个年轻人再次将她捆住，塞住她的嘴，还揍她。人们发出了赞许的喊声：“让她安静！让那个疯子闭嘴！这里不光只有她自己……”
她的头部挨了几下致命的重击。她儿子死死地抓住她，一声都不吭，他不再哭泣。
那个夜晚好像无涯无际。直到破晓时分，沙什特太太才安静下来。她蜷缩在角落里，目光呆滞，盲视着远方，不再看我们。
整整一天，她都这样默默无语，心绪茫然，周围虽然都是人，她却孤苦零丁。到了晚上，她又开始大喊大叫：
“火！在那儿！”
她指着远方，总是指同一个地方。谁都不想再打她了。闷热、焦渴、恶臭，空气凝滞，令人窒息，但同她的尖厉的叫声相比，反倒算不上什么。再熬几天，也许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厉声尖叫了。
火车终于进站了，靠窗子的人读出了站名：
“奥斯维辛。”
谁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火车停了。下午过得很慢。后来，车门开了，警卫允许两个人去打水。
他们回来后告诉大家，他们用一只金表换来一条消息，这儿就是目的地，我们要下车了。这儿有一座劳工集中营，条件不错，家人不会被强行拆散，但年轻人得到工厂干活，老人和病号到田里干活。
大家信心倍增，我们突然自由了，从昨夜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感谢上帝！
沙什特太太依然蜷缩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一点也不为周围的乐观气氛所动。小儿子搓着她的手。
黄昏时分，车厢里暗了下来，我们把剩余的食物全吃光了。晚上十点，大家都想挤个地方小睡片刻。我们很快打起盹来。突然：
“看呀，火！看呀，着火了！就在那边！”
我们霍然警醒，再次冲到车窗旁。刹那间，我们相信她了。但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我们又回到各自的地方，羞愧难当，恐惧感却油然而生。她又嚎叫，也因此又挨打，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一个德国军官在月台上逡巡，我们这节车厢的负责人叫住他，请他把女病人转移到医疗车厢里。
“耐心，”德国人答道，“要耐心点！很快就会把她弄走。”
大约十一点钟，火车再次启动。我们挤在车窗旁，火车走得很慢，大约一刻钟后，更慢了。在车窗外，我们看见带有倒刺的铁丝网。我们明白，这儿就是集中营。
我们忘记了沙什特太太的存在。但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喊声：
“那儿，看！看那团火！看那团火焰！”
火车停了。这一回，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冒着火焰，火焰直冲夜空。
沙什特太太沉寂下来，她一声不吭，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她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我们凝望着黑暗中的火焰，一股恶臭味弥漫在空中。车门突然开了，几个相貌古怪、身穿条纹外衣和黑裤子的人跳进车厢，他们手持电筒和棍子，一面乱抽乱打一面吼叫：
“都出去！把东西留下！快点！”
我们跳了出去。我瞥了一眼沙什特太太，她的小儿子依然抓着她的手。
火焰就在我们前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灼烧皮肉的气味。现在一定是午夜了。我们到了，到了伯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