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我们带着心爱之物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现在那些东西全都留在车厢里，与我们的幻想一起留在车厢里。
每隔数码站着一个党卫军，端着机枪冲着我们。我们手拉手，随着人群移动着。
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挥着棍子命令道：
“男人去左边！女人去右边！”
这两句话讲得那么平静，那么冷漠，那么无情。仅仅两句话，就把我和我的母亲分开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只觉得父亲的手使劲捏着我的手：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转眼间，我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去了右边，兹波罗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抚摸着妹妹的金发，好像在保护她。我眼睁睁看着她们渐行渐远。我和父亲一起走，和男人们一起走。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此地，母亲和兹波罗会永远离我而去。
我继续走着，父亲牵着我的手。
在我身后，一个老人摔了一跤。旁边的一个党卫军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
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我惟一的念头是不要与他分离，不要孤身一人。
党卫军军官命令道：
“站成五排！”
人群一阵骚动。大家在一起时必须保持队形，这是命令。
“嗨，小孩，你多大了？”
问话人是一个囚徒，我看不清他的脸，却听出他疲惫的声音很和蔼。
“十五岁。”
“不，你十八岁。”
“可我没有十八岁，”我说，“我十五岁。”
“傻瓜。听我的。”
然后他问我父亲。父亲说：
“我五十了。”
“不对，”听上去那人很生气，“不是五十，而是四十。明白吗？十八岁和四十岁。”
他消失在黑暗中。又一个囚徒走过来，开口就是一串脏话。
“混蛋，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来这儿？”
有人壮着胆子回答：
“什么？你以为我们愿意来这儿？人家强迫我们来的。”
那人气势汹汹，好像要杀人：“闭嘴，你这个白痴，不然我就把你撕成碎片。你们就是上吊也不应到这儿来！难道你们不知道，奥斯维辛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吗？不知道？1944年了还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也没跟我们说过！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话音更加严厉：“那边，你看见那边的烟囱了吗？看见了吗？还有火焰，看见了吗？（是的，我们看见火焰了。）那边，他们就要把你们带到那边，那边就是你们的坟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群混蛋，什么都不懂？你们会被烧死的，烧成残渣和灰烬。”
他怒不可遏。我们呆若木鸡，惊如僵偶。难道这是一场噩梦，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
我听到周匝响起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咱们得干点什么，不能听任人家宰割，像在屠宰场里杀牲口似的被杀掉。咱们得反抗！”
人群中有几个鲁莽的小伙子。他们身藏刀子，劝说大家袭击手持武器的警卫。其中一个人嘟哝道：“应当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儿有一个奥斯维辛。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当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但是，长辈们恳求儿子们不要干蠢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虽然人家把刀悬在我们头上。但智者教导我们……”
反抗的气氛被压制了。我们继续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中央站着一个人，我当时不认识他，他就是蒙格尔博士，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典型的党卫军军官，有一张足智多谋却残忍无情的脸，戴着单片眼镜。他手里拿着一根乐队指挥棒，四周簇拥着一群军官。他不断舞动指挥棒，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没过多久，我站到了他的面前。
“你多大了？”他问道，装出慈父般的模样。
“十八岁。”我的声音发抖。
“身体好吗？”
“好。”
“什么职业？”
我能说自己是学生吗？
“农民。”我不由自主地回答。
这次问话只有几秒种，却又漫长得要命。
指挥棒朝左一指，我向前迈了半步。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让父亲去哪边？如果去右边，我就追过去。
指挥棒再次朝左一指，我如释重负。
当时我们不知道去哪边好，右边还是左边，哪条路通往监狱，哪条路通往焚尸炉。但我还是感到很快活，因为能和父亲在一起。队伍继续向前缓缓移动。
另一个囚徒朝我们走来。
“满意吗？”
“是的。”有人回答。
“可怜的家伙，你们在朝焚尸炉走。”
看来，他讲的是实话。距我们不远，火焰，熊熊火焰，从阴沟里蒸腾而起——沟里在烧什么东西。一辆卡车驶过来，卸下一堆东西：一车小孩，婴儿！是的，我看见了，亲眼看见的……那些孩子被扔进火里。（自那以后我总是失眠，这奇怪吗？）
我们就这样走着。稍远处还有一条阴沟，是烧成年人的火坑。
我掐了自己一下，我还活着？还清醒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烧死了，世界却缄默不语！这怎么可能？不，这不是真的！可能是梦魇……我很快就会惊醒。心口“哔哔”跳动，我发现自己呆在孩提时的房间，还有我的图书……
父亲的声音把我从白日梦中唤醒。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你没同母亲一起走……很多与你同龄的孩子都跟着母亲……”
他那悲戚的声音让人心悸。我明白，他不愿看到人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不希望看到自己惟一的儿子蹈火而亡。
我的额头沁出一片冷汗，但我还是对他说，我无法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人会被活活烧死，世界绝不会宽恕这种罪恶……
“世界？世界对我们没兴趣。今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焚尸炉……”他哽咽着说。
“爸爸，”我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一刻都不愿等。我会撞到电网上，那比被火慢慢烧死利索得多。”
他没有回答，他在哭泣，全身瑟瑟发抖。周围的人全在哭泣。有人开始念诵哀悼文，那是为死者念的祷辞。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我从来没听说，有人为自己背诵这种祷辞。
“Yisgadal, veyiskadash, shmey raba……愿他的名字得到赞美和圣化……”父亲在轻声祈祷。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义愤填膺。我们为什么要圣化他的名字？无所不在的主，冥冥万方的宇宙，可怕的主宰，他缄默不语。我们凭什么还要感谢他？
我们继续往前走，离火坑越来越近，坑中的地狱之火烈焰蒸腾。还有二十几步，假如我想自杀，现在正是时候。我们的队伍离火坑还有十五步。我咬紧嘴唇，生怕父亲听见我上牙撞下牙的“咯咯”声。还有十一二步、八步、七步。我们走得很慢，就像一支送葬的队伍，为自己的灵柩送葬的队伍。只剩四步了、三步。到了，火坑与烈焰近在咫尺。我聚集起所有气力，准备突然冲出队列，扑向电网。在心灵深处，我对父亲和整个宇宙道了一声“再见”。
我情不自禁，违心地念了几句祷辞：“Yisgadal, veyiskadash, shmey raba……愿他的名字受到赞美和圣化……”我的心就要迸裂，就要直面死神……
立定！距离火坑只剩两步时，我们被命令向左转，朝工棚走。
我使劲握着父亲的手。他说：“你可记得沙什特太太，在车厢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那是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把我的整个一生变成漫漫长夜，被七层夜幕严裹着的长夜。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烟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们的小脸，他们的躯体在岑寂的苍穹下化作一缕青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火焰，它们把我的信仰焚烧殆尽。
我永远不会忘记黑洞洞的静寂，它永远夺去了我的生存意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它戕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把我的梦想变成灰烬。
我永远还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我受到诅咒，像上帝一样永生不死。
永远不会。
我们走进工棚，工棚很长，棚顶上有几盏淡蓝色的灯泡。我想，地狱的前厅一定是这种样子的。这么多人在发疯，这么多狂呼怪吼，这么多野蛮的暴行。
几十个囚徒迎候着我们，手里全都拿着棍子，不分青红皂白，毫无道理地乱敲乱打。继而传来一声命令：
“脱衣服！快！出来！提着腰带和鞋！”
我们的衣服都得扔在工棚后半部的地板上。那儿已有一大堆衣服，新衣服、旧衣服、破衣服和烂衣服。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真正的平等：赤身裸体。我们在寒气中瑟瑟发抖。
几个党卫军军官在屋子里来回转，挑选身强体壮的人。如果挑人的依据是精力，人们应不应该打起精神？父亲的想法正好相反——最好不要惹人瞩目（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对的。那天被选中的人全都编入焚尸队，去焚尸房干活。贝拉?卡兹是我们镇上一个富商的儿子，与第一批人一起来到伯肯诺，比我们早到一星期。他发现我们到达后，悄悄塞过一张纸条，告诉我们，他被挑中就是因为体魄强健，他被迫将亲生父亲的尸体扔进焚尸炉里）。
他们的棍子雨点似地落在我们身上：
“到剃头匠那儿去！”
我提着腰带和鞋子，在别人的推搡下，来到剃头匠面前。他们用推子把我们的头发和身上的所有汗毛剃得一干二净。我的头“嗡嗡”作响，一个念头一次又一次涌上心田：千万不要与父亲分离。
从剃头匠的利刃下解脱出来后，我们在人群中四处寻找朋友和旧识，每碰到一个熟人就振臂欢呼。是的，是振臂欢呼。上帝呀！你居然还活着！
有人在哭泣，用尽余力嚎啕恸哭。他们为什么要听凭别人摆布？为什么不能死在自己的床上？他们边说边抽泣。
有人突然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是叶希尔，赛加特拉比的兄弟。他哭得非常伤心，我想他是因为自己还活着而快乐地哭泣。
“别哭了，叶希尔，”我说，“别浪费眼泪了……”
“不哭？我们就在死亡的门槛上。我们很快就会进去……你明白吗？进到里面去。我怎能不哭？”
透过屋顶上淡蓝色的灯光，我看见夜幕渐渐降临了。我已经不再害怕，我筋疲力尽。
没人提起分离的亲人——谁知道她们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不再考虑她们的命运。我们没有能力去思考。我们的感官麻木了，一切都迷雾似地漫漶不清。我们什么寄托都没有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防御的本能和骄傲感，全都荡然无存。我刹那间清醒过来，清醒得可怕。
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坠入地狱的魂灵，徜徉在虚无之中；我们是一群遭到诅咒的魂灵，在无涯无际的太空和时间中飘荡，我们苦苦追求救赎，追求大赦，但全然没有指望。
大约早晨五点，我们从工棚里被赶了出来。囚头们再次胡敲乱打，但我已没有痛感。冷风挟裹着我们，我们一丝不挂，提着鞋和腰带。有人下了一道命令：
“跑步！”我们开始跑。几分钟后，跑到另一座工棚前。
门口放着一只大木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消毒液的味道。每个人都得在桶里浸一遍，然后是热水喷淋。一切都非常快。我们离开浴室后，再次被人驱赶。他们命令我们快跑，一直跑到另一座工棚，那是一间仓库。库房边上有一排长桌，囚服像山包似地堆在上面。我们跑过时，他们把衣服扔给我们：裤子、外衣、衬衫……
很快我们就不成人样了。如果不是身罹惨境，人人都会哈哈大笑的。我们的模样怪极了！梅尔?卡兹人高马大，却穿了一条小孩的裤子，斯泰恩个子矮小，骨瘦如柴，却穿了一件宽松异常的大衣服。接着我们又快速开始调换。
我瞥了父亲一眼。他目中无神，模样大变。我想跟他说话，但不知说什么好。
一夜过去了。星辰在天上闪烁。我也变成了一个漠然的人。我是一个孩子，一个醉心于《塔木德经》的学生，但周遭的火焰已把我烧得精气全无，只剩下一具酷似自己的躯壳。浓烟烈火侵蚀了我的魂灵，吞噬了我的魂灵。
几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彻底失去了时间观念。我们何时离开家园？何时离开犹太区？何时登上火车？一星期前还是一夜前？仅仅一夜前吗？
我们在冷风中站了多久？一小时？仅仅一小时吗？还是六十分钟？
这肯定是一场噩梦。
一群囚徒在附近干活。有人在挖洞，有人在抬沙。谁也没有瞟我们一眼，我们就像荒漠中的枯树。我身后有人在讲话，我不想听，不想知道谁在说话，说什么。谁都不敢大声说话，虽然周围没有警卫。我们的声音很小，可能是因为浓烟荼毒了空气，呛环了我们的咽喉。
我们朝另一个工棚走去，进了吉卜赛人的集中营。我们排成五行。
“立定！”
没有地板，只有天花板和光秃秃的四壁，我们的脚陷在泥土里。
又一次等待。我站在那儿睡着了，梦见了床，梦见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突然又醒了，发现自己依然站着，脚陷在泥土里。有人突然倒下，瘫倒在泥土中，一个人叫起来：“你疯了！他们叫我们站着。你想给大家惹麻烦吗？”
但好像天下所有麻烦都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
人们渐渐全都坐在泥土里。但是，每当有囚头进来，我们还是都得站起来，他来查看有没有人穿着新鞋子。如果有，就得把新鞋交出。抗议是没有用的，只会被痛打一顿，最后还得交出来。
我穿了一双新鞋，但是，鞋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土，他们没发现。我随即祈祷，感谢上帝，感谢他在浩瀚神奇的宇宙间创造了泥土。
突然工棚里一片沉寂，沉寂得令人压抑。一个党卫军军官走进来，带来一股死神的气味。我们盯着他那多肉的嘴唇，他站在工棚中央对我们训话：
“你们身在集中营。这里是奥斯维辛……”
一阵停顿，他在观察这句话的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回忆起他的面孔。他身材很高，三十多岁，额头和眸子里写满了罪恶。他审视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一群患了麻疯病、但还想苟延残喘的狗。
“记住，”他继续说，“永远记住，刻骨铭心地记住，你们是在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不是疗养院，而是集中营。既然来了，就得干活。你们要是不干，就得到烟囱里去，到焚尸炉里去。干活还是进焚尸炉，你们自己挑。”
那天夜晚，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再吓唬我们了。但是，他的话还是让我们心惊肉跳。所谓的“烟囱”并不抽象：它与浓烟一起浮在空中。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是惟一具有真实意义的字眼。他离开了工棚，囚头们进来了，喊道：
“所有技工——锁匠、木匠、电工、钟表匠——向前一步走！”
剩余的人被转移到另一间工棚，一间石头工棚。他们让我们坐下，由一个吉人赛囚徒看管。
我父亲突然肚子痛。他站起来，非常礼貌地用德语问道：“对不起……能不能告诉我厕所在什么地方？”
吉卜赛人盯着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就像要看清这个对他讲话的人究竟是不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一个有肉体有肚子的人。然后，他好像从沉睡中醒来，使劲抽了父亲一个嘴巴。父亲摔倒在地，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怎么了？有人当面殴打父亲，我竟然连眼睛都不敢眨。我默默地看着，一声不吭。要是在昨天，我恨不得掐住这个罪犯，把指甲嵌到他的肉中。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变得这么快？懊丧噬咬着我。我能够想到的是：决不能饶恕这个恶棍！父亲猜出我在想什么，他对我耳语道：
“没伤着。”他的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所有人都出来！”又一声令下。十几个吉卜赛人过来监视我们，周围响起一片棍棒声和皮鞭声。我双腿打颤，我怕挨打，躲在了别人背后。现在是春天，阳光明媚。
“站队，横五行纵五列！”
那天早晨，我看见囚徒们在附近干活，没有警卫，只有烟囱的暗影……我在阳光和梦幻中昏昏欲睡，有人扯了扯我的袖子，是父亲：“来，孩子。”
我们齐步走。大门打开，又关上，我们继续在铁丝网里齐步走。每走一步，都会看见绘有黑色骷髅的
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当心送命！真荒唐，在这儿，命算什么？
吉卜赛人在工棚附近停住，党卫军接替了他们。他们端着机枪，带着警犬，站在我们周边。
我们走了整整半小时。举目四望，我发现身后有铁丝网。我们已经离开了集中营。
现在是五月，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馨香，金乌西坠。
但是，我们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另一座集中营，四周是铁丝网。大铁门上方写着一行字：ABREIT MACHT FREI——工作换自由。
这就是奥斯维辛。
第一印象——这里比伯肯诺好。双层水泥建筑代替了木板工棚，还有一些小花坛。我们被领到一座“楼房”附近，在入口处停下，坐在地上，再次等待。不时有人进去洗澡，这是规矩，非洗不可。从一座集中营转到另一座集中营，一天数次，每次都得洗澡。
洗完热水澡后，我们在黑暗中哆嗦着身子。我们的衣服全被扣下了，他们说要给我们换衣服。
大约在午夜时分，又有人命令我们跑步。
“快！”卫兵们喊道，“要想早睡觉，就得快跑。”
我们发疯似地跑了几分钟，跑到一座新楼旁。一个负责人在那儿候着，他是波兰人，很年轻，冲我们微笑。他对我们说话，我们虽然疲乏极了，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同志们，现在你们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前面是一条用痛苦铺成的漫长道路。但是，别灰心。那关最要命，已经过去了。因此，鼓起勇气来，坚定信心。我们都会看到解放的那天。要相信生活，一千倍一万倍地相信。惟有赶走绝望，才能远离死亡。地狱不会长存……我为大家祈祷，或者给大家一点儿忠告。你们要保持同志之情。我们都是兄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我们的头顶上飘着同样的烟气。要互助，惟有如此，大家才能活下去。好，我说得够多了，你们也累了。记住，你们住在17号楼。我负责维持秩序，谁要是有难处，可以找我。就这些，睡觉去吧，两人一张上下床，晚安。”
我们头一次听到人话。
我们刚爬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资格”的囚徒们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们。我们去洗漱，领了新衣服。有人给我们拿来苦咖啡。
大约十点钟，我们离开楼房，因为有人要打扫楼房。我们沐浴在阳光下，又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朋友们见了面，相互交谈，什么都谈，惟独不提那些销声匿迹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有人端来了汤，每人一碗浓汤。我饿得要命，却不愿碰它。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亲把我那份汤喝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楼房的背阴处打盹。泥地工棚的党卫军肯定在撒谎：奥斯维辛算得上是一座疗养院……
下午，他们让我们站队。三个囚徒抬来一张桌子，搬来一些医疗器械。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黄昏时开始点名。焚尸队回来了；乐队在集中营入口处演奏军乐；上万囚徒排列成行，党卫军检查他们的号码。
点完名后，各楼的囚徒们解散了，大家在新来者中寻找朋友、亲戚或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早晨喝苦咖啡，中午喝汤。到了第三天，不论什么汤，我都急不可待地一口喝光……下午六点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
“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
“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麦淇淋是一种人造黄油。。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
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应当被挑走，与第二批人一起走，那样或许更好些。
斯泰恩，来自安特卫普的亲戚，不时来看我们，他常常把自己的半份面包拿给我们。
“拿着，这是给你的，埃利扎。”
他每次来，冰冷的脸上都挂着泪花。他总是对父亲说：
“照顾好您的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人是活不长的……”
但他自己瘦骨嶙峋，枯萎虚弱……
“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想知道瑞泽尔和小东西们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是为他们，我早就一了百了了。”
一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满脸都是喜色。
“刚从安特卫普押来一批人，明天我就去看他们，他们肯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有时哼几段哈西迪小调。阿吉巴?杜马常用深沉、严肃的低音讲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
有人提起上帝，提起上帝神秘的行事方式，犹太人的罪恶，赎罪日的到来。至于我，我已不再祈祷。我赞同约伯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备历危难，坚信上帝。精神，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绝对公道。
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权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
赫什?格努德精通奥秘教义，他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谈话中，一个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田：妈妈现在何处？兹波罗在什么地方？
“你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有一次父亲说，“她肯定在劳动营里；兹波罗也是大姑娘了，她也一定在劳动营里……”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这一切。我们这样假定，但是我们相信的依据何在？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今天轮到你们了，”楼房秘书宣布，“你们与下一批人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领了当天的面包。十几个党卫军站在我们四周。大门上的标牌说劳动意味着自由。他们清点人数，我们站在院子里，道路上阳光灿烂，天上飘着一片片白色的浮云。
我们走得很慢，卫兵们也从容不迫，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许多德国人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奇。毫无疑问，他们见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些德国姑娘，警卫们与她们打情骂俏，姑娘们“咯咯咯”地笑。她们听任别人亲吻、搔痒，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他们全都放声大笑，开心取乐，相互传递爱情字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打骂。
四小时后，我们到了新集中营：布纳。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集中营就像遭到一场流行病的袭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只有几个“穿着得体”的囚徒在楼群中间徜徉。当然了，我们首先得淋浴，集中营的主管在浴室旁等着我们。他很健壮，宽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头发，看上去挺和蔼，灰蓝色的眸子不时闪出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人，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命令拿东西给他们吃。
我们发了新衣服，住进两个帐篷里。我们在那里等候分配，编入不同的劳动队，然后分到某座楼里。
傍晚，劳动队从工地回来了。点完名，我们开始寻找相识，向“老资格”们打听哪个劳动队最好，应当去哪座楼。囚徒们一致认为：
“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他的助手—— 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
“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
我拒绝给他鞋。我一无所有，只剩这双鞋了。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带麦淇淋的面包……”
他喜欢我的鞋，我却舍不得。后来，他还是把鞋拿走了，但什么都没给我。
体检是在露天进行的，第二天一早，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坐在凳子上。
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谁敢说自己有病？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一二一，一二一。”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来，乐队不再演奏。囚头吼了一声：
“列队！”
我们与乐师们一起站队，五人一列。我们离开了集中营，没有音乐，但步伐整齐，耳畔依然回荡着进行曲的余音。
“一二一，一二一！”
我们与身边的人，也就是乐师们，交谈起来。他们差不多全是犹太人。朱利克是波兰人，戴着一副眼镜，苍白的脸上挂着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兰，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说集中营里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犹太人不许演奏德国音乐。汉斯来自柏林，很年轻，很机智。工头是波兰人，叫佛莱尼克，以前是华沙的学生。
朱利克对我说：“我们在电料库里干活，离这儿不远。工作不难，也没什么危险。只是囚头埃戴克，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疯，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你很幸运，小家伙，”汉斯说，脸上挂着微笑，“你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队……”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是个平民——我们叫他MeisterMeister是德语，意思是“主人，师傅”。——来见我们。他打量着我们，就像店铺老板打量一堆刚送来的破布。
我们的同志讲得对——工作不难。我们坐在地上，数螺栓、灯泡和形形色色的电工零件。囚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讲这份工作如何重要，并警告我们，谁要是偷懒，就会受到惩罚。新同志告诉我：“别担心。当着Meister的面，他必须这样讲话。”
这儿有许多波兰人，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女人们默不作声，用眼睛问候乐师们。
工头佛兰尼克让我到一个角落去：“别找死！不必着急！要小心。别让党卫军逮着你。”
“先生……请让我挨着我父亲。”
“好吧。让你父亲到这儿干，挨着你。”
我们很幸运。
分到我们这个组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约西，一个叫台比，是哥俩，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他们的父母在伯肯诺被杀害了。他们像灵与肉一样相依为命。
我和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能唱许多希伯莱歌曲。所以，我们有时会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让人想起静静流淌的约旦河水和神圣美丽的耶路撒冷。我们还经常谈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一样，虽然有时间逃脱，却没有勇气卖掉一切，移居他方。我们决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决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将登上驶往海法海法
是以色列的港城。的第一条船。
阿吉巴?杜马依然沉浸在奥秘教义中，他在《圣经》里找到一首诗，把它转译成数字，并根据数字预测距离解放还有几个星期。
我们从帐篷迁到乐师们住的楼里。现在，我们每人有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一条肥皂。楼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
我们喜欢犹太人当首领。他叫阿尔封斯，很年轻，但脸皮皱巴得令人吃惊。他全心全意维护着“自己”这座楼。有些年轻人体质虚弱，把多吃一点东西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只要可能，他就为他们“拼凑”一大锅汤。
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楼房秘书就叫住我。
“你是A—7713吗？”
“我是。”
“吃完饭，你到牙医那儿去。”
“但是……我的牙不疼……”
“吃完饭就去！别耽误。”
我去了医疗楼。门口有二十几个囚徒在排队等候，没过多久，我们明白了要我们来的原因：他们要拔掉我们的金牙。
牙医是个犹太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张脸就像死亡面具，只要一张嘴，人们就能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满口黄色的坏牙。我坐在椅子上，谦卑地问道：
“您要做什么，先生？”
“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这样。”他漠然道。
我突然想起装病：
“能不能等几天，先生？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
他蹙着眉头，想了片刻，试了试我的脉搏。
“好吧，孩子。感觉好时再来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
一星期后我去找他，用同样的借口应付他：我还是感觉不舒服。他似乎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我没等他召唤，就如约回来了。他允许我再耽搁几天。
几天后，牙医办公室关闭了。他被投入监狱，可能要被绞死。有人说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为自己捞好处。我不可怜他，反而因为他倒了霉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换面包，或换几天生命。对我来说，当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每天能喝上一碗汤，吃到味道陈腐的面包，甚至面包渣。面包和汤——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甚至连躯壳都不如，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计算时间。
我在仓库里干活时经常挨着一个法国女人，但我们从来不讲话——她不懂德语，我不懂法语。
我觉得她像犹太人，虽然有人说她是“雅利安人”，但她还是被迫在这儿服苦役。
有一天，埃戴克又发疯了。我恰好在他面前走过，他像野兽似地扑过来，在我的胸上和头上乱打，把我摔在地板上，再拎起，给以更猛的重击，直到我浑身是血。我咬紧嘴唇，不敢发出痛苦的哀嚎。他一定误以为我在蔑视他，打得越发狠毒。
突然，他住手了，让我回去干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又像我们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一个平手。
我蹒跚着步子回到角落，全身疼痛。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擦我额上的血迹，是那个法国姑娘。她塞给我一片面包，悲惨一笑。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知道她想跟我说话，但是，她害怕得不敢说话。她这样呆了片刻，然后脸上光彩一闪，用近于完美的德语说：
“咬住嘴唇，小兄弟……别哭。把愤怒和仇恨压在心里，留待以后，迟早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会来的，不是现在。咬紧牙关，等着……”
多年以后，我到了巴黎，坐在地铁里读报。在过道对面有一个靓丽的女人，黑色头发，梦一般的双眸——我见过那双眼睛。
“夫人，您认识我吗？”
“不认识，先生。”
“1944年，您在波兰，在布纳，对吗？”
“是的，但是……”
“您在一个仓库里干活，一个堆放很多电器零件的库房……”
“对，”她说，表情困惑。她沉默了半天，“等等，我想起来了……”
“埃戴克，囚头……那个犹太男孩……还有您温柔的安慰……”
我们一起离开地铁，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我们整整一晚都在追忆过去的遭遇。在分手前，我说：“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是犹太人人吗？是的，我是犹太人，来自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在占领期间，我用了假证件，冒充雅利安人，所以我被分配到劳工队。他们把我送到德国后，我躲过了关进集中营的噩运。在仓库里，谁都不知道我会讲德语，否则就会引起怀疑。因为不小心，我对你讲了几句德语，但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有一回，我们在德国兵的监视下，给货车装内燃发动机。埃戴克就在边上，他是个自制力很差的人，突然间他又暴跳如雷。这一回，倒霉的是父亲。
“你这个懒骨头！”他咆啸着，“这就是你干的活？”
他用一根铁棍打人。一开始，父亲缩着身子挨打，后来，他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树，折成两段。
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都没动。我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当时很生气，不是生囚头的气，而是生父亲的气。他为什么不躲着埃戴克，为什么要惹他发火？集中营里的生活让我是非倒置……
有一天，工头佛兰尼克发现我有一颗金牙：
“小孩，把金牙套给我吧。”
我说不行，没有金牙套我吃不了东西。
“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东西吃，小孩……”
我又回答说，体检时我的金牙套被记录在案，要是没了，我们俩人都没好果子吃。
“你要是不肯给我金牙套，会付出更多代价。”
这个快活的、有头脑的年轻人突然变了，他的眸子里闪着贪婪的微光。我告诉他，我得听一听父亲的意见。
“去吧，小孩，去问吧，但明天得回答我。”
我把这事告诉父亲，他犹豫不决，沉默了很久才说：
“不，儿子，我们不能这么做。”
“他会报复的！”
“他不敢，我的儿子。”
不幸的是，佛兰尼克知道怎样处理这种事，他知道我的弱点。父亲从来没在军队里效过力，不会走正步。但在这个地方，每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家都得齐步走。佛兰尼克找机会折磨他，天天如此，撒野似地揍他。一二一，打他；一二一，揍他。
我决定教父亲怎样走正步，怎样踏节拍。我们在楼前练习，我发令：“一二一。”父亲迈步。
囚徒们取笑我们：“瞧这个小军官，教一个老头儿走正步……嗨，小将军，老头儿给了你多少面包，让你教他？”
但是，父亲没有长进，他继续挨打。
“怎么！还不明白怎么走正步？你这个老废物！”
两星期过去了，没有用处，我们只好放弃。那天，佛兰尼克发出一阵邪恶的狂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会赢的，小孩。迟给比不给好。你既然让我等了许久，还得罚你一份面包。我要把你那份面包给我的朋友，一个来自华沙的著名牙医。他会撬掉你的金牙套，那份面包是他的报酬。”
“什么？用我的面包换我的金牙套？”
佛兰尼克面带微笑。
“怎么样？让我撕碎你的脸，敲掉你的牙？”
那天晚上，华沙牙医在厕所里，用一只生锈的勺子撬去了我的金牙套。
佛兰尼克又快活了，有时他还多给我一份汤。但好景不长，两星期后，所有波兰人都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我失去了金牙套，什么都没得到。
波兰人离开前几天，我还有一次奇遇。
星期六早晨，我们这队人没活可干了。但是，埃戴克不肯让大家闲呆在营房里，我们不得不去仓库。他这种突发的工作热情让我们颇感诧异。在库房里，埃戴克把我们交给佛兰尼克，他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什么事都行，不然，我就得教训你……”
然后他就消失了。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好。大家不想蜷缩在地上，于是在库房里轮流溜达，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或许能找到一片面包，说不定什么人忘了带走。
我到楼房后面时，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声音。我走过去瞥了一眼，只见埃戴克和一个年轻的、半裸的波兰姑娘趴在草垫上。
我现在才明白埃戴克为什么不让大家呆在集中营里，他把上百个囚徒打发走就是为了和这个姑娘私通！我觉得太滑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埃戴克跳起来，一转身看见我，那个姑娘企图遮挡自己的乳房。我想跑，但两只脚像钉在地上似的。埃戴克一把掐住我的喉咙。
他口中发出“咝咝”的威胁声：
“你小子等着瞧吧……擅离工作岗位是要付出代价的……过一会儿我就叫你付出代价……你现在给我滚回去……”
下工前半小时，囚头把全队的人集合在一起，点名。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点名？在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囚头的话言简意赅：
“普通囚徒没有权力管别人的事。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像不懂这个规矩，因此，我要让他清醒清醒，永远记住。”
我觉得后背浸出一片冷汗。
“A-7713！”
我向前迈了一步。
“木箱！”他命令道。
有人抬来了木箱。
“趴下！脸朝下！”
我服从了。
除了鞭笞，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一……二……！”他数着。
他慢腾腾地数着。第一鞭真让人痛不欲生。我听见他在数：
“十……十一……！”
他语气平静，那声音好像穿透一堵厚墙才传到我的耳际。
“二十三……！”
又是两鞭子，我觉得自己半昏迷了。
囚头在等候。
“二十四……二十五……！”
打完了。我失去了知觉，昏死过去。他们泼了冷水，我苏醒过来，依然趴在箱子上。我模模糊糊看见地面是湿的，然后听见一声狂吼。肯定是囚头，我尽量分辩他在喊什么：
“起来！”
我肯定动了一下，挣扎着想起来，但跌落在木箱上。我确实想站起来！
“起来！”他的吼声更大。
我想回话，告诉他我动不了，但张不开嘴。
埃戴克命令两个囚徒把我架起来，拖到他跟前。
“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他，却看不清。我在想父亲，他会比我吃更大的苦头。
“听着，你这个猪猡！”埃戴克冷冰冰喝道，“你的好奇心受到了报应。要是敢把看见的事儿讲出去，你会受到五倍的惩罚！明白吗？”
我点头，一次……十次，没完没了地点头。我的脑袋好像要永远不停地点下去。
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亲，在干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机休息，闲呆着。大约十点钟，警报响了。听到警报声后，楼长让大家呆在楼里，党卫军全都躲进掩体里。借机逃出比较容易——卫兵离开了瞭望塔，铁丝网的电源被切断。党卫军接到命令，只要发现楼外有人，就开枪射击。
集中营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遗弃的船。树篱小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厨房旁有两口大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汤，没人看管。两锅汤呀！两锅汤就在道路中间，冒着香气，没人看守！一顿豪华盛宴就要白白浪费掉！这是天大的诱惑！几百双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着它们，就像几百只狼围着两只羊。两只没有牧人照看的羊，任凭别人攫取。但是谁敢？
恐惧比饥饿更令人害怕。突然，37号楼门开了一道缝，一个人出来了，像蛇一样朝汤锅爬去。
几百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百人与他一起爬行，身体磨擦着石头，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蠕动。大家的心在颤抖，主要是因为嫉妒。他是惟一有胆量的人。
他接近了第一口锅，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着我们，燃烧着我们。但我们一点儿都不羡慕他。可怜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换一两份汤……在我们看来，他死定了。
他躺在距锅不远的地方，挣扎着挺起身子，想爬到锅边上。可能是由于太虚弱，可能是因为恐惧，他顿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是要聚集力量。他终于成功了，爬到锅边上。刹那间，他好像在汤水中看见自己鬼魅似的影子，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惨绝人寰的叫声，他张大嘴，一头扎进冒着热气的汤中。枪声响了，我们心头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脸上沾满了汤汁，在锅旁扭曲蠕动了片刻，一动都不动了。
这时我们才听到飞机声。几乎是在同时，工棚开始摇晃。
“他们在轰炸布纳工厂。”有人喊道。
我为父亲担心，他正在工厂里干活。但我还是很高兴，眼见着工厂火光冲天——这是报应！我们听说德国军队在几条战线上吃了败仗，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
我们不害怕。只要有一颗炸弹掉在楼群里，就会有几百个囚徒丧命。但我们不怕死，尤其不怕这种死。每一颗炸弹都让我们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空袭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愿它能延续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了。美国飞机的声音随风而去，我们就在自己的公墓里。我们在天际线上看见长长的黑烟，警号再次响起，警报解除了。
大家从楼里出来，呼吸着带有火药味和浓烟的空气，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芒。一颗炸弹掉在集中营的正中央，距离集合空场很近，但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营外面。
集中营司令官在助手和总囚头的陪同下来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了惊恐的痕迹。
那个满脸汤汁的躯体躺在集中营中央，他是这场空袭中惟一的遇难者。人们把汤锅抬回厨房。
党卫军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机关枪后面。一幕插曲结束了。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劳工队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样，全都迈着整齐的步伐。我很高兴，因为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好几栋楼被夷为平地，”他说，“但万幸没炸到仓库……”
下午，我们满怀喜悦地清理废墟。
一星期后，我们干完活回来时，在营地中央的集合空场上，看见一副绞架立在那儿。
我们知道点完名后才能领汤，但这次点名耗时比以往都长，命令也比往常更严厉。说来奇怪，连空气都在瑟瑟发抖。
“脱帽！”司令官喝道。
上万顶帽子立即摘下来。
“戴帽！”
上万顶帽子闪电似地戴在头上。
集中营的大门洞开。一队党卫军开进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我们团团围住。瞭望塔上的机关枪瞄着集合空场。
“要出麻烦了。”朱利克小声说。
两个党卫军朝单身牢房走去，回来时押着一个死囚。他是一个华沙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囚徒，那囚徒在集中营呆了三年，又高又壮，与我相比，形同巨人。
华沙男孩背朝绞刑架，面对法官，也就是集中营的头子。男孩面色苍白，但表情严肃毫无惧色，戴着镣铐的双手没有发抖。他用冷静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党卫军和成千上万的囚徒。
司令官开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顿：
“按照帝国元帅希姆莱的命令……某某号囚徒……在空袭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号囚徒……被判处死刑。这是对全体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体囚徒的样板。”
人们一动都不动。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哔哔”跳动。在奥斯维辛和伯肯诺，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送进焚尸炉，我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斜倚着绞刑架的孩子还是让我深深悸动。
“这场仪式还不快点儿完？我饿了……”朱利克悄声说。
司令官一摆手，总囚头朝年轻的死刑犯走去。两个囚徒给他当助手，为的是换两碗汤喝。
总囚头想蒙上年轻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绝。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刽子手才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刚要给助手打手势，撤掉年轻人脚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来，声音平静而有力：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人！我诅咒！我——”
执行人干完了活。
命令像一柄利剑凌空劈下：
“脱帽！”
上万囚徒向死者致敬。
“戴帽！”
接着，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按楼号顺序，排队从被绞死的孩子前面走过，看着那双绝命的眼睛和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囚头们强迫大家正视他的脸。
而后，我们才允许回到自己的楼里吃饭。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汤，味道比以往的都好！
我见过多次绞刑，但从来没见过一个受害者哭泣。这些饱经摧残的躯壳早就忘记了苦涩的眼泪。
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劳工队是电缆队，它的二囚头是荷兰人，此人身高马大，超过六英尺，他管着七百多号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样喜欢他，谁都没有挨过打，他也没有羞辱过任何人。
为他“效力”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人们叫他“跟班”。他有一张细腻优美的脸蛋——在集中营里，这种脸极为罕见。
在伯肯诺，跟班最遭人恨，他们往往比头领更残忍。我亲眼见过一个跟班，只有十三岁，因为他父亲没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他。老人在无声哭泣，那孩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但是，大家都喜欢荷兰人的小跟班。他那张脸就像受苦受难的天使。
一天，布纳的中央发电厂突然断电，盖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循迹而来，一直查到荷兰二囚头住的那栋楼。经过一番搜查，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
二囚头被当场逮捕。一连几星期，他受到严刑烤打，但盖世太保一无所获。他没有吐露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但是，他的跟班却留下来，关在单身牢房中。他也受到严刑烤打，但守口如瓶。党卫军宣判他和另外两个成年囚徒死刑，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们有武器。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党卫军好像比以往更紧张、更担心。当着数千人的面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营的总头目宣读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视着孩子。他面色苍白，但依然镇静。他咬着嘴唇，站在绞架的阴影下面。
这一回，总囚头拒绝担任行刑者，三个党卫军代替了他。
三个死囚一起朝绳索走去，绞索同时套住他们的脖子。
“自由万岁！”两个人高喊。
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
“慈悲的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人问。
信号一发出，三把椅子被踢倒。
集中营里一片沉寂。在天际线上，夕阳西下。
“脱帽！”司令官吼道——他的声音在颤抖。至于我们，大家都在哭泣。
“戴帽！”
然后，大家在死者面前列队走过。两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舌头翻了出来，肿胀着，微微发紫。但第三根绳子依然在动，孩子的体重太轻，还在喘气……
他半死半活，吊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眼前挣扎蠕动，我们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仍然活着，舌头依然是红的，眼睛还没闭上。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