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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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有一次，高台教教徒们要在新渊圣城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征服年，甚或庆祝一个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节日。新渊圣城就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
高台教一向是我向客人们介绍越南时最爱谈起的篇章。高台教是一个交趾公务员所发明的，是三种宗教的一种综合体。圣城就在新渊。有位教主，还有一些女大主教。
他们用扶乩来占卜预言。他们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和佛祖，这些人从大教堂的屋顶上俯视下来，望着一片沃尔特·迪斯尼式的东方幻想世界，用鲜艳的色彩绘制的龙和蛇。初到越南的人对我这一番描述总很喜欢。高台教拥有二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用旧汽车排气管改制成的迫击炮，号称是法国军队的同盟军，到了危急时刻就宣布中立。这一套枯燥乏味的把戏，你怎么能加以解释呢？举办这样的庆祝大会，可以帮助使农民们安静一时，教主总邀请政府官员（假如高台教徒那时有人在政府里当大官，政府官员是会出席的），外交使节（他们总派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来）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会从总部抽调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这时，到新渊去的路上，川流不息，尽是军政人员和各国使馆的汽车在飞驰。
路上比较暴露的地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开掩护。这种日子总使法国最高司令部有些担心，而对高台教徒说来，也许倒是一个颇有希望的日子，因为让几个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以外死在枪下，要强调他们自己的忠诚，有什么能比这更不费气力呢？
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座泥土造的小岗楼矗立在平坦的稻田上，像一个惊叹号那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大一点儿的碉堡，驻扎有一排外籍兵团的雇佣兵：摩洛哥人或是塞内加尔人。就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一致的速度——也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你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烦躁。你注视着前面的一辆车子，又从镜子里注视着后面的一辆车子。人人都想尽快开到新渊，看了表演后赶快回去：宵禁在七点钟开始。
车子开出了法军控制下的稻田，就进入了和好教的稻田，再过去就是高台教的稻田（高台教经常跟和好教打仗）：只是岗楼上的旗帜更换了罢了。光着身子的男小孩儿坐在水牛背上，牛屁股泡在水田里走来走去，金黄的谷子成熟了，庄稼人戴着贝壳似的帽子，对着竹编的弯曲小簸箕筛谷子。汽车飞驰而过，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这时，每一个村子里的高台教教堂就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和粉红的灰泥，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愈来愈多了：庄稼人一队队沿着大路前进：我们快到"圣城"了。远处，那座圣山像一顶绿色圆礼帽那样，高耸在新渊城上面——那就是泰将军坚守的地方。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他打算既要打法军又要打越盟。高台教人士并没有打算去捉他，虽说他劫走了一个大主教，不过人们传说，他那么做是得到教主默许的。
新渊这地方似乎永远比南方三角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热。也许，这是因为缺水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人们感到那些没完没了的仪式而为之汗流泱背：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正立正听着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长篇演说，为那位教主流汗，他穿了一身中国式的厚蟒袍。只有那些穿白绸裤子的女大主教在那儿跟那些戴硬壳太阳帽的僧侣闲谈，才使人在烈日炎炎下感到有几分阴凉之意。你简直无法相信那竟然会是下午七点钟，你还可以在美淇大饭店的屋顶上喝鸡尾酒，西贡河上不时还吹来一阵清风。
在游行以后，我访问了教主的助手。我根本没有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新闻。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种访问在我们两方都是例行公事。我向他问起了泰将军。
"一个冒失鲁莽的汉子，"他说，说完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他开始了他预定的讲话，忘记两年前我就聆听过他的这一套了：他的演说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给新来的人放送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综合体……是各种宗教中最出色的……已经派出传教士到洛杉矾去……具有大金字塔的种种秘密……。他穿了一件白长法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为人相当狡猾，相当缺德："爱"这个词时时从他嘴里说出来。
我可以肯定，他明明知道我们大伙儿都是到那儿来嘲笑他的活动的，我们的必恭必敬神气，也跟他装腔作势的大长老神态一样的缺德，不过我们不及他狡猾。我们假装正经，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连一个可靠的盟友也没有，他们装模作样却获得了武器、供应，甚至还赚到了现款。
"谢谢你，阁下，"我起身告辞。他把我送到房门口，一路散下了一些香烟灰。
"愿上帝降福给你的工作。"他油滑地说。"请记住上帝是热爱真理的。"
"哪一种真理？"我问。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所有的真理都是调和一致的，真理就是博爱。"
他戴了一只大戒指在手指上。当他伸出手来时，我当真认为他指望我去吻他的手，不过我不是一个外交家。
烈日当头，我在阳光下看见了派尔，他正设法在发动他那辆别克牌汽车。不知怎么，在最近两星期内，在大陆酒店的酒吧间里，在卡蒂纳街上唯一的那家好书店里，我不断地碰见派尔。他一开始就强加于我的这份友谊，现在比过去更加浓厚了。
他那双伤感的眼睛会热忱地询问凤儿的近况，而他的嘴唇则更热忱地表达出了他对我的强烈感情与钦佩——我的上帝啊！
一个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车旁边，正在很快地说些什么。我走过去时，他就不说了。我认识他——在泰将军上山前，这人一直是他的一个助手。
"哈罗，司令官，"我说，"将军好吗？"
"哪位将军？"他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笑问。
"当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我说，"所有的将军都是和好一致的。"
"我这辆车开不动啦，托马斯，"派尔说。
"我去找个机械师来，"这位司令官说，说完就走开了。
"我打扰你们啦。"
"哦，没有什么，"派尔说。"他想知道买一辆别克牌汽车要多少钱。这些人是非常友好的，只要你待他们不错。法国人似乎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
"法国人不信任他们。"
派尔严肃地说道，"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信任他的话。"这听起来很像高台教的一句格言。我开始感到新渊的道德气氛太浓厚了，我简直没法呼吸。
"喝一杯吧，"派尔说。
"那再好没有啦。"
"我带了一热水瓶酸橙汁来，"他斜倚过身去，忙着在汽车后座的一个篮子里寻找。
"有金酒吗？"
"没有，非常抱歉。你知道，"他鼓劲儿地说，"在这种气候里，喝酸橙汁对你很有好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哪几种维生素。"他递过一杯来给我。我喝下了。
"好歹总可以润润舌头，"我说。
"乐意吃一块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真好极啦。一种新生产的三明治涂抹酱，叫维他健。是我母亲从美国寄来的。"
"不吃啦，谢谢，我这会儿不饿。"
"这种酱吃起来有点儿像俄国色拉——只是多少要干点儿。"
"我不吃啦。"
"要是我吃，你不见怪吧？"
"不，不，当然不啦。"
他吃了一大口，这种三明治在他嘴里嘎吱嘎吱，僻啪作响。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随从——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赶他。女大主教们正在各自回府，大教堂门头上上帝之眼注视着我们。
"他们这儿供应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那种肉——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不得不当心。"
"你相当安全。他们是吃素的。"
"我想那就没有问题啦——不过我喜欢知道自己吃点儿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认为他们有几个可靠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知道怎样把你的排气管改装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牌汽车可以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那位司令官回来了，很帅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到营房里去找一个机械师来啦。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很有礼地谢绝了。他摆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气派说道，"我们这儿在饮食方面有许多规矩。"（他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非常愚蠢可笑。不过一个宗教首府是什么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料想在罗马——或是坎特伯雷，大概也是这情形，"他利落而潇洒地向我哈了哈腰，加上"坎特伯雷"这个词，接着就不作声了。他和派尔两人都不作声。这时，我强烈地意识到，人家不希望我待在那儿。我忍不住要撩拨一下派尔——说到头，撩拨人家是软弱的武器，而我是软弱的。我没有青春，严肃，骨气，也没有前途。我说道，"也许，我终究要吃一块三明治啦。"
"哦，当然啦，"派尔说，"当然啦。"他停顿了一下，才转身向车后座篮子里去取。
"不，不，"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你们两位想要单独谈两句。"
"没有那回事，"派尔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不善于撒谎的人了——撒谎是一种艺术，他显然从没有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说，"这位托马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向大教堂走去。在大教堂里，我可以获得一点儿阴凉。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塑像，穿着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盛装，三角帽四周有一圈光轮，手指指着孙逸仙正在一座石碑上题写的一些崇高的言论。再走过去，我就到了大教堂的中殿。除了教主宝座外，没有地方可坐，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面像水一样闪闪发光，窗户上都没有玻璃——我想，我们造牢笼留洞通风，人造宗教牢笼也跟这差不多——让那些怀疑暴露着，任凭风吹雨打，让那些信条暴露着，任凭人作出干万种解释。我的老妻已经找到了她的有百孔千疮的牢笼，有时候，我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是有一种冲突的：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里了。
我在那个空寂的、长长的中殿里走着——这可不是我所喜爱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般脑袋的龙盘绕上讲坛：屋顶上，基督暴露出他那血淋淋的心来。佛祖坐着，像佛祖永远坐着那样，膝头上空空的。孔夫子的胡须稀稀疏疏地下垂着，像旱季的瀑布似的。这是在演戏啊：祭坛上面的那个大地球代表野心：教主用来作法、占卜预言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那是鬼把戏。这座大教堂如果已经存在了五百年，而不只是二十年那么它带着人们的脚印和雨淋日晒的痕迹，该会有几分令人信服吧？一个像我老妻那样容易相信的人，在这个教堂里会找到一种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假如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中找到信仰吗？可是我始终没有想要信仰。一个记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和记录。我生平还从没有发现过不可解的事情。高台教教主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搞他的预言，人们也就相信他。在某处的任何幻象中，你都可以找到这类扶乩占卜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幻象或是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照相簿中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凭借敌人一枚照明弹的闪光，曾经看见一只狐狸钻出那片贫瘠乡野黄褐色土地中的巢穴，在一个禽鸟出没的地区鬼鬼祟祟地窥伺：一个被刺刀刺死的马来人的尸体，给一个廓尔喀巡逻兵放在一辆货车后面运到彭亨的一个锡矿区，有些中国苦力站在一旁，神经紧张地格格笑着，另一个马来同胞放了一只枕头在死者的头下：一家旅馆的睡房里，有只鸽子在壁炉台上，正预备飞翔：我妻子的脸望着窗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家和她诀别的时候。我的思想从她开始，又到她终止。一个多星期前，她一定已经收到我的信了，而我料想不会来的电报并没有到来。但是，人家都说，如果陪审团久久不回进法庭来，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星期，要是还没有回信来，我是否可以开始存在一点儿希望呢？这时候在我四周，我可以听见军人和外交官们汽车的发动机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场盛会今年又过去，大规模撤回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实行宵禁。我走出去寻找派尔。
他正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的地方，并没有谁在替他修理汽车。不论他们谈了些什么，谈话似乎已经结束了。他们默默地站在那儿，彼此很客气，所以谁都没有先走开。我走到他们面前去。
"哦，"我说，"我想我要走啦。你最好也出发吧，要是你想在宵禁以前赶回去的话。"
"机械师还没有来。"
"他就快来啦，"同令官说。"他先前在参加游行。"
"你可以在这儿待一晚，"我说。"今儿晚上还有一场特殊弥撒——你会感到它很值得见识一下。它一连要持续三小时。"
"我该赶回去。"
"除非你马上就出发，要不你赶不回去啦，"我很不乐意地加上一句，"要是你乐意，搭我的车回去。司令官明儿可以叫人把你的车送到西贡去。"
"在高台教区域，你们用不着为宵禁担心，"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不过一出了界，那就……我明儿一定差人把你的车送来。"
"车上的排气管很完好，"我说，他开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军人的一个简洁的微笑。
2
到了我们出发的时候，一长串汽车已经远远开到我们前面去了。我加快速度，想超越前面的车子，但是我们出了高台教区域，驶进和好教区域后，前面连车尘也看不见了。在这个傍晚时分，世界是平坦的、空空荡荡的。
那可不是叫人联想到埋伏袭击的乡野，但是就在公路两旁几码以外，人们可以躲藏在水稻田里，只把脑袋露出水面。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他又要亲切地攀谈了。"我希望风儿过得好，"他说。
"我可从来没有见她生过病。"一座岗楼过去了，另一座又闪现出来，像天平上的砝码似的。
"昨儿，我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猜想她又邀你顺便去坐坐吧，"我说。
"事实上，她倒的确邀请我去了。"
"她是不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跟风儿结婚。"
"她告诉我，说你这就要走啦。"
"这种传说一会儿就传开了。"
派尔说："你会坦率地对待我，是吗，托马斯？"
"坦率？"
"我已经申请调动啦，"他说。"我不希望她给孤单单地撤下，没有你，也没有我。"
"我还以为你要等任期满了再走哩。"
他并没有自我怜悯地说道，"我觉得这日子我受不了。"
"你多会儿离开呢？"
"我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里可以安排一下。"
"你能忍受六个月吗？"
"我不得不。"
"你向他们提出些什么理由呢？"
"我多多少少把实情告诉了经济专员——一你遇见过他-一就是乔。"
"我猜想他认为我真是个狗娘养的，不让你把我的姑娘带走。"
"不啊，他倒比较偏袒你。"
我的车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它大概已经响了一会儿，我才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在琢磨派尔那句单纯的问话："你会坦率地对待我吗？"这样的问话属于一个十分单纯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你谈到民主和没有u字的Honor，像古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也就跟你父亲的一模一样。我说道：咱们消耗完啦。
"汽油吗？"
"先前还很多。我上满了汽油才开车出来的。新渊的那些狗娘养的用吸管把我车里的油吸干了。我应该早发觉的。这倒很像他们的做法，留下点儿汽油给咱们，让咱们可以驶出他们的区域。"
"现在咱们怎么办？"
"咱们只够开到下一座岗楼。希望他们有点儿汽油。"
但是咱们运气不好。车子离那座岗楼还有三十码就完全开不动了。我们走到岗楼脚下去。我用法语向楼上的卫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又说我们要上楼去。我可不想给一个越南哨兵一枪打死。楼里没有回答：没有人伸出头来望望。我对派尔说道，"你身边有枪吗？"
"我从来不带枪。"
"我也不带。"
落日的余晖还撒在这个平坦世界的边缘上，又绿又金黄，像田里的谷子：衬着灰色的、暗淡的天空，岗楼看来像印刷出的一样漆黑。一定是宵禁即将开始的时刻了。我又大声喊叫，并没有人应声。
"你知道，从前一个大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岗楼吗？"
"我可没有注意。"
"我也没有注意。"离下一个大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得一小时。
我第三次大声喊叫，还是一片寂静，仿佛寂静就是答复似的。
我说："岗楼里好像没有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一面黄旗帜，红条子已经褪成了橙黄色。这说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地界，到了越南军的地界。
派尔说："你认为，咱们假如等在这儿，是否也许会等到一辆汽车？"
"汽车也许会驶来，不过他们可能会先来。"
"要不要我走回去，把车灯开亮，作为信号。"
"我的天，不要。就让它去。"这时天色已经黑了，寻找梯子，几乎绊跌一交。
有件什么东西在脚下面劈啪一响，我可以想象得出，这声音正传过那些稻田，有谁在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了公路边上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落下来，就像一块石头落下来一样。我说道，"你就待在那儿，等我叫你。"我心里感到疑惑，不知哨兵是否会把梯子拖上去了，但是梯子还竖立在那儿——尽管敌人可能会爬梯子，梯子却是他们唯一的逃命之路。我开始往上爬。
我常常在书上读到人们恐惧时刻的思想：想到上帝，想到家庭，或是想到一个女人。我佩服那些人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也没有想到，就连头上的那扇活板门也没有想到：在那几秒钟内，我停止存在：我完全给吓倒了。到了梯子顶上，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是无法数梯子的一级一级，无法听，也看不见的。接着，我的头就冒出了岗楼的土楼面，谁也没有开枪打我，恐惧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