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谁在批判，批判什么(5)
2005年4月
(第五节 上帝：从厉父到慈母
我以为，有两组概念对化解国人对“宗教”的经验性误解、弥补它在传统阐述上的缺陷有帮助：精神本位的“意绪宗教”和世俗本位的“权力宗教”；自然上帝和人格上帝。
从权力宗教到意绪宗教
如果说人们对历史的宗教尚存一丝恐惧，则实乃一种变相的权力恐惧——对中世纪宗教迫害的记忆。让人害怕的并非上帝，而是挟上帝以自重的世俗权力，比如将布鲁诺绑上火刑柱的红衣主教们、审判异端卡斯特里奥的加尔文们。
但宗教也有它的现代化，我个人称之为“权力宗教”向“意绪宗教”的摆渡。形象一点说，即“慈母”对“厉父”的角色替代。
继欧洲文艺复兴始，基督教文明从神学统治和世俗权力状态渐入相对宽弛的“意绪”式的生活信仰状态。卡尔·波普指出：“与其说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不如说反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现代西方文化主要有三股精神资源介入：社会领域的自由主义、人本哲学和宪政思想，自然领域的科学和实证价值观，生活领域的基督教信仰。而前两个方面，恰恰是在反基督教过程中实现了与神学的和解。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是一宗三方妥协的“合股”买卖，是一个由现代理性和历史神学合并重组的精神大家庭。
自由主义虽是从反对严酷的中世纪宗教威权，即反对人格化、世俗化的上帝开始的，但自由主义天生是一种温和的价值观，其民主、多元、宽容、理性的原则，使之不会将宿敌推上革命法庭，不会用历史的手段迫害对方。这让双方的和解最终成为可能，也使得神学能轻松地卸下权力、向超越世俗和政治的纯精神层面过渡。
对今日西方人而言，在皈依方面，基督教仍发挥着精神终极的作用，但它已被一种温和的“意绪”状态，甚至“泛信仰主义”所替代，它不再坚持固有的苛刻和严厉，位置也下行至民间，从神权教旨变成生活福音，变成一种由人秉承的日常精神。
历经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人文熏陶，基督教逐渐放弃了它的世俗要求，实现了从权力本位向纯粹精神本位——从“固体”之政治格式向“气体”之心灵格式的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禁欲”走向对人性健全、公共美德、服务精神和心灵秩序的追求，人们借助它获得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和指导原则。可以说，这是“上帝”从严酷走向温柔、从愤怒走向宁静、从“厉父”走向“慈母”的过程。连梵蒂冈对科学理性也温和多了，前不久，教皇甚至宣布给当年有罪的伽利略平反——这样做，反而离上帝更近。再比如美国，曾盛极一时的加尔文清教，到了18、19世纪之交，便逐渐被自由派的一神教（即自然神学）所取代，前者从原罪出发，主张强制服从和禁欲苦行，而后者提倡自愿的道德行为，强调和谐、理性的思维，旨在帮助人理解宇宙秩序和上帝法则中的仁慈。
在科学理性茁壮的今天，宗教文化不仅在传统地区根深叶茂，连一些政治无神论牢牢插桩过的土地，也开始接受全球化的信仰洗礼。与其说这是一种西化时尚，不如说是在经历一场精神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对那些被无神论掏空了信仰的人来说，基督的最大诱惑并非其教义准则，而是一种信仰经典所携带的精神芬芳，一种由庄严、虔敬、深沉、崇高、圣洁等意绪铺设的心境，一种肃穆而宁静的道德美学气场……而这一切，恰恰是当事人所久违了的。看看我们身边对基督教的消费（尤其教堂婚礼和圣诞节），便会发现一点：仪式消费大于目标消费。教堂、烛光、洗礼、祷告、起誓、钟声、十字架……别小瞧这些符号，它们对人心的提示、唤醒和满足非常大，脱胎换骨虽不可能，却足以给灵魂洗个澡。
其实，从西方到东方，现代人对上帝的需求越来越趋于一致：信仰即愿意信仰，信仰上帝即享受上帝；宗教是心灵的粮食，是人生的营养；上帝颁发的不再是一个历史的物理的世界，而是纯粹的精神时空，可谓有百益无一弊。
一个人，可以不属任何教派，但不能失了信仰心理，不能一点宗教意绪都没有。否则，在道德和信用上，会轻易失去底限。通常，信任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比信任一个虚无主义者，或唯物论者要可靠和安全得多。
换句话说，一个信徒成为“好人”的几率更大。
《瓦尔登湖》的作者、美国著名自然主义者梭罗，临终前和婶婶有一段对话——
婶婶：亨利，你跟上帝和解了吗？
梭罗：婶婶，我不记得曾经吵过。
从人格上帝到自然上帝
在唯物论胎盘中泡大的人，常自作多情且武断地以为：科学乃宗教最大的天敌！他最喜欢玩的游戏即雇科学家为原告，以实证方法来起诉上帝，逻辑是：只要上帝不出庭，即证明宗教在说谎。
上帝的客观缺席，能证明信仰的荒唐吗？科学果真乃宗教杀手？
恰恰相反，优秀的科学家无不为一些有着深沉宗教情怀的人。当然，他们大多信奉自然上帝，而非人格化的上帝。
爱因斯坦取得了两个成就：相对论和宇宙宗教论。
他区分了自然上帝和人格上帝：“今天，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间的冲突，主要源于人格化了的上帝之概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事物有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非那个同人类命运有牵连的上帝。”
“我以为科学不仅替宗教洗清了它的拟人论的沉渣，也帮助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能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
“我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情感的人。他的宗教情感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之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同这种和谐所显示的高超理性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都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亦声称：尘世间的最高善便是获得“内界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宗教与科学间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冲突，因为它们互为补充”。
还有霍金，他在《时间简史》中宣称，我们的目的应是“了解上帝的思想”。
天体物理学家查斯特鲁在《上帝和宇航员》的开头说：“仅靠相信理性力量为生的科学家，其事业以噩梦而告终。他们攀登了一座座无知的山峰，正要征服最高峰，当翻越最后一块岩石后，发现迎候自己的是一群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坐在那儿，已等了他们好几个世纪。”
……
“科学没有宗教，即变成了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则变成了瞎子”（爱因斯坦）。任何工具理性都只是帮助人们完成着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于人类的内心生活，则无济于事。而只有科学与信仰的“里应外合”，才能确保“人”之全面建设。
2001年
(第六节 “道德银行”的道德险境
2003年11月5日，钱塘江畔的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异常热闹，首家“大学生道德银行”启动营业：该院数千学子被吸纳为储户，按其原理，储户参加志愿活动、社会公益等皆可获相应数额的“道德币”，如做义工1次，得1万元存款，义务献血1次，有2万元进账……当储户需某种援助或申请某待遇时，可凭卡向银行支取。为刺激储蓄，该银行还特设不少奖项，如文艺演出和学术报告的门票，优秀团员、奖学金评比的优先权等。后来，为表彰先进，该行还特设了“年度十大道德富翁”评选。
一石惊鸟，坊间忍不住嚷嚷了：图利求报的道德还对得起“道德”这张老脸吗？说实话，若仅维护什么老脸或仅属个案的“义利”之争，确懒得搭话，但这次“银行”潮来势之汹、从众之多，委实让人吃惊，随便在电脑里一搜，即出来一大群“多胞胎”：长春安阳小学的“未成年人道德银行”，江西遂川的“中小学道德银行”，河南郑州的“青少年道德银行”……
一件事儿，值不值得重视？我的尺度是：看落在谁身上？影响体积有多大？冲击的乃当下还是未来？“道德银行”发生在“立人”“树人”的校园，试验对象是孩子，雄心是从娃娃抓起，就不容小觑了。
如果说“道德银行”有何社会启示性，在我看来，至少有二：一方面，它宣告了传统的全民性道德教育已近迟暮，尤其依赖榜样的号召模式之气息奄奄；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一种焦虑和挣扎，显现出大家对道德现实之不满和不甘，堪称为冲出道德缚境所作的一种“化蝶”冲刺。
但“道德”和“银行”联姻的后果是什么呢？“道德银行”将造就怎样的道德险境？一旦退出理想主义高地和原始本位，道德将跌落何处？它古老的身躯会摔成什么样子，导致怎样的外损和内伤？
表面上，“道德银行”在为道德寻求一种及时的测评和奖励方式。但该做法又是极鲁莽和笨拙的，因为它连最原始的技术问题都解决不了：谁有资格给道德打分？谁有权力规定道德的分值？道德委员会？道德证监会？谁有这样的道德识别力和公信力？对道德怎么统计和验收？谁来发明“道德秤”和“道德验钞机”？
按“道德银行”原理，不为人知的德行是无法自动进入账户的，即道德储蓄以“道德公开化”为前提。但大街上并无一种叫“道德监视器”或“道德记录仪”的玩意儿啊，除了上帝，谁有那全知全能、体察毫末、全天候蹲守的慧眼啊？这意味着，要想被及时见证和记录，在道德行为之外，必须同时做另一件事：道德示众，或叫道德自首！可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给道德一记耳光。
退一步讲，即便“道德银行”确保所有的善行不被遗漏，而一旦走出了银行视野呢？比如一个小孩子，他在校园里习惯了做好事总是被记录，但出了校园，进入一个举目不见银行、四下皆无收款机的环境，或遇到了不记名的捐赠箱，他会怎么办呢？依赖见证和奖励的“道德银行”，实质上是为道德设计了一套条件反射的游戏，它的基础即那些“条件”，一旦“条件”不成立，那些被礼物宠坏了的孩子，即会像不见诱饵的鹦鹉那样懒得为你唱歌了。
我的担心还在于：被张榜的“道德贫富”会不会构成新一轮的精神压迫？道德等级会不会制造人群等级？为摆脱道德劣势，人会不会舞弊以弥补道德产量的不足？就像当年“浮夸风”那样，会不会爆发一场“道德大跃进”呢？谁又能担保银行里不会混入“道德假币”“道德伪钞”？记得小时候，为了评“三好”，自己就忍不住在“拾金不昧”上作弊：偷偷丢下一枚硬币，拉着小伙伴去捡，再由见证人把事迹记在“好事簿”上……现在看，这该叫“银行诈骗”罢。
“道德银行”企图为道德创建一种市场模型，维护一种市场公平，但对纯粹的道德而言，或许恰意味着一种不公，因为真正的道德者是不会在银行开户的，更不会去主动刷卡，自然不在银行表彰之列。也就是说，最朴素和本色的道德行为，在银行大屏幕前，反而被遮蔽掉了，真正的道德富翁会沦为银行门前的叫花子。
古人云：义，利也。道德确有利可图，但该利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心的获益。道德的回报形式和道德本身应是对称的、同质的，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话：“精神自有精神的答谢。”是啊，道德也自有道德的答谢，即心灵的自足和愉悦。就像一个人仔细收拾好自己的卧室，那清爽与温馨，那洁净与舒适，不是做给外人看的，更非等领导检查，而是一种自我奖励和来自灵魂的犒赏。
在信仰状态下，道德是一种类似草木的自然生长，她从容、无声，甚至寂寞；她安然若素，荣辱不惊……道德运行，遵循的是体内法则。心，既是道德的策源地和栖息地，也是最大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但在收银机面前，德行已从一个精神动作变成了一次机械的商业刷卡，变成了电子账户上的输入金，它不再是纯粹的精神实施，实乃一种意在结算、旨在产出的商业性投入。
道德是金子，但当金子变成资本，即不再是道德。
总之，“道德银行”的最大误区即在于它无视信仰之贫困，把道德窘境归咎于道德主体的寂寞，迁怒于社会回报和奖励机制的不完善。而它最大的荒谬，也是我称之为“精神腐败”的所在，恰恰是它无视国人生命内里的虚脱和无信仰状态，转而从“体外”找借口、寻逃路、租掩体的做法。它把保险柜当做了道德繁殖的孵化器，其实，啥玩意儿搁那儿都是最不安全的。
“道德银行”不景气尚罢，若真红遍了大江南北，倒真是一种悲哀和灾难。因为它损害的不是道德面子上的事，而是堪称道德肌里和质本的东西。这种以外界奖励来刺激和教唆内心、把利益约定作为道德驱动的做法，等于给了道德一个最坏的名声，对道德涵义作了一次最大的篡改，它培养出的道德舞弊者将比忠实者多得多。
“道德币”之于道德，犹如拿香喷喷的烤肉喂骆驼，与其说是一种关照和体恤，不如说是一种辱没和谋杀。
信仰朽腐的时代，似乎一切只能拿利益来下注，靠利益来打补丁。激励，靠利益作诱饵；惩戒，也拿利益作要挟。现世中，我们频频可见以利诱义的悬赏，像什么“提供侦破线索奖励多少元”“医生上交红包按比例返还”；一些弱智的红头文件也荒谬出台，“上班时间不许搓麻将、“公务员必须孝敬父母”“领导干部不许包养情妇”“教师不许奸污女学生”……前者的潜台词是“若能够”，后者的潜台词是“否则就”，无论哪种，这个时代所能搞到的唯一诱饵似乎都只是它：利。连饵料都挖不出别的了，可见土壤贫困到何种程度。
若任由利益机制代替信仰机制，道德沦为“道德币”——那么将注定这是一个漂着肥沃垃圾的时代，一个丧失底限和根基的时代，一个注水肉和假文凭的时代，一个有毒奶粉和劣质大米的时代。
2004年1月
(第七节 心惊肉跳——做中国人的惊险
心惊肉跳——做中国人的惊险——兼评周实《刀俎之间——中国历代酷刑二十种》
周实先生寄来一部书稿，嘱我作点感想，放在他将出的书里。
不料，这竟是本让我心惊肉跳的书，想推辞已晚矣。
硬着头皮看下去。
纸面上铺开的，是汉字笔画般凌乱、泛着血沫和焦腥的残肢断臂，是一门叫“刀俎”的中国功夫密籍——
公孙鞅之“车裂”，卞和之“刖”，孙膑之“膑”，蒋钦之“杖杀”，李斯之“腰斩”，郦生之“汤镬”，司马迁之“宫刑”，蓝玉之“剥皮”，朱高熙之“炮烙”，袁崇焕之“寸磔”，左光斗之“拶夹”……更有“绞”“缳”“黥”“人猪”“枷号”“定杀”“弃市”“枭首”“射杀”“囊扑”“诛族”（从商朝“诛一族”至明成祖的“诛十族”）等等。
五千年文明竟暗藏此妖术？在摧残生理、折磨肉身、研习痛苦上，国人真深邃啊！那么多技巧，那么恶毒的设计，确乎惊天地骇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