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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1952年(2)
胡适是一面镜子，他照着往上爬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形象。他由小资产阶级爬上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沆瀣一气，就爬进了反革命的坟墓。
1952年1月21日
胡适的道路 ①
周谷城
胡适的思想是变动的，不是固定的。他因思想变动，前后判若两人：起初的胡适是反对封建主义、迎接资本主义的人。他写文章反对理教，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提倡作白话文，等等，都是反对封建主义，迎接资本主义的作用。后来他变了，变为拥护封建主义，拥护帝国主义，拥护官僚资本主义，拥护法西斯统治，提倡出卖祖国的人了。他写文章说支配中国的是贫、病、脏、愚、懒五鬼，而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最后更为蒋介石作辩护说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那就是他拥护法西斯统治、出卖祖国最出力的时候。
胡适反对封建主义，迎接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很能动人的；大家捧他的场，恭维他，或者不无根据。但中国的封建主义虽然残余，然而近百年来，已与帝国主义由相反变为完全结合，不是单凭一种没有抬头的资本主义思想所反得动的。不仅反不动，而且不容许资本主义抬头。不仅资本主义不能抬头，就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也全不中用。中国自前清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就完全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教育。但这种教育是没有出路的：整个社会被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及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和买办所支配；新式的生产事业，完全被他们扼杀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树立不起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人，学会了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人，具备了资本主义文化水平及学术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里，不是急需的，他们要遭受厄运，几乎是注定了的。然而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教育，确有相当的成功，无论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或从国内大学毕业的，都是受的完整的资本主义教育，都以资本主义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在一方面，社会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在另一方面，思想却是完全资本主义的。
这种情形，逼着高级知识分子要自找出路。可能的出路，有三条：一、走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道路，但这条路的美丽远景，不易为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所看见。二、继续走资产阶级发展产业的道路，但这条路早被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占据了。三、干脆加入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集团，实行法西斯主义，进行卖国的勾当。胡适选中了最后的一条路。首先，他就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李大钊先生叙述十月革命的意义，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时，胡适却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接着，他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批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说“知难行亦不易”。他既骇怕无产阶级革命，又恐资产阶级革命不易成功，最后毅然决然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是为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服务的，代表者是蒋介石、四大家族，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小撮。照这一小撮人的办法，只是屠杀人民，出卖祖国而已。胡适要拥护这一小撮，便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支配中国的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而是它自己所谓贫、病、脏、愚、懒五鬼。他既拥护这一小撮了，为着保存他们的实力，并卖好于日帝国主义者起见，他反对抗日。当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垮了的时候，他又怕这一小撮不能僭窃人民胜利的果实，又帮助蒋介石搞伪国大、伪宪法，希望能欺骗人民。蒋介石这一小撮始终扶不起来，连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者都说他们不中用，胡却为他们辩护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其实善亦易明，理亦易察，只是他所拥护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代表，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太不争气而已。
像这样的胡适，比起他以前迎接资本主义思想的好些先驱人物来，要落后得多。例如张之洞，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一面迎接资本主义，一面保全封建主义，虽行不通，然却没有拥护帝国主义。又如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维新，一面宣传资本主义的思想，一面拥护旧统治阶级，维持封建势力；当然也行不通，却也没有拥护帝国主义，而且他们的奔走呼号，反对瓜分，几乎等于反对帝国主义。又如严复，也是迎接资本主义的人物；他翻译的许多书籍，如《法意》、《原富》、《天演论》、《群学肆言》、《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等都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典型；同时他主张君主立宪，想把封建残余社会里的专制政治，不经过激烈的斗争，从容不迫地推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阶段，但也没有拥护帝国主义。只有胡适不同：他开始宣传资本主义思想的时候，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很吸住了一些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他把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杜威的工具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影响甚至到于今还没有消除。他害怕人民革命成功，毅然决然拥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抓着他自己所谓现实，勇往直前反动到底，不稍迟疑；这样一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胡适了。那些迎接资本主义的先驱人物复活着了，这样的胡适恐怕也都要“自叹不如”。
对于胡适拥护法西斯主义的卖国行为，今日文化教育界的人当然愤恨。但对于他最初的迎接资本主义思想，或者表示同情；因为资本主义思想，本较封建思想为进步，值得同情。再者今日文教界对于坚持资本主义思想，在法西斯统治下奋斗的人或者表示敬佩；因为这种奋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敬佩。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今日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不要思想改造了。资本主义思想在过去受过压迫是一事，在今日不中用又是一事。过去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连资本主义阶段都未能达到，故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是科学技术，用不着。今日的社会是远胜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越过了资本主义阶段，故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绝不相容的。因此改造思想，使技术与专长能为新社会服务，便成了绝对必要。
1952年1月23日
《旧唐书》18下《宣宗纪》：
大中三年九月……制曰：“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积恶既彰，公议难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谢万邦。中外臣寮，当知予意。可崖州司户参军，所在驰驿发遣。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十二月……“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卒于贬所”。
《旧唐书》174《李德裕传》：
大中元年秋，“罢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寻再贬潮州司马。
“明年冬（二年）又贬潮州司户。”
“德裕既贬，大中二年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时年六十三。”
《旧唐书·宣宗纪》与李德裕本传所记有差异。
①贬崖州司户制中仍称“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是没有从潮州“司马”贬潮州司户的一级。
②贬崖州制在三年九月，而传说二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
1952年1月24日
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
我曾指出，此二诗不见于《元氏长庆集》。今天读白居易《祭微之文》（《四部丛刊》影日本活字本《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始知此二诗全引在祭文里。祭文里又有白居易自己的《哀词》两首。元稹死在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祭文的日子是五年（ 831）十月十日。挽歌词（卷五十六）有“后魏帝孙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阳”的句子，是葬时作的。（《哀词》两首，收在卷五十七）
乐天《哀词》比不上微之的留别诗：
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哭微之。
妻孥朋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
文章卓荤生无敌，风骨英灵殁有神。
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灰尘？
元白齐名一世，最后这两首诗，微之真“无敌”了。
1952年1月31日
今天《纽约日报》的约翰·奥多内尔引A·史密斯的美国自由联盟（Feb·1936）演说，其中有一句说：
从这时起，决心使宪法成为美国的公民圣经，让人们尊重宪法，正如人们虔诚地维护《圣经》一样……
此与我两次引T·H·赫胥黎的话，可以互相发明。
1952年2月1日
在普林斯顿，写《中国印书的一千年》，作“中国书展览”的小序。
昨天得陈通伯回信，他说莱昂内尔·贾尔斯博士很起劲，提议要照至少十三种敦煌卷子给我展览。
我回信去，要他加上卡特说的石刻《金刚经》敦煌本。我还要贾尔斯博士的小册子《敦煌六百年》。
1952年2月2日
看完了雍正一朝的《实录》159卷，共四十册。
香港报纸说，何思源到今天还只是“革大研究院三班四组”的一个不毕业的学员。当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有人去北平，见着思杜，那时何思源已是思杜的同学了！
1952年2月17日
崇祯时马元调刻沈括《梦溪笔谈》，有补，有续，而汲古阁刻此书乃无续、无补。
马本《续笔谈》有这一条：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此“道理”是“天道”“天理”吗？还是今人所谓“真理”呢？
中国印书的一千年
葛思德东方书库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这一收藏，一开始是已故的G·M·葛思德（1864-1948）的个人爱好。三十年来，葛思德东方书库是除中国和日本外，储存收集中国印刷书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的需要。它也收藏珍贵、精美的手稿和早期印刷书籍的善本--这些书有的用刻板印刷，有的用锡、铜、木活字印刷。在谷登堡印刷《圣经》（1455）之前，中国已经印刷了上千卷书籍。谷登堡印刷《圣经》通常被看做是欧洲印刷业的开始。
简要概述一下葛思德东方书库的收藏品--在一些私人收藏家和同行机构的友好合作下--可以勾勒出中国印刷业发展的生动历史，从最初的公元八六八年的刻板印刷书一直到现在。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在此将作扼要叙述，为本次展览的参观者作一个导引。
公元一〇五年，宦官蔡伦发明了纸。他用树皮、麻纤维、破布和鱼网成功制成第一张纸。
公元一七五年，大学者和书法家蔡邕受中央政府之命用手缮写儒家经典。所有缮写的经典被刻在四十六块大石碑上，这些石碑就树立在汉朝都城洛阳的太学门外。“这些石碑一立起来，就有许多人去看、去临摹，去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那儿每天都聚集着成千上万辆马车，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从石碑上拓印下来的拓本可以说是第一批印刷书籍。
刻板印刷较早被用于佛教、道教的图象和符咒的印刷，用于较短的宗教经典、流行歌曲诗词的印刷。公元八二四年，诗人元稹（779-831）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吴越地区（今江苏、浙江）有一些大胆的人，用手缮写或用刻板印刷术印刷他和他朋友白居易（772-846）的流行诗作。没有他们的授权，这些诗作就在市面上流通买卖，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在九世纪上半叶，非宗教的俗文学已有刻板印卖了，这是第一次清晰、可靠的记录。
一九〇七年，A·斯坦因在敦煌（甘肃省西北地区）发现一本刻板印刷的《金刚经》。它印刷于公元八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印刷者为Wang Chieh，他为纪念他父母亲而印刷此经，用于自由分发”。此经被卷成筒形，由七张纸粘贴在一起，长十六英尺，宽一英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书籍。目前它是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
到了十世纪，刻板印刷开始引起学者、教育家、书籍收藏家、甚至政府的关注。尽管战乱较多，王朝更迭频繁，但是北方的中央政府仍然着手刻板印刷儒家经典及其注释这项庞大的工程。二十一年后（932-953），这项工程终于完工--这标志着政府资助大规模印书这一伟大传统的肇始。
宋以后的三个世纪（960-1276）被认为是刻板印刷的黄金时代。一些文本用漂亮的书法来缮写，通常带有书写者的签名。一些称职的艺术家把这些精美的缮写本刻在木版上，这些艺术家也常常将他们自己的签名刻在上面。这体现了一种艺术的自豪感和艺术家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刻板印刷书籍成为后来人钟爱和模仿的对象。
十一世纪中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他第一次把活字刻在黏土上，把它们烘干，使之定型。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又出现了锡、铜或木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