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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1956年(3)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军队之进山海关而与北洋派军人作战共有三次，都是交通系的鼓动。我可以把三次战争的原因及结果叙述一个大概。
交通系以梁士诒为首领，以朱启铃、周自齐为大将，而实在的灵魂乃是叶恭绰。士诒在辛亥年鼎革之际，帮助袁世凯很为出力。等到帝制发生时，士诒最初的确不肯赞成，但一方面受世凯压迫，一方面又留恋禄位舍不得与世凯决裂。据我所闻，当时交通系的中心人物曾开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因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铃三人地位较高，不能不出面捧场，而地位较低的如叶恭绰之类，则竭力避免牵入旋涡，所以大典筹备处中有很多交通系的红人并未加入。这一着计划后来竟发生很大的作用。
洪宪皇帝死了，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铃都被通缉了；但为时不久，这三人的通缉由督军团之呈请而得到解除。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这般武人确认梁士诒是个财神。洪宪皇帝尚且要他筹款帮忙，只要他能筹款哪怕是杀父之仇都可亲近。可是梁财神现在的地位不同了。财神的聚宝瓶是靠铁路，现在年年打仗，铁路收入骤然减少，而且沿铁路的军人都可以截留路款，聚宝瓶里空空如也，掏不出元宝来，要想借款造路，一则欧战正酣，无法借款，二则国内混战，外人不敢投资。梁财神虽然获得自由，也不过东闯西撞，只听得楼梯响，没见到人的影子，一般军人不免对他失望。
说起来交通系人才济济，而内容实在可怜，像周自齐、朱启铃都是好好先生，起不了什么作用，真正能够奔走运动的，还只有梁士诒、叶恭绰两人。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交通系的大亨也有同样的热心。自从洪宪皇帝死了之后，将来究竟什么人最有权力？这是交通系日夜关心的事。然而在这混乱状态中，很难预定哪一个是真命帝主。他们就向几个有实力的有资望的军人分头安排。在北洋派中他们认为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都有执掌大权的可能，然而他们知道段冯两派各有接近体己的人，没法直接拉拢，不得不降格而求。叶恭绰地位较卑又能柔声下气，只有向段派手下的红人频献殷勤，虽然有点效果，究竟不能满意。后来忽发现一块新的园地，就是关外王张作霖。作霖的架子很大，他部下的红人亦轻易不令关内的人参与他们的机密。叶老虎苦心孤诣，居然得到少帅的青眼；而老虎最初得与少帅接近，还是利用交通部所管辖的沈阳电报局局长。这电报局局长事前得了老虎授意，以美人计结交，少帅居然就范。老虎后来竟能在少帅金屋之中，侃侃而谈天下之大计。因少帅趋庭之便，携带老虎谒见关外王。承蒙特达之知，称为国士。更从别的路子，访问杨宇霆。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叶恭绰便成为关外王的智囊。可是北京一般政客还并没有知道老虎背后有如此大的靠山。
同时交通系首领梁财神在自己家乡也发现一块新园地，那就是南方的革命政府首领孙中山先生。说到财神本来是家家户户都很欢迎的，但梁士诒的进谒中山，并不以财神的资格。他很知道中山先生于世界大势了如指掌，不能把欺骗北方军人的一套以欺骗中山。他所向中山陈说的是如何取消不平等条约，如何可以关税自由，如何可以改革农村。中山亦表示相当佩服。他亦与汪精卫、胡汉民有相当的联络。他并不请求加入国民党，亦不向革命政府讨什么差使，他是坐南朝北的人。他一到北方就吹大气，与中山先生如何的亲昵，并且向徐世昌夸口，假如要与南方议和，如何有把握。所以后来徐世昌竟相信他提出做内阁总理。但是另有人告诉我，梁内阁的来源还是关外王所推荐。所谓徐世昌特地请他出山，要与南方议和之说，不过是梁财神自己吹牛而已。
现在要说到正文了。关外王的三次入关，我说都是受叶恭绰的煽动，凭据都在哪里，我可以次第道来。
当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时，一切大权完全操之于段祺瑞，而段又一切委之于徐树铮。那时候他们要想以武力统一全国，于是利用曹汝霖做交通总长而兼财政总长。汝霖对于交通业务完全门外汉，引用叶恭绰为交通次长。汝霖在这个当儿，拼命向日本人借款，恭绰食指渐动，亦秘密与日本人接洽，要把江西省的南浔铁路延长到福州、海口。被陆宗舆侦知，就狠狠对汝霖说：“你属下的次长不请示你，就暗地与日本人商量借款。你得想一想，在你我二人当道之时，而向日接洽借款的事情竟会落别人手里，假如你听他成功以后，日本人就不再请教我们了。”汝霖听了，当然生气，就决心把此事破坏。不到几天，恭绰把与日本人接洽的借款合同稿子请示汝霖，恭绰并且表示这合同签字时，可以先付若干元应政府需要之用， 以为汝霖绝不会有异议。谁知汝霖连合同稿子都没有看，就对恭绰说，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因为二十一条件中的第五项不是有一条说把福建作为他的势力范围吗？后来好不容易算把这一条取消了，现在把铁路延长到福州，我们国内的人，或者福建人，倘然反对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我现在请你向日本人善为说辞，慢慢再议吧。说得恭绰顿口无言。他自以为交通老手，自从做次长以来没有碰到这么大的钉子，后来一打听，知道陆宗舆在里面作祟，心中极不痛快，就在交通系机关报纸之中，攻击交通部向日本借款如何丧失权利，登之不休。曹汝霖一看就知是叶恭绰弄的把戏了，向徐树铮说，请他代向段总理辞职。树铮问其原因是如此如此。树铮大怒，就派了几个侦探轮流地监视叶恭绰。恭绰觉得了，只得辞职。刚巧欧洲战争结束，恭绰借出洋考察为名，向交通部领了些经费，就此往巴黎去了。
等到和会结束，中国代表拒不签字，国内亦发生风潮。其时徐世昌已任总统而一切大权仍操诸段祺瑞之手。直系军人渐抱不平时，恭绰已从欧洲回国。知机会到了，他就到关外游说关外王，说如要收拾人心，拥护舆论，只有打倒安福系为最合时宜。关外王本有野心，经恭绰激动之后，遂与曹锟连电宣布段祺瑞及安福系罪状，派兵入关助曹将段祺瑞的定国军击败。此为奉军第一次入关作战，居然获胜。关外王之威风从此竟达到首都。张作霖喜不自胜。政府改组的结果，叶恭绰竟代替曹汝霖做交通总长，并通缉安福系徐树铮，才算出了那口恶气。这是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七月的事。
叶恭绰发现的新园地收获甚丰，当然可以连带鼓励梁士诒的官兴，使他格外浓厚。其时徐世昌对于北方军阀的内战极端厌恶，屡闻梁士诒和平统一之说，决心教他登台一试，授意叶恭绰请士诒北来。恭绰先把此意见征求关外王的意旨，自关外王以下一致欢迎。此消息传出后，为直系政客张志潭所闻。志潭最初与段祺瑞极有关系，又因籍隶河北，且为丰润县大族，亦与齐燮元十分密切。以为梁财神组阁之后，关外王之势力伸入关内，且有日本人为后盾，直系将被压倒。假如梁财神真的能拉拢广东政府在一起，则北洋军人或被完全消灭，于是以此利害游说吴佩孚。佩孚很受他的激动，不动声色，暗中布置，等梁士诒登台之后，由四面八方加以总攻击。吴佩孚一个通电，各方群起响应。其时奉军因一年六个月前与直系合作攻击段祺瑞之军队，尚有一部留驻在京津一带。
这个时候是一九二二年，正是美国总统哈定在华盛顿召集国际会议的当口。这次国际会议是我国对于山东问题最重要的机会，亦是最后的机会。但梁士诒内阁成立之后，士诒首次与驻京日本公使小幡见面时，竟会当面允许小幡，胶济铁路问题可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并向日本借款赎回，借款期内仍由中日共同管理。这消息由我国外交部及日本外务省传到华盛顿，我华盛顿代表团不胜骇异。有人密告吴佩孚，此告密之人或者与外交总长顾惠庆有关。佩孚即发出通电，斥梁士诒卖国。于是各省市各团体各商会一致响应，痛斥士诒行为。士诒遂通电各省市，竭力声辩并无此事。但华盛顿之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两人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已堂而皇之登载各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吴佩孚根据余蒋两人通电，反驳士诒，并限令士诒于七日之内离开北京。
但士诒在各方攻击之时，仍无去意。直至苏、赣、鄂、晋、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由吴佩孚领衔，电请徐世昌将梁士诒免职，世昌接电后，命以原电交国务院阅看，士诒知道世昌之意在讽示自动告退，但仍不肯决然辞职，而于三日之后，请假赴津暂作观望。其时为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也。至一月三十日张作霖电请总统徐世昌将梁士诒内阁办理胶济情形宣示国人，其用意为梁士诒辩护，一面即表示反对吴佩孚之主张，尚无激烈挑战之词，这当然为交通系所运动而来。吴佩孚屡次电报痛骂梁士诒之卖国行为，而士诒则竭力否认，谓并无允许日使直接交涉及向日本借款赎路的行为。在政争剧烈的时候，往往言过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从客观方面搜集证据加以公平的判断。
据我看来，梁士诒当袁世凯做总统时代，人家送他一个雅号叫做梁财神，他听到了亦颇沾沾自喜。等到洪宪皇帝死了之后，他还妄想出头。他以为北京政府到财政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想着他这财神爷爷的。他很明白从前需款，要伸出右手向西洋鬼子借钱；现在欧战未了，西洋鬼子拿不出钱来，所以现在若要用款，只有伸出左手向东洋鬼子借钱。他要预做准备，结识日本人以备将来登台，所以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民国六年），即由香港起程东游日本，直至次年一月二十九日方才回到香港。据他的《年谱》上说，在日本时会到许许多多日本财阀军阀，他引为满意，认为兹就是他将来政治的资本，换句话说，就是财神爷的聚宝瓶。果然，他回到香港不满一星期，时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北京政府即命令梁士诒、朱启铃、周自齐三人免于缉究的喜信，可见此行为不虚也。
但是民国七年冯国璋做总统，正是段祺瑞做内阁总理的时候，曹汝霖正在轰轰烈烈，他是老牌的亲日派，对日借款由他包办，轮不到梁财神插手。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所提出的延长南浔铁路到福建的借款草合同，就是东京财阀出的题目把梁财神考一考，看他能否交卷，谁知叶恭绰竟因此丢官，可见时机尚未成熟，梁士诒虽然得免通缉，尚无活动余地，因此只得静待时机。
这一次梁士诒的组阁酝酿已久。他亦回翔四顾，要把各方面都布置妥帖之后，始肯登台。他既有财神之称，登台之后第一就是财政。他还是要想向日本鬼子借钱。究竟曹汝霖、陆宗舆是老牌亲日派，为日本鬼子所信任。这胶济路的合办合同，原是曹汝霖经手订定的，华盛顿会议要推翻原来合同，倘若一面要废弃合办合同而收回自办，一面又要向日本鬼子借钱，这是不可能的事。又是曹、陆二人出的主意，中日直接交涉，向日本借款以赎回铁路，这借款之中一部分挪充政费，双方都有面子，双方都得实惠。梁财神认为可行，所以第一次与日本小幡见面，即已当面承认，以此为原则。谁知这个消息泄漏，为外交总长顾惠庆所知，遂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密电华盛顿我国三代表，内称日本小幡谒内阁切询胶济路办法，梁揆答定借日款自办。而华盛顿日本代表且已公然宣布由中日直接交涉，致使会议无法进行。遂由驻华盛顿之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通电国内各省督军各团体，吴佩孚得根据此电以再四攻击梁士诒。士诒虽百方狡辩，但余日章、蒋梦麟之电报来自华盛顿，绝非吴佩孚所能伪造。余日章、蒋梦麟二人之电报则根据纽约三代表之披露，亦决非余、蒋所能伪造。所以梁士诒无论用何方法辩论，都不为全国人民所信任，徐世昌亦遂无法挽回梁内阁之命运矣。梁士诒请假不久，奉直两方先以通电互相攻击，既则实行开战。两军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始接触，至五月五日奉军即败退军粮城。徐世昌下令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退回原防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又令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士兵，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行褫职，并褫夺勋章勋位，逮交法庭依法讯办。这就是第二次交通系煽动奉军入关之结果。
以上奉军两次入关作战情形，公私文件都有记载，而叶恭绰、梁士诒之煽动，且见于徐世昌之命令。但张作霖绝非童，何以肯听交通系之煽动？这也由于关外王及其亲信左右，都有夜郎自大的野心；而北洋派皖系直系之争权，实予作霖以可乘之隙。叶恭绰以历史中之李渊、李世民推戴作霖父子，而称颂杨宇霆以王佐之才。蜜酒易醉。及其失败，始知受欺，亦已不及。
据我后来所闻奉军第一次入关攻击安福系，事起仓猝，日本并未预闻。而且日本关东军之当局者得到奉军与吴佩孚合作之消息后，亦曾警告张作霖，劝他全力经营关外，不要加入旋涡。张作霖答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时日本还以为段祺瑞的定国军受到日本许多资助，不至失败，谁知不堪一击。于是日本关东军对于张作霖开始厌恶，不予信任。
至第二次奉军入关与吴佩孚作战，他们也很知道佩孚军未可轻敌，而又鉴于上次入关虽然胜利，并无所得，反受日本关东军埋怨，此番不得不出以审慎。但曹锟与吴佩孚逼令驻扎京津之奉军出关，体面所关，无法中止。于是先与关东军日本当局商量。此时关东军之态度完全变更，因吴佩孚之倒阁通电，斥梁士诒之通日卖国，非日本军人所能忍受，故亦怂恿奉军入关。但因吴佩孚迅速动员，采取攻势，张作霖稍一迟疑，已落后着，所以两军接触不久即分胜败。奉军不得不狼狈出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