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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1959年(1)

书籍名:《胡适日记:离开大陆这些年》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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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世界新闻学校演讲

  新闻记者的修养②

  【本报讯】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昨天下午四时在木栅沟子口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以《新闻记者的修养》为题,对该校学生发表演说,勉励他们将来在学成之后,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去达成一个新闻记者的任务。

  在这篇讲演中,胡适博士首先指出,做一个新闻记者,不但要有广泛的无所不知的知识,同时在学术上、道德上也应该有相当的修养。谈到新闻记者的修养,特别是未来的新闻记者,他主张要多看侦探小说。

  侦探与武侠小说

  他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都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胡适博士说,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他希望同学们能多看《福尔摩斯》一类的良好的侦探小说,因为这一类的侦探小说,不但可以学好文学与英、法等外国文字,同时也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

  辩冤白谤的责任

  胡适博士说,明朝有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吕坤,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十七世纪一位很有地位的思想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他的这句话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提到它。胡适博士说,当一个新闻记者,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一种替人“辩冤白谤”的责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尤其是在今天,我国警察、司法、军法各方面尚在比较幼稚的时候。但责无旁贷的,我们当一个新闻记者的,都应该有此义务。

  胡适博士旋即讲述两个故事,来说明“为人辩冤白谤”的意义。这两个故事是两个有名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是最近出版的美联社及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勃雷纳(Drennan)所写的《被偷去的年龄》一书中所说的案件;第二个案件是轰动世界的,连《大英百科全书》中都有详细记载的兑夫司(Dreyfus)案件。

  芝加哥的绑票案

  关于第一个案件,胡适博士说,那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时勃雷纳才二十五岁,在那个时候,芝加哥发生了一个离奇的绑票案。一个名叫法克脱(Factor)的大流氓自称被绑,并且被关在一个地窖子里十二天,一直到缴了钱才放出来。他这些话是对警察与新闻记者说的。他说这话时勃雷纳也在场。勃雷纳当时听了法克脱的话,就觉得有点奇怪,一个被关在地窖子里十二天的人,怎么衣服都那么整齐,没有丝毫皱纹,同时他又听到了一个警察在说,芝加哥天气这么热,怎么他的身上没有臭气。勃雷纳把这两件事记在心上。后来,那个自称被绑的大流氓法克脱指认另一个大流氓杜希(Touhy)是绑他的人。这案子便开庭审了好几次,同时警察当局又派了一名专家调查此事。

  九十九年的徒刑

  当年芝加哥的警察很腐败,暗中与流氓恶势力勾结,因而那位被派的专家也是一个流氓,他是一个包庇赌博发大财的人,人家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警察。这个案子本来是流氓消灭敌人的一种手段,杜希原是被冤枉的,可是审判结果,他被判了徒刑九十九年。勃雷纳自从法克脱自称被绑的那天起,就开始注意此事。杜希判罪之后,他便时常去狱中看他,与他谈天,并把他的谈话做成纪录,并替他找证据,因为他觉得杜希是冤枉的。勃雷纳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社会终于注意到这件案子,到今年十一月这位被冤枉了很久的杜希终于被保释了。

  被偷去的年龄

  同时,勃雷纳的书《被偷去的年龄》也于同日出版。在这本书里,勃雷纳指出两点,一点是当审问时法克脱几次改变他自己的供词;另一点是在检察官提出的证人之中,有一个在绑架的十二天之中,并没有在芝加哥,他是一个伪证。勃雷纳说:“人问我为什么要给一个流氓作辩护。我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人,他从没有机会把他的案子向大家申诉。我做这件事,得到的我个人自觉的满意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爱司特哈士的故事

  第二个案件,胡适博士说,这个案件的大意是法国与德国的世仇。一八七一年法国与普鲁士战争失败,割地赔款求和之后,双方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活跃得非常厉害。一八九四年法国有一个生活放荡、沉湎酒色的军人,名字叫做爱司特哈士(Esterhazy),他与德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勾结,把自己国家的机密文件偷偷地卖给德国,但不巧他的那张出卖各种文件的清单又被法国在德国大使馆做反间谍的人员拿到。经过一番研究与秘密调查之后,终于疑心到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无辜的犹太人身上。这个犹太人名字叫做兑夫司,他是炮兵上尉,在陆军部工作。由于他的笔迹与那张清单上有点像,并经笔迹专家判断,虽然有的说是他的,有的说不是他的,他终于被认定算做他的,于是他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捕了。在军事法庭审问的时候,虽然他始终坚持是无辜的,而军部的证据又是那么的薄弱,仅仅凭那一件无名的单子和笔迹专家的证明;可是陆军情报局要成立他的罪名,捏造了许多秘密证件,军事法庭终于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判了他犯了卖国的叛逆大罪,送他到一个警备区域去终身监禁。一八九五年三月又被送往南美北岸法属魔鬼岛去监禁。

  新证据的发现

  胡适博士说,对于兑夫司的判罪,他的家人与朋友都相信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无法请求复审。但不久有一位情报局的官员卞开纳(Col·Pieqner)上校在一八九六年却发现了一个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写信给法国陆军少校爱司特哈士的信稿,这信稿虽是撕碎了,但显然他证明了法国陆军部里有人被德国雇用,于是他便开始侦查,很快地就查知爱司特哈士的一切,并经核对笔迹的结果,证明了军事法庭原有的“单子”的笔迹正是他的。卞开纳把这事报告参谋部总长与次长,但那些大官不愿意重开审判,因此就禁止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还把他调往非洲。卞开纳在去非洲之前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律师。这位朋友又把这事告诉了当年法国上议院的副议长,他们都相信兑夫司是无罪的。

  左拉的《我控诉》

  一八九七年兑夫司的哥哥也发现那单子上的笔迹是爱司特哈士的,他就向陆军部正式控告,但参谋部不愿意认此大错。军事法庭开审结果,爱司特哈士无罪。卞开纳被捕下狱。法国的舆论界成为两派,一派说袒护兑夫司这个卖国贼的就是卖国贼;另一派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报纸上为兑夫司打抱不平,最着名的是《晨光报》上的克里蒙梭和《世界报》雷因拉克等。当年法国的大文豪左拉也写了一篇《我控诉》的文章,指责埋没事实、埋没真理,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使无辜的人受冤沉海底。但是陆军部生气了,告了左拉一状,他被判罪了。

  反对翻案者的伪证

  胡适博士说,虽然这样,但是反对翻案的人还在继续伪造证据。陆军情报局的副局长亨利上校在一八九六年伪造了两封信,说是意大利驻法大使馆陆军武官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的,信里特别提到兑夫司的名字。这二封信后来在国会里宣读了,兑夫司的罪是铁定了。但是卞开纳发表了一封给法国总理的公开信,指出了这封信是伪造的、拼凑的,结果亨利上校被捕下狱,畏罪在狱中自杀。这时候政府准了兑夫司太太的呈诉状,把全案卷送最高上诉院。

  经过了几个月的密查,上诉院才宣告取消了原来的判决,才决定令军事法庭重开审判,一八九九年军事法庭以五票对二票表决兑夫司有犯罪嫌疑,判徒刑十年。

  十二年才真相大白

  由于这件案子已是世界注目的案子,法庭判决震惊了整个世界,于是在九月十九日,法国新总理Louber下令特赦,释放兑夫司。又过了几年到一九○三年,另外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引起了新的审判的要求。一九○六年七月十二日法国最高上诉院宣判,才完全推翻一八九四年的判决。政府下令恢复兑夫司的军人身份,任命他为炮兵队的少校。这案子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六年经过了十二年,才真相大白。

  胡适博士最后说,从以上两个案子,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出,社会上一个人的生命与名誉,不仅是在于法官与法庭,同时有一部分是在于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人的手里。因此做一个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他希望青年的朋友们学看侦探小说,并从现在起努力去培养“为人辩冤白谤”的修养,以达成一个新闻记者的任务。

  四八,十二,九(W·)

  两大冤案的比较 ①

  胡适之先生昨天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演讲,以两大冤案为例,勉励新闻记者们,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胡先生的讲演词,今天各日报都有记载,辞浅而理明,无须再加引述。

  我虽并未作过调查研究,但就平日与新闻同业间接触交谈所得印象,大致有志于新闻事业者(包括在校的同学和已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人),多抱有此种“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很可能许多人之所以选择新闻事业,正由于此种精神的鼓动激励。再进一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鸣不平”的精神,即使偶尔涉身于新闻界,也会迅速发现新闻工作的辛苦乏味,而去之唯恐不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长久的对新闻工作爱好者,多另有其精神的鼓励和安慰,而为人鸣不平和辩冤白谤,正是重要因素之一。有些大人先生对新闻记者敬而远之,有些人指责新闻记者“多管闲事”,也就因为记者们有此种精神。相反,一个人如具“事不关己莫劳心”和“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修养,他就不会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

  不过,我们这样说,并非表示我们新闻记者业已充分发挥了鸣不平的精神;事实上,我们很惭愧,我们并未如所期望的做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也包括我们的努力不够。但就从胡先生所讲的两个事例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困难因素所在。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凭其个人对芝加哥绑票案的关切注意,写了一本书,最后才使杜希的冤狱平反;但法国的文豪、议员和新闻界合作之下,以极大努力,几经波折,得全世界重视,法总理特赦,才使兑夫司上尉的冤狱昭雪。其间轻重难易,实未可同日而语。原因何在呢?就我们粗浅的看法,(1) 一九三三年顷,美国政治的民主远过一八九六年左右的法国;(2)芝加哥绑票案是普通司法审判的案子,法国间谍案是由军法所判决。

  我们国家遭逢不幸,陷于长期内乱外患之中,远者不说,自廿六年(1937)抗战至今,二十余年间,大概全国不戒严的日子难得十之一二。在全国戒严情形下,若干明明应归普通司法审理的案子,也往往移交军法。军法审理并不比司法多偏失,只是审讯不公开,社会上不能获知全部案情,辩冤白谤就无从谈起。试举一近例,穆万森案如果不是由法院公开审讯,有几位急公好义的律师,也就无以发挥其“辩冤白谤”的精神了。不过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们仍愿鼓起精神,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四八,十二,廿七(Sun·)

  今天讲演了两次,上午讲了一点半,下午讲了一点,颇觉吃力。以后要少讲演了!

  收集书籍范围要广

  胡适昨在图书馆学会演讲 ①

  【本报讯】 胡适博士昨(廿七)日勉励图书馆学会的会员们收集书籍的范围应广,要无所不收,以一种“门户开放”的态度来收集天下之书籍,同时要把这种“藏书”的爱好推广到社会上,使不但用书的人、爱书的人收集书籍,就是一般人也以收书为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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