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的青苹果时代(2)
那时候我像染上了看书的瘾，懂也好，不懂也好，只要一书在手，有字可看，就快乐无比。
想起来，而立之年的我倒是堕落了，如今家里的书多得能开图书馆，可我总没有从前那样的好胃口，挑挑，拣拣，难得把一本书从头至尾看完。
我留下来的一张有着浓重“文革”痕迹的照片是一张上过油彩的化装照：我在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演话剧，扮演一名给聋哑人扎针治病的解放军女战士。
我穿了一身借来的黄布军装，帽徽和领章是用红布剪好，拿大头针别上去的。
眉毛画得很黑很粗，眼角翘上去，像风靡舞台的京剧英雄人物的脸谱。
演出那天，下午化好了妆，我便跟几个女孩子偷偷溜出去照相。
一路上被人惊讶地注视着，心里又高兴又慌乱。
待到站在镜头前，却羞得双手不知怎么放才好。
照相师建议我们说，还是拿本“毛主席语录”吧。
于是右手把小红书举着，紧贴在胸口，照了一张很不自然的半身相。
插队四年。
日子漫长得无边无际，每天出工、吃饭、睡觉，好像什么也不去想，也实在没什么想头。
农场在扬子江心的小岛上，如今细想起来风景是很美的，可那时候谁也没去注意这一点。
甚至我从未拍过一张有关插队的照片。
唯一留下来的纪念，是我们那个文艺宣传队赴县城演出，开进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
很奇怪，照片上所有的知青伙伴们都没有笑，呈现在面庞的只有忧愁和茫然。
我搞不清楚大家为什么像商量好了似的“集体无笑容”？也许是照相师的技术太差，在一瞬间里给了我们一个阴差阳错的定格？二十岁那年，我被借调到《雨花》杂志社工作。
年轻的我既无学历又无资历，在那样的地方生怕被人小看，便故意留了齐脖的短发，穿一件母亲的黑绒旧外套。
有时候出去办创作学习班，业余作者恭恭敬敬喊我老师，还估我有三十岁的年纪。
我很得意，身子飘飘的，脸儿笑笑的。
我从来对自己很有信心。
十八岁那年，第一次搭便车到南京来玩，被人带着去南师大逛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我对陪伴我的人说：“我还会再来的，我会在这里读书。”后来，一直到二十二岁，我才考进了北京大学。
我一辈子记得我说过的那句话，我以为那是命运给我的暗示，在冥冥之中为我指引前途。
若不是如此，很难说我不会在无休止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让自己沉沦。
我穿一件花布棉袄，藏青的确良裤子，黑灯芯绒棉鞋，头发扎成两把粗粗的毛刷子，就那样惊喜无比地跨进了北大。
22岁的我皮肤娇嫩，面颊鲜红，双眼充满了对崭新世界的惊讶和渴望，快乐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留下了很多青春勃发的照片。
我们上课、读书、演剧、跳舞、爬山、野餐、去北戴河的海边过夏令营……每一张照片上的我都那样快乐，那样丰满，那样鲜艳。
岁月在飞快地流逝，照片忠实地记载了我的苍老，我的憔悴，我的沉默和忧郁。
这是我生命激荡的印痕。
如今很少再有黑白照片。
并且我学会了在拍照前给自己化个淡妆，换件漂亮时髦的衣服。
然而那仅仅是表面的掩饰，人们撇开这些，便能够轻而易举在我脸上读出岁月留下的字句。
人生所有的幸福，所有的悲哀，所有的得意和失意，富足和窘困，都无法用淡淡的笑容掩盖得干干净净。
而这个漫长的、心灵的历程，它的全部内容和秘密只属于自己。
如今是我的女儿在重复我照片上的每一个时期了。
我冷静地注视这一过程，看到了人类多么喜欢重复自己，因而它的生命进化的历史又多么缓慢。
我的教师生涯
当教师是在二十年前，时间很短，前后三个月。
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在家等待下乡插队的号令，闲着无事，为贴补家用，托人介绍，进小学代课。
印象中除了体育，语文、数学、音乐什么都教过，真正是万金油，哪儿痒了往哪儿抹。
那时的课好教，不像现在充满竞争的硝烟味，家长送孩子进校，也就是找个笼子关着，混日子罢了。
四五年级的男生，个子比我还要高，有一次课堂上极乱，我气急败坏去拖一个男孩儿出教室，他屁股抵着板凳往下赖，反把我拖一个趔趄，惹出一教室哄笑。
笑着笑着，大概都看见了我眼眶里滚动的泪水，又都把嘴闭上，满脸是迷惑和茫然。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把课堂纪律维持好，每一个45分钟对我来说都是长长的酷刑，我走进教室就头皮发麻。
终于有一天我百般无奈，声嘶力竭吼叫一声：“如果安静听讲，我留十分钟时间讲个故事！”天哪，怎么也想不到这句话如此灵验，50多个学生竟恭恭敬敬坐得如泥雕木塑。
我信守诺言，留十分钟给他们讲了个惊险的侦破故事。
人人听得眼皮不眨。
此后这样的讲课形式就成了我和学生之间的默契，无论我走到哪个教室，受到的都是热烈欢迎。
我讲的故事内容繁杂，有从书上看来的，有小时候听别人讲的，也有的是我的即兴创作。
那时候的孩子，心田是一片焦渴的土地，任何一瓢水浇下去，都能听到“嗤”的一声轻响。
我从讲台下面一大片晶亮的目光中，感受到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音乐课不讲故事，唱歌。
我坐在教室中间随便哪张课桌上，几十个孩子团团围坐在四边，听我唱“文革”前的电影插曲，唱毛主席诗词和语录歌，唱当地民间小调。
二十年前的我，歌声清纯如水，把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们弄得如痴如醉。
校长在外面巡视教室，见我的课堂总是特别安静，询问我有什么绝招？我笑而不答。
艺术的魅力就是这样神奇，它是一座彩虹搭成的桥，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我的学生们。
从我家到学校的路上，天天碰见一个拄双拐的残疾孩子姗姗而行，他也是我学校的学生。
只要听见我的脚步，他就停下来，侧身让我先走。
他面庞清秀，一双大眼睛聪慧而忧伤，每每令我心动。
有时候看见他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双手抱着书包，双拐搁在身边，等他的父母回来开门。
他家对面是一个小小的池塘，秋天，满塘的芦苇开花了，风一吹，白色芦花飘飘荡荡，无声无息落在他的头上，身上，有一种伤感和残缺的美。
学校是要求教师晚上到校备课的。
我吃过晚饭去，9点钟回来。
小城生活原始单调，9点钟已经漆黑一片，我独自穿行在幽长的小巷，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寂寞而又空洞，总能引出一些可怕的联想。
一次刚拐进巷口，忽地一条黑影直扑上来，抱住我的小腿不放，吓得我几乎昏晕。
定睛细看，原来是我宠养的一只虎皮黄猫，远远听到了我的动静，飞奔过来迎我回家。
此后也成了惯例，每晚9时左右，小黄猫风雨不误地守候在巷口，用它的忠诚给予我温暖和安慰。
几年后闹地震，黄猫死活不肯跟随主人离开老宅去住地震棚，饿得无奈，到街口的肉铺子里偷嘴，被人一斧头砍死了。
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没有亲眼见到它的尸体。
又过了很多年，我写了一篇关于那个残疾孩子的小说，名叫《小船，小船》。
小说被无数小读者喜爱，后来又改成电视剧，在国际上连获两个大奖。
我还写了篇小说叫《忠诚》，是关于那只死去的黄猫的，发表出来后被日本人拿去翻译了。
我不明白他们何以垂青这篇短短的动物小说，或者是跟他们的民族精神有某种吻合？“逝去的总是宝贵的”，这话已经被人说烂。
写下三个月的教师生活，不过是对自己的一点纪念。
生命如水，能记住的就记住吧。
学做“工农兵”
1968年，““文革””运动还没有最后结束，各地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成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批中学生。
因为搞运动，早先的一套教材都被烧光了，砸烂了，老师每天拿进教室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油印课本，语文英语是标语口号，数理化是一些联系实践的浅显例子。
即便这样，学校也不敢让我们在课堂里久坐，一年四季想出点子让我们去“学工、学农、学军”。
“学工”是我最不喜欢的事。
我至今不喜欢工厂，连带着不喜欢看描写工厂和工人生活的作品。
我是个好奇心重的人，时时刻刻盼望着世界上发生奇迹的人，而工厂的劳动单调重复，少有变化，不对我的志趣。
我记得去学工的日子是在冬天，地点是我们县城南边的一个机械厂，进门就闻了一鼻子的铁锈味和机油味。
借给了我们一人一套劳动服，由各自的“师傅”领进车间。
躺在我面前的是刨床、车床抑或是铣床，我一直都没有能分辨清楚。
我被教导着用钢锯把夹在铁钳里的钢管一截截锯断，要长短整齐，锯口平滑。
几天之后，又要求我们学会用锉刀把铁块锉平。
锯断钢管比较容易，我估计这是做一个机械工人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功夫。
锉平铁块就有点难度，锉刀总是在铁块上打滑，锉出来的平面多少有一些弧度，这就是次品，不能合格。
我很希望师傅能教给我一些窍门，可是他爱理不理，从第一天做过几个示范动作之后，几乎没有在我的机床边露过面。
寒冬腊月，我的手抓着冰冷的铁器，一个人埋着头瞎干，出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废品，感觉上既孤独又绝望。
我的手上打满了紫红色的血泡，头发里全都是铁屑和机油的气味。
车间里机声隆隆，我听不见别人的说话，别人也无法跟我交流。
那一次“学工”的结果，便是我对工厂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上强烈地排斥着那样的地方。
几年之后中学毕业，在分配进工厂和下乡插队的两种可能性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乡。
跟枯燥无味的“学工”生活比较起来，“学农”的日子就有那么点鸟语花香的意思了。
所谓“学农”，就是在夏收和秋收的日子里，排着队去郊区的农田里，帮忙拔麦、摘棉花、拔豆桔，拿小锹在收获过的山芋地里拾一遍漏，做诸如此类费时费工但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活儿。
我喜欢自己戴上草帽握着镰刀站在麦地里，被野风吹鼓了衣襟的模样，小时候看电影和电影画报，那些漂亮的演员们就是这么装扮的，所以我对农村生活充满了浪漫的幻想。
在我们当地，夏收总是跟端午节联在一起，端午节家里包了很多粽子，我早晨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一只中号的搪瓷缸子里就会装上母亲给我剥好的三只赤豆粽，还撒了多多的白糖，当作我的中午饭。
这一天的整个上午，我会不断地想着瓷缸里的粽子，心里充满幸福。
如果不是学农辛苦，我是不会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的。
很多年之后，回想中学的生活，脑子里总有“麦子”和“粽子”这两个意象浮现。
秋收的季节，是我们那儿芦苇花开的季节。
芦苇是我从小喜欢的一样东西。
初开出来的芦苇花细长柔韧，握在手中，轻轻捋过去，手心只觉冰凉滑腻，那种柔若无骨的手感，我至今没有在别的物体上体验到。
秋日天短，结束一天的劳动之后步行回家，日头已经西沉，小河边的芦苇花被晚霞映成了透明的橙黄，我总是沿河一路走，一路伸手摸着柔滑的芦苇花。
花穗低眉顺眼地从我的掌心这边钻进去，又从掌心那边冒出来，浅浅地笑着，好脾气地任凭我抚弄着，是我辛苦一天后最大的享受和愉悦。
“学军”，充满刺激性的一种活动。
练过稍息立正和正步走什么的，也拿真枪练过当兵的基本动作，只不过枪上没有刺刀，枪里没有子弹，装模作样地比划罢了。
我从小崇拜军人，渴望有机会穿上军装，可惜家庭出身不够过硬，父母亲戚中又没有后台，总是徘徊在人武部招兵办公室的门外，白白地眼气人家。
有机会穿上没有领章的军装“学军”，使我兴奋，好歹也是过了一回当兵的瘾。
学军中最难忘的是半夜集合“拉练”，背上背包和搪瓷缸子，再背上没有子弹的枪，漆黑一团的深夜里磕磕绊绊走在乡村小路上，一脑门子的崇高和自豪。
有一回走到了一片乡野坟场，忽听前面压低声音传来口令：“卧倒！”慌不择地地趴下，身底下坑坑洼洼，都是残颓的坟包。
手肘觉得硌到了什么，一摸，是粗粗的棍子样的东西，再摸，两头有圆圆的接头，猛然想起身下是坟，这根棍子是人骨无疑，立时头皮都要炸了，一声惨号从胸腔里冲出来，到喉咙口又被生生地憋下去。
不敢喊也不能喊。
第二天跟同学说起这段历险，自然又是得意得不行。
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进校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军训。
发了军装，发了真的刺刀真的枪，我双手接住，竟哆嗦不已。
带我们军训的是一位解放军连长，黑红脸膛，浓眉大眼，完全是我心中想象的军人模样。
他身靠身、手把手地教我们枪上肩和刺刀上前的动作，我闻到他军装上咸咸的汗味，心里有一种冒名的冲动。
军训的最后一天是实弹射击。
射击瞄准要闭左眼睁右眼，偏偏我左眼视力1.5，右眼视力0.2，闭上左眼后靶子成了个黑影影。
慌乱中我从同学脸上抓了副眼镜戴上，第一枪竟鬼使神差地打了个十环。
好花不常开，接下来的形势就急转而下：第二枪只得六环，第三枪居然打飞了，子弹无影无踪。
拉了全班同学的后腿，连长气得发昏，当着大家的面，恨恨地骂我一句“二五眼”。
我没有生气，心里只觉得很对不起他。
初中三年，就这么“学工、学农、学军”地过去了。
毕业那天我去照相馆照了平生第一张肖像照。
十五岁的我脸庞圆圆的，鼻头圆圆的，眼睛也是圆圆的，目光里全都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渴盼。
冬日记忆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地方农场插队刚满三年。
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是我从队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的。
在此之前，知青和知青家长中有过一些传言，只是大家都没有完全地放在心上。
传言总是很多，而大学已经十多年没有考试招生，在我那个年纪的人的心里，“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很陌生很遥远的概念。
做中学老师的父亲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课本，嘱我不能放弃机会。
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对我的重要。
我的出身不好，家里无权无势，插队表现又不够突出，如果不是高考，一辈子的前途可以看得清楚。
我的优势在于读书成绩好。
我中学就读的那个城镇中学，历史悠久，学习风气很好，受“文革”冲击也小，因此初中、高中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高中三年，我的考试成绩差不多都是全校第一。
毕业考试，六门功课我均分98。
我父母对我能考上大学信心十足，我自己也觉得前途有望。
在这样的期盼下，复习的动力很足，可以说拼上了全部力量。
因为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考试，报名时采用了推荐和自报两结合的办法。
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明白，这一回的推荐只是过程而已。
记得那天队长召集全队职工开会举手通过我的推荐表，我一个人提心吊胆徘徊在会场门外，担忧着推荐会被否决，秋阳下竟是冷一阵热一阵哆嗦不止。
通过了推荐关，接着是预考。
十多年积存的考生实在太多，需要有这一次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