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直击心灵的一瞬(4)
我笑着问她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她眉梢轻轻地一挑，同样笑着回答：叙利亚。
原来她就是本国人，阿拉伯的少女。
我由衷地赞叹说：你真的是太漂亮了！她眼睛里顷刻间漾出一波欣喜，立即抬了头，急急地去寻找身边那个高大小伙子的目光，无疑的是要把这种欣喜传达给他，并且渴望着对方的回应。
高个儿小伙子还没有来得及表态，旁边那个戴眼镜的男孩却是急了，他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他的女朋友，一个同样戴眼镜的文静的姑娘，对着我们又是眨眼又是点头，还一个劲地说：她也很漂亮的！我们齐齐地点头：是的是的。
戴眼镜的姑娘漂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男孩对她的挚爱和在意，他那么希望客人不要冷落和忽略了他的女友。
从这一点来说，这两个阿拉伯的女孩同样幸福。
出门之前心里有一个向往，要看一看施洗约翰的头骨。
转了一大圈下来，没有见到一处有可能是保存圣物的地方。
我很不服气，上来了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儿，非找到想找的东西不可。
看见靠墙的小桌边坐一个慈祥老人，白胡子长长，圆圆的眼镜片锅底般一圈一圈，断定是个有学问的研究家，便硬着头皮上前询问。
可怜我的英语啊，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连说带比划，调动了所有的面部表情和四肢动作，包括拍打自己的脑袋，示意要寻找的是头骨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老人还就居然明白了！他真是个聪明智慧的老人家！他慈蔼地笑着，抬手朝前方一指。
却原来就是我们刚刚见到过的系满了白线的神龛。
赶紧地挤到人缝里，隔着雕花龛身往里面看，神龛内只有一具高过人头的描金棺木，棺头上搁一顶锅盖大小的阿拉伯头巾缠出的帽子，此外再不见异常。
想必这帽子代表约翰先生的头骨？或者棺木里真有一只骷髅？很想再找那老人家问问，可惜搜肠刮肚找不出会说的英文单词，只能闷在心里自己寻思了。
出礼拜大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天黑得不见一颗星星，广场上泛光灯勾出的宣礼塔的身姿却在夜色中更见秀美和明亮。
一个神情认真的看门人追上我们，急切地说了些什么话，我依稀听出是让我们去看哪一个国王的什么断头台或者绞刑架之类。
然而遍寻广场，只看到一具很结实的粗木做的架子，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着的，因此同伴都否认这是断头台，觉得应该是打仗时用的一种“抛石机”。
天实在很黑，木头架子仅仅呈现了一个朦胧的轮廓，到底它是什么，无人为我们作证。
一致赞同让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节目在同样的黑暗背景中来拍它一拍，给全国人民一个论证的机会。
阿拉伯英雄萨拉丁的陵墓就在倭马亚清真寺的附近，一个热心的阿拉伯小贩带着我们顺围墙很快就找到了。
却因为时间太晚，铁门紧闭，灯光全无，隔着门缝张望半天，只看到依稀的一片白色，或许就是陵墓建筑？小贩一个劲地劝慰我们：明天吧，明天再来。
可是我们都知道明天不会来了，一早起床就要出发去黎巴嫩了。
灰色背景中的绚烂——写在纪伯伦纪念馆前
这满坡满墙的红叶啊！从山坡逶迤而下的、一片叠一片倾斜着的、像火焰一样燃烧又像落日一样辉煌的红叶，在走进石砌拱门的瞬间扑进我们的眼帘，轰隆的一声响，撞击出周身轻微的疼痛。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绚丽灿烂的红叶，没有一丝污秽和伤痕的红叶。
纪伯伦纪念馆，在完美的红叶中默然静立的建筑。
古铜色的木门低而窄，走进去的时候须得缩肩躬腰。
不知道这些古旧的门窗是不是统统由雪松木制成。
纪伯伦生前曾经嘱咐他的家人：“要把我埋在黎巴嫩的雪松身边。”1931年他在美国纽约去世，家人果真万里迢迢运回他的遗体，在故乡卜舍里的山间买下这座废弃的修道院，安置他伟大而孤寂的灵魂。
几世纪前用来做弥撒的山洞，被人们凿进去一个更深的套穴，放进诗人朴素的棺木。
套穴和山洞之间，原先用玻璃相隔，供人们有距离地瞻仰，再后来整座纪念馆修成，觉得玻璃的质地跟纪伯伦的精神不相吻合，遂拆下玻璃，在一平方米见方的不规则形洞口安放了一大块自然主义风格的雪松树根。
如果躬身向前，从树根的枝杈间插进胳膊，套穴里纪伯伦的棺木几乎伸手可及。
洞口钉上去的雪松木板上镌刻着诗人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我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话：我站在你的身边，像你一样地活着。
把眼睛闭上，目视你的内心，然后转过脸，我的身体与你同在。”我试着闭上眼睛，希望在纪伯伦的棺木边感觉出他的幻象。
不知道是山洞里的空气少有流通，还是我的鼻子过于敏感，我嗅到了潮湿而浓重的死亡的气味。
生和死毕竟是两个不能沟通的空间，时间和空间把我和诗人永远地隔开了，我可以从诗人的书中进入他的灵魂，但是我无法清晰地看见他的容貌和身体，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
纪伯伦在他的散文诗集《泪与笑》的引子里写道：“海水挥发，蒸腾，聚积成云，飘在天空。
那云朵在山山水水之上飘摇，遇到清风，则哭泣着向田野纷纷而落，它汇进江河之中，又回到大海——它故乡的怀抱。
云的一生就是分别与重逢，就是泪与笑。
人也是如此：他脱离了那崇高的精神世界，而在物质的世界中蹒跚；他像云朵一样，经过了悲愁的高山，走过了欢乐的平原，遇到死亡的寒风，于是回到他的出发点，回到爱与美的大海中，回到主的身边。”纪伯伦的一生就是云一样漂泊的历史，他十二岁离开祖国，随母亲去美国暂居，两年后回来，进贝鲁特的学校接受阿拉伯文的教育，二十五岁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激怒了当局，作品遭查禁和焚毁不算，本人还被驱逐，不得已再次落脚美国。
之后他进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师从罗丹学绘画和雕塑，1912年定居纽约，直到逝世。
特殊的经历使纪伯伦的作品唯美而又伤感，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和交融又使他的心灵永远处在安静和动荡和边缘，他笔下的生命、爱情、梦境、废墟、黑夜和死亡，无一不闪烁着东方的神秘之光，是阿拉伯文学中的珍奇。
陪同我们的黎巴嫩现任作协主席在纪念馆的题词薄上恭恭敬敬写了这样一句话：“你是我们的先知，你所过的每一分钟都等同于我的一生。”纪伯伦是作家又是画家，一生创作了600多幅油画，纪念馆里存有其中的170多幅。
性爱似乎是他的画作中最常出现的主题，男女交欢的人体画比比皆是，各种姿态，各种体位，背景一律灰暗得近乎黑色，浓黑的色块中浮现出灰白发光的人体，皮肤是珍珠一样柔和的亮色，男性躯体如女性般纤美，女性的唇和乳头鲜红如血，在黑色和珍珠灰的映衬下触目惊心。
猛听纪念馆的馆长在旁边介绍说纪伯伦的一生未婚，悚然间我有一种惊惧，似乎油画上的男女人体慢慢地活动起来，走下墙壁，从我的面前列队而过。
面容中残留着美到极致的悲苦和压抑。
其实我知道这是我对纪伯伦的世俗的理解，当年在他精心创作这些画作的时候，他未必对自己有太多的悲悯，性爱给人生带来的难道不是欢乐和愉悦吗？或许纪伯伦是在灯光幽暗的画室里带着笑意勾勒这些美轮美奂的人体线条的呢？纪伯伦曾经在一幅画里忠实记录了他母亲临终的一刻，年老的妇人安详地躺在床上，脸上浮动出柔美如梦的光晕。
纪伯伦给同时代的一个女作家写信解释他的这幅作品，他说，人的灵魂离开躯壳的一瞬，会在脸上留下最后的光辉。
这是纪伯伦对生命的赞美和留恋，无怪乎他会在画布上对男女之爱留下那么多的想象。
下午四点钟钻出纪伯伦纪念馆的小门，脚下的山谷里阳光灿烂，面对落日不由得有一种晕眩，像是体内氧气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被消耗过多了一样。
回头再看石墙上的红叶，恍惚中一丛一丛都是火苗儿的跳动，满世界都是耀眼的橙红。
墙根的灌木还绿着，一只笔杆长的蜥蜴无声地钻出来，瞪了我一会儿，倏忽不见了，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穿过门窗爬到石洞里纪伯伦的棺木上。
在整个世界中，给够自由与纪伯伦的骨殖亲近的，大概就只有这只蜥蜴了吧？馆长助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温婉女士，她端出一托盘赭红色的陶杯和一把小小的铜壶，给大家斟上滚荡的土耳其咖啡。
年老的馆长亲自端着小罐在她身后给大家加糖。
二十天前初到中东，我喝这种咖啡很不习惯，太浓太苦，而且满嘴都会留下沙沙作响的咖啡渣。
喝过几次之后，慢慢地开始喜欢。
此时喝完一杯不能过瘾，同行的陈喜儒先生善解人意递上他的一杯，我贪婪地再次喝光。
两杯咖啡下肚，提神醒脑，通身舒畅，是喝透了的惬意，觉得这世界有许多美好。
挪威的滨海小镇
我们四个人匆匆赶到镇上的那家银器首饰店时，恰好是早晨八点半钟，店门上标明的开张时间。
关于这个店里出售的物品，关于这些物品的价格，我们在前一天晚上散步路过时，已经隔了橱窗研究得一清二楚。
挪威的商店一般在下午四点钟关门，而我们到达这个风景绝美的海边小镇时已经在五点钟之后。
稍事休息，吃过晚饭，大家三三两两出外散步，看沉静如熟睡一般的海，看暮色中白雾缭绕的山，看细雨朦胧中红墙白窗的童话中的房子，顺便看了那一排已经打烊休息却又是灯光通透的不设防的商店。
我们如童心未泯的孩子一样挨挨挤挤，耸肩伸头，前额和鼻子紧贴住冰凉的玻璃，指点着橱窗和店堂里陈列出来的琳琳总总的小玩意儿。
我说，我们这副探头探脑垂涎欲滴的样子，会不会被当地警察误认为有心作案？赵践反驳我说，怎么会速地、客客气气地把喜欢的东西在彼此间作了一个虚拟的分配。
我们惊喜地发现门上写了八点半开始营业，而我们在次日的出发时间是九点。
我们想，半个小时的时间冲进小店，各买所爱，提了就走，应该是什么都不会耽误。
隔了白纱遮掩的玻璃店门，隐约看见门后躲着一个毛茸茸的小狗样的活物。
小心翼翼推开门扇时，一双大手伸过来把活物抱开。
不是小狗，是个金黄头发的胖嘟嘟的女孩。
抱女孩的母亲一边把门扇拉开，一边连声说着对不起。
大概发现我们和她之间不可能再有更深一步的交流，她很快地撇下了这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顾客，抱着女孩隐入一扇小门不见。
此后的时间里，母女俩再没有出现。
女人和女孩离开之后，刹那间我们面面相觑，陷入了一种讶异和不安。
二三十个平米面积的店堂中，包围和陪伴我们的只剩下墙上、桌上、柜台上、货架上、橱窗里随意摆放的银器、饰物、挂件、皮具及北欧特有的水晶制品。
这些琳琳总总的不算十分昂贵却也价值可观的货品，女主人居然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我们，任凭我们去翻看，把玩，戴着挂着的彼此欣赏。
就感叹北欧人的质朴和善良。
他们的店堂和心灵都是一个不设防的处所，他们把所有的顾客都看作天使，交付出完全的信任和诚意。
看看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几个人分头行动，直奔自己心仪的物件。
我们在翻寻中不断发出惊喜之声。
这样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寻宝行动赋予了我们异乎寻常的快乐。
我们在快乐之后急于付款赶路，连喊几声，从店堂后面的小门中才走出来一个绅士般的银发老人。
慢吞吞地走进柜台之后，他开始验货，算账，收钱。
我和赵践各买一串项链，交易简单。
范小青和周梅森多挑了几样东西，他便手忙脚乱，拿出一张白纸，半枝秃铅笔，一笔一笔慢吞吞地相加数字。
桌上有现成的电子计算器，我们示意他不妨使用一下现代化的工具，他不予理睬，执意发挥他拙劣的笔算能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心急如焚，他却迟缓地为每一个数字思考良久。
范小青实在忍耐不住，拿过他的纸和笔，一边清点各人手中的东西，一边快速地替他相加出长串的数字。
他眨巴着眼睛，显然地反应不过来。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不知道他对我们越俎代庖的行动是无奈，还是愤怒，还是不解。
算完账，各自付好了钱，我又请他开一张退税单。
简单的单据再次花费了他起码五分钟的时间。
这一次因为无法代替，我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的缓慢动作而一言不发。
出得店门，时间已经是九点十分。
四个人一路狂奔往上车地点。
细雨中的挪威小镇依然是空寂无人，傍山依海的柏油路上闪出碎银般的亮光，那是小雨和阳光交替出现而有的奇境。
我想，在这样一个小镇上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绝对不能够理解这几个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急躁，焦虑，狂奔，像是和时间争抢生命一样。
对于这样的状态和节奏，他只有耸肩，茫然。
那张争分夺秒开出来的退税单，最后从赫尔辛基机场离境时，因为匆忙中忘了索要购物小票，被告知作废。
欧洲的马拉松
从我们逗留的法国城市去西班牙小城圣·塞巴斯蒂安，非常简单，坐半个小时的巴士，下来转乘城际小火车，再半个小时，到了。
因为那一带是风景极美的海滨旅游区，城镇异常地密集，比我们沪宁线上的村庄还要拥挤。
时令已近深秋，草地还是一片茸绿，树叶已经泛出金黄色的辉煌，可爱的白色小楼一幢幢掩映在茸绿和金黄之中，幽静得不似人间之地。
但是，我们很快在公路边看见了三三两两的人，跑步进行体育锻炼的人。
他们一律的穿着背心短裤跑鞋，头发用布带束紧，发际间冒出热腾腾的汗气，嘴巴大张着，鱼一样地吐纳呼吸。
他们的人员构成有点奇特，男性大都在五六十岁左右，年轻小伙子比较少见；女性刚好相反，几乎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姑娘，苗条而健硕的那种，背心短得只及胸口，浑圆的腹部毫无顾忌地袒露出来，曲线美妙的不算太多，但是她们并不在乎，她们暴露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车越往边境上开，跑步的人群越来越多，有的时候简直塞满了路边的每一个岔道口。
一些人还在踢腿弯腰做跑前的准备工作，另一些人已经胜利跑完计划中的全程，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津津乐道其中的愉快感受什么的。
年轻姑娘们围成圆圈笑声朗朗，年老的男性则有他们的老伴或儿女们随伺在旁，帮忙擦汗，做按摩，递饮料。
这一带难道是运动之乡？喜欢野外长跑的人有这么多！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
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年轻小伙子和热衷减肥的中年女性为什么很少人参加？跑步也有群体之分？圣·塞巴斯蒂安是大西洋边古老的海滨小城，我们去的那天刚好是星期日，所有商店统统关门，全城的居民似乎都聚集到海滩上享受阳光和闲暇去了，长长的海边大道上拥拥挤挤全都是人，穿大衣，裹披肩，套着臃肿滑雪衫，脸和耳朵被深秋海风吹得发红起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