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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短文一束(3)

书籍名:《君子之道》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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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明白了,他吐血而亡。

  有人说,事情很小,犯不着搭上生命。但他们不知,事情的大小不能光看表面情节。上海公共汽车上一个老人无故遭到售票员的侮辱,当场气死。

  我的另一位朋友还健康地活着,他叫周涛。

  他写道,北方寒冷,人们要在地窖里躲好几个月,幸好那个地窖的上方玻璃窗上,天天有一只小鸟来与人们隔窗逗趣。人们一天也离不了那只守信的小鸟。

  春天来了,人们移开玻璃窗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只小鸟抓在手里。当手掌慢慢伸开就发现,小鸟已经死了——它是被气死的。

  名誉高处

  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

  名誉是社会大众对个人品行的正面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在人群间起到协调文化秩序、传播精神力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所赋予的一种权利。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作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

  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萎缩的名人,更多。

  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

  我们原本是寻常之人,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万万不可为延续喝彩而表演,因为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

  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面对这种情况,仍然要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对这种声音也就没有义务去关注。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仍会使你渐渐孤独。即便是喝彩声,也会成为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

  这种孤独不会导致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只能寂寞。

  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遮身之地。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可以阻挡一点什么,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一切阻挡物都舍弃了。因此,要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

  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高处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

  自废功夫

  有人类,就有嫉妒。这是这个星球最通行的负面“世界语”。

  但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的通行程度堪称全球第一。

  嫉贤妒能,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最大泄漏口。

  嫉妒的起点,是对于自身脆弱的隐忧。

  但是,一嫉妒,反把自己闹得更脆弱、更低能了。

  嫉妒使感受机制失灵,判断机制失调,审美机制颠倒。连好端端一个文化人,也会因嫉妒而局部地成了聋子、傻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一个心怀嫉妒的女演员也会知道某位同行的美貌。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这种搜寻,未必有实质成果却有心理恶果,久而久之,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那便造成了自身感受系统的错乱。

  同样的道理,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佳句失去了欣赏能力,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曲中表情木讷,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内心方寸未乱,毛病还不算太重。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颠倒了美丑,闭锁了感受,事情就可怕了。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废功夫,半条生命终结。

  君子之妒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死名花。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在嫉妒背后还保留着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

  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肮脏泥潭。

  谣言配方

  一个半真半假的谣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厉害。

  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最激烈的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

  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

  很多谣言终于被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权势压力之外,更可能是由于真假参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

  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中只有一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

  谣言的传播也有配方。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

  R=I×A

  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有很大的含糊和暧昧,都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

  麻烦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带有一点稳秘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的机制几乎总是生生不息。

  怎么办?办法不多。但是,研究一下配方总是好的。怕就怕,被谣言捆死了,还不知道它是怎么捆的。

  辟谎三策

  世上的谎言,究竟有多少能破?

  据我的生活经验,至多只有三成。在这三成中,又有二成是以新的谎言“破”了旧的谎言。

  因此,真正有可能恢复真相的,只有一成。

  有此一成,还需要种种条件。例如,正巧制造了这个谎言的人智商太低,正巧不利于谎言的人证、物证不小心暴露出来了,正巧遇到了一个善于分析又仗义执言的人,正巧赶上了某个“平反”时机??

  “谎言不攻自破”的天真说法,虽然安慰了无数受屈的人,却更多地帮助了大量造谣的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没有“自破”的就不是谎言,造谣者高兴了。

  谎言的最强大之处,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所包含的“免碎结构”:被它攻击的那个人虽然最知真相、最想辟谣,却失去了辟谣的身份。

  因此,以谎言的剑戟伤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受害者的直接抵抗。造谣者稍稍害怕的,是别人的质疑。但质疑是双向的,既质疑着谎言,更质疑着受害者。

  因此,谎言即便把自己的能量降到最低,也总有一半人将信将疑。

  总之,我们对于谎言基本上无能为力。剩下的,只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以自己的愤怒,与谎言辩论;

  中策:以自己的忍耐,等谎言褪色;

  上策:以自己的业绩,使谎言失重。

  恶者播弄谎言,愚者享受谎言,勇者质疑谎言。

  衰世受困于谎言,乱世离不开谎言,盛世不在乎谎言。

  蟋?蟀

  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被抓在罐子里的,早就习惯于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除了互咬互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得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原先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任何分隔。在罐子里,还有逗弄蟋蟀的那根软软的长草,既可以引发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摇旗呐喊。

  世上所有蹦跳扑斗,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很大一部分,还在过着蟋蟀般的罐中日月、厮咬生平。而且,比罐中更加疯狂,更加来劲。

  唉,中国文人。

  棍?棒

  在长白山的林间小屋前,我看到过几根猎户遗下的棍棒。

  它们还没有从大地汲取足够的营养,还没有对世间绽放娇嫩的绿色,却被拔擢、被砍伐了。

  它们变成了又枯又干、又硬又滑的棍棒。在驱赶禽鸟、捶击诸物的过程中,它们变得越来越骄横。

  它们被使用得乌黑油亮,在“棍棒界”也算是前辈了。直到有一天,看到自己当年同龄的老伙伴们早已长成了参天巨树,它们才蓦然震惊,自惭形秽。

  我不知道现在媒体网络间成千上万个年轻的“恶评家”,是否听懂了我的比喻,那就让我再说一遍——

  树木本来可以有很多种用途的,最悲惨的是在尚未成材之前被拔离泥土,成了棍棒。

  当它们还是鲜活树枝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对其他生命造成伤害。生命与生命之间,有一种无言的契约。

  当它们开始成为伤害的工具的时候,它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生命的根基,成了凶器。这时的它们,既可恶,又可怜。

  更可怜的是,它们再也回不去了。“一日为棍,终生为棒。”它们已经泛不起早年的绿色,回不去茂密的森林。

  文化传媒间的很多“棍棒”,都以为自己还能回去。回到山,回到林,回到泥,回到地。回到他们天真无邪的学生时代,回到大学里如梦如幻的专业追求,回到曾经一再告诫他们永不作恶的慈母身边。但是,很抱歉,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希望。

  小镇儒士

  中国清代笔记中的一个片段,题《儒士行恶》,读后颇有印象。

  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入室强暴民女。镇民愤恨,便去几里地外的两位儒士住所,请教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儒士笃信“丽服诲淫,艳容引奸”的道学教条,闻之反责民女不守妇德,勾引世人。

  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儒士仍然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不轨。镇民粗鄙无文,皆信之而息声。

  半年后,恶棍更加嚣张,镇民迁出逾半,余者逆来顺受。某夜一村妇惊见,两位儒士早已与恶棍混为一体。

  笔记者曰:助恶、行恶,本不可分。两位儒士为何历来只责民女丽服艳容?可见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

  不解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词严,岂能尽假?

  笔记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余评之曰:中国民间,历来将文人与恶棍分作对立族群,乃大误也。“文”无拒恶之能,“人”有握棍之性。恶而不文,是为小恶;恶而沾文,方成大凶。天下恶棍文人,大多藏恶显文。然而每观其文,大抵空言道义,而作酷评。酷评之始,必先颠倒黑白,指善为恶,为恶扫庭。此评一出,挑起低劣舆情,方圆再无是非,酷评者由助恶而行恶,亦无阻矣。

  故余叹曰:巨恶之半,起于文人。文恶之半,起于酷评。远溯“文革”,近观民粹,同此程序,皆可证也。

  跑?道

  王小波先生生前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

  不错,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什么也做不了了。

  鉴于此,这些人事先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那就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了。因此,第二条默契是:“继续快跑,使追逐者累倒。”

  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

  有人说,只须安心做事,不要有后顾之忧。

  我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撬动陈旧的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保守的既得利益,没有找到有力的突破因素。这样的事情,值得去做吗?

  因此,重重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杀脚步,恰恰是我们奔跑的意义所在。

  不必阻断这样的赛跑。只希望周围的观众不要看错了奔跑者的身份,不要在我倒下的时候,把希望交付给我的背后。

  整人行业

  整人之事,举世皆有,而中国的整人行业在以下四方面独占鳌头——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逗趣的行业。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为目标,而是让对方留命于世,只在名声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如猫逗老鼠,作为一大嬉乐。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堂皇的行业。一般不以这一行动的本质袒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题作为行动代号,并且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词汇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称掌握了何种最遥远或最细小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又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整人者永远貌似救世者,当他们一旦举起了棍棒,光环也就出现在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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