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1)
转眼又是一个冬天，这一次他的居留期仍然只有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要看望十几年没见的亲戚朋友，北岛的日程满得可怜。辗转听说陶家铠身体不好，北岛张罗着和老鄂、李南一起到通县去看他。他病得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可嗜酒如命的老毛病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家阳台上堆放的几十箱二锅头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陆焕兴原本是老陶的同学，当年他们曾经在一起玩儿得火热，但现在同在北京却早已失去了联系。北岛不甘心，终于把他挖出来，于是我也有了机会走近焕兴。焕兴现在单身，住的是七十年代的房子，用的是八十年代的家具，虽然没有装修但是干净整齐。知道我要去，他事先煎好了带鱼洗好了油菜，十几分钟一餐家常饭就上了桌。比起下馆子，这待遇让我受宠若惊，也可以看出他日子过得很平实。
大家一直都以为焕兴没有子女，其实，他儿子应该已是三十多岁了。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孩子刚两岁，听说去了香港，又移民到了加拿大，他费尽周折始终没有找到。他离婚又与第二任妻子结婚的原因也与我想象的喜新厌旧不同。的确，灵灵挺漂亮，一九九五年见她时已经四十岁左右，但风韵仍然出众，倒退二十多年一定更是打眼。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当年她的风采。曾经有一首歌曲在知青中传唱：“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心中唱给你的歌，歌声有血又有泪，歌声随着车轮飞……”当年我在监狱时还有人唱过，但并不知道这是一首情歌，作者是山东省歌舞团的萧月甫（音）。焕兴说，灵灵到山东济南去看望姐姐时偶然与萧相识，作者为表达对灵灵的爱慕，创作了这首歌曲并题献给了她。
但是，灵灵的相貌以及她能歌善舞的活泼性格并不是陆焕兴离婚的理由，七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男男女女的第三者。灵灵出身于一个右派家庭，“文革”刚一开始全家就被遣送回了原籍，从一九七一年起她开始进京上访，那时她不到二十岁，又没钱又没落脚之地，每天到各级衙门疲于奔命，受尽了委屈。焕兴出于对一个弱女子的同情留她住在家里，有时还接济她一点儿零用钱。妻子无法容忍，怀疑他们有非分之情，无论怎么解释都听不进去，直至家庭解体。
事隔三十多年，我问焕兴，你当时真的那么清白吗？他发誓说：“不只行为，连心里都是清白的。就是觉得她一个人在北京闯应该有人帮助。”其实，爱与不爱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但我宁愿相信焕兴的话。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年代，落井下石与侠肝义胆并存，不管是出于爱意还是出于善意，能留她帮她都已经不易。再者，如今已经六十岁的焕兴没必要再掩饰，他的结发妻子连同儿子早已音信杳无，当年的灵姑娘后来的陆太太也已今非昔比。当然，这是后话。
一直到“文革”结束给灵灵家落实政策，她在城市里始终是个“黑人”。离婚后的焕兴顺理成章地成了灵灵名正言顺的保护人。为了躲避查户口，他们有时到北京火车站去过夜，有时为了安全，买两张第二天便宜的车票，两个人依偎着到天亮，再退掉车票，他到厂里上班，她接着去上访。陆焕兴的前妻是大学毕业生，陆焕兴作为技术员每月也有四十多元收入，离婚之前他的三口之家算是当时的小康家庭。和灵灵结婚后，灵灵全家人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焕兴一个人的肩上。“黑人”的最大麻烦是没有粮票，开始只是灵灵一张嘴还好说，后来她们全家回到北京都成了“黑人”，四五张嘴要吃饭，快把焕兴难死了。加明、北岛这些七十年代就与他交往的朋友，对于把粮票作为礼物送给焕兴都记忆深刻。
那时工厂规定，一个月请假不超过六天不扣工资，焕兴头脑灵活，钻了这个空子，他到别的厂的夜校兼职讲课，每节课可以收入一元左右课时费，每周去两次，每次四节课，即使扣工资也值。为了灵灵一家老小的生活，从一九七三年起，焕兴连续三年每年卖一次血。那时卖一次血才给二十元钱，可见他当时境况之窘迫。这种生活还逼出了焕兴的另一种才华，为了省钱，他不买月票画月票，把带底纹的月份小票画得特别逼真。每到月底月初他特别忙，朋友们都来找他画月票，一画画了十年从来没有穿帮过。因为净是些附庸风雅的朋友，没有钱还想欣赏艺术，于是从画月票发展到画戏票、电影票，只要谁有一张不管什么级别的内部电影票，再加上焕兴画票的手艺，想看电影如入无人之境。
“文革”终于结束，灵灵一家也落实政策有了北京户口，这时大学开始招生，有海外关系的也开始蠢蠢欲动。就是在那一年，灵灵动了出国的念头。在一年后印刷第一期《今天》的那间农民房里，大家又谈起出国的话题，像是真的马上就要分手了，都有些伤感。北岛要了本和笔，即兴写下了《走吧—给焕兴》，然后他给大家朗诵：
走吧，
歌声和我们踏碎
这条冰雪的路。
走吧，
月光和我们升起
这条银色的路。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
焕兴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本子，没有一处涂改，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七七年元月十八日，那天正是焕兴的生日。这首诗发表在《今天》第一期，副标题改为“给L”，诗的前两节几乎是重写的：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新近出版的《北岛诗歌集》中所有的诗都没注明写作年代，也略去了诸如“给焕兴”或者“给L”等内容，不知是作者的疏忽还是编者的失误，应该说这是一个遗憾。
这首诗被很多人认为是北岛早期最好的作品之一。北岛在不同的场合对自己早期的作品表示过不满。不断地自我否定，是成功者的前提，也是成功者的悖论。但我相信，即便他否定了自己早期的全部作品，也不会否定那作品中青春的激情和友谊的纯度，即便已经找不回全部，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有趣的是，北岛的诗是写给陆焕兴的，但陆焕兴没走，走的是灵灵。再后来北岛也走了，陆焕兴还是没有走，因为灵灵在走了三年之后与焕兴离婚了，他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了。在“飘满了红罂粟”的路上，他们各自寻找着“生命的湖”。“走吧……走吧……”北岛一唱三叹，究竟为谁伤感？
我是从《今天》第二期加入进来的。一开始就听说陆焕兴这个人，知道他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而且第一期杂志就诞生在他的家里。因为焕兴的家人不接受灵灵，他们在京城东北方向租了间房子。后来焕兴告诉我说他家的位置就在亮马河边，八十年代后期那里盖起了华都饭店，成为京城寸土寸金的地段。因为是农民房，四周比较空旷，大家觉得那里安全，印刷地点就选在了他家，对此，陆焕兴一点儿也没觉得为难。
我问陆焕兴办杂志最初的费用是谁出的，心里还盘算着怎么也得三五百元吧。一九七八年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不会超过四十元，这笔钱可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焕兴却说谁也没出钱，东西都是大家从各自的单位里“顺”出来的，有的和宣传科的人套上近乎拿些蜡纸，有的干脆把刻蜡版的钢板揣在棉大衣里一裹，最主要的工具印刷机是陈加明从他单位搞出来的。北岛这次回北京说，他发现来我家的路就是当年芒克骑板车从厂里偷纸的路。我认为这不可能，芒克当年工作的北京第六造纸厂在东直门外，在二环路的东北方向，我家在正北，而且远到出了五环。不知是北京变化太大还是振开记性太差，十多年没回北京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鄂复明说，北岛说的应该是到朱辛庄借手摇印刷机那次，朱辛庄在上地西边，骑着自行车去的确不是近路。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恐怕都没见过那种原始的印刷机，把蜡纸绷在一个沙篦子上，用橡胶辊子沾上油墨滚，“文革”中铺天盖地的传单都是这样一张一张滚出来的。这几位出身都不好，都没加入过造反派组织，好处是没因为写大字报小字报把笔头写臭，坏处是没有印传单的经验。有时油墨不匀，有时没印几张蜡纸就破了，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刻。金属的刻字笔在钢版上划动，发出丝丝啦啦的声音。他们五六个人躲在屋里日夜兼程地干，第一期杂志在一个农舍里出笼，哥儿几个都蓬头垢面脸发绿眼睛发红。
那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我和陆焕兴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我可以肯定那是一个星期六，并不是我有倒背日历的本领，而是正如我在《无题往事》一文中所说，大学一年级时，到赵一凡家去像是我每个周末的家庭作业。那时候的中国像一口快烧开了的大锅，我们这些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过来的年轻人则像刚上屉的螃蟹，一个个张牙舞爪活蹦乱跳，捂都捂不住，一个星期足以有一肚子话憋着想对一凡诉说。在朝阳门大街下车，往旁边的胡同里一拐就到一凡家了。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的那个傍晚，冷得伸不出手，我看见几个高个子男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墙上贴什么，走近前才看清，其中有一个居然是我认识的赵振开。他向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因为天已擦黑，还因为看他们拎着糨糊桶神秘而急匆匆的样子，当时就被一种神圣感给镇住了，根本顾不得看清楚他们的样貌。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是芒克，因为很快就熟了所以一直记得清楚。另一个人就是陆焕兴，难怪北岛说陆焕兴是《今天》早期的重要人物。
他们出师首选政府文化机构，且特意选择周末的傍晚下班以后开始张贴，如果有人不能容忍，《今天》能够拥有至少一个黎明。第一站是被认为皇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下来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这几个单位都集中在市中心东四一带，最后到了位于虎坊路的《诗刊》杂志社。焕兴说，当时都有一点儿忐忑，出发之前，特意用油漆将自行车的牌号都改过，兴奋也让人产生紧张。第二天他们到了北京的重点高校。记得星期天晚上我一回学校，就听同学们都在议论“学一食堂”门口贴着的油印刊物，中文系的学生自然更加兴奋，我虽然还没加入，但因为认识其中的人便成为权威人物，颇有几分骄傲。从第二期开始我成为北师大订阅杂志的联络人，到宿舍楼走门串户去收钱，虽然才五毛钱一本，但有了几十个订户，特有成就感。
当年他们这么干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如果人赃俱获会有什么后果？是否认为是在成就一个英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