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2)
不久前，有记者采访北岛时提到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北岛说：“八十年代初‘今天派’问世时，所谓‘纯文学’的提法，是要逃离诗歌作为御用工具这一巨大的历史阴影，绝不是策略问题。”《今天》的主要小说作者万之，曾经痛心地感慨于中国的地下文学没有走东欧“天鹅绒革命”的道路。事实上，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并没有铺就天鹅绒地毯，这些出身于所谓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仅从书本里呼吸到一点儿自由主义空气的年轻人，虽然意识到了个人的自由空间取决于制度性变迁，却并没自觉到制度性变迁需要通过公共空间的拓展来实现。与捷克戏剧家哈维尔相比，虽然其抗争都以先锋艺术的形式出现，但对目标的诉求显然不同。哈氏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的结果就是证明。而“今天派”只是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它的诉求是对政治的超越而不是对抗。《今天》被迫停刊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
事态发展到与政治纠缠不清，在现实的中国是必然的，但对于这些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始料不及的。像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契机一样，它实际产生的影响不是事先策划好预料到的，其价值也是因其结果而逐渐凸显出来的。其中有些人坚持下来了，但并非都是出于清醒的政治理念，更多是不屈从不后退的性格使然。我想，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吧。刘羽因为有过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而陆焕兴在看清之后适时地退出。在《〈今天〉与我》一文中，我曾对此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
七十年代的《今天》没能把陆焕兴卷走，八十年代的商潮也没能把陆焕兴卷走，甘于寂寞的陆焕兴仍然在国营大企业中当他的技术员。退出了《今天》，自然也远离了这个朋友圈，他一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一九九五年，灵灵受我的朋友之托，从美国为我带来些录音带，焕兴陪前妻来我家送东西。他还是那么挺拔，谦和而儒雅，用现在的话来说，特绅士。
我们一直没有交往，重要的原因是朋友圈里传说他有“特殊身份”。其实，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我都说不出这些流言的出处。往往是这样的，张三说，听李四说，王五怎样怎样，当你问张三李四是怎么知道的呢，回答可能是李四也是听别人说的。如果听者根本不认识李四这个人，谁还有心再追究下去呢。关于焕兴的流言就是这样传进了我的耳朵，不知道还传到了多少人的耳朵。而且我自己都不能保证，在之后的这些年里，我本人没有继续充当这种流言的传播者。
流言怎么落到了焕兴头上呢？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悬案。
焕兴从容地告诉我，那些事情开始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初夏。最初是三两个人到厂里找他，后来常约他到外面，谈话总是和颜悦色，问题也极其简单，有时候还请他下馆子，选的地方档次还都挺高。从三五天一次，到一两个月一次，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从那以后，厂里再也不让他管生产了。但又不能让他到车间当工人，因为没有人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否则早就该把他扫地出门了；更没人说他犯了什么法，否则早就把他抓起来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伙人散伙都好几年了，连主编都出了国，剩下的喝酒的喝酒，挣钱的挣钱，只有他老老实实地在厂里搞生产，凭什么就找到了他的头上？依焕兴的修养，他是个兢兢业业的人；依他的经历和觉悟，也不会哭着喊着要做贡献。说实话，只要工资照发，待着就待着，不待白不待。但实际上这种状况最让人窝火，想申辩不知为什么而辩，想讲理不知该对谁去讲，没几个人能够长期忍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搁置。他问总缠着他的人：沙威都饶过了冉阿让，你为什么就不能饶过我？估计那人根本没读过《悲惨世界》，不知道冉阿让是谁，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所谓“特殊身份”，是以出卖换取信任，甚至换取金钱的角色，往往在有前科的人中发展，把柄在握，先压垮了你，再利用你。说焕兴是有前科的人也不为过，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如果人人皆知他有特殊身份，就像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已经失去了悬念，自然也就失去了功能。中国的俗话说，真人不露相。
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对这种传闻的真伪提出过疑问。就我所知，享受这种待遇的不是他一个人，有的比这还要邪乎。谁是真正的工作者，谁是被工作的对象？对于我辈来说，弄清原委是个困难的问题。
至今我仍然记得，曾经有一次聚会，几天后传来不好的消息。是谁将聚会的情况泄露了出去？那时我和周郿英还没有成为夫妻，当我把那天到场的人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一遍的时候，按照思维的惯性，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被怀疑，当然也包括他。其实，我私下里揣摩谁可能是那个不光彩的人时，或许我也正被别人这样揣摩着。不管是在场者的人品，还是我们之间相互了解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人的怀疑都是情感所不允许的。但是，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我最终放弃了怀疑，却并不是因为把握住了信任，而是因为承受不了怀疑之重、怀疑之痛。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既不能坚定地信任，也不能执著地怀疑；信任唯恐危及到理想；怀疑唯恐玷污了友谊。人与人，就这样在信任与怀疑之间游走，那看起来无比重要无比宝贵的东西，就这样无所依傍地被悬在了半空，成为可有可无似有似无的抽象。
但那时我并没意识到：放弃信任与放弃怀疑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相当于放弃了信念。
在《幸存者的不幸》一文中，我写到了如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坐牢，写到因为几个朋友受到牵连我所承受的内疚之痛。但是，我没有写到另外一些人和事。
被捕之前，我的男朋友曾经给过我提醒，他说有人在注意我们，在我的理解中，“我们”是指我和他和后来分别在北京、河北、浙江、山西被捕的朋友，我们是一伙的！他让我把信件销毁，但不许我把这消息透露给其他人，可我硬是没听他的嘱咐，用尽可能曲折的方式告诉了其他几个朋友。直到平反，清点退回的物品时，发现一份侦察时的“邮检”记录，上面清楚地注明了每一封信被截获检查的日期。我曾经想，或许正是这些连收信人都看不明白的暗语，加速了公安抓我们的行动，但这是后话。当我得知一圈人都身陷囹圄唯独他安然无恙时，我的想象变得无穷丰富。在我没感觉到事态已经相当严重时，他的提醒为什么如此暧昧？既然让我销毁信件，他是否早就知道了全部内幕？他认识我们中的所有人，甚至有的人首先是他的朋友，他靠什么澄清了自己？这一连串疑问对于一个初恋女孩儿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
灾难并未到此为止。对别人的道德审判，加剧了对道德自律的不自信。在连续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轮番审讯中，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们抄了我的宿舍，还抄了我的家。我出狱后，母亲告诉我，他们抄得很细致，箱子、床板，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出烟孔都搜了，家里所有带字的纸片都被拿走了，所有文字都是我罪行的证据。但我也不可能“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怕有意无意间出卖了朋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在两次审讯的间隙我挖空了心思想的不是什么该说，而是什么不该说。
有一个细节让我一直苦恼着。一凡让我给某人送东西，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东西也不是一般的东西，感觉和一凡的“罪行”有关，我觉得是重大得不能交代的。这个人是谁？肯定不是常来常往的熟人，否则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于是从现实进入想象：我从家里出发，穿着蓝底白点的中式罩衫，戴着雪白的口罩（那时北京的冬天女孩子人人都戴口罩），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南再向西。但是记忆戛然而止，止于一条小径，周围的景色像是公园。我苦苦地搜寻，一次又一次试图通过场景的还原走出那条小径，走到一凡要我去过的地方，回想起那个人和我送达的东西。预审员每次说我还有没交代的问题时，都觉得是在说这件事，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忘得干净彻底，想交代也交代不出来了。这时候，受到挑战的是我的记忆力，而不再是我的意志力。可那时我才十九岁，事情也不过发生在一两年内，记忆力何至于如此之差！以后很多年，像是得了强迫症，不管在哪儿，只要有一条小径，就觉得那是我曾经到过的地方，于是又开始冥思苦想，搜寻从想象进入现实的路径。
从监狱出来后，和一凡共同回忆那件被我忘记了事情，奇怪的是，一凡也记不起来曾经给过我一个特别的任务。但我不厌其烦，隔一段时间就又想起它来，于是从头开始，像猜谜一样猜着自己干过的事情。有一次，一凡托我到书法家邓散木家去送东西，开门的是他女儿邓国治，她说见过我，“不可能吧，我从没来过你们家。”我很有把握地说。“你肯定来过，是在你和一凡出事之前，送一本手抄本小说，是一凡翻拍的，扑克牌大小的一个纸盒子装着。”她说得有根有据。我的确见过那东西，手抄本小说的篇名是《芙蓉花盛开的时节》，至今还记得那故事的情节。邓国治家住在木樨地一个有许多楼房的大院子里，没有小径，也没有公园景色。我不能肯定，这就是被我遗忘的那件事；也不能肯定，如果当时我没有“故意”把它忘记，会不会就说出来；更不能肯定，如果说出来，邓国治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一凡是不是就罪加一等。
我们都曾怀疑与被怀疑，陆焕兴没有逃脱，我也没有逃脱。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流言，就这样毒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许多人的内心都得不到安宁。
和焕兴面对面坐着，喝着啤酒，坦然地聊着我们共同经历的人和事，我突然感到这一切是多么荒谬—我们为什么要经受忠诚的考验？谁有资格来考验我们的忠诚？让流言见鬼去吧！即使被出卖一百次，我也绝不再怀疑。更何况，有什么是值得出卖和被出卖的！
我问焕兴，“你受到了什么影响？”他说，本来是可以升任副厂长的，那以后当然是不可能了，一直到三年前退休。“后悔了吗？”我问。他说，没有，“比我倒霉的大有人在，我毕竟交下了振开这样值得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