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今天的工作不要拖到明天
我在“麦肯锡”这个著名的经营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过一次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拖到明天的。只要工作没有做完就绝对不会回家。而且，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有意识地想着客户支付的那笔佣金。到了傍晚，我就会想想这一天是否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如果觉得还没有完成，还是不能回家。这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保持下来的工作习惯，我也因此能够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顾问之一。即使在这个号称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麦肯锡”公司里，我也凭借这样持续的努力，连续15年维持了最高的收费标准。
一个人进入了顾问公司，如果只是按照上司的指示做事情，是绝对做不好顾问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人只能当顾问的“棋子”。如果想成为那种能够给客户带来附加价值的顾问，就必须要磨练出来相应的工作能力。那就是一旦决定了在什么日期之前必须完成什么工作的话，就一定要在那个日期前完成。当然，因为顾问这种工作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所以如果一旦决定了某项工作内容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那就必须同时要做好相应的计划和方案，以便让其他合作的人员也要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相关的工作。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首先会尝试把工作的内容进行分解，而且肯定是要把最费时间的工作内容最先委派给相关部门，这就是所谓的“CPM（关键路径）方法”。这种方法在项目运营管理中经常使用。在接手一项工作的时候，如果能够充分地考虑到其完成时应有的状态和时机，那就能够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现在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了。一旦工作到了应该完成的时机，就可以利用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手段，把全部信息同时发送给员工、客户以及海外的公司等相关的合作部门，进行工作上的联络沟通。这样一来，就能很漂亮地在当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推进工作的话，就绝对不会创造出具有知性力的附加价值。
很多人在工作的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还在彻夜紧张地核对着账目等资料，可能心里面还在想着“不管怎么样，咨询报告总算是能赶在期限之前提交了”。彻夜工作（也许除了打麻将等赌博活动之外）这种事情，在人的一生当中并不是经常能做得到的。而且如果经常采用这种工作方式的话，那么完成的工作内容也只能是那种彻夜工作才会有的低质量。如果想交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那么就应该努力做到具备相应的能力，也就是说不用最后几天的彻夜工作也能完成既定的工作。
现在30岁上下的人，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可能就要管理和使用几个、甚至几十个部下了。作为一个上司，实际上是意味着必须要让部下进行充分而高效的工作，并且要在自己设定的目标期限内，交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这就是我常说的“知性附加价值”。为了让工作内容产生知性附加价值，那么就要讲究工作方法，那种临渴掘井式的工作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我在号称全世界顾问费最高的“麦肯锡”工作时，自己也经常承担很多项目，有时不得以也用过这种方法。但是包括“麦肯锡”的员工在内，如果去观察所有人的工作方法，就会发现那种临渴掘井式的方法的工作效率非常低，结果自然是使得工作不能够产生出知性附加价值。
所有的工作，必须是对客户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必须向客户提供附加价值。如果用我的话来阐述，就是帮助客户提高公司的业绩，使得客户能够顺利地进行经营活动，这就是工作必须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工作中都要持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只是应付差事的心情工作，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消化型”业务的政府机关和企业是反面教材
平日的早晨，如果我们去千代田区的政府机关，就能看到最不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上午9点去办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办事窗口的那些职员们正在自己的座位上悠闲地喝着咖啡，还有一些职员在读着报纸打发时间。只要办事窗口没有居民来办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为居民提供服务是自己份内的职责的话，也许就应该把政府机关的各种文件整理得更好一些，以便能让大家看得更明白。如果想给自己的工作增添一些附加价值，那么以区长为首的政府职员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是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工作意识，而且平常也没有这样做过，所以大家一直都是在被动地完成工作。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千代田区的政府机关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有这样的状况。政府职员们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当成是一种“消化型”的业务，而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知性型”的业务，没有想着如何把千代田区变得更好。今后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如果在互联网上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办妥的话，那么这些政府职员们现在所从事的“消化型”工作内容，在将来都会被淘汰的。
那些不优秀的上班族和政府的公务员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天早上把应该在家里完成的事情带到公司里来做。到了公司后，首先去厕所，然后是喝咖啡，读报纸。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早上仪式”后，才终于正式开始工作。
如果去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肯定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想了解这些职员是优先对待来窗口办事的居民，还是优先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看到的结果只能是职员们往往优先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即使知道我一直在窗口前等着办事，也不会马上过来办理。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看见有一个职员抬起沉重的屁股露出要办事的姿态时，如果对他说“我想办理某某事”，他马上就会面无表情的说“先把必要的表格填好了再说”，然后又立刻把屁股放回到自己的座椅上去。
但是，等到了数字网络社会，那种懒惰的区政府职员之类的人就会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甚至可以说，就连他们做的业务本身都将是没有必要的了。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要不停地问自己
我去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虽然当时心里也想“哼，这个小职员还在摆架子，真是令人生气”，但是更多的，我在想怎么做才能改善这种低效率的工作。并且还会进一步考虑，即使没有这些懒惰的职员，怎么做才能保证政府的那些工作也能顺利完成。因此，虽然看到了那些不顺心的人和工作方法，但也会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各种创意，并因此兴奋起来，而且肯定会因此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各种机会。例如，我把这些在日本的经验总结起来，在马来西亚建议出台了《网络法》，并提出了电子政府的提案。在日本国内这种常见的、例如像在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的各种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我为产生新创意而进行的专业领域的调查。
一般来讲，即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脑袋里总是在想着明天的社会，21世纪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进一步思考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不停地在询问自己，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某件事情对于A公司客户有什么意义、如果是B公司的话会怎么样、而对于C公司该提出什么提案，这种思考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习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觉得“这应该当作一个提案”的话，就肯定会记在本子上，并且在下次和客户见面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把内容讲出来。那个时候，客户肯定会很惊喜，并且会说，“您平时就那么关心我们公司的事情啊？”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
我作为顾问，所有的投入都要和知性附加价值挂钩，也因此会带来金钱收入。也就是说，即使只去了一次区政府机构，也要在头脑里瞬间闪现出来能够改善那里工作效率的具体方案。如果不是像这样思考问题，并能够在工作中产生出知性附加价值，也就不会诞生出知性型社会。
当然，这些并不是只限于顾问行业的话题。今后，不论什么职业，如果所有的投入不能带来知性附加价值的产出，就不要指望能够得到超出常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日本现在处于“工业化社会的终点站上”
迄今为止的工业化社会中，所有人都是产业的“棋子”。几乎在所有的国家，蓝领和白领的收入水平，大体上是由各个行业事先规定好了的。也就是说，“勤劳”这个概念构成了大量生产方式的基础，劳动者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或者是两班倒乃至三班倒的方式从事工作。如果是夜班会有4成的工资补贴，而周日加班就会有5成的工资补贴。事实上，劳动者等于是按照一定的行业规则，把自己的时间卖给了公司。
但是，今后的社会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首先，“没有边界的产业”会大量出现。例如说我，如果被化学工业的公司请去就为那个公司做顾问，如果被电子工业的公司请去就给那个公司作指导。我本人就没有“边界”。同样，律师和会计师也没有边界。也就是说，武士产业（带“师”的产业），除了建筑设计师等一少部分外是没有边界的。像这些“不考虑行业边界关系，在接受到邀请后就立刻投入工作”类型的产业，都属于“没有边界的产业”，在今后的社会将会非常多见。
可是，作为产业的“棋子”，那些只是在单纯地提供劳动力的人们，今后将会加速地失去工作岗位。这是因为那些只是需要单纯劳动力的产业组织，正在不停地把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和中国。越南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40~50美元，约合6000日元。如果日本的月收入为12万日元，那么只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在日本国内从事相同产业或工种的劳动力，今后工资收入根本就不会有上涨的机会。
由于日本是封闭社会的原因，如果领先产业或者领先企业的工资上涨，那么其他的产业或企业的工资也会追随着上涨。例如，在钢铁行业如果一家企业提高了工资水平，那么产业界整体就都会跟着上涨。电气行业的代表是“松下电器产业”，汽车行业的代表是“丰田汽车”，只要他们的工资上涨了，那么相同产业内部的其他企业的工资也都会上涨到同样的水平。
可是在今后，如果这样的事情依然持续发生的话，那么劳动力成本就会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沉重负担，并会因此而丧失竞争力。因此，很多产业、企业就会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亚洲等海外地区。终于有一天我们会发觉，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到了连产业本身都已经消失殆尽的时候，那就是到了“工业化社会的终点站”了。
毫无疑问，在日本今后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将会急剧上升。现在虽然只占整体就业人口的65%，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达到80%以上。而且服务业本身也会分化为三个类型。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即使穿着西装，也是个蓝领
首先我们谈谈第一个类型的工作内容，例如那些在宾馆里面每天更换床单和枕套、或在快餐店里做汉堡包等工作，这些都属于是服务产业当中较为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这个类型的工作即使在将来，也是绝对必要的，不可能消失。而工资水平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例如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因为允许外国的不熟练劳动力进入国内，因此工资就有可能会降到那些人能够接受的水平。而在像日本这样不接受外国劳动力的国家（当然要看今后的移民政策如何变化），工资水平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下降。然而，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恐怕不是一个这么简单就能回答的问题。虽然这些职业自身不会消失，但谁也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提高。而且，因为这类工作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干，所以离职率也会很高，服务水准也得不到多少提升。
另外，日本的老年人扶助等事业领域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因此“非经济的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出现了大量类似的行业，结果反而造成了青壮年劳动力人手不足现象的发生。这是因为日本的物价等生活成本太高，而提供给年轻人的收入又很低，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虽然老年人问题是社会的重要问题，需要对这个行业进行支撑。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行业的服务水平和以前相比在明显地下降。
第二个类型，是指在可以提供知性附加价值的工作中，那些以时间来衡量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知性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我们可以把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叫做“知性蓝领”，最容易懂的例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印度，类似电视机装配行业的工种，在工厂从事装配作业的劳动者的月工资是90~150美元，而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的工资是他们的10倍。也就是说，如果成为知性劳动力的话，生活水平就会自动地提高1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人都在拼命学习，想成为技术人员的理由。即使在日本，如果是在快餐店做全职工作，年收入大概是300万日元，而软件技术人员的年收入大都超过了1000万日元，二者的收入差距是3~4倍。
但是像日本软件技术人员这种类型的人，今后也会被CD-ROM所替代，这是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到通过互联网在印度进行软件开发的时代。同样，如果律师只是熟悉法律条文、会计师只是认真记账、教师只是读指导要领，那么这类人都将会被电子类的东西所替代。这些所谓的热门行业，将会在21世纪的初期成为没落产业。
第三个类型是那些能用知性附加价值对成果进行衡量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性白领”。
“知性白领”和“知性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例如，计算机程序员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也需要很高的创造性，但即使是ComputerGraphics领域里的顶级技术人员，其最高工资收入也就是每小时5000日元=月收入100万日元=年收入1200万日元而已。可是，如果是“知性白领”的话，至少也能拿到其4倍的4800万日元收入。即使是10倍的1亿2000万日元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成为那样的人，就要拥有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那样的高度复合能力，不但能够写剧本，还要能够完成制片人的工作。
而且，在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取决于上述三类服务行业中的最后一类，也就是说取决于拥有多少“知性白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拥有了“知性白领”，就可以针对“知性蓝领”的职业领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到并且使用最为低廉且优秀的人才。例如，在印度和中国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较为低廉的基础上，把自己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叠加上去就可以了。因此，增加“知性白领”的数量，也就意味着能够很好地提高制造业的效率，更意味着能够提高农林水产业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知性白领”数量的多少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全世界都在渴求“知性白领”
然而遗憾的是，在日本，这种“知性白领”极为罕见。这也许是因为人口的绝对数量比较少的缘故造成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说，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能很好地使用英语，而英语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语言。特别是对于服务产业，这是最严重的致命伤。对属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而言，由于作业环节大多是工业产品的组装，因此英语并没有成为最主要的问题。只要三四个部门领导熟悉了机械的使用方法等工作内容，就能够*下的工作职员学会使用。可是，“知性白领”的工作内容，往往需要和工作伙伴进行沟通，并且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促成各个工作团队协同工作，因此英语就是必备的技能了。
之所以说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资源，是因为如果只是在日本国内的话，并不能产生出附加价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影产业。大家都明白，在日本制作只能在日本本土上映的电影，一般不会有太好的水准。如果把日本人花了1亿日元、或者是2亿日元制作的电影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拿去和好莱坞集中了全世界的资源和才能，花费50亿日元、甚至上百亿日元制作的电影产生的附加价值相比较的话，其差距之大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就足以说明，不论规模大小，所有“知性白领”的工作是共通的。
因此，如何创造出更多数量的“知性白领”，是21世纪日本最重要的课题。然而，不论在哪个国家，人们想要成为“知性白领”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日本，英语成了日本人天生的缺陷，不是一般的努力就能够克服的。而且要想很好地掌握英语就需要有顽强的意志。然而今天的日本青少年，对于自己今后该如何生存下去，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生活，好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和目标。不过，这是成年人的责任，当然也是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译者注）的责任。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政府必须做些什么”的时代了。看今日的文部省，里面那些“必须做些什么”的人都不是有责任心的人，而且他们也做不了什么。正是因为我们把国家的经济运营全都委托给了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译者注），才造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崩溃，所以今后也不要指望文部省能够对青少年的教育发挥多大的作用。要他们做事情就和要求猫去学“狗叫和鸟鸣”是一样的。从今以后，年轻人、家长、公司等，都需要各自描绘出理想而必要的“知性白领”人物像，然后去努力创造出来。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工作性质不同，工作方式就该不同！
文部省本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还是延续着过去大量生产时代的人才教育模式而已，是惰性的表现。问题就在这里，日本有65%的就业人口在第三产业，可是那些人的心态还是处在工业化社会的第二产业，简单地说就是还处于以前在工厂里面所养成的状态上。工厂里面的从业人员如果不是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上班并开始工作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如果A生产线的传送带是9点开动的，而B生产线的传送带10点开动的话，企业就不要进行生产活动了。如果把工厂的心态用标语式语言来形容，那就应该是“大家站在一条线上”、“大家同时做同样的事情”。从业人员只要把心抱成一团展开QC运动，那么产品的质量肯定会得到提升，这就是工厂的特征。
然而，如果是在属于第三产业的出版社展开QC运动，缺页、倒页、脱页等现象也许就会减少，但很有可能出不了好书。如果大家都是早上9点上班、那么出好书的可能性也近乎为零。更有甚者，大家聚在一起唱什么出版社的社歌也更不会带来什么改善。出版和要求质量均一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不一样的。为了能出版好书，就要有付出莫大牺牲的准备，培育优秀的编辑人员，发现优秀的作者、优秀的记者、优秀的宣传人员，必须和这些人一起讨论极富创造性的出版工作。所谓的第三产业，就是我们前述的第一个工作类型之外的那些领域。
可是在日本，属于第三产业的公司，其机构设置大体上和第二产业的公司设置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第二产业中生存的公司，又几乎和军队的作风比较相同。例如，生产线、成员、命令、指挥权限、管理限度（SOM）等用词全都是军队用语，而且都不是能够产生知性附加价值产业所需要的语言。
其中，在培养第三产业的“知性白领”时，最为有害的是“职务分管规定”。越是优秀的人越忠实于公司规定给自己的权限。这是因为如果忠实于职务权限的话，就能够得到上司的良好评价，工资也会因此上涨。但是，这种职务规定对“知性白领”来说却是最大的枷锁和羁绊。
例如，我依照“职务分管规定”，去区政府取印章证明。按照职务分管规定，只要取回了印章证明就算是完成了这项工作。可是在窗口，我不单是取印章证明，我还要申请居住证明、查询地址变更的申请方法、观察职员的对应态度等等，做我想到的所有实验。并因此产生了把这些懒惰的职员一扫而光、实行电子政务的想法。可是因为做了很多实验，平常需要10分钟的事情结果花了30分钟。迄今为止的工业化社会是非常讲究效率的，所以对于我这种用30分钟时间，只干了10分钟事情的员工，上司肯定会严加训斥说“你这个傻瓜，磨磨蹭蹭地干了些什么啊，实在太不像话了！”，并且我得到的工作评价也肯定会下降。
然而，这种评价的方法并不能培养出“知性白领”。“知性白领”的工作是不能用效率来衡量的，也不能用工作时间或申请休假的次数来衡量的。可是，第三产业的公司评价指标依然在采用第二产业的东西。在前述的第三产业的三个类型领域中，第一个领域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评价员工的工作价值。一个小时换了多少的床单、制作了多少汉堡包，大体上可以算出来。第二个领域的“知性蓝领”也可以，例如我们看一个computer·graphics技术人员在一个小时里画了多少张图形，但是这种方法就不能衡量其中创造性的要素价值了。而到了第三个领域的时候，这种评价方法就不会再有任何益处了。
一般的职务分管规定，实际上就是等级规定，规定了你是什么级别的，并且明确规定在出差的时候可以乘坐什么级别的交通工具。“麦肯锡”里面也有类似的规定条款，但是否遵守则是个人根据实际需要自由处置。如果觉得适当，普通员工也可以乘坐软卧或者头等舱。但是，如果总是乘坐软卧或者头等舱而业绩总是不好，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判断为工作不得当而遭到解雇。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判断都来自于工作业绩。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向大家看齐的意识害人不浅
顺便说一下，我在进入公司后第二年，就开始不怎么在意公司的规定，去海外出差时就选择了坐飞机的头等舱。也许有人在私底下说过什么不满，但从没有人在当面指责过。这主要是因为我在日本的分公司取得了良好业绩的缘故。而且，如果是海外“麦肯锡”的其他分社有邀请，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飞过去，他们也因此很感谢我。
在进入“麦肯锡”之前，我在日立公司工作过，当时（实际上也是将近30年前的事情了）公司规定整个科室的电话费不能超过1万日元。如果要打电话，就要在电话旁边的笔记本上注明是因为什么事情、打了多长时间的电话。我当时是在原子能开发的设计部门工作，但对全公司的要求是和整个制造部门一样的。也许是因为工业化社会的缘故，所以还是要遵守所谓的工业化社会的规矩吧。在当时，或多或少，各行业的公司也都是那样做的。
有一天下午，我在公司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就曾经被当时一个自称为是“勤劳”（相当于总务）部门的人给提醒了一下说：“大前，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我当时就问：“为什么呢？”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因为现在是工作时间”。于是我就说明道：“我是因为在设计上面有不明白的地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思考一下”。结果那个人更强硬地说：“在这里思考设计会造成麻烦，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思考”。实际上，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的员工不会有这样的自由，如果对设计部门的人有什么特殊照顾，就不好向那些员工交待。
还有，如果在工作时想去厕所，也会被“勤劳”部门的人给叫住说：“在制造部门工作的人们的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是10点，所以你要去厕所的话，就要等10点的鸣笛声响了之后再去”。可是那个时候的厕所很拥挤，根本就不想去，但是制造部门的人们是不会那样思考。于是就向自己的上司询问道：“为什么会设立这样的规则啊？”可是上司给我的解释又和“勤劳”部门的人的说法大相径庭，他说：“这是为了保证将来能够成为人上人啊”。这也就是说，随意行动的家伙是不能成为人上人的。如果想要成为人上人，首先要和别人做同样的事情、经历和别人一样的辛苦、如果不是这样，将来说起话来就不会有做领导的威信。
这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我还是觉得太牵强。在我的身体里面，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会让我这样思考的基因。我是工程技术人员，虽然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如果让我做和别人同样的事情，天生地就会起过敏反应。因此，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对“日立制作所”这个公司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我的同僚们，虽然也表示出有类似的抗体反应，但还是在身体上或者头脑里，拼着命地努力忍耐着。那些人的努力也终于有了结果，现在大家都成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且当时的上司也当上了副社长乃至社长。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日立才会在这些“人上人”的努力和帮助下，成了大量生产时代的超级优秀公司。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不能指望没有个性的上司带动“变革”
可是，现在就不同了。在如今的大转型时代，我们不可能指望这样的人能够带来变革。如果只是想把公司搞得更好一些，那么“大家一起认真努力吧”的思维和工作模式也许就能做得到。可是，一旦涉及到要对公司进行革新、涉及到那些会带来痛苦的机构改组、并购·合并等大手笔的大胆改革时，则往往是那些没有个性的上司所不能胜任的。即使是“IBM”，如果不是那个“麦肯锡”出身的，被人称为没有血没有泪的路易斯·郭士纳，也不会完成变革。去“Westinghouse（WH）”进行改革的是麦克·乔丹，“AMEX”的变革也是哈韦·格鲁伯实现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我以前的同事。
的确，到了今天，曾经在工厂实施的那些极为愚蠢的规则已经取消了，但是日本的第二产业，通过彻底地贯彻和实施了要和大家看齐的那些意识，因此创造出了所谓的“日本式企业”。在工作的时候，全体成员要一致团结起来工作，甚至就连喝酒的时候也养成了大家要凑在一起的习惯。
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在进入“日立制作所”后，20多岁就当上了技师。按照规定，技师可以乘坐列车的头等车厢，所以我每周从日立到东京出差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乘坐了头等车厢。可是，我发现其他的人没有乘坐头等车厢。不单是技师，就连课长和部长也都是乘坐二等车厢。后来我好奇地去打听他们在干什么，原来他们是和部下坐在一起，用一等车厢票价节省下来的钱买了啤酒和小吃，在努力搞人际关系。
我觉得与其在那个地方和大家在一起说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还不如在头等车厢里，自己一个人安静地思考原子炉的设计等问题，因此就没有好好遵守过这种公司内部所谓的“不成文的规矩”。于是周围的人在看我的时候，就会带有那种冰冷的气氛，能感觉得到大家在说“才二十多岁就这么随意做事”、“那个人也太自傲了”。因为体验过那种日本企业独特的气氛，虽然开始也觉得这种企业体制是难以想像的，但后来跳槽到“麦肯锡”后，见到了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企业，于是才感觉到日本的企业简直就是异常的，甚至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例外的。在世界上也就是韩国的企业还持有同样的体制。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日本的企业特征是异常的
如果要问众多的日本企业什么地方是异常的，答案就是不信任个人，什么都要管制起来。例如，我认为在出差时，啤酒和小吃等费用，如果本人觉得是必要的经费，在详细说明理由后就可以给予报销。即使是和朋友一起吃饭的餐费，也可以根据场合的需要请求公司给予报销。如果这些在将来对本人或者公司有好处，公司是应该负担的。重要的是，企业要信任个人，要把员工当作大人来看。世界上优秀的企业都是这样做的。
例如，如果日本企业的上司和部下一起出去旅行，在很多场合，上司一般会乘坐头等舱或者公务舱，而部下就会乘坐经济舱。其潜台词就是：“我辛辛苦苦地干了30年，好不容易才熬到了能乘坐头等舱的地位。让你一个平头小职员坐在我旁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到了目的地后，部下会立刻把上司的皮包拿过去，绝对就像是一个服务人员。如果把这种上下级关系和世界上领先的大公司的做法相比较，根本就不正常。这简直就是把大人当作孩子一样来对待。而如诺真的把员工当作孩子来对待，那是绝对不能培养出“知性白领”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像这种满脑子只想着如何在公司里面出人头地、做事小里小气的家伙们,是难以胜任那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有创造性的工作的，更不用说在第三产业中创造出知性附加价值了。同样，对于那些把能遵守规则当作是至高无上荣耀的人，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创造出新的规则来，就更不用说去发现和创造那些新的，甚至连别的企业都没有想尝试过的价值了。
今后的商务活动，必须要明确地展示出自己的知性附加价值。如果客户不认可商务活动的新价值，并且不给出相应的价格，那么这项商务活动就绝对不可能得到发展。同理，那些后发的公司如果只能用现有的市场价格参入市场，先发的公司还是非常有优势。而且因为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也不会给这些后发的公司带来什么利益。例如，新兴的出版社，即使创刊了新杂志，如果这个杂志没有新的价值，就无法以高价销售，也不会取得和那些先行的大出版社比肩的发行量。这也就是说，不能创造出新价值的人们，在今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难以胜出的。
简而言之，今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会具有像漫画、电影等产业那样相同的特征。如果那些漫画家、电影导演等制作人员，不能创作新的人物、新的故事，也就是说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就不能成功。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漫画和电影等行业的特质，但今后将成为所有的行业的通行标准。
这就是数字信息时代的最大特征。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很多商业行为将会被CD-ROM替代
数字信息时代最让人恐怖的地方是，如今的大部分的商业行为（前述的那些带“师”字的工作）今后都将被软件所取代。例如，一张CD-ROM就可以替代完成会计师的80%~90%的工作内容。在美国，最近成长速度很快的Intuit公司开发的财务管理软件“Quicken”已经销售了1000万张以上。这意味着企业不需要再花很高的价钱来雇用专业的会计师，只要花98美元买一个会计软件就能解决问题。在使用过程中，即使你出现了错误，它也会自动进行分析，告诉你什么地方错了，所以即使是外行也能简单地处理财会问题。还有以辩护费高而著称的律师工作也是相同的。律师工作的一大半内容是根据法律规定照章办事，因此用一张CD-ROM同样也可以解决问题。“家庭律师”这个软件也就区区的98美元，但它包括了借贷契约、离婚、遗嘱、损害保险、寿险等家庭必备的各种法律问题，而且还预先设定了几种模式。这样一来，收入和身份都很高的律师工作，就变得还不如服务产业中的“知性蓝领”，甚至已经接近了第一类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因此，如果还按照以往的方式工作，收入就不会有任何增加。这样的软件包如果普及开来，很可能有将近90%的律师和95%的会计师会被淘汰，转而成为CD-ROM的操作员。现在在美国，这种软件已经在销售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分子今后要做的事情和日本的农民是一样的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伤他们的自尊心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受过最高等级的教育、并且通过专业考试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入了靠组成联合会来维持生存的尴尬境地。
可是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日本已经走入了真正的数字信息网络化社会。因此，那些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向客户提供CD-ROM不能提供的附加价值。如果你站在客户立场上对客户说“如果你使用了CD-ROM上的那些软件包，那么你将会有什么样的损失，所以最好这样改变一下。”那些能向客户提供精确建议的律师和会计师，即使费用很高也还是有市场需求的。因为电脑不擅长做这样的判断，甚至有可能会带来危险。也就是说，即使在网络社会中，和那些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人共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律师和会计师更应该承担法律以及税务、财务的顾问功能。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你能成为顾问吗？
当今世界，有很多个人希望能成为企业顾问，很多企业也在努力成为优秀的顾问公司。例如，IBM就确定了充实顾问部门的方针，从今往后，IBM不单是制作和销售电脑，更多的是要站在顾问立场，向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建议采用什么样的系统能给客户带来更高的价值。Sunmicrosystems至今为止只从事服务器领域的工作，今后也要展开根据顾客的需求而提供系统建设的意见，加强网络顾问方面的业务。还有Oracle公司也从单纯的数据库公司逐渐扩展业务范围，希望成为能够对应各个产业需求的顾问公司。各个综合建筑公司也不再是单纯的建设公司，而是要成为那种包含了土地的有效利用以及金融等业务领域，从客户立场出发，提出有真正附加价值提案的建设顾问公司。“索尼生命”也不是单纯的在卖保险，而是希望能够成为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人生规划的顾问公司。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顾问的时代，一个服务的时代。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个人能自由自在地工作吗？
这就意味着，目前那些基于“供给者的逻辑”，只会一味地推销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企业，如果不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将会失去信用。“建设国民满意型国家”是我在10年前就开始倡导的事情，可是到如今也没有人认真地回答过这个问题。所有的企业，都削尖了脑袋，想着如何垄断、或者考虑组成卡特尔，采用“护航舰队的方式”，依照“供给者的逻辑”，疯狂地进行销售活动。然而这两三年，风气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各个企业现在都表现出了要当顾问的倾向。
可是，顾问在第二产业体系的组织当中是绝对培养不出来的。经常有公司向我咨询，“我们公司怎样做才能成为顾问公司？”，针对这种咨询，我每次都会问，“你们公司是什么样的组织构造？”，每次得到的回答都大体相同——组织结构大都是金字塔型的，层级、职能、等级、乘车制度等一应俱全，而业绩的评价也是根据职务分管规定来进行的，并且依然使用打卡机对出勤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还是工业化社会的秩序和模式，没有任何的改变。
不仅如此，在日本，即使那些顾问公司的状况也是如此——有明确的序列，重要的会议只有“重要人物”才能出席，工作却要部下来做。“头脑”和“手脚”实际上是分开的。可是，顾问这种职业意味着顾问工作没有年龄和资历的概念。一个真正的顾问公司，头脑和手脚是合在一起工作的。我对于自己承担的工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最终报告，我都负有责任，因此是不会把工作内容委托给他人的。这是因为顾客对我有期待，而不是对组织有期待。即使我在“麦肯锡”工作时，自己也只承担那些以我为首而接受的工作。
顾问这种职业和分权（权限的委托）的概念是不相容的。一个人，不可能完成从数据收集到分析的所有工作，要靠团队来完成。也就是说，是分业而不是分权（结果和责任的分割）。
如果用方程式来描述的话，就是：
“让顾客满意的工作”（100）-“团队做的事情”（X）=“自己的工作”（100-X）
这也就是说，把能够让顾客满意而必须达到的工作成果看作是100，团队如果能完成其中的70%，自己就要做剩下的30%。如果是一个完美的团队，那么自己就可以不用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不能交出预定的成果，那么作为负责人，就必须要弥补那些不足的部分，否则就不能被称作顾问。
每一个人要独立地工作，必须要能够自由地思考。因此，顾问公司的组织结构，就不能是重视秩序的金字塔型，而是那种没有秩序的WEB（蜘蛛网）型比较好。所以如果真的想展开顾问业务的话，首先就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结构。
现在的企业，无论是什么行业，大家都开始感受到了应该针对数字网络社会的特点有所变化。而且也都开始明白，必须真正站在顾客立场上，提供有附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既然已经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就是要信任个人并且给他自由，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个人的干劲，而不要考虑什么年龄、性别和资历的关系，真正建立以向顾客提供的价值作为纯粹的奖惩标准的制度。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新员工教育要进行180度的转变
“你真的打算想要改变吗？”
每次我向来找我咨询的经营管理人员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是”。如果我继续问：“那么，谁来培训公司新来的职员呢？”。于是大家就用理所当然的表情说：“当然是前辈了。”这其实就已经证明了他们没有改变的意思。
为了要改变现有的制度，首先就必须要改变新员工的教育方法。如果用前辈员工教育公司的新人，就等于是让新人遵守企业的旧秩序，换句话说，就是把新员工限制在旧有的模具当中。嘴上说着想改变，但做的却是不变的教育。这种方法，就会使得那些带着新鲜感而来的新员工变成了和老员工有相同感觉的职员了。而且，教育的内容大都是公司发展史之类的东西。如果一个公司想要有所改变，就不应该教公司历史。
我对某公司做了如下咨询：新员工的教育应该让去年刚进入公司的人来做。而老员工的教育，让新员工来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单位工作了一年左右的人们，还没有完全被公司的恶习污染，而且新员工只要在公司待了一周，就能够明白公司哪里不好。另外，在新员工进入公司一个月以后，就有必要让他们写一些关于公司的将来、或者是五年后应有的状态。并且建议，员工一旦写了东西后，就应该要求他们照着自己写的那些去做，并且还要尝试不给他们配上司。听了我的话以后，对方很惊讶的说“我们有必要那么干吗？”。是的，实际上，那样做会恰到好处。
如果要改变老公司的性格、改变已经渗透到骨子里的工作方法，除了刚才提到的方法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不过如果公司想要彻底颠覆旧有秩序，必须要有很强的决心才行。当我继续问他们“不能实施的理由是什么？”的时候，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可能每个人都会觉得，不能按照我的改革方法去实施的理由有成百上千个，而其实大家真正恐慌的是，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实施，公司传统的秩序就会崩溃。可是如果让我说的话，不破坏旧的秩序，方法就不会变；方法不变的话，公司就不会变。
那么，为什么最近成立的新公司比较有干劲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障碍能够影响他们站在客户立场上，提供有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在数字信息化社会的新规则下，越是新公司就越有利。反过来说，那些还在因循守旧的公司则会出很大的问题。不过，其实新公司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例如，没有钱、没有信用、没有组织、也没有环境。虽然全都没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那些迂腐的秩序，反而对他们很有利。也就是说，那些传统的老公司，若是注意到了这些新公司的有利点，并且具有破坏传统秩序的勇气的时候，这个公司就可以做到最强。
我希望年轻的上班族可以不顾一切的去挑战梦想。在今天的日本，就算是失业了也不会饿死。即使失业了，也可以领到失业保险，然后自己去职业训练所参加培训，直到你找到一份能让你很好生活下去的工作。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即使摔倒了，只要还能爬起来就可以继续前行
我觉得，人在30岁之前应该经历过3次以上的失败。之所以这样说，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和组织就会想当然地做事情，这是很可怕的。既然失败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那么即使失败了也没什么值得害羞的，所以最好还是趁着年轻，还来得及改正的时候经历失败。
不过，今天的年轻人接受的教育是尽量不要失败。例如“月”这个汉字，如果没有写清楚右下的弯钩的话，就会被教师打“X”，如果把哥伦布发现美国新大陆的1492年写成了1400年代也会被打“X”，即使写了1400年代末期还是不行。就像这样，即使有一点点失败也会被判定为错误，这种教育导致了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的条件反射，将恐怖感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上。而且这种教育要求培养的是：什么事都要有答案，答案也只能有一个，而且还不能答错。越是精英教育，这种倾向性就越强。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摔倒之前不要拐杖，尽情地摔吧！
然而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不精确更好。如果方向正确，即使多多少少犯错，但最终取得成功的例子依旧比比皆是。可是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是得不到承认的。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有我这种大大咧咧的父亲而非常辛苦。例如，二儿子在参加常规数学考试的时候，只解答了开始的两三道题，然后写了“以下相同”后就交卷出去了。然而这种考试模式，只有那些能保证200道题全部写得和标准答案一致的孩子才能胜出。因此，受到这样教育的人们是异常害怕失败的。但是在今后，像这种做数学题一样的解答方法不能保证人们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即使把做数学题的解答速度和正确率培养得像条件反射一样又有什么用呢？我走向社会后，从来没觉得这种方法有什么作用。也许在考大学时是需要的，但是这样的“考试秀才”却一个接一个地落后于时代。虽然有的人进了政府机构和银行，但这也不能保证他们就能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人生犹如滑雪，快要摔倒的时候，就让他摔倒好了。如果你总是用强行避免摔倒那样的方式滑的话，那就永远只能是猫着腰慢慢地滑行。也就是说，这些人害怕失败，不具有那种勇往直前的挑战精神。而这些人，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中却被称为精英人士。然而，当今的时代已经是必须经历失败才会取得成功的时代，因此越是那些所谓的优秀人士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真正有实力的是那些经历失败后，还能够放下所有的包袱，想着“下次肯定会取得成功”的人士。
还有一点，“对知性不懒惰”是今后能够获取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旦觉得自己可能搞错了，就要恢复到初始状态，就必须站在别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可是，“对知性懒惰”的人不那么做，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人士，这种倾向会更强烈。例如，精英人士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那些高级官僚们一旦宣布了“景气到了谷底”，其后经济景气即使持续变冷，他们也不会再思考自己当初宣布的前提是否错了。这种事情在民间也是如此，“对知性懒惰”的精英人士们害怕失败，所以从不反思自己是否错了。
然而，如果是为了站在客户的立场而提供有附加价值的服务和商品（如果是官僚，就应该站在国民的立场来制订政策），就应该很正直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必须试图迅速地进行方向转换。例如，证券公司的个人业务部门，就应该坦诚地说“先生，虽然前段时间我觉得某个公司的股票会上涨就劝您买入，但是现在看来那是错误的。非常抱歉。实际上，真正好的不是某个公司的股票，而是把在世界范围内那些发展强劲的行业和强势公司、优秀公司的股票放在一起做成的基金比较好，现在我向您推荐这个东西，请您购买。”现在的确是这样的时代了。如果你这样说，那么你的客户一定会非常高兴地购买，事实上，这种基金在过去的30年间，每年的运营收益都超过了10%~30%。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公司注定要被淘汰
我曾经做过一次试验，把日本的银行和香港的银行做了一个比较。我到银行窗口和他们商量说，“我现在有300万日元，怎么办好呢？”结果所有日本的银行给我的回答都一样：“请存入定期存款吧。”
而我去香港的银行的时候，他们大概都会问我“这是什么性质的钱？除此之外你还有多少钱？”并且会把话题会转为“用这笔钱进行风险投资可以吗？”我一般会尝试着回答说“我一共就有3000万日元的金融资产。”于是他们会建议说“这样的话，请在我们这里存其中的1/10。并因此，我们会借贷给您这300万日元5倍的钱。您可以尝试用1500万日元做一下这类产品投资。”本来是想去问他们怎么运用这笔钱，但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他们如何把钱借给我。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银行了，而是站在顾客立场上的金融顾问、资产运用顾问。
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邮局，都是依照供给者的逻辑，向所有顾客推荐定期储蓄。然后再根据当时的状况向顾客提供一些餐巾纸，保鲜膜之类的赠品。可是，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被糊弄了。通过这个试验，我再次痛感像日本这样的金融机构将注定会被淘汰出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有8000种以上的金融产品，而大多数的日本银行员工能说上来的不超过5个。而且，所谓优秀的员工，只是那些会反复几十次登门劝说，坚持让你把钱存入定期存款的人，可是这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时代了。而当你有困难找他们借钱的时候，他们反而不会借给你。即使偶尔借给你时，也会要求抵押。如果你尝试对银行说，“你们不是来我们公司好几十次了吗？不是把我们公司从头到尾看了个遍吗？我们公司也许没有什么抵押品，但我们不是有这样优秀的技术吗？”他们会决绝地说，“不管怎么样，没有抵押，我们就不能把钱借给你们。”这就是日本的银行。但是这样做，算得上真正的金融机构吗？至少我不这么认为。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银行即使进入了现在这个金融制度改革的时代，也仍然不能迈出改革的一步，从供给者的逻辑、工业化社会时代的行为方式中解脱出来。换言之，在数字网络社会，软实力已经成为最大的经营资产，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一点。因此，日本的银行职员并没有评价公司软实力的能力，他们也不可能做到“根据这个公司的软实力进行借贷”的融资方法。可是这样一来，现在的这种“知性蓝领”层面的日本银行员工，每年1200万~2000万日元的薪水就将无法维持了。如果他们工作方法只是一味地对所有的顾客说“请存入定期存款”，那么他们就和快餐店卖汉堡的没有什么区别了。
也就是说，这样的工作能力，在第三产业中也就属于那种年薪300万日元的第一个类型。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如今的数字网络社会，如何让社会上那些成功的关键点能够更彻底一些，让人们更清楚。
现在，日本企业把过去那种曾经用于大量生产高品质并且轻薄短小的制品的工业化社会经营体系，直接照搬到了第三产业。现在，虽然大多数企业的管理层注意到了要针对数字网络社会必须有所改变，但是如果让他们踏出破坏旧有的秩序和制度，走出变化的第一步，他们却犹豫了。他们会说，“如果有可能，就让公司在保存旧有的秩序和制度的前提下步入新的世界吧”。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背靠大树好乘凉吗？
可是，那样做是不可能的。这种既想守旧又想实施改革的老派公司，今后肯定要被淘汰，自我崩溃的速度甚至要比想像的来得更快。在日本，虽然有这样的谚语“臭了的鲷鱼还是鲷鱼”、“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是要让我来说的话，臭了的鲷鱼只不过是臭了的鱼而已。如果躲在即将倾倒的大树下面，就会被压死。在那些已经知道肯定会腐朽倒闭的公司里，年轻人——如果你现在30岁，那么到退休还有35年——请问问自己会一直工作到退休吗？你愿意把比你已经经历的人生还要长的时间奉献给你不能期待的事情上，你能做得到吗？问问自己吧，35年真的是很漫长！
如果你的父母对你说，现在的公司是个好公司，忍着吧。那么就问问你的父母，从现在往回数35年，应该是1963年，正好是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一年。那么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一年开始算起，到现在退休，他们真的对这期间自己做过的所有决定，没有一点后悔吗？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在班里成绩优秀的人，都去有阴凉的大树下就职了。从那以后，这些人们过上了所谓的好生活吗？他们还能期待今后的生活也能像过去的35年那样安定和成长吗？希望年轻人好好问问家长这些话。
对于读者来讲，我是一个外人。我并没有这样的自信，能够让大家完全反对家长的意见，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可是，你们的父母在给你们建议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考虑清楚你们的人生道路了？还是只是把社会上或者过去的那种思考模式简单地强加给你们？单就这一点，我希望你们的父母把手放在胸口坦率地回答。当然，做这个判断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真想听，我就告诉你我的意见，如果你工作了5年或者10年的话，那么就应该充分发挥这些经验，跳槽到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新公司去。或者，自己创立公司，也许能够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的想法。因为在数字网络社会，那些容易转向的新公司，反而是绝对有利的。
现在在美国，新公司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即使我们只考察计算机这一个行业，就会发现领先的企业都是像“Microsoft”、“Oracle”、“SunMicrosystems”、“CiscoSystems”等那样的企业，而且也都是刚创业十到十五年的新公司。而在现在，让他们感觉到威胁的诸如“Trilogy”、“Siebel”、“Intuit”等快速成长的公司，其员工总数也就几百人，全都是那些又新又小的公司。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挑战者是有利的
实际上，现代社会对挑战者会越来越有利。这是因为那些老旧企业持有的财产和权利所能够产生的附加价值正在逐步消失。
“IBM”把原有的50万员工削减到25万人之后，才好不容易保住了所谓领先企业的地位。即使是“GE”，也以每年消减15%的员工，并且通过推进M&A（兼并·重组）等手段，才勉强保住了面子。但是，那个曾以重电·家电而著称的“GE”已经全然不存在了，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是一个金融和信息服务公司。而且其最大的收益来源不是传统的那些事业领域，而是金融服务部门的“GEcapital”和广播电视部门的“NBC”。对于“GE”来说，因为进入了全新的第三产业，因此而产生的高附加价值能够弥补传统的第二产业所产生的亏损，所以“GE”集团整体才能维持盈利。“Westinghouse”在卖掉了所有的事业领域后，只保留了广电领域（CBS）。曾经号称天下第一的“Westinghouse”的重电部门，成了德国“Siemens”的一部分。甚至连“Westinghouse”自己的公司名称都变成了“CBSCorporation”。干成这件事的，是我非常熟悉的那位出身于“麦肯锡”的麦克·乔丹。
如果把50万员工削减到25万人、把亏损的企业卖掉、每年削减15%的员工的话，经营业绩自然会变好。但是，削减人员是有限度的。“IBM”也好，“GE”也好，今后只有不断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东西，作为企业才能够生存下去，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个人，在数字网络社会，学历就会变得全然没有意义。澳大利亚记者PeterHartcher在他撰写的《圣域的终结——大藏省的大罪》一书中，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大藏省的官僚几乎都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为什么学法律的人会来掌管经济？在Hartcher说这话之前，日本没有人对此产生过疑问，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最优秀的人会进入大学的法律系，然后再进入大藏省。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不要让大藏省的官僚制定经济政策
可是，不用说也知道，在法学院学的是法律而不是经济。现在，我们进入了无国界的全球化新经济世界。他们对这种经济体系从来没有学过，因此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经济运营，当然也不会有策划金融政策的能力。
如果我们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逆境有很强的应对能力。他们如果觉得现在的做法不适用，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创建出新的法律制度来，这种状况简直就是“无所不尽其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法学院出身的人能够掌控经济的走向。但是，像这种临阵磨枪、能拖就拖的方法现在已经完*出了破绽，因此所谓的日本护航舰队整体的沉没已见端倪。虽然让那些没有学过经济的大藏省官僚们来掌握经济命脉，日本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是，企业界曾经具有很强的实力。反过来说，企业界的逻辑，即“供给者的逻辑”竟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的政策以及地方自治体的各种事业，全都不是按照纳税者的逻辑，而是按照征税者的逻辑进行的。银行的逻辑是主管部门和银行方面的逻辑，而不是储蓄者的逻辑。医院的逻辑是医生或者医院、医疗器械公司、医药公司的逻辑，而不是患者的逻辑。我在比较了“国家的逻辑”、“生活者的逻辑”、“供给者的逻辑”以及“受益者的逻辑”之后，出版了《新·国富论（讲谈社）》，并且在这十几年来不断重申我的观点，现在大家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应该站在纳税者·生活者·受益者·顾客的立场上进行改革。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要有生活者的视点
可是，上述的改革还根本没有进行过。即使曾经尝试过的改革，其内容也是按照供给者的逻辑进行的改革。例如，行政改革会议的成员全都是大报社的社长，或者是混凝土卡特尔公司等供给者方面的人，我们生活者方面的代表，一个都没有进去。这样一来，那个会议中所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议就只能是供给者的逻辑的东西了。例如，都是诸如“简化企业向政府提出各种申请手续的要求”等层面的东西。即使论及地方分权，也只是谈到了地方自治体方面的意见，而根本没有听取我们居民的主张。在谈到金融体系改革以及邮政等事业民营化的议题时，也根本找不到储蓄者·客户的逻辑，我们看到的只是银行体系和邮政体系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在相互争夺储蓄者。
需要看清楚的是，现在日本整个改革议论的焦点只不过是从国家到了地方、从大藏省到了银行这个阶段，是供给方权利斗争的结果。只是在供给者的逻辑中，供给者的序列改变了而已，并没有真正转移到纳税者和生活者的立场上。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成功。而且如果这样持续下去，金融制度改革就会彻底失败，成为一个典型的“大游戏”。
日本要在无国界的世界中获取成功，就必须开放、开拓个人所具有的能力，特别是“知性白领”的能力。例如，我虽然能够获得“知性白领”层次的收入，但是其中65%作为税金被拿走了，所以剩下的只有35%。照这样下去，今后工作的积极性就会消失，变得消极起来。因为我个人一直想“把日本变成生活者主权的国家”，也正是持有这样的人生目的，所以才没有因为高税收而在工作上面有任何的懈怠，但即使这样，想想连续20年被拿走65%的税金，也经常不由得生气。因此，我们要考虑今后如何把日本建设成为让“知性白领”可以不用考虑到税金、国籍、性别、学历、年龄等限制问题，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蓝天下尽情发挥自己能力的国家。
“知性白领”并不是突然变异产生的，让人在转瞬间完成个人的开放是困难的，父母、学校、公司等都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才可以。现在，父母按照自己过去的逻辑，教给年轻人“如果进了好学校，在好公司就职的话，就会有好生活哦！”“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学校也只是教育大家，答案只有一个正确的，或者只用考试成绩作为判断学生的标准，接受这样的训练而生长起来的日本人，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巴甫洛夫的狗”。如果走了一条道路，经历了一些坎坷和痛苦的话，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再也不走这条路。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不要成为“巴甫洛夫的狗”
所谓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做学问。做学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是为了要毕业，就必须要学，而一旦毕业，就会恨不得立刻忘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蔑视学问了。作为证据，大多数的日本人即使在中学和高中学了6年的英语但依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竟然还有很多人不能读常用的汉字。这也许是因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已经成为“巴甫洛夫的狗”的日本人避开的不只是学问，而且也丧失掉了为体验丰富的人生而必需的向学心。一想到要走学习的道路就好像触电一样，因此走向社会以后就很少有人再去读一些古典著作，或者重新学习历史、数学，以及物理、化学等学科。
与我访问过的众多国家相比，日本人肯定是属于最缺乏知性的人。没有自己的意见，也说不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现在世界的局势，什么都说不出来。如果你问一个人，“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但却总是做美国的跟屁虫，你不觉得害羞吗？”这时候100个人会有100个同样的回答，“不会呀，因为我们在战后受到了美国的照顾。”如果问他们，“现在存款利息只有，为什么还在忍受呢？”大家也都回答不上来什么。即使问他们，“在首都东京这样的地方像横田基地那样广阔的领土被外国占领了，你们怎么想？”，大家连“如果可能的话，非常希望他们撤走……”的意见都没有。如果再问，“有必要投入公有资金，来救护那些胡乱经营的银行吗？”他们就会回答“不是有必要保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吗？”更有甚者说，“如果不那样的话，银行就更不轻易向外贷款了呀！”实际上，即使向银行投入再多的公有资金，也不会解决银行的贷款问题，如果认为有必要向中小企业进行贷款的话，那还不如不要通过濒死的银行直接把钱借给那些中小企业更好。
现在，即使像这样单纯的事情，大家也还是连想都不想。而且因为新闻记者也大多是这样的人，所以报纸的读者们，每次也就只能像鹦鹉学舌那样似地随着报纸的内容说。没有人会问，“真的吗？”日本人的想法是*和外交部以及大报社的想法，几乎没有人真正有自己的想法。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活到老学到老
可是，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就不可能成为“知性白领”。因此，无论是什么事情，如果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很有必要，那就要怀有好奇心，并且到死都不能改变追求的姿态。这就是所谓的向学心，是在立志成为“知性白领”时绝对必要的东西。
在教育领域，因为我们大量生产了“巴甫洛夫的狗”，因此使得日本的国力显著低下。特别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国力是由能产生多少“知性白领”决定的，而这却是日本最致命的缺陷。
还有一个深刻的问题，作为已经是“巴甫洛夫的狗”的日本人，就连已经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都显得漠不关心。例如，政府现在提高了退休金的缴纳率，不但推迟了支付的开始年龄，而且还降低了支付额，但是谁也没有对此表示任何的不满，在定期存款已经到了只有这个超低利息时代也不想办法增加金融资产。把1200兆的日元货币一直存放在银行的定期存款或邮局的定额存款上睡大觉，全体国民已经变成永远没有质疑的国民了。这样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也就是说，日本人已经完全成了“没有智慧的国民”。大家觉得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完全委托给那些曾经成绩最好的人们（官僚），认为他们能够为大家着想，做好所有的事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际上，这正中官僚们的下怀。
真正的退休金改革成功了吗？真正的医疗改革成功了吗？真正国铁清算成功了吗？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成功。并且，按年度计算向国民借债（相对GNP的国民负债）的数额已经超出了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一。针对那些把国家带到了生死存亡边缘的政府官僚，被称为“鼻祖·霞关的天敌”的我，这十几年一直在进行着彻底的批判，同时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可让人悲哀的是，被驯养成“巴甫洛夫的狗”的日本人，对此反应非常麻木。
不过，现在开始已经晚了吗？也不算太晚。我觉得我们还有充分的可能性，可以把21世纪的日本变成一个人们能够自由发挥能力的国家，一个能够诞生出很多“知性白领”的国家。无论你现在的年龄有多大，如果你觉得不对就应该说出来，如果是你想做的事那就彻底地去做。对于那些想改变世界的人，年龄不是问题。如果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起行动，世界就会因此而改变。不过，虽说年龄不是问题，但是在日本，一旦过了50岁，就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挑战新的事物。迄今为止，这么做了而且还成功的只有伊能忠敬一个人而已。因此，我基本也就只对50岁以下的人有期待。而且希望那些常常把“自己已经老了，所以对于新鲜事物再也没有什么欲望和精力了。”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至少不要去影响年轻人。实际上，老年人不妨害青年人做事也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
而且我也希望，与其让自己的资产睡在只有利息的邮局储蓄中，倒不如拿出10%或者20%来，让年轻人去进行风险创业。我们的国家使用邮政储蓄进行了大规模工程建设，但实际上其中的一大半已经出了问题。如果光想着把钱存入到邮政储蓄上面，那么就意味着势必会增加年轻人将来必须支付的税收负担。每当老年人为了自保，把钱存进银行或者邮政储蓄里面，就会以公有资金或者国债的名义增加了将来的国民负担。实际上，现在日本的老年人在掐着年轻人的脖子。如果觉得有些对不起年轻人，那么在利息上涨前就不要存款（甚至把钱藏在床底下也能够减少年轻人将来的负担）。或者把其中一部分投资给年轻人，帮助他们创业，这种金钱使用方法就是最有尊严的救助国家的货币使用方法。
变革观念，向“知性白领”转型 创造产生“知性白领”的国民环境
我自己一直打算等到了50岁以后，就做年轻人的向导和靠山一类的工作。现在也有另外的一些生活方式，例如可以像所谓的专家、学者那样，站在供给者或大企业的立场上担任政府顾问机关的委员，对政府采取尽量不批判的态度，并且还经常把改革等词汇挂在嘴边上，但是却在背后偷懒不进行真正的改革。虽然这样的活法很舒服，但是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更愿意站在生活者的立场上，持续对官僚和供给者进行批判，并且我还希望20岁、30岁的年轻人们能够认真考虑日本的将来。这是我认为的自己的责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从生活者的立场给予超过50岁的那些人援助的话，在希望变化的年轻人和不希望变化的老年人之间必然会爆发一场“战争”，国家也将因此陷入大混乱的局面。
如果年轻人认为我的这些想法没有意义，我确实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可是，如果像我这样，既明白问题的根源又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法，却什么都不做的话，真是会死不瞑目。我希望我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成为一种契机，让年轻人说出“让我们自己干吧，老年人最好闭嘴”。留给日本重生的时间真的已经很少了。现在，日本的租税负担率已经达到了37%，这已经和美国差不多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逼近50%的时候，退休金和医疗体系就会全部崩溃。而如果超过50%，显而易见，日本就会变成像欧洲那样发展停滞的国家。因为寄生的人占了绝对性的多数，谁都不想努力，谁也不想去改革。如果没有外部压力让我们的制度崩溃，我们是不会自发地进行改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