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节初谙政事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是一个惊喜，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就是另外一种震惊了。在牛津，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乐此不疲地在化学领域里探索，热衷于校园政治。要告别这一切真是一种痛苦。
为帮助应届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牛津大学新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委员会，该委员会安排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其中之一是帝国化学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厂，地点我想大概是在比灵赫姆。几位经理对我们这些求职者进行面试，并写下了书面意见，交给总经理。总经理最后对我们进行面试。在接受面试时，我发现经理们给我写的评定意见放在桌子上，我忍不住从桌子对面偷看一眼。这些评价有的令我鼓舞，有的令我不安。一位经理写道：“此女子个性大强，不宜在此工作。”我一共参加了三四次这样的面试，虽然均未成功，但我很喜欢这样的考试。不仅仅是因为我被带人了一个新的工业世界，还在于那时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礼，乐意倾听每个人讲述他们个人的抱负和憧憬。我最终被ＢＸ塑料公司的研究开发部录用，该公司就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曼宁特里。ＢＸ塑料公司生产一系列工业用和民用塑料产品，包括胶卷。
很少有人喜欢一项新工作的开始阶段，我也不例外；当初我同该公司负责人面谈时，我理解我的职务大概是研究开发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这个职位，因为我想这个职位使我能更多地了解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并施展我在化学知识及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我报到上班时，公司说那个职位的工作并不多，因此我就又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头扎进了那丰富多彩的塑料世界里。研究与开发部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刚刚成立，万事开头难。但到１９４７年圣诞节前夕，我已经有了一两个朋友，一切变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帮助我渡过了这个难关。研究与开发部也已搬到劳福德附近的一幢相当漂亮的房子里。像公司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也住在科尔切斯特。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镇，我在镇上找到了舒适的住处，班车每天接我们去劳福德上班。
同以前一样，我还是离不开政治。工作后，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积极参与党的各种活动。我特别喜欢参加一个叫做“３９—４５”讨论小组的活动。在那里参加过二战的保守党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就当时各种政治话题各抒己见。我也尽可能地与一些如爱德华·博伊尔那样的老朋友保持联系。爱德华后来在１９５０年大选中，被选为伯明翰选区议席的保守党候选人，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我作为牛津大学毕业生保守党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兰多诺保守党年会。本来校友会希望我在大会上讲话，附议校友会提出的一项关于对取消议会中大学席位表示遗憾的动议。那时大学毕业生在议会有自己的席位，他们除在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外，还有权在其大学投票。（我支持为大学设专门席位，但不支持大学毕业生有两次投票权。我认为应该让毕业生选择在大学或其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本来那将会是我第一次在保守党年会上讲话，但后来一位来自城市的先生成为附议者，因为城市的席位也将被取消。
没能讲话给我带来的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且是以一种大大出乎意料的方式。有一次，我参加完了一次讨论会后，同别人探讨起未来想干什么的问题。年轻人经常谈起这样的话题。一位牛津时的朋友约翰·格兰特说他认为我将来会想当一名议员。“嗯，是的。”我回答，“但希望不大，目前我被选为议员候选人的希望几乎为零。”我当时还应该说，我没有工资以外的收入，根本当不起议员。我甚至没有去争取被列入希望参加议员候选人选拔的人选名单。
同一天晚些时候。约翰·格兰特碰巧同达特福德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坐在一起。那时，协会正在物色一名候选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还在为达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选人。”（大选最迟必须在１９５０年举行，还有可能提前，而达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选，这使保守党中央总部非常着急。）“是的，有什么建议吗？”
“有个年轻妇女，玛格丽特·罗伯茨，你们也许可以见一下面，她真不错。”“是吗？但达特福德是个工业重镇，我想一个妇女恐怕不行。”“当然，你是行家里手。但为什么不可以先见见她呢？”他们同意与我见面。星期六，我应邀与约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达特福德妇女协会主席弗莱彻夫人在兰多诺码头餐厅共进午餐。
他们大概是对一位妇女成为达特福德议员候选人持有异议。虽然如此，他们对他们见到的这个人还是喜欢的，我跟他们也很谈得来。米勒夫妇后来成为我的亲密朋友。弗莱彻夫人很有风度，我很快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午餐后，我们沿着码头走回会场，找个好座位，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大会开了一周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党的领袖并不出席年会，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后集会上露个面。自然，他讲话的重点是外交事务。因为那时苏联封锁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运日用物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忧郁的。他说：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保护欧洲兔受共产主义暴力，并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可怕地向我们逼近。直到１２月我才收到达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于市里奇街的保守党中央总部面试，这里离议会不远。同其他许多有望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１２月３０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选拔委员会的瓦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这样的场合多么让人神经紧张，忐忑不安。不感到紧张的面试者很可能发挥不好。因为懂化学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现，你的肾上腺液需要流动。我很幸运，桌边有几个人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这种场合，这对一名想进入政界的年轻女子来说，既有好处，也有不利。
我通过了这次面试，他们还通知我去达特福德参加下一次面试。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星期一，我应约到达特福德布尔饭店，向约由５０人组成的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讲话。同其他５个参加面试者一样，我需要发表１５分钟的讲话，然后再回答１０分钟问题。
更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的正是那些问题。当时许多人本来就对妇女候选人抱有很大的成见，对妇女竞选达特福德这样的工业重镇的席位更加如此。毫无疑问，这是男人的世界，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当然，还有，保守党人赢得这个席位的希望很小。当然，即使像埃布韦尔那样被认为是工党有把握获胜的席位，参加候选人角逐的保守党人也不会道破保守党获胜希望渺茫这一点。在芬奇利，工党议员比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多得两万张选票，这种差距是难以消灭的，但也许，这个谁也不愿意点破的事实反而对我有利。为什么不冒险让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当候选人呢？保守党不会输掉什么，却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传。
一次政治活动成功的最可靠的信号是你感觉还不错。在达特福德的那个晚上，我感到很顺利，事情的结局证明我的自信是对的，我被选中了。会后，我留下与协会的干部共进晚餐。因为不仅候选人如释重负，选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评者，而成为候选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坠雾海，但很高兴。大家给我这个年轻候选人提了很多建议，告许我许多事情，并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有些政治家经常被问及“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以上这些友好举动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下一步就是争取党的总部的批准。一般的程序应是候选人先获党的批准，再参加选拔。但我获委员会选拔通过后第二天去中央总部会见妇女主席玛乔丽·马克西小姐时，却未遇到任何困难。几个星期后，我应邀参加一个晚宴与党的主席伍尔顿勋爵、副主席Ｊ·Ｐ·Ｌ托马斯、马克西小姐及地区代理贝丽尔，库克小姐见面。在以后的几年里，玛乔丽·马克西、贝丽尔·库克成为我的坚定支持者，她们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建议。
选拔通过后。下一步是正式任命。正式任命会议是候选人给协会全体人员留下一个好印象的第一次机会，所以这样的场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义。由于当地新闻界应邀出席，这也是一次在当地扩大影响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光临。这是第一次我和父亲站在同一讲台上在同一个会议上讲话。父亲谈起他的家庭如何一直支持自由党，而现在是保守党人举起了老的自由主义的旗帜。我讲话的主题在内容上有些格莱斯顿式，形式（长度）上却不尽然。我强烈主张“政府应该去做任何称职的家庭妇女在钱紧张时要做的事——检查自己的帐目，找出问题”。２月底的正式任命会议以后，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的两位要人，索华德夫妇邀请我出席他们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们的房子位于达特福德选区的埃里斯，离索华德担任董事的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不远。该公司生产油漆和化学产品。索华德的老板，公司的总经理出席过我的正式任命会议，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就这样我邂逅了丹尼斯。
一见到丹尼斯，我立刻感到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了解政治至少不比我少，他对经济了解得更多。他的职业爱好是油漆，而我的职业兴趣是塑料，看起来这种友谊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础，但这些共同爱好使我们很快建立了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从当晚的宴会中我发现他的观点是纯粹的保守主义的观点。
晚宴后，丹尼斯开车送我回伦敦，以便我能及时赶上回科尔切斯特的午夜火车。晚上开车，这段旅行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不长的旅行足以使我发现我们俩的共同点还很多，丹尼斯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读历史、传记和侦探小说。他好像读过《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每一篇文章。我们还发现我们都喜欢音乐：丹尼斯喜欢歌剧，我则喜欢声乐。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选区的一些活动中见面，也在其他场合频频相见。他风格独特，有锐气，偏爱快速车，开一辆“美洲豹”。他长我十岁，比我更诸世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见面谈论的多是政治，随着见面越来越多，我们也去看些话剧，或共进晚餐。像其他恋人一样，我们也有我们喜欢去的餐馆。一般的约会要到索霍的小面食店。具有特殊意义的约会要到菲茨罗维亚的“白塔”、泽迈街的法国餐馆以及“绿藤”。丹尼斯十分细心，会关心体贴人，使我很高兴。我首次参加达特福德的选举运动后的圣诞节，丹尼斯向我赠送了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是一个带银盖的水晶化妆粉盒。我至今珍藏着这份礼物。这时，我开始认定丹尼斯是认真的。我们本来可能很快就结婚，由于我酷爱政治，而他喜欢橄榄球，所以星期六我们总是各有各的事，无法约会。但为弥补约会不成的缺憾，他对我的选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一有问题立刻解决，所有的后勤杂务均由他安排周到。实际上，他向我求婚及我们订婚的事无意中也在政治上帮了我的忙。选举的前一天，贝丽尔·库克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订婚的消息透露出去，期望最后再为选举助一臂之力。
对于丹尼斯的求婚，我认真地考虑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上，没有真正把婚姻问题列入我的计划。我因此就没有考虑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问题会水到渠成，自然解决。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战前结过婚，战后婚姻破裂，他请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越是考虑，越知道我该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是可能的，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感到当时决定说“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考虑离开ＢＸ塑料公司及科尔切斯特。当上达特福德的议员候选人后我更觉得我应该在伦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诉选拔委员会我将全力以赴参加竞选，我确实想这样做。从性格上讲，我不会三心二意。因此，我开始在伦敦找工作，年薪应在５００英镑左右。虽然这个数目在那时也不算大，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发现雇主不大愿意录用一个为了从事政治而辞去以前的工作的人。我绝不会去掩饰我的政治追求，更不会放弃它，所以，我继续找其他工作。最后，位于哈默史密斯的Ｊ·莱昂斯公司的实验室录用我作食品研究化学师。这项工作理论性比较强，因此，我对这个职位比对ＢＸ塑料公司的工作更为满意。
不久，我搬到了达特福德选区的新住处。实际上，从各方面来讲，达特福德成了我的家。我的房东全家对我关怀备至，无以复加。对人友善是他们的天性，他们又都是坚定的保守党支持者。米勒夫妇也悉心照顾我。晚上参加完会议后，我经常到他们家去喝咖啡，放松放松。我在科尔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经常到他们家度周未。这个家庭和睦祥和，好像每个人都想尽情享受生活，因为战争的困难时期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定期地参加一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活动，女士们总是精心打扮，穿得光彩照人。约翰·米勒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与米勒夫妇住在二起，他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有聚会，他都送我一支粉红色康乃馨，让我插在衣服上。我经常开车到北肯特郡的其他选区。达特福德、贝克斯利希思（特德·希思是候选人）、奇斯尔赫斯特（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及格雷夫森德（约翰·洛）四个选区合作密切，莫里斯·惠勒任四个选区的主席。他时不时地邀请我们到他家聚会。他的房子“弗兰克斯”很大，在霍顿柯比。
那时，达特福德的席位是四个选区中最难赢得的，所以，毫无疑问在它的邻近选区眼里也是最不重要的，虽然达特福德人不这么看。从政治上讲，把有把握获胜的选区与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建立起活跃的组织，就很可能把你们的竞争对手的支持者从你们希望保住的政治阵地上吸引走一部分。这正是中央总部希望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帮助特德·希思保住贝克斯利这个能赢得的席位。
这样，我认识了特德。他已是贝克斯利的候选人，中央总部要我到他的选区去讲话。特德已较有名气。他参加过二战，被授予中校军衔。他的政治经历始于３０年代后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协定候选人参加牛津的补缺选举之时，他也因此赢得中央总部及四个选区协会的尊敬。他这个人十分爽快、逻辑性强，他总能列出４个目标或５种攻击的方法。一见面，他的这种性格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与选区的工作人员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总是领导者，“候选人”，或“议员”，这使人觉得即使在他最和蔼可亲的时候，他仍有些与众不同、孤芳自赏。他的邻近选区奇斯尔赫斯特的候选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则与他截然不同。她热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种明星式女政治家，１９４６年她发表的一次极富煽动性的右翼演说轰动了保守党大会。她总是十分乐意帮助年轻同事，到全国各地演讲。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她举行的非正式晚宴聚会上进行政治长谈。１９５０年选举到来之前，我们就感到保守党力量开始恢复。这种恢复与其说是保守党内对其政策进行重新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保守党人及全国人民对艾德礼政府主张的社会主义作出的强烈反对的结果。安奈林·贝文在１９４８年７月把保守党描述为“害鼠不如”，像我这样年轻的保守党人正好借机发扬英国人历来善于自我嘲讽、自我贬低的传统以表示对党的忠诚。我们在外出活动时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个蓝色小老鼠。谁吸收了１０名党员，就戴上一枚像章。这些人被称为“恶鼠”。谁吸收了２０名党员，就成了“大恶鼠”。这样，党内人员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等。有个居住在特威克纳姆的某个地方的人被“封”为“鼠王”。我倒是克利门特·艾德礼的崇拜者。他为人严谨，是个爱国者。艾德礼与９０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实质，从不哗众取宠。他的政府确实十分激进、急于改革。１９４５年的工党宣言是一个十分左的文件。现在看来，这一点更清楚。战争刚刚结束，大家大谈特谈的计划、国家控制均是战时的用词，所以人们无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响。实际上，计划与国家控制是对商业、资本主义及市场的全面攻击。这种观点的基本理论前提是，“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令人怀疑。我们必须纠正这种情况。”认为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决定把资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国家利益。提出国有化、控制、计划，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于社会的原因，而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认为有害的垄断只出现在私营部门。因此，钢铁工业国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垄断，钢铁工业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为激进的也许是工党对土地的态度。工党清楚地表示地方当局强行收购土地仅是一个更全面计划的开始，因为“工党主张土地国有化并将为此努力”。工党政府在实现其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具体诺言是极有魄力的。没有人会怀疑工党实行社会主义的记录。而人们攻击工党的目标显然是社会主义带来的经济后果：货币贬值和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庞大的公共开支使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几乎与战争时期的税率持平，即每英镑上税９个先令。战时的各项控制非但没有取消反而扩大了范围，例如１９４６年又对面包实行配给制，一年后土豆也实行了配给制。因此，１９５０年的竞选运动就是围绕以上这些对任何当时执政的政府都极其危险的问题展开的，而我对这些问题则应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论主题与更为实际的“面包与黄油”问题结合起来。
１９５０年的保守党宣言是一个匠心独运的文件，它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谨慎的具体的誓言，以改变现状。它强调了通货膨胀的后果、经济管理混乱、浪费及官僚主义的情况。我对宣言关于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别满意。
但保守党也比较谨慎，没有承诺马上停止配给制，或者大规模取消国有化，也没有承诺做任何可能在社会保障或保健服务方面引起争议的事情。宣言多次以积极的方式提到工会“运动”，将其描述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工业生活的正常运作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最易受到攻击的三个领域是失业（选民对３０年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记忆犹新，却不会记得第二届工党政府期间失业率已经攀升，而国民政府期间失业率下降了）、福利国家（许多人认为我们想取消）及所谓的“战争贩子”论调（工党政府的灵活路线可能使丘吉尔关于冷战的言辞显得极端，而不是有先见之明——丘吉尔的判断确实富有远见）。这些问题是我在１９５０年及１９５１年的竞选运动中的公众集会上经常谈及的问题。
１９５０年竟选运动的那几周是我感到最疲惫的几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都是新的，而且新手总是缺乏后劲。与今天的选举不同，那时候几乎每个晚上参加公众集会的人都很多。因此，我就得白天找时间准备晚上的讲话稿。我还要给选民写信，争取支持。大多数下午的时间都是用来上门游说，有时候，用大喇叭来宣讲，算是稍作放松。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父亲来讲话，姐姐也来帮忙。大选前，威廉斯夫人（资深关税改革者、多年担任克罗伊登选区议员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议候选人参加竟选活动时应有特定的穿着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认识。我对她的建议十分认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灵沃思商店购买了一套适合参加竞选活动时穿的黑色套服，买了一顶帽子。我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那顶帽子去参加竞选活动。为了更容易辨认，我还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间的带子，打结处呈蓝色。
当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却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２４岁的女子会在爱里斯购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讲？那时候，妇女候选人大多是不去工厂游说的。但我去了，工厂内外都去过，总是受到比较热烈有时也颇为嘈杂的欢迎。达特福德的社会主义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们的候选人——在任议员诺曼·多兹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欢去小酒馆，我自己一个人是决不会去的。某些畏难情绪很难克服。
我很幸运有诺曼·多兹这样的竞选对手。他是一位纯粹的、颇有骑士风度的；日式社会主义者。他知道他将获胜，因此，他很大度，愿意给我这个观点与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机会。我正式成为候选人后不久，他就提出与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的大礼堂进行辩论，我欣然接受挑战。他和我先分别致辞，然后回答提问，最后分别致结束语。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杂得很。竞选运动期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难分胜负的辩论。大家只就有关问题和事实进行辩论，而不进行人身攻击，这使辩论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国性报纸报道说，诺曼·多兹认为我很漂亮，但获胜机会很小，智力不佳。这位善良的社会主义绅士马上给我写信，说他并没有说过那些话——或者至少没有说过最后一部分。我的公众集会总是人很多。由于人很多，在大会开始前２０分钟就把会场的门关上并不是稀奇的事。当然，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就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们对我都有基本的礼貌，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已基本上使这种礼貌丧失殆尽。有一次，我到选区的某地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发现在集会上讲话的前空军部长贝尔福勋爵受到某些提问者的非难，场面有些混乱，大家已经去请警察来帮忙了。我告诉组织者不要让警察来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讲坛开始讲话，台下的骚动开始减弱，基本恢复了秩序，如果说不是真正的和谐的话。我也很走运，作为候选人我受到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我只有２４岁，是参加１９５０年竞选运动的最年轻的妇女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大家评论的话题。有的报纸请我就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写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及《伦敦图片新闻》上。《伦敦图片新闻》是许多从政的大人物常读的报纸，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报纸上，他们称我为“富有魅力的小姐”（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我了）。
我杜撰了两个口号，不怎么含蓄，十分直截了当。一个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东西”，另一个更有针对性，“不要腐朽，赶走无能”。邵使在那时，我讲话也从不大谈意识形态。我在罗菲尔德街的教堂大厅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正在参加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次伟大战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役。一种将必然导致奴役，另一种则通向自由。我们的对手企图让你们相信保守主义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保守主义保护我们民族遗产中一切伟大和优秀的东西。保守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是那就是国家团结。我们主张国家的团结一致，而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你们无法靠传播嫉妒与仇恨来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或人类家园。”
“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之上的。压制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成功，鼓励勤奋进取。１９４０年，这个国家奋起反抗专制，不是要求实行国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当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得知达特福德的计票结果时，我感到我们所付出的艰辛是值得的。我使工党的优势减少了６０００张票。全国选举结果揭晓前的那天凌晨，卡姆罗斯勋爵邀请了议员候选人、议员、部长、反对党人士及社会名流参加他在萨伏伊饭店举办的《每日电讯报》聚会。我在这里获悉全国选举结果时既高兴又有些难过。高兴的是保守党使工党在议会的优势由１４６席降至５席。难过的是，保守党仍未取得选举的胜利。
在这里，我应特别提一下我作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的一次特殊经历。有一次，我应邀去主持保守党在奥尔平顿举办的一次募捐会的开幕式。有些人劝我算算命，我不太情愿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欢水晶球，而这个算命先生显然喜欢珠宝。他让我把我的珍珠项链取下来，让他摸摸，以寻求神灵的指示。算命先生的结论当然是十分乐观的，他说：“你将很伟大，像丘吉尔一样伟大。”大多政治家都有点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觉得他说得有些滑稽可笑。当然，人们都希望有好运，因此，任何可能带来一些好运的东西均受欢迎。从那以后，我认为我的珍珠会给我带来好运。我的珍珠好像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节婚姻、家庭和法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１９５０年的选举结果并不是事物的终结。在最初的兴奋过后，这种结果使有关的人们感到十分扫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不久工党将再次举行大选以挽回面子。同时，全国也十分不稳定。我继续在达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进一步，我应着手找一个能够获胜的选区。但我又觉得从情理上讲我应该在达特福德再竞选一次。如我现在离开达特福德，让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另找候选人是不对的。另外，恐怕很难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选运动中会产生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竞选运动类似的影响。我已经极其疲惫，固然没有一个从政的人当提到选举时会不感兴奋，我仍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竟选运动对我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我早就决定搬到伦敦去。由于有了Ｊ·莱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钱多了些。于是我在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华德先生从达特福德来帮我装饰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经常与丹尼斯见面，比在达特福德嘈杂的保守党活动中见面更为轻松。
我也学会了开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我姐姐穆里尔有一辆父亲在战前花１２９英镑为她买的福特牌汽车，现在给了我。我的福特车在达特福德无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后，这辆车真为我帮了大忙。结婚后，我以几乎以与原价相同的价钱将它卖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举行了大选。这次，我又将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１０００张票。当听到全国选举结果——保守党现在在议会拥有比工党多１７个议席的优势时，我欣喜若狂。
我在达特福德期间又认识了许多党内要人。１９４９年安东尼·艾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牛津）在达特福德的足球场向一次规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众集会发表讲话，我提议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厅召开的保守党妇女集会上作为赞扬丘吉尔和艾登的领导才能的动议的附议者讲话，丘吉尔热情地致答辞。能够见到这些大人物本人并与他们交谈，对我来说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格兰瑟姆的时候，我常与家人坐在无线电旁听他们讲话，他们的讲话使我倍受鼓舞。１９５０年，我被确定为参加保守党全国联盟执委会的保守党毕业生代表。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党的全国组织情况。
但使我感兴趣的总是政策，而不是组织情况。假期期间，我常常到斯温顿学院上课。院长雷吉·诺瑟姆慷慨大方，很会关心人，是约翰·麦纳德·凯恩斯的朋友。他在３０年代时曾到南威尔士亲身体验失业者的生活。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政治战役是争取“民心和民意”。我经常应邀在斯温顿及不同选区的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会议上讲话。这时候，我开始考虑“统一的国家”、“资产拥有的民主”及“安全网（社会保障福利）”等人们广泛提到的概念对政策的真正影响。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议会开幕前夕，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选区的议员——在他的卡尔顿花园区５号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举行的聚会。院子里搭起了几个大帐篷，灯火辉煌，暖风习习，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玛格丽特·罗伯茨不太伟大的人物欢聚一堂。艾尔夫雷德爵士高兴地把自己称为战争期间经常举办此类聚会的伦敦德里夫人的继任者。他这个人外表看来为人和气，容易相处，你将很难想像他是一个设计纽约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厦的天才。他对我尤其热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结婚的，婚礼招待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也是他提议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我是在１２月的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结婚的。结婚仪式在伦敦举行对大家都更方便。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牧师、我们的老朋友斯金纳协助城市路的牧师斯皮维主持仪式。然后，格兰瑟姆、达特福德、埃里斯及伦敦的朋友们回到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里。一切结束后，丹尼斯带我去马德拉岛度蜜月。在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坐水上飞机在水上运动的经历。从这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中缓过劲来后，我在这美丽的小岛上开始了我的婚后生活。从马德拉岛回来后，我就搬进了丹尼斯座落在切尔西福拉德街的天鹅公寓。这套房子在六楼，十分明亮，能够饱览伦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层楼面多么方便。正像以后我在唐宁街１０号所感到的一样，在同一层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宽敞。一个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饭厅。有两个面积适中的卧室，还有一个房间是丹尼斯的书房。丹尼斯每天早晨开车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来得比较晚。但我发现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我第一次管一个家。我们很快与邻居们交上了朋友。住在一个需乘电梯的单元房的一个好处是你会认识每个人。到第一个月末，我就认识了大多数邻居，其中不少人还相当有名气。深夜，总有可能听到院子里传来女低音的歌声，那准是西比尔·桑代克刚演出结束口来。我们住在那的时候，经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备有各种饮料，周末举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环境又舒适，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５０年代，在那样舒适的环境里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简直是天堂。听到人们把５０年代描述成压制、无聊、循规蹈矩的时期或令人忧虑的时代，我总是感到十分诧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５０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们在经历了战时的艰辛和战后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之后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开始。配给制结束了。工资开始增加。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现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单调的制服，给人自信、色彩丰富的时装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有蒂奥式宽裙子，无带的晚礼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围起来的商店外面冒出了意大利餐馆。出售当时被称作“泡沫咖啡”的卡普契诺（一种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随处可见。还有人创造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指１１至１９岁的人）这样的词。寻常百姓家开始有了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业广告多了（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兰房顶的电视天线越来越密。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好莱坞发明了西尼玛斯柯普系统宽银幕，拍摄了不少宽银幕电影片，既有像《你往何处去》的圣经史诗性电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样的风景音乐片。以前从未想到能够花得起钱到国外度假的人们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个富足的时代。富足了，战争时期以来，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兰瑟姆青年时代以来的英国生活中的诸多限制也开始放松。不能说我喜欢或者甚至理解了这种新获得的自由的各种表现形式。当美国的摇滚乐及比尔·哈莱、埃文斯·普莱斯利等名字传到英国时，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新闻界一时关注的新奇事（摇滚乐从来没有减少我对《沙漠之歌》的钟爱）。《愤怒的年轻人》以及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戏剧开始向伦敦西区的传统戏剧挑战。我同样觉得这些会很快消失殆尽。而且，在我的真实生活中家务事已经够多了，晚上不再愿意出去看这种戏剧了。我也很少想到后来我会读约翰·奥斯本的作品，并且欣赏他的作品，还成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谢他在我任首相时在文化战斗中给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赛马场、德比马赛、亨利的国际划船比赛及温布尔登的国际网球赛均恢复了昔日的风彩，战后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的那些闲聊专栏作家又出现在《讣告》或《花园笔记》中。阅读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样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认没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读。读者们知道了新的家喻户晓的名字，如多克尔夫人、亚里士多德·澳纳西斯、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为上层生活的同义词。人们觉得在此前的２０年中他们做出了许多牺牲，现在应该享受生活的乐趣了。虽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认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们去剧院，也到罗马、巴黎度假（虽然住的饭店总是低档的）。我们也举办聚会，也参加别人的晚会，我们生活得很愉快。但那时我们生活中的高峰算是１９５３年６月伊丽莎白女玉登基了。家里有电视的——我们没有——举行家庭聚会，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观看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们认为应该奢侈一次买一张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对面的议会广场上有遮篷的看台上目睹这一盛典。丹尼斯当时买票对不知道他的这一投资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泼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数观众都浇透了，更不用说那些坐在敞篷车里参加盛大游行的人们了。汤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后再也没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则第二天仍旧可以穿。
在伦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干家务外，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我一直对法律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向往是父亲培养的，我对法律的兴趣也是父亲培养的。父亲虽然不是当地司法长官，但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任格兰瑟姆市市长期间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学假期里经常跟他去参加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审判（就许多轻微犯罪进行审判）。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会坐在椅子上当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师诺曼·温宁。有一次，我父亲和我与他共进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见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诺曼·温宁关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谈话更使我着迷。谈话问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师，但我只懂化学，我又不能改变我正在牛津学习的专业。”诺曼·温宁说，他在剑桥读初级学位时是学物理的，后来拿第二学位时改学法律。我说，在大学再呆几年我根本负担不起。他回答说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伦敦或伦敦附近找个工作，参加任何一个律师学院，晚上学习准备法律考试。这正是我在１９５０年所做的。现在，有了丹尼斯的帮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学习法律。我需要阅读的东西很多，还在法律教育委员会听课。
由于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攻读法律，我曾经决定不得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暂时搁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刚２６岁，可以这样做。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保守党总部。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候选人，我有时仍受到公众的注意。例如，１９５２年２月，《星期日写真报》刊登了我就妇女的地位写的文章《伊丽莎白新时代的晨光》。我也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的选区发表讲话。总之，我虽然努力想下决心暂时搁置政治，但对政治难以割舍，我难以那样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议该怎么办，他说我无论怎么做他都将支持我。因此，６月份我去总部见贝丽尔·库克并告诉她：“没有用，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会怎么说。她对我表示全力支持并介绍我去见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约翰·黑尔。他以极其亲切的方式告诉我，当一个下院议员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的压力。我告诉他，我和丹尼斯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准备承受这样的压力。我说我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容易获胜或有把握获胜的选区竟选，我们一致认为，由于我要照顾家庭，又要学习法律，这个选区最好是在伦敦或在伦敦周围３０英里范围内。我当即要求他考虑我作坎特伯雷选区的候选人，因该选区即将选拔候选人。虽然我没有成为坎特伯雷的候选人，我离开中央总部时对此行的成果还是十分满意的。
约翰·黑尔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炔变得更加现实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我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离“那个孩子”出生还有六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开始疼痛。白天，我已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Ｘ光检查。他说，有点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现在看来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马上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了我镇痛药，帮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调光检查。令大家十分惊奇的是检查发现我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产手术，两个基本点小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生时并没有马上见到他们的父亲。因为丹尼斯预计一切正常，他就去椭圆板球场看国际板球决赛了，无法跟他联系。那天，他得到两条同样惊奇的好消息。英格兰板球队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自豪地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我要在医院住两个多星期。实际上，那个时候，产妇一般要住三个星期的院才能出院。这就意味着在产后恢复期的最初几天不舒服的日子过后，我发现我又有时间了。当然，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撒切尔家庭将只再添一名成员，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务是给有关商店打电话，订购两套婴儿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将马克和卡罗尔带到这个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轻松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许多人把“只”做一个母亲或“只”做一个家庭主妇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无论我当首相前还是当首相时，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暗示，都十分气愤。当然，做一个母亲及家庭主妇是某种高尚的天职，但是我却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职。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我经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议员艾琳·沃德说过的一句话，“家庭必须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个人的抱负不应局限在家的范围内。”我确实需要有个事业，因为，很简单，我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且，并不是任何事业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种能使我保持思维敏捷，并能为我的政治前途做准备的事业，我相信我完全适于从政。
因此，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决心。我让人把１２月份律师最后考试的申请表寄给我，填好后连同考试费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对自己玩的这点心理游戏将保证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鹅公寓就投入法律学习，而且我需要好好组织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个母亲，又做一个有专业的职业妇女。
实际上，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我们在天鹅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够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是六楼，我们就在所有窗子上装上窗棂。没有花园，就把孩子带到朗尼拉公园去玩，每天两次。这反而对他（她）们有好处，因为他（她）们开始习惯于见到其他孩子并与他们一起玩耍。起初，我们不懂公园的规定，球曾被公园管理员没收过。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带马克和卡罗尔去公园。周末时，由我带他们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护理所接受过训练，孩子们特别喜欢她。５０年代，妇女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较大，等最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家时，妇女一般年过中年；由于还没有可节省劳动的电器，做家务花的时间比较多；家里也常常是一个社交场所，全天都有从送奶工到擦窗户的各种生意人光顾，有的也许只是进来聊会儿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妇女有机会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５０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到８０年代的时候，一切大有改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家庭变小了，孩子们离家时，妇女还比较年轻；由于有了家用电器，家务负担轻了；每周去一趟市场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货上门。８０年代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即这样一种趋势：妇女开始在结婚后继续工作，３０来岁时离开工作去生儿育女。
这些变化使许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强烈要求对儿童保育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如保姆、游戏组织，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托儿所。作为首相，我顶住了这种压力。有工作的妇女本来就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的家庭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我认为不应该用后一类夫妇交来的税去补贴前者的家庭，这是一个是否公正的简单问题。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并不影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做出自己的决定。我特别幸运，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来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只要我能够巧妙地对每件事作出细致。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个称职的母亲，又作一个有效率的职业女性。只靠别人照顾孩子是不够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时间，以便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而等我成为一名出庭律师后，我还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据家庭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工作量。至于政治，我们生活在伦敦，我的丈夫在伦敦地区工作，议会也在伦敦——很明显，我必须找一个在伦敦的或伦敦附近的选区。正是综合以上这些不太寻常的情况，我才决定我的孩子虽小，我仍可考虑当议员。
我有了双胞胎后不久，约翰·黑尔从中央总部给我写来了信：“我很高兴获悉你生了双胞胎。你太聪明了。这将对你作为一名候选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已高兴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请告诉我。”
我回信表示感谢并写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此前我们从未想到会有两个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６个月内不考虑当候选人。家里需要很好地重新组织一下，还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别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约翰·黑尔所说，“暂时冷藏起来”。什么时候再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我来做出决定。
我自己划定的６个月的政治过渡期很快过去了。我也已经通过了律师最后考试。我起初考虑专攻专利法，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够利用我的工业和科学知识。但看来搞专利法的机会是有限的，也许搞税法会更好。无论做什么，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础。因此，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我参加了内殿律师学院的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开始了６个月的见习。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是一个习惯法事务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他机智，他对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清楚，用词通俗易懂。他给了我精心的指导。
实际上，我必须取得不少于四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这部分是因为要想专门从事税法工作，首先必须在几个领域内都有一定基础。所以我领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枪舌战，也欣赏了财务法庭里精确的表述，然后又研究公司法的细节。但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税法将是我的长项。它与我的政治兴趣交汇在一起。税法是理论和实际的极好结合。还有一点我们很有把握的是，搞税法绝不会缺乏客户，因为许多客户急于从极其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大量税法中找到路子。
学习、观察、讨论及最终从事法律工作对我的政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点不寻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说不是油滑的话。而对我来说，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义。“法治”是保守党人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
从我上大学时及以前读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区别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后者则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演变过程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英国根深蒂固而在别处却根基很浅——近代历史已证明这一点。我正在学习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来口答这些问题的。但这些教材中所阐述的法律原则使我不断想到这些问题。同样，当我读到英国法律形成阶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时，我对英国法院为英国的自由奠定基础的神秘的积累过程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Ａ·Ｖ·戴西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经典教材《宪法之法则》。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攻击戴西教条式地反对新的行政国家，现在仍有许多知识渊博的评论家仍在这样做。但我却对他的理论深表赞同——有一点可能并非不重要，即戴西虽然是个法律大师，但从内心讲，他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宪法之法则”源于“几代英国政治家和律师不断努力锤炼出来的两个指导原则”。第一个是议会至上，第二个是法治。我把法治简单概括为“法律高于一切”，这种概括当然是不充分的，无论戴西１８８５年创作时，还是大约７０年后的今天我读他的作品时，法治这个词仍具有浓厚的英国或至少是盎格鲁撤克逊风味。我后来又读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宪法》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后才真正开始认识到这一原则有广泛的应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带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钻研复杂的税法，或者与律师学院保守党协会的成员们讨论当前的问题，我的脑海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因此，当１９５４年１２月我听到奥尔平顿选区有候选人空缺时，我马上给中央总部打电话，要求将我列入候选人名单，因为我知道，奥尔平顿与我的旧选区达特福德为邻，离伦敦也不远。我参加了面试，并进入缩小的候选人名单。我与丹尼斯坐在选拔委员会的会场外，我听到来自当地的候选人唐纳德·萨姆纳（也是当地保守党协会主席）在他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奥尔平顿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了解这个选区的一切的议员——一个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奥尔平顿旧名）道路状况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纳德·萨姆纳成为该选区的候选人。
选拔委员会的决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为奥尔平顿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选区。现在看来，在大选前——大选好像越来越近了——找到像奥尔平顿这样对我合适的选区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写信给约翰·黑尔说，我现在将“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多年内将不再考虑进入议会的事”。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他在回信中说，如果在肯特郡有某个能够获胜席位的话，希望我至少重新考虑我的决定。但我坚持自己的决定，同时，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总是愿意到选区去讲话，而且将积极参加大选运动。
虽然，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忠诚的保守党人，但一段时间里我已感到政府本来可以在放弃社会主义、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方面采取更进一步的、更快的行动。但要想说服公众舆论——或者其实是他们自己——使他们相信味道浓一点会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实际上，到１９５５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将国有化的工业还给私营部门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进展。食品配给制也最终停止了。已采取重大措施来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钢铁国有化已经停止，而且已开始出售公路货运企业。此外，自１９５１年以来，国有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稳步下降。还有一件事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垄断被打破，商业电视开始运作。第三节苏伊士运河事件及以后保守党关于政策问题的考虑也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激进。把近年来保守党出版的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一个国家》（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及《变革是我们的盟友》（１９５４年５月）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两部著作是由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议员撰写的。他们包括伊诺克·鲍威尔、安格斯·莫德、罗伯特·卡尔及特德·希思、伊恩·麦克劳德（后两位只参加《一个国家》的撰写工作）。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涉及的是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是一个很难的话题，特别是在保守党政府不得不减少公共开支的时候。但该文件相对温和的态度表明保守党采取的是守势的办法和思想。文件强调（当然很有说服力地强调）保守党仍将致力于建立一个福利“安全网”，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于某一标准，保守党也将坚持安东尼·艾登提出的济贫而不是劫富的主张。
《变革是我们的盟友》是一份更为令人振奋的文件。８０年代后期，我重温这个文件，发现我成为党的领袖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与书中的相同。本书从探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中的集体主义不断扩大的原因写起，然后大胆地批驳了那种和平时期应该继续像二战时期那样对经济进行计划的论调。本书甚至指出了一个每个人都知道是正确的，但战后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人说出的事实，即不管战时的计划体制在当时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是多么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费的、官僚的。如果把贝弗里奇勋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报告《一个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１９４４年出版）中提出的设想与十年后的情况作个回顾性比较，就更能揭示对经济进行详尽预测并制订数量指标的经济计划之愚蠢与荒唐。令人敬佩的是报告的一切论述均在情理之中。《变革是我们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党竞选宣言的作者们没有做的——这不是说我当时已想到他们应该做——建议从根本上消灭工业中的集体主义，或者对福利国家进根本性的改革。５０年代中期以来，保守党至少已经开始考虑对自由市场进行一项连续性分析。一旦保守党有了执政的机会，将可能自然导致自由市场政策。但未来情势的发展并非如此。
１９５５年４月，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由安东尼·艾登接替。接着很快发生了一连串事件，举行了新的大选，产生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惨败，哈罗德·麦克米论——这个善于变革的人入主唐宁街１０号。在１９５５年５月的大选运动中，我到一些选区发表演讲，这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事。一旦你当过候选人，其他的事情均对你没有吸引力了。另外，大家对此次大选的结果看得比较清楚。果然不出所料，保守党以超出对手５８席的优势赢得大选的胜利。但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期却十分短暂。艾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即觉得拉布·巴特勒在选举前制订的预算太宽松，随后就于１０月制订了一个较为紧缩的预算，这使巴特勒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６个月后，哈罗德·麦克米伦取代巴特勒任财政大臣——也使政府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真正使艾登垮台的将是外交事务。
１９５６年７月至１１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背景一直是各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当时，大家总的感觉，至少保守党人的感觉是英国作为一个强国不能受到纳赛尔的埃及的摆布，应该教训埃及一下，决不能鼓励专制者。当时，公众对英法及以色列是如何合作的许多细节并不知道。因此，对我们来讲，安东尼·纳丁及后来我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为抗议政府干预运河事务而辞职几乎是难以理解的。虽然即使这么多年后我仍然不能表示赞成，但现在觉得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行动。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则之间找到平衡，决非易事。我丝毫不怀疑英国有权对纳赛尔非法攫取国际航道作出反应——只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是，夏季以来，比我们更聪明的独裁者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就必须牺牲我们的法律原则的处境。英、法、以相互合作受到批评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有人认为一旦事情暴露——肯定会的，也确实这样发生了——我们的声誉将受损。同时，苏伊士事件可能是欧洲大国顶住并搞垮一个第三世界独裁者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独裁者对遵守国际协议不感兴趣，除非协议对他有利。纳赛尔的胜利成果还有：伊拉克亲西方的政权被推翻；埃及占领了也门；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围，并导致了六·五战争。到我离任时，我们还不断收到这场战争的帐单。随着我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从这一悲伤的事件中总结出４方面的教训。首先，我们不应该进行军事行动，除非我们已下决心并有能力取胜。第二，在影响英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我们再也不能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第三，我们应保证我们的行动符合国际法。最后，优柔寡断者必输。
当时，我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行动。工党起初支持政府，后来又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我对工党的这种投机行为（我这么认为）十分反感。丹尼斯和我与许多读者一样取消了《观察家报》的订阅，并发誓不再读该报，因为它反对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作法）这并不是说我对政府的行动没有任何看法，即使那时我对国际法的细节不如后来那样清楚，我冒着大雨冲过档案巷去买的晚报竟然登出这样的标题：“最后通碟！”英国和法国要求埃及和以色列从运河撤军，使英、法军队将埃、以军队隔开并保护航道。我当时不太清楚英国人怎么能向埃及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支持艾登。从政治上来讲，在苏伊士事件中的失败行动是一个严重挫折。虽然，事件的全面情况多年后才逐渐清楚，但当时立刻看见的是政府无能，而它的无能是以一种极其令人羞辱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对保守党政府，特别是对由一个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享有信誉的人领导的政府来说，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保守党支持者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诅丧感。丹尼斯作为一名前皇家炮兵的军官，对军事行动快要结束时被迫中止而使我们的军队受到愚弄感到十分气愤，因此，他的反应愈加强烈。他对我说：“当你的部队正在外巡逻时，你绝不应宣布停火。”我将记住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政治家们在作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决定对实地作战的部队意味着什么。
我们也严厉指责美国的表现，一些保守党人从来没有宽恕美国人。到我任首相时，一些较右翼的圈子里的人仍怀有反美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我也觉得我们的传统盟友确实让我们失望了——虽然那时我当然也未意识到英、法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同样让艾森豪威尔失望，因为和平是他的主要竞选口号。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感到我们与我们大西洋彼岸近亲的“特殊关系”的基础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样的危机也不会破坏它。一些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表明美国人极力反对英国的大国作用，美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应该再信任他们，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并且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没有取得美国的支持就无法持久。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苏伊士运河事件还发挥了一个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护者，而这种力量的转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虽然十分关注苏伊士事件，但并非对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恶毒野蛮行为无动于衷。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仅几个月前曾携其为人友善的妻子访问了英国。当时，还有一件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对匈牙利采取的残酷的、野蛮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数年后，我同鲍勃·康奎斯特谈起我当时的反应。我后来任反对党领袖时，鲍勃·康奎斯特给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在６０年代后期写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残杀大量无辜的情况。他说，我们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犯的典型错误是我们认为他们会像西方人处在他们的形势时那样行事。影响他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残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为想到以上这些，１９８０年９月伊拉克进攻伊朗后，我要求情报部门回顾一下像匈牙利这样的事件。我们未能预测事件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们将采取行动的结论。
当然，对于匈牙利悲剧的发生，我们几乎无能为力——而且无论有没有苏伊士运河事件，北约都不会为了匈牙利去冒险打一场大战。但许多匈牙利人却不是这样想，这就更加使他们对我们的背叛感到气愤。我记得一家星期日报纸采访了一名隐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妇女。她说：“西方不会来帮助我们。自由是很自私的。”听到这种指责，我感到心如刀绞。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大丢面子后，很明显安东尼·艾登不能继续担任首相了。他在这场危机中患病，１９５７年１月辞职。我所处的圈子里许多人都在猜测谁会继任首相——因为那个时候保守党领袖是“应运而生”，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我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相信女王绝不会召见拉布·巴特勒，因为他大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被认为是右翼候选人。这一切都说明我对这两个人——特别对那个十分聪明、令人难以捉摸的，不久将成为首相的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信念了解得多么少。
哈罗德·麦克米伦具有任何老练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点。他养成一种倦怠并且几乎很陈旧的风格。这不足以——也不是为了一一掩盖他背后的精明。他是一个戴多个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虽然外表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实际上是一位十分虔诚的政治家。
哈罗德·麦克米伦最大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成就是修补与美国的关系。这是英国恢复其信誉和地位的基本条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补苏伊士运河事件对英国政界的士气造成的损害——一种十足的“苏伊士综合症”。他们从相信英国无所不能到几乎神经质地认为英国将千事无成。这总是滑稽可笑的夸张。那时，我们仍是一个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的中等强国，北约的重要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伟大的英联邦的中心。
麦克米伦对国内事务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在他的领导下，１９５７年政府取消了对私房房租的控制，这就大大减少了自１９１５年以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对房租控制的程度。这是一项必要的，但决不是受到欢迎的举措。但总的来说，在麦克米伦领导下的保守党逐步向国家干预的方向迈进，而这种趋势在１９５９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
即使在那时一些事态的发展也使我感到不安。当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伊诺克、鲍威尔、尼吉尔·伯奇一一麦克米伦的整个财政班子——因为１９５８年１月公共开支增加了５０００万英镑而辞职时，麦克米伦诙谐地称之为“小小的局部困难”。我无权评论争端本身的是非，但我觉得节约公款并非是辞职的不体面的原因。只要在偏离财政道德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那么最终放弃财政道德就变得容易得多。而放弃财政道德又带来自身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后来几年的情况。但麦克米伦确实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政治家。早在１９５７年夏天，他就已经意识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断言“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工党及批评者则攻击这一点，说这表明麦克米伦满足于现状、追求物质享受。但实际上这是对的，在政治上是有说服力的。大家有一种感觉，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而且这归功于私有企业而不是计划。这个国家最不愿意做的是回到那种粗布衬衣式的紧缩简朴的时代。因此，对“超级麦克”的攻击反而于己不利。虽然这样，保守党人在政治上恢复元气并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党的年会召开时——这是我未出席的少数几次年会之一——民意测验显示对工党支持率为５２％，而保守党仅为３３％。更糟的是，自由党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托灵顿补缺选举中获胜，对我们是严重的打击。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党才在民意测验中赶上工党。１９５９年大选时，两个主要政党都毫不掩饰地竞相附和全国要求物质改善的愿望。保守党宣言直率地称，“保守党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让工党破坏了。”宣言接着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英国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则在竟选运动开始几天后宣布，虽然工党计划增加开支，但将不会提高所得税——这个承诺即使在当时的乐观的政治气氛中也是根本难以令人置信的。
第四节芬奇利之路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重新加入到选举的角逐之中。１９５６年２月，我给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唐纳德·凯伯里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回到活跃政治的想法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刚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时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从事财税及公司事务的一点经历非但没有使我的注意力离开政治，反倒使我对法律之信念愈强，对立法机构则更加密切关注。”
过了一个月，我去拜访唐纳德·凯伯里。把我列入候选人名单不成问题——而且这次只考虑保守党拥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胜的。更令我高兴的是唐纳德·凯伯里是１位能够经常提供良好建议、为人友善、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对希望成为候选人的我来说可不是件小事。
我与选拔委员会打交道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１９５４年，我争取成为奥尔平顿的候选人。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曾争取成为贝克纳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被列入范围缩小的候选人名单，再进行一次大家认为不错的演讲，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多数问题的意图是相同的。问我家务缠身，能否有足够的时间为选区工作，我是否意识到当一名国会议员花在外边的时间会很多，花在家里的时间会很少，我一、两年后再争取进入议会是否更好。有时候，问题会更直接了当：我是否真的认为我能够在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照顾小孩的同时承担一个议员的工作。
我觉得选拔委员会完全有权问这些问题。我介绍了我家庭的情况，说我已有一个一流的保姆帮助我。我也常常解释说，我觉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时间，在做一个母亲的同时做一个职业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气愤的是我察觉到一些批评意见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妇女应该去的地方。固然选拔委员会的一些先生们可能有这种偏见，但那时及以后我均发现几乎公开表达出这种偏见的却是妇女。这证明左翼关于“性别歧视”的过分简单的概念又一次错了。
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伤害并很失望。他们的攻击不仅是对想作一名候选人的我的攻击，而且是对一个妻子、母亲的攻击。但我绝不会因此而退缩。我相信我在政治上会有所作为。我知道我从政之路上遇到的许多人都很希望我进入议会。另外，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对此没有任何怀疑。他总是安慰我、支持我。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在中央总部与唐纳德·凯伯里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我谈了即将选拔候选人的选区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作为一个妇女遇到的来自选拔委员会的困难。遗憾的是，在这种事情上，即使是聪明的男性朋友也难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见。不过，唐纳德·凯伯里倒还是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场合，应该穿得萧洒，但不应太华丽。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说，他想我当时穿着的带棕色饰边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适。他在服饰上的鉴赏力将很快得到检验，因为伦敦北部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将不再参选，这是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选区，我报了名，将于７月参加面试。
对芬奇利不是特别熟悉，因此，我像其他的跃跃欲试想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开始去了解我应该知道的一切。我下决心我要像了解奥尔平顿的旧名是洛克斯博托姆那样去了解芬奇利，做到比任何人更了解芬奇利。一个城市席位特别是伦敦的席位具有一种有利条件。因为你知道当地最典型的问题与全国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一个农村或外地的席位却未必如此。因此，像全国一样，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在芬奇利也一定是有争议的。移民问题也刚刚开始成为政治上的热点——就在几个星期后，移民问题引发了首次诺丁山骚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芬奇利，经济状况及哪个党将更有可能继续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服务，肯定会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对以上所有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我都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是大约１５０名申请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参加选区选拔委员会初试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这是令人满意的，但这似乎还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这种场合，最为人知的人有时反倒不如树敌最少的人。随着比较弱的那些候选人被淘汰，如果他们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你的对手，那么很可能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时败下阵来，甚至我们的马还没有放出来。根据安排，我们最后四个人——３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协会执行理事会的挑选。我知道我将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会遇到强烈的反对意见，这将是值得一搏的战斗。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我自信地认为我了解这个选区。我确信我能够对付即使根深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详细地读过我所能搞到的所有报纸和有关资料。我认真熟悉讲稿直到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而我已经掌握了不拿讲稿讲话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应具有最佳的心理状态——自信但不自负。我决定遵照唐纳德的指导，穿黑色外衣。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运珍珠，也别上了达特福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我的胸针。
但是有一件很背运的事。与执行理事会见面的那天——７月１４日，星期一，丹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参加。实际上，整个选拔过程进行得很快，丹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个月左右，推销其公司的产品。这时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个地方”。而其他候选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当我在７月的那个炎热的夜晚进入已经挤满了人的会议室、在协会主席身边就座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但只要我站起来讲话，一切紧张感都荡然无存。像往常一样，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绍我的主要观点，而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坐下时，场上爆发出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不出所料，麻烦从提问时开始。
一个孩子尚幼的母亲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对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怎么？我照例说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样，总有一部分听众难以被说服。毫无疑问，由于可怜的丹尼斯不在场，他们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并不需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当时在场。
提问完毕，我又与其他候选人及其夫人们坐到一起。大家过分客气地谈论着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种场合好像总是这样。我们中的最后一个表演结束后，好像是无休止的等待。然后，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结果。他是对我讲话的。没有时间感到放松和高兴，甚至疲倦。现在，我得回到屋里接受执行理事会的祝贺。后来我才知道确切的结果。第一轮投票中，我获３５张，与我最接近的对手获３４张。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在这一轮中，我和我的对手分别获４６和４３张。一般来讲，下一步应该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表示没有任何恶意，执行理事会应一致投票选我为候选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对我做候选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继承的是一个需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协会。这就意味着我要把那些未掩饰对我不满意的人争取过来。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须向在格兰瑟姆的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丹尼斯是完全联系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这些会令他高兴的事。不久前，我留给他写信，谈了我当候选人的前景，但是他从未收到那封信。又过了几天，他从约翰内斯堡途经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前往拉各斯，在转机的时候拿起一份别人丢下的伦敦《旗帜晚报》。他在翻阅各版时发现了这个惊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选拔为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我好像总是给他惊奇。
次月上旬，正式通过我为候选人的会议是我在整个芬奇利选区协会全体人员面前表现我自己的第一次机会。这次我又穿了一套纯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帽子。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为我做了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她的介绍极尽赞誉之词，几乎让人尴尬。她后来成为我的强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报》，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我的一种优势）。我进入会议大厅时，大家热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机会比较详尽地谈了国际及国内事务。我竭尽全力，因为我知道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是唯一当选的候选人，但这次会议并不像通常那样只是个形式。仍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我作候选人，主要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伙人。她们希望重新选拔候选人：而我决心扭转这一困难局面。对回答大厅内人们提出的３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困难。如保守党在这种场合的一贯做法，他们给我的欢迎是没说的。但与报纸的报道相反，最后仍有几人拒绝投票正式选我为候选人。因此，我是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的，而不是那个神奇的词：一致通过。因此，离开会场时，我既知道我已稳获候选人资格，也确信协会的绝大多数人将支持我，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些人是执意要与我为难。
我给当时担任保守党议会督导员的特德·希思写信，告诉他我面临的问题。他曾是达特福德邻近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利用了我的个人关系，在我正式当选候选人以后、议会选举之前，我请来了一些著名的人物来替我讲话，其中有伊恩·麦克劳德、基恩·约瑟夫、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我未来的政治生涯与这些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尼斯参与我的竞选活动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帮助我，他虽然来晚了，但还是让我很高兴。伯蒂·布拉奇一直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过去，人们对芬奇利的选举活动有一种绅士般的超脱感。这既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所容许的。我希望努力工作、竞选，就好像芬奇利是一个获胜希望不大的选区一样，也期望其他人也同我一样努力。从这时起，我一周去选区两三次，经常到选区的每个小区去游说争取支持，然后到当地的某个酒馆或某人的家里认识一些保守党的积极分子，一起喝点饮料。
我当上芬奇利的候选人的时候，芬奇利的自由党人已经十分投入地开展竞选工作了，这引起许多保守党人的担忧。自由党总是善于组织竟选活动，他们在地方政府选举中的工作更是有力。几年前，在芬奇利，因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出了一件丑闻。有几位保守党人卷入了这件丑闻。自由党就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提起此事。我自己从来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想法，我们党因为这一丑闻而名誉受到损害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同时，我也想到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党未能争取可能支持保守党的人都来投我们的票。因此，我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我们欢迎新党员，特别是犹太人加入我们的基层组织，当时没有想到，后来一些犹太人成了我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当时我们未能充分地争取潜在的保守党选民的选票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无论会引起多少人的不悦，加强基层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我作出巨大努力去加强选区内保守党青年组织的工作：因为，我确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吸引过来，我们才能有把握对付十分活跃的自由党的挑战。到１９５９年９月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选区的党的组织工作情况已大为改善，我开始感到比较放心。
我也预感保守党将获得大选胜利。５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形势好像对保守党取得选举胜利越来越有利。在芬奇利，我们正在做好最后的准备。实际上，宣布大选时，我和丹尼斯及我们的双胞胎正在怀特岛度假。我们立刻赶回伦敦。虽然在竞选活动中仍会遇到苏伊士问题及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但是竞选的主要问题是哪个党更可能实现并保持繁荣。这一直是我与其他候选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犹太教堂中辩论的主要话题。这可是对我们有利的领域。因为，如我们所宣称的那样，保守党执政时，生活更好。芬奇利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另外除繁荣感外，大家也意识到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一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在美国、苏联或是欧洲大陆问题上，发挥卓越作用的政治家。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我在芬奇利参加的第一个投票日开始了。后来我在芬奇利度过的９个投票日中的所做所为与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开始后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选区投票，１９５９年是奥尔平顿，后来是切尔西、威斯敏斯特。然后，同丹尼斯驱车去芬奇利。我访问每一个投票站及委员会办公室。中午可能与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馆共进午餐。我只付我自己的帐，没有任何灵活性，避免别人指责我“招待”选民。保守党中央总部早已向所有候选人灌输了如果那样做的可怕后果。５点以后，我就不再访问委员会办公室，因为委员会会派出工作人员去召集我们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两个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结束后，我和丹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点东西，访问选区的办公室，获取些最新的轶闻趣事，然后去观看计票现况。这次计票是在克里斯特公学，后来的９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厅进行的。
每个候选人在学校里都分有一个房间。每个候选人可以与一部分有票能进入计票现场的支持者一起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每个房间里都有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迹——一台电视。这是电视第一次在竞选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电视提供的计票结果告诉我们保守党在全国的成绩如何。我时而在计票厅里看着长条桌上每个候选人的选票堆得越来越多，时而溜回我的房间去跟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结果。全国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高兴。
凌晨零点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马上要宣布芬奇利的选举结果，要求我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同选票报告员到台上就座。要是别人竞选一个有把握获胜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党即将在全国获胜时，一定会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却不会。在我从政的每个时期，无论是因为第六感觉——谁知道——还是迷信。我总是把这种心态与灾难即将到来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站在丹尼斯身边时，我表情严肃，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内心感觉。
选票报告员开始宣布：“迪金斯·埃里克·彼得罗：１３，４３７票。”（工党欢呼。）“斯彭斯·亨利·伊万：１２，７０１票。”（自由党欢呼。）最后，我们听到：“撒切尔·玛格丽特·希尔达：２９，６９７票。”我大获全胜——比第二名多得１６，２６０张选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３５００张票。保守党人也发出欢呼声，但我们的欢呼总是比自由党的或社会主义者的更克制些。我发表简短致辞，接受选举结果，感谢我们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走下了台子——已是芬奇利的当选议员了。
我被选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不久，曾不经意地对我的双胞胎孩子说，一旦我成为议员，他（她）们可以到下院去喝茶。从此，他们的简单的请求是：“你还不是议员呀？妈咪，时间太长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通向议会的路是很长的，但现在我知道再过几周，我就会在下院的绿色皮椅子上就座了。这是第一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