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一节愉快的插曲自由党—工党联盟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取得它们的代言人后来声称的成就。它没有能够阻止社会主义的推进，更不要说挫败它。实际上它只是使工党政府当政，并且使它得以完成航空和造船业的国有化。经济是恢复了，虽然脆弱，却是实实在在，但这不是工党的功劳。经济的恢复加强了工党在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问的政治地位。经济的恢复是由于在此之前几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采取的措施。这未能帮助卡拉汉缩小左翼的影响并打败它。实际上，左翼强大起来，在几年之内主导了工党。
实际的好处另有得主，而且完全在预料之外。首先，自由党表现出与工党在思路上的相近之处，这给潜在的保守党人一个有益的警告，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对自由党表示钟情，把它看作是比工党文明些的选择并投它的赞成票。因此，联盟更加巩固了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其次，现在我可以看清楚，１９９７年３月我们还不能组成一个政府足以使英国摆脱使其长期衰落的政策。不管是内阁，还是党的议会党团或者选区，都不可能愿意服用这剂必要的但又是苦口的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病已经蔓延得多么广泛。只有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的罢工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最后，政府得以幸存，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桩隐而不见的幸事。此后的两年令人精疲力竭，我作为反对党领袖在这两年中得益匪浅。我学会了如何达到我的目的，尽管我在影子内阁中总是感到处于少数。尽管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都更加能言善辩，对公众发表演说和竟选的能力也有提高。这对以后担任首相职务大有稗益。也许特别重要的是，我向自己也向别人表明，我在把握普通人的感觉方面，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本能”。这种品质，我想，不管是否是天生带来的，在逆境中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明光闪闪。
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３日星期三，在不信任投票辩论中我的讲话效果不好，使我感到失望。但一连串的好消息使我的失望情绪一扫而光。当问到民意测验结果时，政治家们总是貌似贤明他说，他们不去注意民意测验。但是，当民意测验结果对一个政治家非常有利时，他的政治生活就轻松多了。局势很炔明朗，公众不喜欢工党和自由党拼凑的联盟。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工党１５到２０个百分点，自由党的得分急剧下降。不信任投票辩论一周后，我发表演说攻击丹尼斯·希利的预算。这次讲话使议会党团相信：我讲话时只有迅速写出的提纲，在数字的烟雾中，我能抓出其背后隐藏的矛盾。第二天我们以１７．４％的多数赢得了伯明翰斯台茨福德选区，这是罗伊·詹金斯的老席位。我在福拉德街从电视节目中看到报道后磨拳擦掌地发表声明说：“我们现在是人民的党了。”
４月访问远东回国后，我投入了两次补选，一次在诺了汉矿区的阿什费尔德，一次在哈姆伯塞德渔港区的格利姆斯贝选区。在通常情况下工党在这两个选区稳操胜券。人们告诉我，很可能我们不能赢得阿什费尔德选区，但格利姆斯贝则是探囊取物。在阿什费尔德我同人们谈论炸鱼和炸上豆片，在格利姆斯贝我同人们谈论黑斑熏鱼片和煮鸡蛋，我得到的印象迥然不同。尽管我们有两位很好的候选人，但在格利姆斯贝我们在渔业工作的人命运不佳，他要继承的席位是已故的托尼·克罗斯兰。很清楚，甚至保守党选民都很希望由一位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者来代表他们，这次他们希望选一个类似的人物。事实上我是正确的，我们在阿什费尔德获胜，战胜了执政党原来持有的将近２３０００票的多数。在格利姆斯贝我们险些获胜，那里的选民选中了一位最切近大社会主义者的人—电视名人奥斯了·米切尔。一周以后我们在首都和郡议会选举中收获甚大，夺回了大伦敦地区，这是一个重要收获，使我们得到一次机会在地方一级展示我们的某些政策，如我们准备在全国推行的出售公房的政策。这个机会对任何一个在野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段时间对我个人和党都是大好时机。我感到此时我可以改变我继承下来的某些政策，对一些政策我可以更清楚地摆出我自己的观点。我利用５月苏格兰党大会的机会，甩掉了关于下放权力的承诺，大会在相当平静的气氛中通过了有关决定。７月，我利用发表纪念伊恩·麦克劳德演讲的机会，试图说明我个人的哲学与保守党的传统如出一辙，实际上与全世界保守主义的宗教式信条的本质特征多么一致。准备这样的讲稿我总是倍加努力，因为我认为应该表明保守党人在与他们的对手较量时，在道德问题上与在实际问题上一样，都不应感到理亏气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同月后期，在议会夏季休会之前，我在经济辩论中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这是淋漓尽致的一天，在我讲话时，每一个怀有敌意的插话都遭到迎头痛击，对手好像为了挨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惊不已，我把一个个对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击馆打鸭子靶一样。一位友好记者这样写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巾帼一人，在最好时机横扫政府议员和自由党议员。”新闻媒体至少在此时此刻对我的素质和前途充满了吹捧评论。但工党议员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场时的反应就是对我的更大吹捧了：全体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当自由党—工党联盟形成时，政治现实看来极为严峻。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评论家认识到的程度更为严峻。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府的明显失误的广泛反映。现在公共财政正在恢复秩序，这将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从而加大了我们自己制定政策的压力。我们在大选中需要获得的不仅是一项合格医生的授权。我们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确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做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如工会的权力、收入政策、公共开支等，影子内阁内部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我们是少数派，根本拒绝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数派在一定程度上则主张延续那时的政策。所有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分歧，尽管我们拼命设法缩小，把认识统一到“将来的路线”上来，仍使我们在这些岁月中付出了代价，因为分歧来自根本问题。最终来说，这不是一个修补政治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困难的、没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问题。
第二节格伦威克事件说风风到，说雨雨来。所谓的“格伦威克事件”爆发了，溢漫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个明显的粗暴地滥用工会权力的例子。见怪不怪，此事在政治上对我们和工党具有同样的毁坏作用。工会对我们持有不加掩饰的敌意，而工党是工会的朋友，有时是它的主顾。
格伦威克是一家中型厂商，经营照相制版和印刷，座落在伦敦西北部，由富有活力的印度裔英国人乔治·沃德经营，雇用了大批移民工人。１９７６年夏天这里发生了劳资纠纷，结果一部分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罢工并遭到解雇。这件事逐步升级，发展成为厂方与专业、行政、秘书和电脑操作人员联合会（简称专业人员联合会）之间的较量。后者与被解雇工人签订雇佣契约并要求“承认”。这将使该工会获得代表在该厂工作的工人进行谈判的权利。它随后要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格伦威克厂在法庭上辩称，它解雇工人是完全合法的，即使按照工党政府新的工会立法也是合法的，而且这一法律实际上是工会自己起草的。按照现行法律，不得回雇任何被解雇的工人，除非回雇所有被解雇的工人。在几次前例中这种做法只是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格伦威克厂还辩护说，专业人员联合会在其他公司中的表现表明，它的意图是要在该厂实行不许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封闭式工厂”制度。最后，由国际市场舆论研究会和盖洛普举行的秘密投票民意测验表明，格伦威克厂的大多数工人，超过８０％，不想加入专业人员联合会或任何其他工会。为了支持专业人员联合会并且惩罚格伦威克厂，出现了一个左翼联盟。它代表了社会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当地的布兰特工会、理事会、工会领袖、“飞行纠察队”、社会主义工人党、工党领导人，其中有内阁大臣谢利·威廉斯、弗雷德·马利、体育部长丹尼斯·豪威尔。在纠察队诉诸暴力之前数周，豪威尔拂去他穿的短工服上的灰尘，短时间地加入了一会格伦威克纠察队。有人把这支纠察队叫做“左翼赛马场”。
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把乔治·沃德案看作它反对刚愎自用的工会侵害个人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成立的，那是在北爱尔兰军杀害了它的一位未来明星罗斯·麦克沃特后不久。我自奥尔平顿竟选的日子起就认识麦克沃特（还有他的孪生兄弟诺里斯）。该组织的主席是贝尔·德莱尔—达德利。他是一位战斗英雄，并且是一位议员。我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他曾前去演讲，攻击雅尔塔协定。该组织一举成名是由于它支持了３个由于拒绝参加工会而被开除的铁路工人。它把这个案子提到欧洲人权法庭并胜诉。它在反对英国邮政局抵制递送去南非的邮件中也起了显著作用（最终失败了）。我对全国争取自由协会尽量给予支持，尽管我的一些同事对此不以为然并公开批评它的活动。没有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格伦威克厂肯定会甘拜下风。当邮政工会非法抵制格伦威克送出的邮件时，全国争取自由协会的志愿人员穿过纠察线偷偷把这些邮件带出去，分送到英国各地，谨慎地把邮件投入数以千计的邮筒。这些邮件中有洗好的底片，工厂的生意有赖于此。大规模地布置纠察线始于１９７７年６月末，此后很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群斗的场面令人恐惧，警察和纠察人员都有受伤。有时数千示威人员拥挤在伦敦西北部郊区环格伦威克厂的狭窄街道上，拦截工厂提供的接送雇员的车辆。因此，我让我的议会私人秘书亚当·巴特勒和吉姆·普赖尔手下的２号人物巴尼·海豪加入工厂雇员乘坐早晨的班车，通过如雨似雹的投掷物和谩骂。亚当向我报告了同车人的恐惧和勇气。
在这段时期内政府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影子内阁组织了几次私下询问，迫使政府部长们对暴力问题表态。我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首相明确声明政府支持警察行使其职责。当我给全国争取自由协会主事之一约翰·古利特写信时，“我们感到，电视描述的疯狂暴力以及在某些地方提出的野蛮指责，足以使大部分公众选择正确的一方，比几个小时的辩论更有用。”
尽管工厂外边的场面似乎象征着工会可以完全不受民法的惩罚，实际上他们正在违反禁止暴力和恐吓的刑法。不管人们希望制定多少新的法律条款，当局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现有的法律。而且，格伦威克的暴力是极左派对法制的更广泛挑战的一部分；无人知晓这一挑战还要走多远。关于总检察长萨姆·希尔金对工会违法的态度，从１９７７年１月处理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案件时的表现来看，最多是含糊不清。当时邮政工会拒绝传递去甫非０的电话、信件和电报。此后，他造了一个新词，把某些纠察行动称为“合法的恐吓”。这个词概括了工党政府对法律和个人自由的态度的改变。
同时，左翼表现出一种新的厚颜无耻行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运输工会禁止某些“觎夺公权的组织”参加工党。取消这一禁令是工党走向极端的重要里程碑，左翼长期以来寻求取消这一禁令。左翼铁杆工党议页认为不那么需要隐瞒他们与共产主义组织的关系。工会领导人与社会主义政治家之间以及与苏联集团之间的热烈的兄弟关系毫无掩饰。工会理事会和工党领导人都接待来自苏联的高级来访者。托派组织如战斗倾向派开始控制工党的选区。人们几乎可以具体感觉到，不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吉姆·卡拉汉首相怎么想，极左翼的纲领代表了工党的未来，现在的问题只是达此目的的手段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而已。在这种气氛下，格伦威克的场面预示着也许革命就要开始了一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左翼本身。然而，格伦威克不仅象征着对法律的进攻和极左翼的发展，还象征着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全国争取自由协会维护格伦威克，而且极力反对“封闭式工厂”。而专业人员联合会明显希望最终能够迫使格伦威克的雇员实行“封闭式工厂”制。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封闭式工厂”将代表着工会权力的稳固据点，可以据此对自由发起进攻。
然而，总起来看，格伦威克事件的问题所在，不仅仅局限于“封闭式工厂”；而是关于工会的权力问题。格伦威克正在发生的事件使我感到震惊，但我并不认为为了对“封闭式工厂”发起激烈的进攻，我们对工会的改革就可以不再采取谨慎的路线，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与吉姆·普赖尔认识一致）。我们必须考虑更为广泛的问题，包括工会逃脱民法惩罚的问题，暴力和恐吓问题。当时工会逃脱了刑法的惩罚，因为他们是在合法纠察的掩盖下进行活动的。我们在开始有效地解决其中的某些问题之前，不可能有效地使“封闭式工厂”的做法非法，在反对工党政府的“工会与劳工关系法”的某些内容时，我们形成了普赖尔路线，即对那些受“封闭式工厂”影响而失业的工人，扩大保障，增加赔偿金，而不是就事论事或试图禁止这一做法（人们广泛地议论说，由于雇主与工会之间存在秘而不宣的谅解，不管我们做什么，上述做法实际上会继续存在；而且有些雇主实际上更喜欢“封闭式工厂”的做法，这样他们可以依靠工会来约束工人，他们可以活得更轻松些）。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立场，我们并不轻松。
吉姆·普赖尔比我要轻松些。我想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重要的是要现实，承认法律不能驯服工会。任何改革都需要它们的合作。基思·约塞夫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集体敲诈违反人权，他坚决反对。吉姆和基思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公开地反映在关于格伦威克纠纷的斯卡曼报告中，使这个问题全部公开于众。前边我曾写到这件事给我在美国访问时带来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基思对斯卡曼勋爵的批评过于尖锐，尽管斯卡曼报告只不过是一个司法文件，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吉姆是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而不是基思。我要么解雇吉姆，要么调动他（我需要吉姆，二者都不可行），要么就要迁就他的思路。
我正是这么做的。回想起来吉姆和我是错误的，基思是正确的。整个事件表明，我们非常注意不去改变有关产业关系的立法，尽管在正常情况下这也许是合理的，但在危机情况下就显得软弱无力，无济于事。我部分地支持了吉姆，因为实行强硬政策的气候还没有成熟。在影子内阁中，我的大多数同事还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久就需要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了。进行全面考虑后，我又回到举行全民公决的想法。从非洲回来后我知道，当接受电视台的布赖恩·沃尔登采访时，我会受到追问，如果面临工会的全面对抗，保守党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那次采访是他初次作为节目主持人登台亮相，主持“世界周未”这个节目。我必须准备一个有说服力的口答，而且，这个问题在影子内阁内不管进行多少讨论都没有希望达成一致认识。因此我在节目中辩论道，尽管这种对抗可能不会发生，但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决。这个建议得到新闻界很好的反应，得到党内两翼的公开支持。这一点甚为重要，当时在谣传着党的分裂和冲突（吉姆预料在保守党年会上关于“封闭式工厂”问题可能会颇费周折，也许这一预料是有益的）。我成立了以尼克·爱德华为首的党的委员会就公决及其作用问题提出报告。当然，尽管进行公决的建议为我们赢得了非常重要的时机，但其本身并不是对工会权力问题的回答。假设我们在公决中获胜，这表明普通公众支持政府对好斗分子采取措施，仍有必要制定措施削弱工会权力。但迄今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采取什么措施。
第三节离开收入政策关于工会权力的争论与收入政策的争论是互相联系的。此时政府的收入政策显得日益脆弱。在实行“节制”政策的第二年底，尽管工会理事会要求其会员在未来１２个月中提高工资的要求不要超过一次，而且财政大臣恳请增资不要超过１０％（像以前一样，伴随着对超额增资雇主的制裁威胁），仍然未能就正式的收入政策取得一致认识。当然，工党政府与工会为在收入政策上达成一致所面临的困难，比起我们的困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承诺在１９７７年党的年会之前发表一份包括收入政策的经济政策文件。戴维·豪威尔是主要起草人，他是一位能干的信仰货币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前座议员发言人。而杰弗里。豪在他的经济建设小组中无怨无悔地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中寻求着某种一致意见，现在他完全相信，通过某种经济论坛采取德国人式的“一致行动”堪称上策。我已经看到困难正在来临，对此我表示了自己的不安。杰弗里试图说服我相信论坛制度的长处，他寄给我一篇文章说明德国人是怎么做的。我给他写信说：“这篇文章把我吓得魂不附体。我们确实必须避免这类可怕的行话。我们应该认识到，德国人的清谈馆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
起草文件的工作继续进行着，但是是在前座议员经济发言人中，而不是在影子内阁中。与格伦威克事件和“封闭式工厂”问题相比，基思准备作出的让步比我要大。他和我一样对“论坛”感到不安。最终，文件由基思、杰弗里、吉姆、普赖尔、戴维、豪威尔和安格斯、莫德签署发表，没有由影子内阁正式通过。我并不怎么喜欢《关于经济的正确思路》这份文件。与１９７６年发表的《正确思路》不同，这份文件对外界的影响甚小，对将来我们执政时将要执行的政策也影响甚微。我小心翼翼，确保“一致行动”—除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有限框架外—永远不让它见到天日。
我们就是这样在１９７７年党的年会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之前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政策裂缝。年会本身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但党的管理人员觉得很难接受。表面看来布莱克普尔年会是成功的，同事们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一般坚持协商一致的路线，避免了令人难堪的分裂。我自己的讲话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它包括了许多好的思路，但不管怎么修饰，这份文件的内容基本上都只是对工党的喧闹进行欢快的攻击，缺少积极进取的实质内容。尽管直接反映是好的，但不久真相大白，关于我们政策的重大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我对这份文件并不满意。我的本能证明是正确的。进入年会季节之时，在民意测验中我们领先工党几分，而当年会结束时工党已与我们并驾齐驱。一次“好的”年会决不应为了避免争吵而不讨论问题。
毕竟，到１９７８年１月，人们注视的焦点转移到了党的管理人员认为最好能够回避的那些困难的、重要的问题上来。杰弗里·豪在斯文顿的讲话中尖锐地、全面地攻击了英国工会的作用，受到工会领导人的一阵大骂，一些同事也不加掩饰地对他的讲话表示愠怒。我同意杰弗里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他辩护。但我基本上坚持普赖尔的思路，因此我劝他不要再发表这类演说，我在草稿上这样写道：“杰弗里：这不是你的课题，为什么继续就这一课题发表演说呢？新闻媒体会为此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十分奇怪，几天以后我自己成了同样尖锐批评的靶子，我决心利用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苏格兰实业家会议发表演说，摆脱收入政策对我们的局限和困惑。我说：政府不再干预私营部门的价格和利润，这是我们和你们都想看到的，与此相对应，政府也不应干预工资谈判，这是不可避免的。个人责任再没有其他选择。这篇发言受到攻击，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以一个小心翼翼的标题发表的文章：“撒切尔夫人把保守党带入危险水域。”
在那个年代，一种蛰伏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英国的传统智慧。但是，旧秩序开始被打破，对于任何负有向前看责任的人来说，愈来愈难以避免向传统势力挑战。工党政府时期，危机接踵而来，经济危机，财政危机，产业危机，这一切要求我们脱离以《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常理，也要求我们脱离以吉姆·普赖尔为代表的大家已经同意了的路线。二者经常表现得毫无二致。
第四节移民不久我将从根本上冒犯党的政治智慧。自从伊诺克·鲍威尔１９６８年在伯明翰发表有关移民的讲话后，中间偏右的政治家都回避就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发表演讲，认为这样做是文明的高尚心怀的标志。而且，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借用政治光谱中的左翼词汇讲话，以飨“多文化”、“多种族”现代英国社会的听众。这种态度对移民带来的实际问题有时视而不见，而且把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的顾虑说成是“种族主义”。我从不准备赞同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既不诚实，也很世故。我把英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我认定的一种资本主义上，没有什么比它更不认识肤色了，我的信条之一是，个人只有作为个人时才值得尊敬，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或者种族的成员。我所赞成的政治经济制度旨在为了社会的利益解放个人的才能。我不赞成煽动种族主义的人，如全国阵线，他们企图利用种族问题。我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团体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分子，这一点具有深刻的涵义。所有集体主义都导致压迫：只不过受害者不同而已。
同时，多年来新英联邦的大批移民已经使英国大片大片的地区变了模样，这使当地居民难以接受。富有的政治家在公开场合发表种族容忍的讲话后，回到座落在富人区安静街道的舒服家庭里，那里的房价确保种族隔离而又不背恶名。这是一回事；而穷人眼看着他们的邻居更换了，他们却无力搬家，他们的房子的价值不断贬值，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陷入这类处境的人们，应给予安慰而不是褒赞。通过同我的选区的人们的谈话，我得知不仅白人对此忧心忡仲，已经迁来的移民，他们想成为居民区的真正成员，他们深知继续不断的移民可能引起反动，他们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些普通人的感情得不到表达，这就为极端主义敞开了大门。而且，极端主义分子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会被各种牌号的左翼分子利用。不管社会主义分子的经济管理多么不善，多么削减国防开支，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多么不力，至少当他们谴责他们的对手是顽固派时，他们仍能确保一部分同情他们的听众。左翼从来都会迅速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麻烦。
１９７８年２月之前，起草移民政策的工作已经在威利。怀特洛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段时间。但进展不大，肯定没有取得我们党的年会上的大嗓门的支持者希望的进展。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威利本人在内政问题上是一位具有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问题的困难在于弄清目前和将来削减移民的规模。
罗伊·詹金斯已经修改了移民条例，允许未婚夫移民英国与英国公民结婚，这一条规定在很多情况下被滥用了。赦免条款实际上鼓励非法移民，其规模很难猜测。１９７３年１月后，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有些人入境英国“短暂”停留，后来被接受在英国定居，而且他们的家属也被接受。这在当时成了一种通常做法。做工的限制也没有严格执行。特别是，没有确定无疑的移民数字，也没有潜在的移民数字及其有权移民英国的家属数字。因此，在这些方面虽存在着采取行动的领域，但是有限。因为我们有些义务是无法体面地、人道地推卸的，特别是东非持有英国护照的人以及（按照１９７１年保守党政府制定的移民法）那些在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已在英国正常居住的移民的家属。
补好破绽，加强管理，对初级移民和二级移民采取新的管理措施，所有这些都可能减少移民入境人数。但是，我知道，处理好种族关系的最重要一环是减少对将来的未知性。危险在于对未知的恐惧，而不在于当前的已知情况。威利·怀特洛赞成这一基本分析，因此他在１９７６年党的年会上表示我们“正如战后年代看到的那样，将执行一项明确的旨在结束移民工作的政策”。
尽管在移民问题上我没有准备发言，当在“世界在行动”采访中间到这一问题时，我并不吃惊。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思考，在其他采访中我已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以上原因，回答这类问题我并不感到拘束。我说：人们确实非常担心这个国家可能彼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淹没……因此如果想要良好的种族关系就得减轻人们对移民数目的恐惧……我们的确曾经设想结束移民的前景，当然，属于安置性的情况除外。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有多少人有权移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按照法律受到同样的对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处境，或者担心自己会受到别人的敌视，除非我们削减移民入境人数。对于这些极为温和的语言所作出的反应令我吃惊。这迅速表明政治家离开人民的真正忧虑该有多远。自由党领导人戴维·斯蒂尔谴责我“可怕的不负责任态度”，后来为了充分表达，他又补充说我的讲话“的确邪恶”。丹尼斯·希利说我“冷酷无情，机关算尽，意在把种族偏见的水搅混……在安静的社区散布恐惧与仇恨”。内政大臣莫林·里斯指责我“制造尊贵的种族仇视”。大主教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１５年以后，我的这些思想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并被普遍接受。上述反映看起来简直是歇斯底里。
即使那时，我的讲话在全国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无疑批评者的夸大言词使这种反应更加尖锐，他们认为他们最终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采访前，民意测验表明我们与工党并驾齐驱。而此后我们领先工党１１个百分点。在这次采访中，通过即席回答，在无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管威利在内心有何感觉，不管其他同事感觉如何，在我们极为困难的时刻这一效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欢迎的激励。影子内阁内部对有关政策建议的讨论也尖锐起来。几周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认识，除了坚持遣返移民的顽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满意，这一认识将伴随我们进入大选。
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表明，在关键问题上我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可以期望国内会有人追随我，也许是多数人。第五节没有选举的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８年不仅有移民问题，它还是对反对党来说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困难的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由于采取了一些财政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１９７８年１月通货膨胀率首次自１９７４年以来降到１０％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失业率也从１９７７年８月的顶峰逐步回落，尽管在１９７８年夏天有急剧的增长，那年１２月失业人数为１３０万，比前一年少１２万。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迫使有关方面把所得税基本税率降低了一便士：但这本身也许可以减少蒙在经济上的阴影，而这一阴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党不得人心，对我们有利。我们猜想，吉姆·卡拉汉希望沿着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选，以“安全第一”为竞选纲领。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是自由党认识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政治上对自由党是灾难。但要结束与工党的联盟，在大选时就得至少面临由于支持工党执政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愿面对这种后果，因此与工党分手的想法也就减弱了。至于民意测验，夏季时工党几乎与我们平手）尽管８—９月间我们超出了工党，９—１０月间（在困难重重的保守党年会后）他们又领先我们５个百分点，自由党得分不足两位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责成人们起草竞选宣言，在影子内阁发言人拟定的初稿基础上由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撰稿。７月我阅读了该稿，印象不深。为了吸引各利益集团，该稿罗列了代价高昂的许诺，反而使本应醒目而简明的主题模糊不清。我说下一稿必须强调几个中心题目，如减税、加强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保卫。首先满足这些承诺，如有余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钱的承诺。实际上，有人提醒我说，在我们在野的３年期间，我们在分析情况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是多么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继续如此考虑问题，我们怎么使国家变样呢？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宣传工作发生了变化。戈登·里斯回来担任党的中央宣传部长。通过戈登使蒂姆·贝尔和萨契—萨契广告公司承担起党的宣传责任；这在我们的政治运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不言而喻，我知道为了传达我们的信息我们需要得到有关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传部门设计宣传内容，这不存在问题。但政治家需要拒绝引诱，不要在自己没有经验的领域里认为自己是专家。我经常拒绝就宣传品味或感觉效果提出建议，我把这些创造性的工作留给专门人员去做。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萨契公司的执事蒂姆·贝尔很好合作，他主管有关帐目。如同戈登一样，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与蒂姆首次见面时，我提出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我说：“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脚趾，你必须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不要踩这些脚趾。然而，我没有脚趾，你要告诉我真话。”当然。在实践中我并不是那么自我克制。萨契公司对党的精疲力竭的广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责它行为不庄，过于简单化。但对党的政治广播的判断不应以党的忠诚分子的评论为依据，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强的观众是否选择这个节目，还是拨到其他频道，要看是否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就此而言，我们的宣传方法的变革取得了很大的改进。１９７８年夏天我们发起了张贴“工党不行了”宣传画的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比为１９７９年大选做的工作还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罗尼·米勒于１９－－７８年６月的一个星期六到斯克特尼来就这个主题开展运动征得我的同意。这又是一次新的尝试。失业人数尽管已经接近１５０万，但这通常是“工党的题目”。我们的宣传画图文并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长队等待救济的图画来描绘失业。这就是说，我们选择的题目是我们通常不会作为运动主题的题目，如同福利国家这个题自一样，人们一般认为工党具有优势一这幅宣传画还打破了一种观念，即在党的宣传中不应直接提及你的对手。然而，萨契公司明白并说服我，在党的这类宣传中可以不去考虑这些。其设计意图是破坏我们的政治对手的信心，因此，宣传画应该限于传达一个简单的否定信息。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夏季议会休会期间运作较好，因为这时政治降温。我们策划的运动将使政治保持高温，而且没有疑问将引起强烈的反映。因此经过大量讨论我同意开展这一运动。
正如所料，这一运动引起了反响。丹尼斯·希利大肆抨击。但工党越谴责，我们的宣传效果就越大。报界只是为了说明争论的问题，就得印出我们的宣传画，从而扩大了我们的宣传效果。这种做法非常成功，我们就其他主题开展了多次系列宣传活动，每次都有工党“不行了”的字样。１９７８年秋季以后，我们的政治形象比预料的要好，在９—１０月间我们的地位继续加强，宣传取得的效果是原因之一。这对影响首相作出是否举行大选的决定具有一定意义。
只有吉姆·卡拉汉能够准确他说为什么那年秋天他没有下令举行大选。当然，我当时预料他会下令举行大选，特别是他在职工大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后，会议结束时他很不得体地唱起了“那就是我，在教堂等待着……”，以嘲弄的口吻拒绝告诉人们他将做什么。两天以后，那是９月７日星期四，我正在伯明翰访问，从唐宁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在当天晚上首相广播讲话（我们知道这一日程安排）中，吉姆·卡拉汉将宣布不举行大选。
我尊重提前给我的这个秘密提示。实际上我们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们总部的竞选班子。当时我的感情是不平衡的，我知道近期没有大选，又要接受支持者令人激动的良好祝愿，他们不知道不举行大选了。我在访问一个技术培训中心时，对面工厂的工人出来向我招手致意并呼喊：“马吉，祝你好运”。我尽量自我克制，不动声色地完成我的日程，同时考虑作出正确的反应。
首相宣告的信息使人们大煞风景，我也有同感。但我知道其他人的感受会更加沮丧，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一切迹象表明这将是一场旗鼓相当的竞争，他们把党置于战备状态。当夜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蒂姆·贝尔，了解他和戈登·里斯的感受。事实上。这两个人去伦敦西部的一个饭馆里喝了香槟并恢复了精神。我显然是把吉姆刚从梦乡中唤醒。我问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戈登，他突然说“上帝，我家被盗了”。是的，他是被盗了。他勉强走到床边上床，没有注意家里被盗了。第二天晚上，我利用在广播节目中给反对党领袖安排的时间来答复首相的广播讲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首相讲话后发生的情况，首相企图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有寻求新的授权是因为大选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对改善形势毫无作用。我答复道：“可是，我们有些人看得比今年冬天要远。我们不相信英国需要用最低档磨磨蹭蹭地运行。越是拖延就越糟糕，越糟糕就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扳正。但我相信，一旦我们有一个有信心的政府，形势就会得到好转。人民有信心，信心来自人民；政府需要在国内有权威，政府需要在国外有权威。”
我们能在１９７８年的大选中获胜吗？我相信我们能够以微弱多数进入政府。但是，只要犯一两个错误，我们就会在竞选中失败。而且，如果我们获胜，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工党政府的工资政策已经解体，职工大会已经投票反对续订社会契约——而且下一个月的工党年会将会投票拒绝一切工资增长限制，因此，这片遮羞布也就随之扯掉。福特汽车工人罢工已经表明，政府的５％的“增资标准”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物价和工资的扭曲以及人们情绪上的挫伤正在不满和动荡的气氛中展现出来，如同当年希思政府的情况一样。
如果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面临这种形势的是我们，我们会被打垮，正如最终工党政府被打垮一样。首先，我要坚持所有关于“标准”和“限制”的谈判必须立即撤销。这一举措将非常不得人心，也许对大多数影子内阁成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稍后我将解释其原因。其次，即使我们在公营部门采取现金限制办法，在私营部门使用市场约束，而不是某种工资政策，发生破坏性罢工的危险也很高。我们不会像次年那样得到限制工会权力的授权，很可能在公众心目中只会加强１９－－７４年实行的３天工作周留给人们的印象，即保守党政府意味着挑衅，在对抗中败在工会手下。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出现的场面是可怕的，没有这些场面，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暴露，取得８０年代的成就要困难得多。
毕竟，我们能够等待。尽管我不能声称我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情况，我相信工党的基本态度无法坚持下去。为了在限制工资问题上换取工会领导人的同意，工党政府执行了扩大国家控制的经济政策，减小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扩大工会权力。这一战略执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台。工会领导人和工党左翼将会看到，他们的权力已经得到加强，他们对限制工资增长已不感兴趣。工会会员也不会响应号召，为已经明显失败的政策做出牺牲。社会主义政策对经济的全盘影响将会是，英国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愈来愈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超过一定程度后，这一点就再也不能蒙蔽群众，再也不能蒙蔽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者。但如果假设某种自由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机制还在运行，那么社会主义就要垮台。而这正是那年冬天发生的情况。第六节分裂与造反在布赖顿举行的保守党年会总是困难重重。参加年会的大多数人预料由于大选临近，不会举行年会，而且感到受骗，失去了一次胜利。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们落后于工党。而且，关于工党工资政策的迅速解体的争论，使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而我们的思路也受到解体的威胁：
举行年会前两周，吉姆·普赖尔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说了不明智的话，使人听起来好像保守党支持政府增资５％的政策，而且他不仅表明支持一项法定收入政策；还透露他认为二个保守党政府也将不得不制定一项这样的政策。他说：“我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这很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采访讲话中，我试图把强调点拉回来，把工资、利润、产量联系起来，与工资标准脱钩。尽管我清楚地表明，我不支持福特汽车厂的工人罢工，同时我也指责政府的５％增资标准与此有关。我说法定工资标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人们把我的话广泛地解释为我在要求回到自由集体谈判的道路上来，我并不想否定这一解释。
特德·希思从另一个方面参与进来。在年会的经济辩论中他警告人们注意教条主义的危险。他说政府的５％增资政策“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解体。如果解体也没有什么值得幸灾乐祸。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悲伤。”我在主席台上观望着他讲话。杰弗里·豪在闭幕词中作了强有力的发言，他对特德的干预讲话泰然处之。他说下一届保守党政府将回到“现实的”、负责的集体谈判，没有政府的干预。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特德在电视台上讲话，他走得更远了。他警告说，“自由集体谈判导致大规模通货膨胀”。当问到保守党在大选中是否支持政府的工资政策时，他回答道：“如果首相说，他将对全国讲话并表明我们不能再一次容忍飞涨的通货膨胀，不能再一次容忍各行其是，我就说我会表示同意。”
这是一个在稀薄面纱掩盖下的威胁。在大选中我们二人的分裂将会导致巨大的损失。特德在大选中的作用问题长期以来使党感到担心。年初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曾会见他并悄悄地与他讨论他的计划。汉弗莱·阿特金斯收到接近特德的议员的信说，可望特德在大选中给予帮助。已经作了安排在大选中与他的办公室进行联系。他的干预讲话使这一分歧天下大白。
而且，特德观点的实质在我看来完全错了。支持一项不可修补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即使过去曾经有利（除了一段短暂的时期外并非如此）。还有，尽管反对中央强制执行的工资政策意味着我们将遇到稀奇百怪的同路人，包括特别好斗的工会分子，但反对集权和平均主义则基本上是健康的。作为保守党人，对于那些运用敏锐的智慧和强壮的胳臂生产顾客需要的商品的人们取得优厚的报酬，我们不应嗤之以鼻。当然，当这一态度被说成是机会主义时，甚至被那些声称是我们一边的人，并且伴随着公开的分歧，如内阁成员吉姆·普赖尔和基思，约瑟夫之间的分歧，就很难进行严肃认真地分析了。但实际上，我的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直接对那些传统上不投保守党的票，但现在想要使自己和家庭获得更多机会的人们讲话。因此，我在年会上的讲话用很大篇幅直接对工会会员讲话：
“你们想要提高工资，你们想要提高养老金，你们想要缩短工时，想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更多的投资，更多—更多—更多。但是，这个“更多”从何而来呢？没有更多。能够有更多，除非我们生产更多，否则我们不会有更多。你再也不能把工资与产量分开，就如同你不能把剪刀与刀刃分开还要保持锋利的刀锋一样。在这里，让我对工会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经常是你们自己的最凶狠的敌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东西呢？因为大多的管卡措施剥夺了你们唯一需要出售的东西—生产率。
管卡措施就像附着在我们的工业生命上的藤壶。它们已经附着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初的设计意图是保护你免受剥削，但现在已经变成你们繁荣昌盛的主要障碍……我了解你们的担心。你们担心用较少的人手生产较多的产品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而且这种担心在失业率高的时候自然会更强烈。但你们错了。战胜失业的正确道路是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到政府的职责，再造自由繁荣的英国。我们相信不受政府干预的、现实的、负责的集体谈判。工党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竞争、自由企业和利润，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工党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大幅度削减你们的所得税。工党不相信。我们将创造条件，使你们挣的钱和节省下来的钱的价值得到保护。“
在此后的半年内这一战略会获得成功，但在短时间内尚属未定之天，因为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希望我们支持政府，反对工会。年会季节结束时我们落后于工党５．５个百分点，这并不令人吃惊。
为了举行竞选，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即将举行大选的前景取消后，两个党的一般纪律都松弛下来。在工党内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问题上。在我们党表现在罗德西亚问题上，先是在年会上，后来在众议院中。
在影子内阁内部，彼得·卡林顿在年会上辩论罗德西亚问题时最强烈地反对接受一项修正案，这将使我们承担取消制裁的义务。彼得的路线是，尽管制裁大体上是徒劳无用的，但在爱国阵线的眼里取消制裁将构成事实上承认当年早些时候的所谓“内部解决”。按照这一解决方法，伊恩·史密斯已经把温和的黑人政党带入政府，而这些政党自称代表了黑人的多数，这是有疑问的。彼得辩论说，在罗德西亚争议上把各个政党拉在一起，当我们已经采取支持某方的立场时，将使我们处于极为虚弱的地位。约翰·戴维斯为了维护这一被扭曲和不得人心的路线，发表了一通杂乱无章的讲话，高声的责问不断打断他的发言。他看来疲惫不堪，我看到当他坐下时他摸摸头，很是痛苦。我探过身子问他出了什么毛病，他说他的头像要裂开一样疼痛，他３天没有睡觉了。我不愿听到这种消息，我告诉他必须马上回伦敦作脑部透视。开始他不同意，后来同意了，用我的车把他拉回去。检查发现他患了恶性脑瘤，几个月后不幸病逝。
在年会上发生的辩论给议会党团的情绪火上加油。雷吉·莫德林是坚决反对内阁在众议院就制裁问题投票时采取弃权的路线的后座议员之一。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这条路线，因其他情况半斤八两，我将参加投“反对票”的行列。但最好是全体后座议员造反，这比在这微妙的时刻损失影子内阁成员要好。最终１１４名保守党人违反督导员的意志造了反，包括两名资历浅的发言人，他们随之离开前排座位—这是自１９４５年以来保守党人最大的造反行动。
几天以后我重组了影子内阁，弗朗西斯·皮姆代替了约翰·戴维斯，约翰·比芬回来负责小企业，委派马克·卡莱尔代替诺曼·圣约翰—斯蒂沃斯负责教育，诺曼还担任影子议会的议长。大选近在咫尺，我基本上把各个派拢在了一起。年底前我把令人尴尬的工资政策争论稍加平息。在１０月份伯威克和东罗森的补选中我们未能获胜，几位后座议员朋友公开抱怨特德·希思在布莱克普尔的干预性讲话。我到独立电视新闻台去讲话为他开脱，也许做得慈悲有余了。在年会过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暂时听从了以波得·桑尼克罗福特为首的一伙同事的呼喊，他们要求我采取在“正确的经济思路”中提出的工资政策。我在圣诞节前的一周在帕丁顿的讲话中表达了这一意思。
困难的一年就要结束了。在民意测验中我们落后于工党，从我们的表现来看好象我们愿意永远当反对党，而不是一个潜在的政府，这一失误被现政府欣然利用。在下议院，政府企图制裁福特汽车厂，因为它给职工的增资超过了５％的标准，我们成功地挫败了政府。这时，首相得以描绘出一幅图画，表明一个负责的少数派政府，怎样受到保守党的机会主义的阻挠而不能维护国家的利益。次日，有一场“信任案”投票辩论，政府以１０票的多数得以生存下去一而我的发言十分不佳。的确，我们在改造党和公众舆论方面按照我认为需要的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事件对我们有利，如格伦威克事件中出现的情景，特别是与工会作交易的“社会契约”的失败。由于工党工资政策破产，我们保留制定自己的工资政策的选择，这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烦恼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纲领没有明确的承诺实行变革，特别是关于工会立法的变革，我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七节工党的报应工党的时间在流失。１９７６年这段历史和哈罗德·威尔逊一起留给吉姆·卡拉汉一手坏牌。他像一个玩扑克的好手，运用技术、玩牌人的风度以及简单的吹嘘，尽量推迟失败的到来，以便等待时机，突然变出一张或两张王牌。然而，１９７８年变成了１９７９年，倒霉的事接踵而来。１２月１２日星期二，代表全国保健服务界和地方当局的工会拒绝５％的增资限制，宣布他们将在新年期间罢工。１２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捣乱，雪暴、风暴、洪水相继袭来。１月３日星期三，运输工人工会号召卡车司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２５％。２００万工人面临辞退。医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罢工。垃圾在莱斯特广场堆积如山。在政府的顺从下，工会车间代表散发准许证，使运送“重要”物资的卡车得以通过纠察线。总之，英国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对工党政府更大的破坏则在于，它把国家管理交给了工会的地方委员会。
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机会吗？这可能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一项总称为“踏脚石”代号的计划。我们自１９７７年夏天以来就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项计划。它是由约翰。豪斯肯思想出来的，他是一个很能干的转业军人，是最早开设计算机软件公司的人之一。后来他把公司卖掉，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公共事务。我们与他见面之前，约翰曾与基思·约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触过。他与他的同事诺曼·斯特劳斯总的来说对政治决策的短期行为，特别是影子内阁的决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饰的鄙视，这种态度既新鲜又有时令人发怒。他们二人辩论说，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政策规范到一个战略中去，我们就不可能取胜。在这一战略中我们需要事先制定采取行动的次序。战略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第一次听到这一言论时，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们在福拉德街吃午饭时见面，会见结束时我说，他们吃了整整一大块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从谈话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参加会见的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挖昔说，下一次他们将带三明治来。
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当考虑长期问题时，我开始体会到约翰·豪斯肯思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形势的发展，他和诺曼·斯特劳斯在１９７７年秋天准备的以“踏脚石”为标题的文稿，后来用来作为讨论的框架，既有说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题是工会改革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舍此国家振兴纲领的其他方面将会受阻。但是，只有一个在这场辩论中取胜的保守党政府才能执行这一纲领。在下次大选中，如果只是在对工党政府１９７４年执政以来的表现不满意的基础上获胜，即使占有很大多数，也是不够的。因此，不仅不能像许多同事们希望的那样回避工会问题，我们应该设法开展这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并不可怕：工会正在日益成为工党的负担，而相应地成为我们的一笔政治财富。有了智慧和勇气，我们能够把一谈“对抗”就充满退缩和失败情绪的状况扭转过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底，我在众议院会见作者，一起喝饮料、用晚餐，我对其分析热情起来并讲了许多话（与基思·约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怀特洛一起）。紧接着我们成立了“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并于１９７８年１月开会，建议影子内阁部长和有关人员分成小组，制定计划，通过演讲、小册子、写文章等推进这一战略。同时还有一个“政策探索”小组，由更坚强可靠的内阁成员组成，包括基思·约瑟夫、戴维·豪威尔、奈杰尔·劳森、诺曼·拉蒙特，他们与约翰·豪斯肯思和诺曼·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结合“踏脚石计划”这个总的主题提出政策建议。但是在执行这一计划之前，首先面对的是持怀疑或敌视态度的同事们。１月底我召开了领袖指导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我们的争论止步不前。同事们竞相称赞“踏脚石计划”这篇文稿，但警告说应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什么--这是一种有名的回避技巧。我们应该避免“过于迟钝或引起争议”（弗兰西斯·皮姆），我们在“反对姑息和对抗，但应该还有第三条道路”（约翰·佩顿）。彼得·桑尼克罗福特，伊恩·吉尔摩，吉姆·普赖尔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约翰·戴维斯坦率他说“如果我们在工会问题上讲老实话，我们肯定在选举中失败”。
克里斯·帕顿曾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论文，对“踏脚石计划”表示疑问。他的基本倾向是，作为反对党应采取务实的态度，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行事，这是无疑的。但是，我支持“踏脚石计划”作者的观点，要改造英国仅仅诉诸策略是不够的。与会的多数人抓住克赖斯的论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顿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统一起来的愚蠢愿望。我不得不屈从。实际上他们想把“踏脚石计划”扼杀掉，但我不允许这么做。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又使“踏脚石计划”回到轨道上来。但即使这时克赖斯·帕顿的工作也在“平行”并进，而持反对态度的人们如吉姆·普赖尔、伊恩·吉尔摩还在掌握着几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组”。约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说服吉姆·普赖尔在工会问题上开辟新的道路，吉姆允诺发表关于“踏脚石计划”的讲话，但发表时他的态度没有新的进展。尽管政策研究小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并不好），但没有涉及工资政策这个重要问题，到１９７８年夏末整个“踏脚石计划”陷入停顿。它对起草竞选宣言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如果在１０月份进行大选竞选，竞选宣言对工会改革将提不出什么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５％增资政策的垮台使“踏脚石计划”重新获得活力。工党年会拒绝接受政府的工资政策，基思·约瑟夫立即来见威利·怀特洛和我，对我们没有继续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场合人们曾建议更换吉姆·普赖尔，现在可以不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而继续前进，这个时机是显而易见的。在１１月中我随之安排了一次“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会议。
在这次和此后的会议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会问题开展二场有力的运动的建议。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从来不是“踏脚石计划”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议把所有“踏脚石计划”报告收口总部烧毁。尽管如此，党内意见开始转向我的方向。没有“不满的冬天”的工业混乱，即使进行多少讨论也不足以说服内阁成员、顾问们、议员们严肃考虑工会改革问题。
即使这时他们也需要领导。在这方面我们自１９７５年以来取得的进展甚少。吉姆·普赖尔作为影子内阁就业发言人所占的位置很容易否决关于工会改革的新政策。尽管在１９７８年圣诞节前夕我们说服他同意把我们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对自愿进行秘密投票的工会国家提供基金-我们将提供现金用于罢工前的投票费用和工会选举费用-这实际上意义不大。的确，对一般投票者来说，我们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难与工党的政策区别开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首相提出，如果工会愿意，可以就秘密投票问题立法。
我焦虑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眼看着危机日益增长。如同１９７４年的圣诞节一样，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没有兴致像通常那样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许多事要做。我阅读了各政策小组送来的关于工会的文件，我还带来了一大包新闻摘要和感兴趣的局外人送来的信息摘要。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产业关系法教科书，回过头来又阅读议会法律原文，通读了１９０６年以来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收到的都是更坏的消息。我回到伦敦时下定了一条决心：在工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
找到一个讲话的讲台是没有困难的。圣诞节前我已经同意于１月１４日星期天在“周末世界”栏目接受布赖恩·沃尔登的采访；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１月７日。新年时我口到伦敦，我与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见面，继续由他们向我吹风。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很难跟上，但在此后几周内我的手头上掌握最新事实，对我将非常有利。
１月３日星期三，吉姆·普赖尔插进来干预政策变革。他在电台接受罗宾·戴采访时，坚决反对罢工前举行强制性投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制的东西”），拒绝就罢工者的补贴问题进行立法，在评论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时说：“我们想悄悄地处理这一问题……，处理这类问题时息事宁人比大吵大闹要好。”戴维·豪威尔和迈克尔·赫塞尔廷问他对工会领袖的批评的看法时，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批评对工会领袖是公平的，当前他们向会员提出了好的建议，而会员经常拒绝。”
在周末世界”中我的调子截然不同。“任何权力都蕴含着责任，任何自由都蕴含着义务。多年来工会享有（过去也享有）巨大的权力……（而且）这正是需要辩论的问题-工会是怎样使用它们的权力的。我是一名国会议员，我进入议会不是为了使他们取得一个执照，去损害、毁坏、伤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如果我看到这类事情发生，我就必须采取行动。”
尽管我注意在进行充分考虑之前我们对具体措施不给予坚定的承诺，我与布赖恩·沃尔登还是历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自然这些变革比我的同事们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赖尔宣布的内容，我们将为罢工前举行的秘密投票和工会选举筹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强制执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项法律，如罢工前不举行投票，就拒绝给予社会保障。我还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业罢工。我宣布，我们将把按照短期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纳入缴税范围，而且，在“封闭式工厂”做工因参加罢工面临失业的人有权上诉。
次日，吉姆·普赖尔在电视台对我的采访讲话作出答复。他说，我们之间在罢工者社会保障补贴方面没有达成任何一致认识，他反对强制秘密投票。谢天谢地，其他人的反应要积极得多。我离开了队伍。人们看到我要战斗了。人们对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开始涌人我的办公室。
最有意义的是，我收到工党前副领袖乔治-布朗勋爵邀请我出席一次会议的请求。１月１０日星期三他到我在众议院的办公室来谈，而且星期六又开车到斯科特尼进一步商谈。乔治-布朗几乎比任何现任领导人都具有更多的关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包括工会和工党的领导人。他于１９７６年退出工党（作为独立人士任上院议员工，他对工会的权力的敌对批评日益增多，还在报纸上发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诉我强硬左派是怎样进入英国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的工会并掌握了具有影响和权力的地位的。他说，自１９０６年以来的立法赋予工会的豁免权，正在被以一种新的残酷无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对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对其负责的更改。
我在“周末世界”发表采访讲话以及得到的强烈支持，与吉姆·卡拉汉从瓜德罗普首脑会议回来３天后的讲话反应，形成明显对照。他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出国本身对政治具有毁坏作用，加深了人们对政府在罢工面前处于瘫痪状态的印象。新闻界关于首脑会议的报道对他没有帮助，首相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阳光下，穿着都很随便，这幅景象与国内的事件形成危险的对比。但是最终的灾难还是他飞抵希思罗机场时留给新闻界的印象。尽管他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辞--“危机？什么危机？”--这个神话忠实地反映了他缩小事态的企图。他的从容不迫和干练的形象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吉姆·卡拉汉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这一错误。无疑这部分是由于横渡大西洋的飞行使他疲惫不堪。这使我吸取一个永远铭记在心的教训：长时间出国或长途旅行回国抵达后，不要发表公开言论。但是，他的失误还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确，我一直认为这是某种报应。吉姆·卡拉汉把他的整个政治事业建立在与主会领袖结盟的基础上。对他来说这一直是个取胜的公式，如果说对国家并非如此的活。现在再也无法安抚工会了，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其他政策。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明他为什么被危机压倒）在危机面前作出无能为力的反应。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布紧急状态的决定。我担任特德·希思政府内阁成员时曾经看到，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种选择是设法与工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限制纠察队的影响，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呢？１月１５日议会将复会。我写信给首相，要求就产业形势发表一项完整的声明并进行辩论。我们已经在１月１７日星期三党的政治广播里安排了节目，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
我为辩论准备的讲话也许是我在下议院露面作的最为详尽的准备了。几个月之前，我曾让别人为在不信任投票的辩论中发言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不成功，此后我下决心，重要场合的发言不再借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写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纲发言效果更好。我准备发言稿，就像是列纳税清单，估计我的财源，用色笔标出来，起草几页手写的发言提纲，在发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发言的框架。前座和后座议员同事们也来帮助我，有的提供他们选区的情况，有的从法律角度给予帮助，特别是伊恩·琅西瓦尔和利昂·布里顿。受到影响的公司发来传真，报告他们的最新消息；英国工业联合会每天送来新闻摘要；丹尼斯把每天听到的大量消息告诉我；我们大家都仔细阅读报纸。
我最初的想法是，从反对党的角度作一个猛力抨击，但基本上又是传统式的发言一敲打政府，要求它改变道路。但１月１３-１４日在斯科特尼度周末期间和星期一回到伦敦后，几个人敦促我采取另外一种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写信给我，建议如果政府准备修改立法，打破工会堡垒，我在发言中可以表示支持。罗尼·米勒和克赖斯·帕顿正在准备党的政治广播发言稿，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这有儿条原因。首先，与我的具有联合思想的同事们不同，我相信反对党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持反对态度。我们与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相信我们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是想要政府接受我们表示的合作愿望呢，还是想要政府拒绝我们的表示。在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表示合作的愿望是危险的。很可能，涉及问题核心的任何东西，吉姆·卡拉汉的政府都不会或者说不能接受。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表示具有可相信的诚意，我们关于改革措施的目标要求需要定得很低。而且，如果政府真地接受了我们的表示，我们就得至少是暂时地丢掉把它赶出政府的机会。还有，修改工会法本身不足以解决英国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战略，而社会主义者是不可能同意这种战略的。１月１５日星期一晚上，我召开了指导委员会会议。我的大多数资深的同事们赞成有条件地表示合作，这时我自己也接近这一想法。重要的是要进行改革，如果政府准备采取改革措施，我们怎么能够反对呢？表示提供帮助可以提高我们的道德权威。同大多数赞成这一想法的人一样，我相信我们的表态要适度，既充分有理，又使政府不大可能接受。这在细节上是很难判断的：工党可能被说服同意去谈判在重要行业不准罢工的协议，同意由纳税人为工会秘密投票出钱，甚至可能同意制定废除同情性纠察线行动的准则，尽管能否同意最后一点是有疑问的。同样，我知道，如果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表示，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遵守我们的承诺。同意就一些有选择的措施表示与政府合作的愿望，将来一旦保守党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吉姆·普赖尔及其支持者就很难拒绝支持。
会议结果是指导委员会同意了以下意见：如果政府在纠察线（保障重要物资流通）、制定废除同情性纠察行动的立法、鼓励通过秘密投票进行工会选举，如果政府致力于就重要产业不准罢工进行谈判，政府就可以相信保守党会给予支持。世事的演变是强有力的支持者。
次日，由我提出辩论。我首先描述了危机的状况：货物陆路运输受到广泛阻碍，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没有直接卷入纠纷的公司采取同情性纠察行动的结果。英国铁路公司发表一个简单声明：“今天没有火车。”英国工业联合会报道说许多公司已被窒息，因为缺少原料或者无法运送产品。港口也是混乱的，给出口商造成困难。已有至少１２万人被辞退，周未有可能达到１００万。特别是食品工业混乱不堪，基本原料如食油、酵母、盐、糖等日益短缺。而且还有去年一个冬天的罢工、卡车司机罢工、面包工罢工、养老院和医院的职工罢工、新闻广播界罢工、飞机场和汽车厂罢工、掘墓工人罢工。
我在发言中不遗余力地发起进攻。我阐述了乔治·布朗向我提出的观点，工会愈来愈被左翼分子控制。我提醒大温和派谢利·威廉斯，她参加了格伦威克的纠察线。我作了指导委员会赞同的有条件的支持政府的表态，我还提出了一个进行合作的条件，即政府对“封闭式工厂”采取行动；我对这个问题感受非常之深。必须包括在内。
首相接着发言，他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开始：
我祝贺这位尊贵的女士在议会作了最为有效的表现，她的辩论方式极为良好，其风度值得这位尊贵的女士自豪。”
开始是好的。但是，首相在发言中能够提供的只是对工会的更多让步--超过５％的增资幅度不受惩罚，加强物价控制，延伸“工资比照级差”原则，这样公营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可望增加收入。所有这些表示的用意是吸引工会签订一项新的工资政策。但是他没有谈及工会的过大权力问题，除了极左派外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主要问题。
对于我的表态首相没有直接答复。他的立脚点肯定锗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在次日晚我们党的政治广播节目中重申我的表态呢，还是仅就政府的瘫痪无能发起进攻，表示一个保守党政府将会改革工会立法。
我仍然不感到轻松，第二天我又强化了我的发言稿。毕竟，我们已经作了表态，我们的姿态愈高，对我的情不自愿的同事们就愈有束缚力，我们得到的公众支持就愈多。因此我们向前走去，着手在众议院我的房间里摄制我的讲话录像。时到如今。整个政治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布赖恩·沃尔登采访我之前，我们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工党几个百分点，我们现在领先２０点了。人们可以察觉到，我们愿意与工会好斗分子较量一番。要与工会好斗分子较量，这在以前对我们是个负担，现在成了优势。在影子内阁内，吉姆·普赖尔、伊恩·吉尔摩等人对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和我的想法的反对也有效地被压了下去，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无奇怪地意识到，无论是讲话时还是平时的感觉，我都本能地感到与全国大多数人和谐一致。这样的时刻是不能忘记的，因为这样的时刻是少有的。必须抓住这一时刻来改变历史。
第八节政府的垮台但是，班库的鬼魂现在又回来骚扰工党政府了。工党主张向地方放权，这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取得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以便掌权。现在，当吉姆·卡拉汉处在谷底时，它们回来缠绕他，戏弄他。１９７７年初，苏格兰和威尔士法案未获通过，此后工党政府又分别提出旨在放权的苏格兰法案和威尔士法案，其中规定在实施之前需耍分别在以上两地举行民意测验。由于工党后座议员有不同意见，结果通过了数条修正案，包括一条重要的要求，在每地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至少有４０％的投票人表示支持，有关立法才能实施。我虽然没有公开鼓动人们在民意测验中投“否定”票，但我希望出现这种结果。１９７９年３月１日在苏格兰投票，仅就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而言，勉强达到了多数，但离有资格参加投票的人数的４０％相去甚远。在威尔士参加投票的人以很大的多数表示反对。放权一事暂时呜呼哀哉：我没有为它哭泣。
从这时起，看来政府很难继续执政了，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在什么情况下举行大选却是难以预料。首相拼命拖延关于放权的讨论，而不是直接去废除放权法。但他的潜在盟友却在准备离他而去。苏格兰党再没有理由使工党执政，它想早日举行不信任投票。自由党希望早日举行大选，尽管它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虚弱。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它的前领导人杰里米·索普即将受审的尴尬处境。他被控告犯了蓄意谋杀罪，后来宣布他无罪。人们承认，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分子也许能被说服，他们比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特性。
这就是说，北爱尔兰的议员——包括１０名北爱尔兰统一党议员，一名社会民主自由党议员，一名独立共和人士议员——看来将起决定性作用。格里·菲特是一个社会民主自由党人，已与政府疏远，因为政府企图用给北爱尔兰更多席位的办法讨好北爱尔兰统一党。弗兰克·马圭尔是一个独立共和人士，他的态度完全不可预测。北爱尔兰统一党的多数人曾准备在增加北爱尔兰席位的立法在议会通过之前，仍支持现政府执政：但这一点在３月１５日已经做到。现在公众中很多人在谈论，北爱尔兰统一党无论支持两大政党中的哪一个党执政，其代价都是要求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把大陆与北爱尔兰连接起来，并要求加强北爱尔兰地方政府的权力。艾雷·尼夫代表我方负责与北爱尔兰统二党讨论；他已经与北爱尔兰统一党建立了个人联系。
我们很多后座议员患要早日举行不信任投票，但最初影子内阁没有开火。原因之一是我们需要反对放权的工党议员支持我们，以确有把握地在议会通过废除放权法的命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太信任政府。而且，与以前的场合不同，那时只是有可能通过在下院投票使政府下台，现在，除非我们确有把握获胜，否则我们非常不愿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在困难时期，如果政府获胜，它就得到加强。３月２１日当我们在影子内阁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决定，除非苏格兰民族党、自由党，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就不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作走向执政的交易，是没有问题的。
３月２２日星期四，首相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使放权问题拖而不决并把苏格兰民族主义党争取过去。他在议会发表声明，提出放权问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当天晚上他又作了首相广播讲话。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取胜机会，当苏格兰民族主义党和自由党看来将要表示支持我们的不信任动议时，尽管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还没有这种表示，我同意提出这一动议、结果在下午７点前我们提出了不信任动议案。保守党的督导们现在全力以赴，说服少数党注意使他们的处于犹豫状态的议员到时投我方的票。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保证保守党议员全体出席投票。幸运的是，没有人害重病，”尽管其中一位议员的车子在公路上翻了车，另一位议员的夫人前一天去世，但仍坚持前来投我们的票。
令人可笑的是，那天晚上最为难办的是威斯敏斯特的饮食业职工罢工。即使督导员的要命威胁，也无法阻挡保守党议员溜出去到他们的俱乐部或萨伏依旅馆吃点东西。威利·怀特洛和我在督导员的办公室与汉弗莱·阿特金斯以及他的同事们，一起吃了斯潘塞·勒·马钱特和托尼·贝里从福特纳姆店买来的两大盒食品。但我的胃口调动不起来。辩论的开场发言已经过去，我感到就讲演技术来说，谁都没有取胜，这与我的预料差不多。坐在我们临时搭起的晚饭桌旁，威利、汉弗莱和我知道，结果将是非常接近，很难断定成败，而这次投票结果又是利系千钧。也许他们真地是那么想的，也许他们不想使我精神高昂，以免因微弱少数而失败时遭受打击。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政府这次还能蒙混过关。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听取结束发言。迈克尔·富特代表政府一方的发言，可谓众议院有才华的讲演家的杰出发言之一。但是，要说服捉摸不定的议员，仅仅靠言词是不够的；结局全看议员们的决断了。
我们在一片叫喊和混乱中开始走出会议厅进入走廊。投完票后，我回到我的位子，坐在威利、弗朗西斯和汉弗莱旁。等待着得知我们的命运。汉弗莱想设法使我早一点得知投票结果。他让高级督导员之一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迅速走过我们的走廊，站在走廊的另一端出口。由于某种原因，保守党议员总是比工党议员更快地通过走廊，即使他们不是处于少数时也是如此。我们刚刚走过走廊，约翰·斯特拉德林就会得到我们的得票数信息，而他同时还在听着另一条（政府）走廊的数票数。他们一结束数票，他就会知道我们是获胜了还是失败了。如果我们没有获胜，他就回来，站在议长的座椅的旁边。如果我们获胜了，他将竖起一个手指，这样汉弗莱就可把这一消息告诉我。这个秘密通讯方式只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我只看见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回来，然后汉弗莱探过身子用舞台式的耳语告诉我：“我们胜了！”
宣布的数字证明了这个消息。“赞成票３１１，反对票３１０。”这样，我最终获得了机会，我唯一的机会，我一定用两只手抓住这一机会。
第九节艾雷两天以后，我正在我的选区参加一项活动——为了使残疾人能买到较便宜的车，一个买车组织正在为此募集基金。我将在会上讲话。但此时我的心至少有一半仍在考虑当天晚上党的竞选广播讲话。这时德利克豪走过来对我说：“我想应该告诉你，一颗炸弹在议会附近爆炸了，人们认为是在车库。至少有一人伤势严重，但不知是谁。”
在我们驱车去波特兰—波雷斯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室的路上，有１００种可能性闪过我的心头，尽管都没想到是谁。到了录制室后，我还没有化妆，一个制片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告诉我受害人是谁。他是艾雷·尼夫。他的伤势很重。从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出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在他的车下安了一颗炸弹。当他在下议院停车场开动汽车时炸弹爆炸了。看来他很难幸存，实际上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可能已经去世。听到此事后，我无论怎样也无法作广播讲话了。我给首相打电话，作了解释。我惊呆了。此后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从内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许多危险于不顾，他竟然死在一个比普通杀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