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一节在经济学的背后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如果说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反映了造就他这个人的非经济方面的价值观，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专业知识或正直人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是：“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那些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但是，现存的经济学家也同样是外界影响的奴隶。凯恩斯本人就是这样——他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一位成员，这些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同时，也微妙而肯定地在经济学中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法则和约束，因而，“凯恩斯主义”就与它成了同义词。
所以，我自己对经济学的看法也来自在我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里的个人经验。我的“布卢姆斯伯里”是格兰瑟姆——卫理公会教、食品杂货店、扶轮社以及在那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受到尊重的所有严肃和持重的美德。毫无疑问，就像对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信仰某种经济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在罗伯茨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真实情况是家庭与政府之间的共同点比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愿意接受的要多得多。虽然藐视基本法则对国家和对家庭来说其结果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仍然都是灾难性的。的确，对国家来说，灾难要更加严重一些，因为它们能使整个民族与它们一起遭殃。
对我的养育和我早期的经验不仅使我知道了政府不能做什么，我也以赞同的心理深刻了解到了我后来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或者“自由企业制度”，对我政治上的同代人（他们年龄一般多少要大一些）来说，是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的所谓失败使他们相信必须要找到更好的什么东西；但对我来说，我们铺子生意的兴隆以及格兰瑟姆喧闹的市中心却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是陌生的和严酷的；但对我来说，它是亲近的和有创造力的。我看到，是因为满意的顾客才使我的父亲得以增加他雇用的人员。我知道，是国际贸易才把茶叶、咖啡、食糖和香料带给了我们店铺里的常客。除此之外，我感到做生意与在任何地方任何集市上所看到的情况一样，是充满活力的、人道的、社会性的，还可以进行社交。事实上，它虽然严肃，但也有趣。没有什么课程能比在一个街角的店铺里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经济。我在格兰瑟姆所了解的一切使我确信我所听到的对资本主义的抽象批评与我亲自经历的现实不一样。因此就战后英国因袭下来的经济智慧而言我是打过预防针的。由于主要受凯恩斯的影响，但也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那些年人们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预能够改善经济情况。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能以开明的办法使用国家的大权，国家就能使个人、家庭或工商企业摆脱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花费超过其收入正走向毁灭时，（按照新的经济学观点）国家却走向繁荣与充分就业之路。当然，事情从来不是这样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例如，政府的赤字是要用在“反周期的”方向——即用来补偿萧条带来的影响——而不是无节制的。那时口头上也说有必要避免把福利水平提得太高以致人们不愿外出工作，但在这一切的后面，几乎大家都认为，政府的支出无论在道义上或在实践中都要比私人支出更可取，因为它有更高的、更合理的既定目标。在我一点没有读米尔顿·弗里德曼或阿兰·沃尔特斯的著作之前，我仅知道这些说法不可能是真实的。节俭是美德，恣意挥霍是堕落。如果政治命令能够中止人类行为的法则，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了。也许在我先后担任反对党领导人和首相的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一项最大的变化是绝大多数决策者（甚至经济学家）都改变态度同意了我的意见。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增加政府借款的后果会将利率提得比不增加借款时更高。如果人们预料更大的赤字会使未来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会加剧通货膨胀，情况更会如此。这样，让预算赤字上升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我在其他地方谈到的１９８１年的预算，就是以这一认识为基础的。当时３６４位经济学家发表声明攻击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无疑，他们认为这一战略对当时占上风的正统做法是一个直接桃战。这一挑战成功了。１９８１年夏天的数字预示经济将要恢复，下一季度的其他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１９８３年的经济情况如此之好，再加上对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反映，它们保证我在大选中能取得最顺利的胜利。就好像与政府借款一样，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有几十年，政府根据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平衡效果”——所谓的菲利浦斯曲线——这一假定在调整经济。现在，人们已广泛同意，从长远看，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微观经济变化——如放松管制——而不是宏观经济操纵在决定所提供的工作数量。现在已没有什么人声称他相信“某一”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是可取的。过去一些政府认为，它们非常聪明而工资谈判者非常愚蠢，所以前者能通过通货膨胀减少后者的实际报酬。而现在我们知道，多年来，情况正好相反。工资谈判者不仅没有低估将来的通货膨胀，还经常过高估计了通货膨胀，因而提高了他们的要求。因此，所谓的“货币幻觉”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削弱了竞争能力。更糟糕的是，很难从制度上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计，这是为什么要经过许多年才能获得低通货膨胀率的好处。
我比我的许多同代人在政治上占有的一大优势是，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服他们有关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而技术上的论证和深刻见解与我的基本本能和早年的经验如此吻合，因此，我很容易就被说服了——而且我的信服又有助于我去说服别人。
８０年代的英国我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任首相期间，有机会在经济政策中实施这些信念。我很幸运有杰弗里·豪、奈杰尔·劳森和约翰·梅杰这三位非常能干的财政大臣帮助我。在８０年代，我们打算实行与战后大多数时期目标基本不同的政策。我们认为，既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就业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满意的顾客，因此没有理由拟订“充分”就业这一指标。而是政府应该建立正确的、健全的货币结构、实行低税收、少加管制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至于政府的财政，的确有限地继续执行了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在１９７６／７７年度和１９７７／７８年度之间实际削减了６０亿英镑的公共开支，以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标志着首次公开利用货币指标来指导政策的协定条款，都是朝着我所相信的做法迈出的重大步骤。但是它们的实施来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机会就被放弃。事实上，工党政府在最后一年再次允许公共开支上升后，已经在开始放开上述做法。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工党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没有与其他至关重要的辅助性措施结合起来，如大幅度削减边际所得税税率、改革工会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因此，它们只是部分补救办法，因为缺少促进企业所需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到唐宁街时对如何搞好英国的经济有一个总的想法，而不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因为各个领域里的进步都有赖于经济和政治情况。例如，我们第一个预算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减少所得税，这一方面是因为边际税率，特别是对那些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妨碍了就业，并鼓励人们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宣言中已作出了如此坚决的保证、但是当必须履行的政治与经济责任互相发生矛盾时，经济的需要应该占第一位，如我们提出了直接税，这是为了在那个不得人心但很关键的１－－９８１年的预算中控制赤字和制止通货膨胀。
经济战略有４个互为补充的基本组成部分。按时间和重要性说，首先是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中以及在英国人的心理上已经根深蒂固。在战后的年代里，它连续不断地达到更高的高峰。如我所讲过的，在１９７５年已危险地接近极度通货膨胀。结果，更难以消除通货膨胀。只有长期坚持减少货币增长和改变人们期望的政策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８０年代起，在中期财政战略的构架中采用了货币政策，辅之以减少政府借款的财政政策。像任何真正的战略一样，它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例如，当作为货币政策一项措施的某一货币总量出现问题时，就有必要想其他的办法。还有，像任何战略一样，它自己不会消除错误的可能性，但它限制了这类错误的范围。由于过去几年坚持了这一战略，因此，尽管有困难，它获得了信誉，这本身就增强了对经济的信心。在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６年期间，由于中期财政战略一直是我们政策的核心，因此使通货膨胀从（１９８０年５月的）２１．９％这一高峰下降到（１９８６年夏季的）２．４％。在８０年代中期，它平均为５％左右，直到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我所反对的对前联邦德国马克的汇率尾随使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它上升得很快，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达到了１０．９％的高峰。在我离职的那个月它开始下降，在１９９１年下降很快，那时，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的高利率已经再一次地控制了货币增长。直到我离职时）对国内货币情况的估计一直是最后决定通货膨胀政策的因素。
可是，一个月以前，英镑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这充实了中期财政战略。这是想向金融市场表明我们致力于低通货膨胀的决心是不动摇的。但是那时在汇率机制内维持平价成为了它自身的目的，因为汇率机制变成了更加僵硬的体制，变成了走向单一货币的传送带。这导致了货币的过分反应，肯定会使通货膨胀很快下降，但代价是会使英国经济遭受异常严重的衰退。最后，这一政策无法支持下去，英国只得离开汇率机制。
自那时以来，政府执行了一项谨慎的政策，通过回到某种国内的货币主义使通货膨胀下降。这表明政府正确地重视稳定物价。现在所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像原来中期财政战略的可靠的构架，这对预期的通货膨胀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抑制因素。这不应该包括英镑回到即使是经过改革的汇率机制，因为市场很清楚地知道你能够再一次离开你曾经离开过的机制。它也不应该承担给予英格兰银行新的自主权。最终是政治家必须对经济政策负责。但是他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就不会重复这些错误。
８０年代第二个优先考虑的事项是控制英国的财政。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度，公营部门借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９．２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措施的影响下，工党政府对它进行了控制，但在１９７９年大选时又上升了，当时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超过了５％。１９８１年的预算牢牢控制了公营部门的借款，在我担任首相时，对此从未放松过。在１９８７／８８年度与１９９０／９１年度之间，我们还偿还了２７０亿英镑的债款，将国民收入中政府债务的比例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公共开支费用，虽然由于１９８０／８１年度的严重经济衰退使更多的人失业，使政府的岁入减少，从而增加了公共开支费用，但我们仍扭转了以前的长期趋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共开支的比重在１９８２／８３年度与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之间持续下降，在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低达３－－９．２５％。在１９８９／９０年度与１９９０／９１年度期间，这一比例回升了１％，达到了４０．２５％。这部分原因是地方当局大量超支（它们知道可以将此归咎于社区税），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推动１９９０年实行的国民保健制度改革，还有部分原因是经济正走向衰退。可是在这整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公共开支费用比重从１９７９年的４２．６％下降到了１９９０年的４０．２５％。由于这些年对公共开支加紧控制，才有可能减少税收。杰弗里·豪的１９７９年预算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３３％降到了３０％，改变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８３％降到了６０％，投资收入也从９８％减少到了７５％。奈杰尔·劳森的１９８４年预算对公司税作了基本改动，实行了资本减免和减少了公司税率，以鼓励更加有效地利用企业投资。奈杰尔的１９８８年预算完成了削减所得税的计划，使较高的税率降到了４０％（无论是储蓄收入还是工薪收入），将基本税率降到了２５％。
８０年代的目标是实现健全的财政和低的边际税率，后来这些目标实现了。我离职不久，政府作出的决定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提高了儿童福利，增加了国民保健制度、交通和地方当局的支出。再加上当时在汇率机制中英镑溢值促进了经济衰退，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还带来了一系列大的预算赤字——在１９－－９３／９４年度为４５０亿英镑，达到了高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７％以上——税收的增加部分也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２％以上。显然，越早扭转这两方面的情况越好。这就要求更加严格地控制公共开支费用，明智而审慎地使用首相的词汇中最有用的单音节词，“不”。
８０年代取得的某些进展已经让位给主张增加开支的院外活动集团，但是那１０年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缩小。由于我们在８０年代有效地控制了财政支出，特别是将基本退休金和其他长期性福利与物价而不是与收入挂钩，以及按比例缩减与国家收入有关的养老金计划，英国的情况已经比没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其他欧洲国家好，如表所示（见下表）：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将得到的潜在好处会变得更大。一般说来，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趋势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数较少的劳动力养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长的上了年纪的人。这就得大量增加税收。蒂姆·康登教授认为，由于这些趋势，“９０年代后期，联合王国的税收负担可能比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少１５％至２０％。较低的税收，再加上企业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气氛，这将增强英国作为外界向欧洲投资的主要场所这一地位。
目前和计划中的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支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德国４９．４％４８．９％４８．６％４７．２％法国５４．８％５５．３％５４．３％５３．４％意大利５６．２％５６．ｏ％５５．１％５４．ｏ％丹麦６３．１％６２．８％６１．９％６０．９％瑞典７１．８％６７．４％６７．３％６６．６％美国３４．５％３３．６％３３．６％３３．７％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展望》，１９９４年１２月附表１９９４—９６年的数字是预测数字。
８０年代我们经济战略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促进私营企业和私有制。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我想打破国家现状的平衡；在这方面，私有化能起关键性的作用，１９７９年，只有航空与航天工业和造船工业作出了非国有化的明确保证，此外出售了国家货运公司的股票。但是我们的胆子变大了，我们边干边学。一个个国有企业的财政情况好转了，在经济气候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已作好了私有化的准备。到１９８３年大选时，准备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名单已经增加，它包括英国电讯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罗尔斯·罗埃斯汽车公司、部分英国钢铁厂、英国的莱兰汽车公司和飞机场。继英国电讯公司之后，对具有不同结构和不同管理体制的煤气、水、电等其他公用事业也实行了私有化。在我离职时，工业中的国有部分已减少了６０％。主要是伴随着私有化而推行的更加广泛的股权制计划，使大约１／４的人拥有了股份。我试图重建一个自由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鼓励建立一个拥有资本的社会。我感到在实现这两个日标方面我已经走得很远，甚至比我期望的走得还要远。
最后，还有一个广泛的结构改革计划——自然，削减边际税率和私有化也是它的一部分——以使市场运转得更加有效，即所谓的“供应经济学政策的革命”。从１９８０年起，我们实行了“逐步”的工会改革计划，其中，减少了工会豁免权的１９８２年《就业法》是至关重要的，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矿工罢工的结局有效地巩固了新秩序，即就业要依靠满意的顾客而不是使用集体力量去勒索补贴。劳资关系有了相应的改善。在我最后担任首相的１９９０年，产业停工数是１９３５年以来最低的。诺曼·福勒１９８８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对工会改革作了补充，通过减少所谓的“贫困圈套”使工作更有意义。工资委员会过去的工作是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类标准导致了人们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后来对这种委员会进行了改革，不再为２１岁以下的青年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后来又取消了这类委员会。当我开始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主张制定收入政策的人与主张“自由集体谈判”人们之间进行的大辩论。在我任期结束时，已经取消了收入政策及其所有累赘的曲解。而且工资谈判也远不是“集体的”。加入工会的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从５０％下降到３５％，这是劳力市场更加灵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标示）。
但是，我们所进行的旨在使市场运转得更好的改革当然没有局限于劳力市场，它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以及对物价、收入和股利的管制。在财务服务方面，我们促进了更大的竞争。我们减少了对私人出租房屋的控制以鼓励人们提供更多的住房，给公营部门的房客很大的折扣购买住房。在教育、国民保健制度和地方政府方面也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促进公营部门的竞争，以提高货币的价值和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月标：降低通货膨胀，控制财政和随之而来的削减税收、私有化和实行供应经济学政策的改革。此外，每一项目标都有其自身价值，同样有助于减少国家的作用，使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我在８０年代所执行的经济计划基本上改善了英国的经济？有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证据仍在增加一一表明情况的确如此。
生产率是关键。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国家是那些劳动力和资本创造了经济价值的国家。生产率不高的国家虽然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的汇率进行一些管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不会享有高的生活水平。英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与美国之间生产率方面出现了大的差距。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欧洲也很快地赶上和超过了我们。在７０年代，我们在主要工业国中的表现是最差的，而且差得很远。
但是８０年代出现了重大转变。美国劳工局关于制造业中每小时产量的数字表明，自１９７９年以来，英国生产率的增长比其他任何主要的工业国都快，特别是１９８５年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生产率增长的远景已经在改善，我们不仅仅是只看见了一次性的、“你追我赶的”效果。虽然生产率的增长在制造业特别明显，在服务业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在英国整个非石油经济中，每个工人的产量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期间每年增长了１．７％（这超过了经济周期），而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间每年只有０．６％。
一系列其他的证据也表明８０年代的政策在英国经济中导致了结构改革。只要这些改革不被错误的政策所彻底改变，到２０００年将使我们的情况处于良好状态。衡量经济成功的一个方法——当然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方法——是它能否兴建新的企业和增加新的工作。虽然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减少就业，但生产率的增长对于使企业能够参与竞争从而可以提供稳定的、高工资的就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毫不足奇，８０年代的就业人数增加了１５０万。意义深长的是，即使在１９－－９２年底长期失业达到了高峰，但它比上一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数字还要少２５万人以上。
在英国，由于我们长期致力于放松管制，因此与邻国相比，我们受在欧洲流行的管制病、高税收和总体主义——它抑制了可能出现的工作机会——的不利影响也要少一些。可是，如果未来的政府要支持马斯特里赫特《社会宪章》，更不用说再回头实行最低工资条例，那将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当我们需要的是美国式的灵活时，这些条例却迫使我们接受欧洲的硬化症。
国际生产率的增长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制造业中每小时产量
（１９７９年＝１００）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３英国１００．０１２７．１１５１．１１７４．８美国１００．０１１２．４１２６．３１４１．７德国１００．０１１２．９１１９．７１３０．６日本１００．０１２６．１１５２．３１６８．５意大利１００．０１３４．３１４７．１１７５．９法国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１３９．５１４６．８荷耸１００．０１２７．８１３８．３１４４．０丹麦１００．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７１２２．６挪威１００．０１１８．７１２８．９１３８．４瑞典１００．０１１９．４１２９．５１５６．０加拿大１００．０１１５．４１１５．６１２６．９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生产率的增长
１９７３—７９１９７９—８５１９８５—８９１９８９—９３英国６．３％２７．１％８．９％１５．７％美国无１２．４％１２．４％１２．２％德国２８．１％１２．９％６．０％９．１％日本３９．３％２６．１％２０．７％１０．７％意大利３９．７％３４．３％９．６％１９．６％法国２８．９％２０．１％１６．２％５．３％荷兰３８．１％２７．８％８．３％４．１％丹麦２７．８％１３．０％０．６％７．９％挪威１３．１％１８．７％８．５％７．４％瑞典１６．９％１９．４％８．５％２０．４％加拿大１２．９％１５．４％０．２％９．８％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局的统计数字，１９９４年８月。
通货膨胀、工业效能和提供就业机会是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但最终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是经济增长，就此而言，经济已经得到改善的全貌也得到了肯定。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人们自然要考虑经济周期的效果。在进行评价时，我们可以看到，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间，英国非石油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不到１％（欧洲经济共同体平均为２。５％），而在８０年代，它每年上升了２．２５％。这与国际上的趋势正好相反，因为整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地区在８０年代没有改善。再次叙述８０年代的这些事实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澄清是非。低估当时发生的一切就很可能会使政府回头寻找其他办法，实际上是７０年代灾难性的药方的回笼。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在美国，主要的共和党人试图与里根时代的做法拉开距离，结果在１９９２年使民主党人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使他们成功地以“该是变革的时候了”为主题赢得了选举。事到如今共和党才看到，只有发展而不是背离“里根主义”才能取得成功。８０年代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低通货膨胀、更大的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边际税率——都表明了什么方法奏效，而７０年代的情况则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什么方法不能奏效。第三节为什么是西方？当然，不可能在真空里很好了解自由企业经济学的药方，更不用说有效地利用它。这些药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条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的经济条件。为什么只有现代的西方文明才导致了持续的繁荣，从而在过去２５０年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前景，这很值得讨论。显然，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力结合所产生的机械结果。经济的进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科技的发展，因为科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自身又为文化和其他条件所促进。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学与技术。的确，这一条才突出了现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水手们使用的罗盘，但是不像西方，他们没有利用它们建立一个海上帝国。西藏人发现了轮运动，但只满足于利用它制作祈祷轮。拜占庭人发明了发条装置，但仅将它用于宫庭的礼仪，在来访的大使们面前将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状况不能作出全部解释。基督教对每个有责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视，对于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正教会的东方。它的影响显然很不一样。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国教或许也起了作用，但是这不能解释中世纪银行业与商业的发展或威尼斯的兴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释”忽略了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解释。但是有两个特殊因素表现得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更加广泛的历史解释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后政策的指针。第一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发展工商企业、银行业和贸易所必需的信心。显然这为现在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所执行的战略具有重要含意。第二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在关键性时期，“欧洲当时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和管辖地区”。因此，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执行破坏经济自由（或者其实还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动力的这一政策而不担心会失去资源，因为尽管困难和费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干的人最终可能把他们的技术和资金带到其他更欢迎他们的国家去。今天，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不同的立法、财政和管理制度之间的竞争仍然是抑制滥用权力和制止社会贫困化的因素。现在有些人想将欧洲的民族国家淹没在欧洲合众国之中，使集权的官僚政治通过协调各种条例不让任何企业逃出它的控制。
第四节拉丁美洲在“西方”这一辽阔的框架中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一个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拉丁美洲，因为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模式在那里进行了试验。第一种是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义”，它的传统更久远一些，但不那么荣耀。它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行政机关，后来左的和右的腐败独裁政权一直将它延续下来。后来，促进“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组织又给予它太多的支持。重商主义的基础是经济权力集中在中央手中，使之有利于有权势的个人和集团，并阻止外来竞争。拉丁美洲国家未能享有北美的日益繁荣，它负有主要责任。德索托先生对秘鲁利马的经济情况最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于腐败的、不可预测的过多管理，它现在已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这种经济正支持着人们对住房、市场和交通的需要。
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得不把８０年代的许多收益用于偿还债务。这些债务是借来向７０年代犯有方向性错误的政策提供资金的。可是，由智利带头，后来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现在又有秘鲁，它们都已经基本改变了“重商主义”的做法，走向有限的管理、更加健全的财政、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也很重要的叫点是，尽管往往有国际机构的劝告和援助，但不是因为它们的劝告和援助在拉美也出现了这一清晰可见的新的方向，就像在亚大地区经济取得了成效一样。
当然，由于国际上对皮诺切特将军政权的敌视，智利被迫采取单方面行动，通过自由经济药方重振它的经济。后来在民主政体下，继续利用了这些药方。因而智利减少了货币供应以限制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进口关税，欢迎外资，促进了私有化（出售了３５０家国有企业），甚至使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了私有化的影响。各方面都感到取得了成效。出口带动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此外，·智利的经济也更加均衡、更加多样化了，因而能更加抵御各种不利因素。智利过去几乎完全依赖铜的出口。现在已出口计算机软件、酒、鱼、水果和蔬菜，其数量之大甚至使欧洲共同体现在都在叫嚷要抵制它的产品。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显著地表明自由经济如何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墨西哥的情况很相似。有几十年，准独裁的总体主义政权使墨西哥人一直陷入贫困。１９８１年我在坎昆参加“南—北”最高级会议时，墨西哥仍在顽固地将投资错误地用于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它躲在关税壁垒的后面，执行着再分配的社会政策。的确，那是一个宣传第三世界夸夸其谈的非常恰当的场所，当时听到了那方面那么多的议论。但后来我在１９９４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它在萨利纳斯总统的领导下，发生了受人欢迎的巨大变化。通货膨胀已经下降。财政状况良好，关税已经减少，工会权力受到抑制，在原来的１１５５家国有公司中，已有９９６家被出售、合并或关闭——包括出售了１８家国家银行，这是世界各地金融服务部门所经历的最大的合并与收购过程。墨西哥最近的货币危机在国内外产生了连锁反应，它不是上述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选前传统的挥金如土。当这些遇到墨西哥固定汇价的限制时，出现了资本外逃，比索暴跌。这一教训表明，如果要稳固地实行微观经济改革，它要有可靠的货币和正统的财政，
可是，我在１９９４年第二次访问墨西哥时，它正要与美国签订一项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在早些时，当反美情绪和保护主义倾向占上风时，要采取这一积极行动是不可想象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有着更加广泛的意义。在过去，拉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一般是为了关闭边境防止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竞争。现在，和安第斯集团（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中美共同市场和南方市场集团（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一样，参加国把这些贸易协定视为促使贸易更加自由的手段。
不管阿根廷人当时对福克兰群岛的战败是怎么想的，它震动了阿根廷人民，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府，并且最近在梅内姆总统的领导下，收到了自由市场政策的经济实效、通货膨胀下降了，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计划，减少了补贴、管制和关税。经济增长很快。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国，人口占第六位。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它的潜力最大。即使在过去执行了基本上是不对路的政策，其经济增长率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它已认真开始执行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和促进私有化的政策，虽然为了限制过严的行政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腐败，它仍有许多事要做。经济乐观和政治谨慎，这也是对秘鲁情况的恰当的反应。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带来了好处，私有化计划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强劲有力。但是，如果自由企业经济所带来的充分好处要克服“重商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还需要有政治的稳定。
第五节亚太地区世界上经济最成功的地区是亚大地区，它们的增长率最高，产量每１０年就翻一番，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０％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资来源。当然，有必要将各国的制度、文化和国情分开。例如，日本强调通过共识作出决策，它的社会秩序井然。它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金融与工业联合企业，以及它比较不太发达的销售制度，使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准模式不同。韩国的经济同样受到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的工业联合企业的控制。
但是，在整个亚大地区，情况决不完全一样。在中国，７０年代末政府决定首先允许在农业，然后在其他方面出现了事实上的私营部门。的确，中国人在这个整个地区都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办企业的才能，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取得了成功。在香港，中国人的天赋在英国人的政治和金融机构的框架内显示了出来。虽然香港只有６００万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贸易经济使它在世界贸易中名列第８位。
尽管亚太各国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经济又有某些共同点：政府的支出、借款和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低的，它们没有过高的福利负担。劳动力很有积极性，工作效率高，而且报酬越来越好。把亚太经济成绩讽刺为建筑在低工资而不是高的生产率上，这越来越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即使是日本和韩国比较更加严格的管理体制与最温和的社会主义也相距很远。它们的政府坚决放弃社会工程，极力主张成功应该得到报偿，并且重视独立的小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像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一样，文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成功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印度位于亚大地区的边缘，凭着本身的实力，它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它的例子也有教育意义。英国留给印度的遗产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是有法治，有廉政传统，有共同的语言，当然还有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可是相应的不利因素是过分官僚化，国营部门人员过剩以及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与剑桥大学的社会主义影响了两代当地的政治家。财富的再分配、工业计划、补贴、物价和外汇管制、垄断、进口许可证，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关税率，所有这些政策都与其他类似的国家和大陆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贫穷。摆脱这一自我毁灭的经济制度的第一步，始于６０年代末的农业改革。在拉吉夫·甘地的领导下，这些改革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在１９９１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任命纳拉辛哈·拉奥任总理、曼莫汗·辛格任财政部长，印度才稳步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已经大大降低了关税率，并且还将进一步下调。外汇控制已经解除，并在鼓励外国投资——外国公司正在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由于取消了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粮食生产增加了，农民开始能够购买现代化的设备。一个新的、自信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印度经济正在大力增长。在亚大地区的另一边缘地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经济试验。早在印度之前许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受到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公有制（往往是垄断所有制）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控制在澳大利亚走得更远。但是在新西兰，“没有学说的社会主义”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成为了主要的口号。当时这两个国家能够暂时承受左翼和右翼政府执行集体主义政策给经济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涸为它们有能力出口商品，特别是矿产品和农产品。它们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初，大家已明显地看出经济已经相对下降到了什么程度，需要找出一条新路子。
在澳大利亚，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工党政府保留了对劳动市场过多的控制，但取消了许多财政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放弃了保护主义。澳大利亚经济对于竞争性的压力实行了有限的开放，扭转了经济增长率的螺旋式下降。但是由于没有随之采取解放劳动力市场的措施，因此使失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至于新西兰，首先在工党政府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后来又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鲁思·理查德的领导下，它走得要远得多，因此效果也好得多。它解除了财政方面的控制，废除了进口限制，降低了关税率，欢迎外国在服务性事业方面的竞争、减少了失业福利，降低了所得税，将重点转移到了间接税。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和澳大利亚不一样，它解放了劳动力市场。结果年增长率超过了４％，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失业下降，通货膨胀率很低，而生产力在增长，企业在投资。新西兰与英国传统上的相似点使得前者的成功——由于执行了我于８０年代在英国所执行的同样的总的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非洲问题由于非洲政府执行了与“发展计划”集体主义概念有关的、指导方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因此受到的损失甚至比拉美或印度更为严重。但是，像“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相信可以违反经济学的规律而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一直提出了同样含蓄的理由（或借口，按照各人的看法），即非洲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为了对这一理由进行辩护，提出了许多论点。总的说来有：不发达，当地缺少投资资本，过分依赖单一商品，鼓励“新生工业”，或非洲人及其文化有其“特殊性”———种更加危险的准种族主义的含意。自然，在非洲问题上，文化因素的确在起作用，特别是当时即将离去的殖民政府在将非洲国家组合在一起时，对部族和宗教间的差别注意不够。但是，首先像彼得·鲍尔所指出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说明了两点。第一，如果两个民族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同一个政治制度下，一个民族通常要胜过另一个民族；如果一个民族生活在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政治制度下，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人们会胜过他们的姻亲。一个常识性的结论是要选择一个使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即使它会使具有不同文化倾向的不同种族之间出现相对的不平等。所以，如果一个人知道放弃了有限管理这一经过考验的模式、法治和自由市场会带来什么结果，他就会懂得为什么非洲国家在殖民时期结束后的经济状况如此糟糕。
情况的确非常糟糕。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非洲按人口平均产量事实上下降了，因此，非洲比６０年代更穷。可是按人口平均计算，非洲人在８０年代从西方获得的发展援助的份额比其他人都大。为了贴补城市的显贵们而对农产品价格实行的控制破坏了农业，就像与出口销售局有关的没收性政策和强制执行野蛮的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后果一样。外国进口和外国投资受到了阻挠。积累起来的大量外债被用来建造了一些构思错误的、为了树立威望的工程。由于这类错误，有一种倾向，即对非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此必须要进行抵制。无论怎么说、西方国家应该回忆得起，像世界银行这类机构的所作所为以及促成这些愚蠢行为。的那些西方经济发展学家所起的作用，没有什么可令人感到自豪的。
此外，对非洲经济情况作一更加仔细的调查会对某些先入为主的见解提出异议，以南非为例，在矿产资源、经济发展和结构严密方面，它是突出的。到目前为止，关于秩序会遭到破坏这一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对此，该国主要的政治家们值得大加赞扬。但要极力缩小它的经济问题，或者认为大量外资的流入会解决这些问题，这对南非一点好处也没有。国家对投资的指导大多，而竞争太少。工业联合大企业的利益未受到接管的威胁。强有力的总工会南非工会大会推动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在工业中，它的工资与台湾大体相似，比韩国要高，大约是巴西的一倍。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用于购买节省劳力的装备，失业人数非常多，从而带来了贫困。不幸的是，在大选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一些不那么负责任的成员，他们的社会主义高调和不切实际的期望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但是，前进的道路仍然要采用我们为其他过分集体化的经济所采用的办法：减少通货膨胀和税收，控制公共费用，减少规章条例，促进竞争和避免采用保护主义。要提高南非黑人所需的教育质量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费的唯一来源是造就适当的条件创造财富。唉，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也没有捷径。
其他国家的经济证实自由企业经济在非洲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能有效地成为取得进步的源泉。东非正在进行一场悄悄的革命，它是如此的宁静以至也许无法得知它的经验教训。我感激波得·安怀尔。哈里斯和ＧＴ管理公共有限公司使我得到以下许多材料。传统上，过去未把肯尼亚这个东非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列入该地区管理不善的范畴。但是现在，乌干达、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所有这些以前因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陷入穷困的国家，现在在向前迅速迈进。乌干达控制了它的通货膨胀，将预算赤字变成了结余。它几乎取消了外汇管制，欢迎外资，并且对农业销售局实行了私有化，因该局曾给棉花和咖啡生产带来了很大损失，现在它计划开办一个证券市场。赞比亚的私有化计划虽然进行得很慢，但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大的进步，并且开办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坦桑尼亚降低了关税率，取消了对物价的控制，并且还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私有化计划。自然，政治不稳定仍使它们中间许多国家的经济进步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但是经济进步本身又为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创造了条件。在非洲大陆确立自由政治制度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促进自由经济。
第七节中、东欧也许对于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潜力最关键的考验是它在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在前苏联的应用。由于一些原因，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与中、东欧的其他新的民主国家分属不同范畴。（波罗的海国家，由于其历史和传统倾向西方，必须认为它们更接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它们经济改革的惊人成就也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俄国在农奴制结束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只有在很短的时期一一基本上是在１９０５年革命后——自由体制和观点才扎了根。布尔什维克革命７０年后，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留下了它自己的遗产：方向错误的投资，建得不是地方的工厂和电站，墨守成规的技术，任命官僚们担任工业企业的经理，没有积极性的劳动力以及在生态方面带来的灾难。本应当更早一些地做更多的工作帮助俄罗斯、乌克兰和前苏联其他国家建立自由经济。特别是，我们早应该准备支持货币局使俄国的卢布取得某种稳定。俄国人民理所当然地不信任他们的政府有能力提供稳定的货币。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不让政府再管理货币，实行“硬卢布”，使类似我们于１９８３年在香港建立的货币局对它进行牢牢的控制。货币局最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联邦储备委员会代表的支持下，按固定汇率用硬卢布兑换美元。历史表明，这种透明的制度是有效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要使这行得通，俄罗斯需要足够的美元储备给予硬卢布百分之百以上的支持。西方本可以发现没有其他方式的援助比提供这种支持更有价值。
经济改革成功的奥秘总是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能一起工作，因为只有那时调整起来才更容易一些。以此为由，一些人现在批评１９９２年俄罗斯的改革者们在没有打破统治着经济的国营垄断之前就开放了价格。但是，在有人谈到莫斯科人简直不够吃时，价格自由化至少将货物送进了商店。无论怎么说，自那时以来，根据捷克斯洛伐克首创的担保人方法所制订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私有化计划，已经将大部分工业变成了私有企业。现在７０％以上的俄国工人在私育部门。的确，对产权的不确定、过多的官僚主义规章、高税收和普遍的腐败现象仍然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它们妨碍了外国投资，使企业成为了黑手党控制的黑市经济。但尽管如此，预言其前景非常暗淡看来是没有理由的。一些不可靠的数字说明它生产下降，但其他数字则更加表明私人消费在大量增加。无论怎么说，这正是由生产导向的经济变为由消费推动的经济这一转轨所必需的。在不能恰当地执行和维护法律时，还会出现许多不愉快的现象，但今天访问俄罗斯的人没有一个会声称俄罗斯人没有对发展工商企业的机会作出反应。事实上，今天西方人要给予俄罗斯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需要法治，没有这一点，俄罗斯的私人所有制就缺少合法性，也就不会稳定。
前中欧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虽是难以对付的，但其规模较小一些。自然，东德能够与欧洲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合并。匈牙利在其共产主义统治的最后几年已经向西方式的经济走了一段路。意义重大的是，当波兰政府，特别是捷克共和国政府最早作出了最大胆的决定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时，它们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就。
波兰最大的有利因素是共产党人大体上没有实行农业集体化。因此共产主义未能完全控制经济，就像面对天主教的抵抗它未能控制整个社会一样。可是，共产党人进行经济改革的企图失败了。确实，它最大的遗产是恶性通货膨胀。团结工会领导下的政府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它的设计师莱谢克·巴尔塞罗维奇有意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同时采取措施废除物价控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预算赤字和取消了几乎所有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通货膨胀显著下降。新的小企业应运而生，货物流进了商店。的确，它们的价格使人难以接受，但是许多人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说法只是根据虚构的统计数字得出的，因为波兰人以前已面临商品奇缺。后来，在改革里最后增加了私有化计划这一重要内容。现在，私营部门占了经济的５５％。可是，成功里也搀杂有失误。无节制的福利支出使预算赤字似乎会继续下去。自从在１９９３年左派取得政权后，私有化计划似乎放慢了。由于欧洲共同体对波兰产品没有充分开放市场，作为对这一做法的部分反应，波兰又有再一次提高关税率的倾向。可是，两下一平衡，改革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它的失败，以致波兰的经济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增长了大约４％，１９９５年的情况似乎也会一样好。没有必要把右派在１９９３年大选中的失败归咎为人们对改革进程本身抱有不满。由于（大多数新的民主团体轻率采取的）比例代表制，在一些互相竞争的小党中反社会主义票数的分散必须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在捷克共和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显著，这与斯洛伐克恰好相反，因为后者有意识地保持了更加社会主义的方向。当然，捷克人继承了工业成就的传统，甚至４０年的共产主义也未能将它消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列入世界最先进的行列，平均人口收入与法国相等。此外，捷克的改革家们与波兰的同行不一样，他们没有继承恶性通货膨胀，也未非得要寻求共产党人对他们改革措施的支持。在先任财长后任总理的瓦茨拉夫·克劳斯的坚定领导下，采取了激进的战略，没有对希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要求作出让步。捷克取消了价格控制，削减了补贴，急剧减少了公共费用，并且为了贸易原因可以兑换货币。通过担保人开始实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改变了所有制形式，现在有８０％的捷克资产在私人手中。经过了变革的创伤后，经济开始在健康的基础上增长（１９９４年为２．５％）。尽管旧的、”效率差的工业出现了轻度的经济衰退，现在失业率是低的（１９９４年为４％）。与波兰和匈牙利不同，在捷克共和国推动必要的经济改革的那些人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回报，这本身就是使改革会继续下去的最好保证。
可是，也许在原先东方集团国家中最小、最穷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能最好他说明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创造性潜力。阿尔巴尼亚曾经生活在时间停滞的情况下，与外界的政治或经济接触完全被切断。它没有像样的运输工具，无望的、过时的工业压在了肩上，农业完全实行了集体化，多疑的统治者在风景区到处修建了掩体。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再一次从头做起，它现在正在这样做。突然间大量的向外移民给阿尔巴尼亚的邻国造成了直接困难，但在那以后给它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再加上外援，于是开始出现了消费社会。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能从集体农庄和掩体抢救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开了用于新建的私人农场。由于政府已经取消了物价控制，这些农场很快能向人民提供粮食。阿尔巴尼亚现正取得几乎任何人都认为不可能取得的成绩：它的经济连续两年以两位数字在增长。当然，这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算起的。外国投资占了它低工资成本和缺少规章的便宜，正在利用该国的矿产资源和开发它的旅游潜力。
因此，原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不一，这证明了我的主要论点，即虽然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不是不重要，但是不管何时何地采用了自由企业这一方案就能奏效。此外，它的应用对于巩固民主也非常重要。最近对１０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舆论调查表明，几乎在每一事例中，对旧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怀念都与未能向自由经济快速转化有关。
第八节两种模式——英国和德国中、东欧的经济改革家们自然试图研究在他们想重建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最成功的模式。他们当中许多人把眼睛看着英国，特别是想学习私有化的做法，虽然这些做法必须适应不同的情况。但是美国和德国的例子最有影响。
美国与欧洲的资本主义模式有明显的区别。美国人传统上强调有必要实行有限的管理、少量的规章、低税收和尽可能灵活的劳力市场。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它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它一直比欧洲成功。自６０年代以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只增长０．３％，而美国每年是１．８％。此外，美国与欧洲不一样，它的大多数工作机会都是私营部门创造的。在欧共体内，失业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占失业人数的４０％，而美国是１０％。
在美国政府中有些决策人赞成对培训、工业政策和受管制的贸易进行干预。近年来他们对欧洲模式，特别是德国的模式，给予了许多积极的考虑。因此要了解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体制的弱点和毋庸置疑的优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世界上自由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榜样和代表在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上偏离了它，就会严重关系到整个自由企业制度。
战后西德成为了欧洲的主要经济大国，人们正确地把这称为“经济奇迹”。德国人的成就的特点是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生产率高。这反映了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政策的特点，特别是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政策的特点，当时他们对“社会市场”这一做法强调的是“市场”而不是“社会”。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由于国家干预和工会与行政的共同决定（即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增多，上述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税收以及对雇主规定的负担大大增加了，有人认为现在已接近工资的１００％。虽然德国的经济成就一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上面两个负担，再加上在扩大接纳前共产主义的东德时没有处理得很好而带来的冲击，以前促使德国资本主义取得了成就的某些特点如今却导致了严重问题，有征兆表明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工业的协商一致蜕变成较为死板的总体主义，这降低了德国工业灵活迎接来自亚洲和中欧挑战的能力。无论是对一个个的德国公司来说还是对整个部门来说，情况都是这样。意味深长的是，１９９４年德国雇主将东德的工资提高到西德的水平，这一做法证明其危害很大，最后几乎不可能办到。在经济中，只有当集中进行工资谈判已成为公认的准则时，才能实行这一决定。
此外，在所有国家中现在德国劳动力的工时最短，假期最长。亚大地区工业竞争者每小时的工资成本只有德国的１／６，这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相对而言，德国比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更加依靠制造业。
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德国目前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这已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它将会更加诱使德国继法国之后推动欧洲共同体走向保护主义。但那将会是自我挫败，因为保护主义在国内减少了对效率的激励，而在国外却刺激了效率的提高。应当补充一句，这一分析决不是“反对德国人”。的确，正是由于德国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德国在资本主义中开始代表的更加总体主义的模式才能取得像现在这样的成就。
第九节“稳定”的诱惑德国管理比较严格的资本主义模式所引起的诱惑不仅来自德国自身所取得的令人钦佩的经济成就，它也起因于人们总是希望安全和稳定这一愿望。这种愿望使决策人舍弃了自由市场具有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以追求有条不紊的秩序这一迷惑人心的保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目前在工业中有主张国家进行干预的倾向，尽管支撑它的经济理论早已名声扫地。这也解释了目前很令人关注的另外两件事情。第一，寻求一种能够保持货币稳定的新构架，由国际组织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思路对它进行监督；第二，认为道地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以抵挡新的、成本低的生产者所进行的破坏性竞争。这些观点中的每一项都是杰出的倡导者们提出的，第一项的倡导者是保罗·沃尔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委员会，第二项的倡导者是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
在我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追求汇率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害处。奈杰尔·劳森在１９８７年３月至１９８８年３月期间使英镑追随德国马克的汇率给我自己的政府所执行的反通货膨胀带来了损害。后来，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内追求死板的比价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陷入了不必要的、严重的衰退。但无论怎么说，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指出的，根据１９４４年设想出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它最终于１９７１年失败——有关固定汇率的经验，难以证明它有时得到的赞扬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它只打算实行８年（从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７年），但即使在那些年里，也没有放弃汇率的变动。此外，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的最后几年已经开始。它最终的垮台反映了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主权国家不愿将它们的利益屈从于死板的汇率，从而把其他国家经济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到它们自己的国家里来。所有经验都表明，企图固定汇率的做法事实上没有加强稳定，除了在很短的时间外，也没有增强信心。它们仅保证在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不和的情况下能进行一些调整。谈论“重建布雷顿森林会议”只是怀旧，我们不能这样做，事实上我们甚至也做不到这一点。正如一位杰出的、汇率机制原来的支持者塞缨尔·布里顿爵士最近所写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或者汇率机制式的固定的、但是可调整的（联系）汇率也许不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必须直截了当地选择采用浮动汇率或是与伙伴国家建立完全的货币联盟”。由于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原因，我坚决选择浮动汇率。塞缪尔爵士也许会竭力支持另外的选择，但我们都知道不能在中途停下来。
我更赞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对于国际经济情况的分析。詹姆斯爵士要人们注意国外竞争对成本高、管理过多的欧洲工业所提出的挑战，这是对的，因为他看到这种工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剧增——除非我们围着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市场的竞争的确已开始使实际工资下降，并在使欧洲大陆部分的失业上升。这些是我们必须对待的实际问题。但是自由贸易的好处不在于参加国具有相似的文化或制度，也不在于它们有同样的经济潜力。互利来自利用各个不同国家的相对优势。詹姆斯爵士认为现在有４０亿人正在加入世界经济行列，他们提出了他称之为的“一种完全新型的竞争”，不过他也许夸大了这一竞争的即时性和规模。４０亿这个数字似乎包括了除了发达国家以外的全世界的人口，男人、女人和孩子。也不是所有这些人都会很快地参与世界经济，在中国和前苏联集团正在与我们竞争的低工资工人的经济潜力也非常不一样。
自然，亚洲“四虎”的经验表明，至少在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工业技术和生活水平会很快提高。但会从中产生两种结果：它们不再是低工资竞争；它们将日益成为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将再一次为所有人带来好处。
诚然，即使西方国家绝对来说会繁荣，但相对来说，它可能认还存在着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已受到了低成本竞争的危害，因而需要劳动市场有更大的灵活性，有方向对头的培训和再培训计划，以及按照目前家庭信贷规定给予生活最贫穷的家庭有目的的帮助。
人们必然还会问：为什么所谓的有利贸易与无利贸易之间的分界线应当与欧洲联盟的外部边界相一致。在欧洲联盟内部，各国的发展、潜力和人工成本都有很大差别。詹姆斯爵士论点的逻辑结论是要实行全国的或甚至区域性的和分区的关税率，但正是因为当时取消了对贸易的这些障碍因而才为产业革命——我们的繁荣原先就建筑在它的基础之上一创造了条件。关税率和限额还有其他不良后果。正如布赖恩·欣德利所指出的，它们通过提高汇率对出口工业进行了歧视。它们有引起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的危险。它们还有助于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以致到了某一时刻，一个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的、贫穷的（但军事上是强大的）国家会认为值得使用武力打进市场。
我欢迎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介入对欧洲前途的辩论，也同意他对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支持，但我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然准备让欧洲联盟的中央机构在贸易和工业政策上有这么多权力。有关要保护或不保护哪些工业的决定，这正是政治家和官员们必须要对它们严格负有责任的一些决定。这类歧视性的政策鼓励了庇护、腐败和滥用职权。詹姆斯对联邦主义者抱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他们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些政策，而这些人有长期失败的记录。所以我不同意。但詹姆斯爵士迫使我和其他保守的、“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在共产主义以后的全球经济发生巨变的情况下重新审查我们的论点。
本世纪目睹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试验。人们以各种方式试验了中央控制的模式，从各种名目的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直到无意识形态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总体主义。也试验了权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８０年代英国和美国的模式。现在可以制订的本世纪的决算表传递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信息：无论是从政治、社会来判断，还是从经济判断，集体主义制度都失败了。对比之下，执行正统的自由原则已将一些国家和大洲的情况变好了。
自然，可悲的是这一巨大的试验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国家垄断和中央管制经济最终永远不能调动人的才能和精力。它们类似的、较温和的强制性手段也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人们相信现在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些教训，人类今后将会避免这些可怕的错误，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将要牢固地坚持经验已经表明是有效的那些原则，那将太好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所提醒我们的：
自人类诞生之时起是这样，将来也会一样——
自社会开始进化以来，只有四件事情可以肯定：
狗不厌食，猪不厌圈，愚人被火烧的手指扎上绷带，又颤动着伸回到火里去；在这一切过后，一个华丽的新世界耀然而出，这时人们的生存都得到了报偿，而没有人为他的罪恶付出代价，就像水注定沾湿我们的身体，就像火注定要燃烧，带着恐怖与杀戮，习字簿标题的诸神又卷土重来！
拉迪亚德·基普林：《习字簿标题上的诸神》（１９１９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