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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发现偶然（1）
回到巴黎，萨特仍然就读于原先的亨利四世学校，仍然是那个班级、那些同学，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他有一种亲切感。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由原先的走读生变成一个住宿生，他在学校住宿；这是学校接受他的条件。对此他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他从过去的小说中读到的住宿生生活都是十分可怕和悲惨的，他们常常受校长、老师和同学的欺负。住进去以后，他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点都不可怕。并没有谁来欺负他，老师、同学都对他很好。
另一个陌生感是，与原先的同学相比，他发现自己在巴黎文化新潮流面前，是大大的落伍了。在外省，在拉罗舍尔，他接触的仍然是19世纪的文学，对于20世纪的新兴作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他的老同学如尼赞等早就对这些人了如指掌，谈起他们来如数家珍，令他羡慕不已。他觉得自己已经由原来的“巴黎佬”变成了一个乡巴佬，与这些老同学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一切都得从新学习和适应。于是他发奋读书，争取早日赶上。回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在1年级学完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成绩全优而得到奖学金。这在拉罗舍尔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很好地完成学业，他还花大量时间阅读那些名家的名作，特别是20世纪新涌现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此前在拉罗舍尔，他的阅读面很狭窄，除了19世纪一些古典作家的东西外，他还欢喜看一些传奇故事、游侠小说，如《芳托马斯》一类的流行小说、克洛德•法雷尔的小说。这些作品含有较多情爱和暴力的内容，也就是说，其文化品位是不高的。它们的主要读者是那些中产阶级较下层的人们。
晚年萨特回忆当时阅读的情况，他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情节，那是关于中世纪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人被敌方逮住了，要处以死刑。行刑者采用了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他们把一个塔顶大钟的１２点处挖一个大洞，将这人的身子塞在里面，让他的头露在钟面上。当这个大钟从１１点半走到１２点半时，大钟的指针就把这人的头割了下来。而整个行刑过程，塔下围满了观众，他们为这种刺激性的场面大声叫好。
这一类东西对于提高萨特的文学修养并无益处。不过在拉罗舍尔那种随时可能遭受暴力打击的生活环境下，萨特着迷于这一类恐怖的冒险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既是他实际生活的某种反映或写照，又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暴力压迫，获得一种解脱。例如，在这个故事中，他既有一种被杀者的紧张和恐怖，又有杀人者的刺激和快感。
回到巴黎后，这些东西对萨特失去了吸引力。他开始贪婪地阅读阅读那些不熟悉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家的东西。他读了普鲁斯特的主要作品。萨特晚年回忆说，这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正是普鲁斯特的东西使他认识到，小说应该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惊险故事。他从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还获得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关于人物的主观心理学，一个是关于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思想。在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中，可以发现，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资产者，或一个贵族，或一个上层资产者，或一个教师。通过这种阅读和思考，萨特的文化品位获得极大的提高。
萨特也很喜欢保尔•莫朗的游记作品，其中关于中国、纽约、地中海、……等等的描述让他着迷，书中记录的事情大都发生在萨特生活的世界之外，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从小就有的一种渴望：通过冒险旅行，周游世界各地，包括美洲、非洲和亚洲，去了解那些他不知道的国家。当然，他这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真的去了莫朗作品中描述的地方，而且如果他愿意，他几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在高年级同学的推荐下，萨特也对康拉德的东西发生兴趣。他阅读了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由于康拉德的作品全都发表在《法国新评论》上，他在阅读康拉德的同时又发现《法国新评论》杂志。他认为这是又一个真正的发现。在50年以后，他回忆说，他仿佛还能闻到《法国新评论》那种特有的气味，既是一种纸的气味，又是一种文化的气味；它就代表着文化。可见这个杂志对于他的影响之大。
这时超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学艺术流派，萨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尽管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是很传统的，与这个流派格格不入。超现实主义对于萨特的影响，在他以后的创作活动中有明显表现。
萨特对于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名家也并非照单全收，他还是有所选择的。有的作家尽管也很有名，而且他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在他面前竭力推荐，他也不太感兴趣。例如吉罗杜，尼赞特别向他作了介绍，但他读后感到不怎么样，觉得这位作家写作时精神绷得太紧，让人难以接受。再就是纪德，名气也很大。他的代表作《地粮》大家都说好，他读了以后却觉得有点乏味。
这一时期他也读了不少19世纪名家的作品，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司汤达。他觉得司汤达向年轻人展示了爱的事业、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让他们的心激动起来。他对于司汤达的喜爱可以说是终生的。后来在大学时，他向自己的终身伴侣说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斯宾诺莎是哲学家的典范，司汤达则被萨特视为文学家的楷模。萨特对于司汤达是特别推崇的。
相对来说，萨特对于另外两个名作家巴尔扎克和左拉不太感兴趣。左拉的东西他读了一些，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没有真正深入进去”。
不仅是名家，对于一般的古典文学作品，他也作了广泛的阅读。他这种阅读冲动是来自古典文学课教师的激发。这位叫乔金的先生很有才华，课讲得很好，还特别善于启发学生自己独立学习。这让萨特对于古典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读遍了图书馆的古典文学藏书。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文学家打下深厚扎实的基础。
与阅读伴随在一起的是写作。在回巴黎之前，在拉罗舍尔，萨特也在写作。那时写的东西与他读的东西是相一致的，都是模仿性的传奇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篇题为“伯利辛格金的格茨”的故事，它的篇幅比较长，看来萨特是很下了一点工夫的。格茨是中世纪德国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武艺高强，手中的宝剑一挥就能杀掉所有的敌人；他保卫处于危急关头的王国，拯救落难的少女，建立了许多功劳。萨特写这篇东西，就当时而言，是出于一种移情或补偿心理：他将自己幻化为格茨，由实际上的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变为高大、英俊，由实际上受人欺负的可怜虫变为征服众人的英雄好汉，这样就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满足。
从后来萨特的创作活动看，这篇东西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虽然他以后不再写这种传奇故事，对于古代英雄格茨的喜爱却保留下来。30多年后，他创作了戏剧《魔鬼与上帝》，主人公仍然是格茨，时代背景仍然是中世纪的德国。当然，内容不再是传奇故事，格茨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他是一个亦善亦恶、十分复杂的人，但敢作敢为，甚至敢跟上帝打赌，而且知错必改，最后他既否定了绝对的恶，也否定了绝对的善，投入到相对的善即农民起义的行列之中。萨特评价说，《魔鬼与上帝》是他写得最好的戏剧，而且他让格茨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样看来，这两部关于格茨的作品虽然创作的时间相隔数十年，立意也完全不同，却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到拉罗舍尔的后期，萨特写得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他几乎找不到一个理解和欣赏他写作的人。在家里，继父完全不理解他，实际上是反对他写作。母亲看了他写的东西倒总是说好，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而且她从来不把萨特的作品给丈夫看，因为她知道丈夫不喜欢这个东西。在学校里，在萨特的班上，也没有一个孩子像他这样喜欢写作；当他把自己的东西念给其他孩子听时，没有一个人感兴趣。萨特感觉自己就像在一个渺无人烟的文化沙漠中孑然独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当他想到，他的写作意味着他能够做到别的孩子做不到的事情，他在思想上要比其他孩子成熟，他对事物的认识要比别人深刻，他又有一种自豪感。
回到巴黎后，萨特不再写那些模仿性很强的游侠传奇故事。随着阅读对象的根本变化，他的写作活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那种写作的孤独感没有了。在他班上，喜欢写作的同学有好几个，他们有的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这激发了萨特的写作热情：他决心奋起直追，赶上这些朋友们。
其次是写作内容的转变，由游侠故事转变为具有现实内容的小说。实现这种转变的第一篇小说是《猫头鹰耶酥》。小说的情节大概是，在外省一个学校，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师死了，而他的学生们却在他的葬礼上起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写的，即以其中一个学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萨特写的这位老师确有其人，就是他在拉罗舍尔学校读书时的一位老师。他去过这位老师的家；就在这一年，老师死了。学校安排了一个年轻老师接替这人上课，新老师刚从战场上返回，是一个跟死者完全不同的人。没过多久，学生们就将死者完全忘却了，就像他从来不曾存在一样。
萨特去过这位老师的家，他不会忘记这位老师；老师的死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回到巴黎后，产生写作冲动时，第一个要写的仍然是这位老师之死。同学们对于死者的冷漠也是刺激萨特写作的原因。为了反映这一点，他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学生在死者葬礼上起哄的场面。实际上并没有学生参加老师的葬礼，这个情节完全是他虚构的，他想通过这个情节来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无情。
除了那群起哄的孩子，这篇小说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死去的外省教师，一个是他的学生“我”。“我”实际上就是萨特，“我”的感受就是萨特自己当时的感受。而这个死去的教师既是那个真实的死者，也包含有萨特自己的成分，如个子矮小等就暗示着萨特自己的特征。萨特通过这个死去的教师的遭遇，也抒发了自己在拉罗舍尔遭受暴力伤害后的心情。在他完成这一作品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923年，《无题杂志》第2、3、4期，发表了这篇小说的片断，定名为“猫头鹰耶稣，小镇教师”，萨特署了一个笔名是“杰克•吉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