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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1）
“二战”以后，萨特进入了一个以“介入”为特征的时期。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中明确表态，尽可能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人的作用。
其实在此之前，萨特在政治上也是有自己的态度的。由于强调自由的绝对价值，萨特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此时萨特对于社会主义仍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看不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自由怎么能够存在，但在法国左派同右派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态度是站在左派一边的。虽然有态度，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政治活动。例如人民阵线的游行队伍在大街上通过，其中有他的同学，而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主观上说，此时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客观上说，他这时还没有名气，也不属于哪个党派，他参不参加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也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来找他。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萨特在社会公众中已经有了很大名气。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办得很成功，他的名声使这个杂志拥有很多读者。有了一个刊物就有了一个阵地，可以随时对世界上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反应。在抵抗运动中萨特同共产党人有着密切合作关系。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党各派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在他开始出名后，共产党的报刊上常有批判、攻击他的文章。他们担心，由于萨特的影响巨大，很可能把他们的信徒引向他那一边；正因为萨特的立场跟他们接近，显得更有威胁性。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对萨特说：“你在阻挠人民向我们靠拢！”另一位法共人士说：“你是一位哲学家，所以你是反共分子！”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不少谩骂存在主义的言论，有对存在主义“宣判死刑”的，有根据共产党权威观点写成的关于“虚无”的著作来对抗《存在与虚无》的，还有以“存在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为题，指责萨特是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公敌的，不一而足。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也把萨特视为异端，认为他宣扬的东西败坏了道德、习俗和传统，对他的攻击不遗余力。萨特在获得出人意料的名声的同时，也获得了料想不到的敌视和恶意。 不过他现在已经适应了这种铺天盖地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铺天盖地的敌意。名声也好，敌意也好，都是客观现实，都是无法回避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他应该主动介入，按照自己的立场投身到政治活动之中。
1947年10月，经朋友介绍，萨特获得了每星期一次在电台主办“现代论坛”节目的机会。萨特可以就听众关心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每次1小时。法国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打得起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对待美苏两大集团应持何种态度。
萨特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无论参加哪一个集团，都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因此，应该不站在任何一个冷战集团一边。只要公众都来抵制这种冷战政治，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就能够实现。而戴高乐正是以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来制定他的政策，萨特在政治上是反对他的。在广播节目中，萨特对戴高乐作了猛烈抨击，而且采取了十分巧妙的形式。
这时支持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第二天，萨特让绍法尔扮演一个戴高乐主义者，用这个联盟报纸中的话为戴高乐的政策辩解，而萨特、波伏瓦和梅洛─庞蒂再对他的话逐一作出反驳。这样一来，激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激怒了戴高乐分子。他们纷纷不遗余力地攻击萨特，有两个人还找上门来，要求在电台上同他辩论，大有作思想决斗的意思。萨特同意了。
到了那天，在电台大楼，那两个人一见萨特就怒不可遏地吵了起来，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甚至达到谩骂的程度。萨特不为所动，冷静地回击他们。在电台广播开始前，这两人把萨特撇在一边，到另一间房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最后他们板着面孔对萨特说：“鉴于你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我们不愿同你进行公开辩论！”看来他们有些怕萨特，怕被他驳得哑口无言下不了台，因此借这句话溜掉了。这个广播节目一共搞了6次，其中还谈到共产党的问题，还对革命民主同盟领导人胡赛作了采访。
革命民主同盟的宗旨是把不愿意与苏联结盟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集团之外的欧洲。这个组织声明：“在两大集团处于战争状态时，我们是一个调解人。革命民主同盟拒绝由于害怕一方而与另一方结成联盟。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把革命的要求同自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胡赛等人向萨特提出邀请，希望他出任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他们希望借萨特的名声扩大这个组织的影响。波伏瓦担心萨特会在这种活动中浪费自己的时间。萨特认为，既然他已经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介入”的口号，就不应该在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又躲得远远的，于是他决定参加。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执行委员。萨特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的想法是，他可以也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社会；既然现在他已经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无视自己的这种境况；战前那种孤独的个人之梦是永远逝去了，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
在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之后，萨特发现，它与自己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它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而其头头胡赛推行的完全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路线，他在表面中立的态度下明显地反对苏联、倒向美国一边。到后来，萨特与胡赛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1948年底，革命民主同盟组织了一次会议，许多人到场。在这个会上，胡赛对共产党大肆攻击了一通，造成这个组织内部的分裂。大多数人想与共产党的政治行动保持一致，而以胡赛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则反对共产党。
胡赛还打算于下年初去纽约同美国工人联合会联系，向它要求资助。萨特这时虽然还不了解这个组织是支持美国政府反共立场的，但知道它是搞阶级调和政策，因此不同意胡赛的行动。胡赛不听，还是去了。第二年４月，胡赛从美国回来。他打算召开一个关于和平的辩论会，来对抗共产党发起的和平运动。在美国期间，他得到美国人的赞扬，也得到一点资助，于是完全倒向美国人一边。
萨特拒绝出席胡赛召开的大会。他自己出钱另外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经过同胡赛等人长期不休的争论，萨特感到无法改变这个组织的性质，最后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实际政治活动也告一段落。
萨特这时的政治观点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他不愿站在任何一方。他既不愿意看到美国毁灭，也不愿意看到苏联被消灭。他认为美苏战争将是一场双重的大灾难。他希望能消除这种对抗和冷战局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这时人们盛传苏联入侵的危险。萨特的想法是，如果那样，他就像当年抵抗德国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法国。这是为某种社会主义而不是为美国进行抵抗。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
这一年暑期，萨特在意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继艾森豪威尔当上欧洲盟军总司令。在巴黎反对李奇微的游行示威中，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游行示威几小时后，他坐小汽车准备通过。他的车座上有两只鸽子，于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鸽子是信鸽，是用来同苏联进行密谋联系的，而实际上这两只鸽子是菜鸽，不过是杜克洛准备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给杜克洛的，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鸽子事件”促使萨特写一篇文章为共产党人辩护。
而在此之前，一本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书《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给了萨特很大的触动，使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支持共产党。这是亨利•吉耶曼写的，其中对当时的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的书作了大量的摘录。萨特由这书产生类比和联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也对萨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发生的罢工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欢呼雀跃。萨特十分气闷。后来他回忆这一时刻说：“回到巴黎时，我必须立即拿起笔来，否则就会被活活闷死。我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
他写作时充满激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有5天彻夜未眠，其余的夜晚，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时他想，他不能不采取某些会使他成为“他人”的步骤，他不能不在总体上接受苏联的观点，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洛克被捕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他试图说明，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又是后者的确切代表。
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