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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1）
波伏瓦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的开头说：“综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这一期间萨特深入探究了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澄清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模糊观念。如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脑力劳动者或智力劳动者。萨特认为这一界定是不准确的。没有哪一种工作可以说是纯粹使用脑力或智力的；同样的，也没有哪一种工作是可以完全不用脑力或智力的。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外科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工作却是必须花费体力的。
人们通常将知识分子同某种职业联系在一起，如说医生是知识分子，工程师是知识分子，教师是知识分子，作家是知识分子，等等。萨特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既与人们的职业有关系，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职业。萨特说，知识分子确实来自那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但并非所有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知识问题上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的人服务；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普遍性的运用决不是普遍的，它是特殊的，只是关涉到有特权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中，获得知识的方法之普遍性与运用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构成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他们让自己适应这种矛盾，或者设法逃避这种矛盾，那么还不能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变得意识到这一深刻矛盾，并正视这一矛盾，他们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萨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美国，一个科学家由于他具有的专业技术，正在研制美国想在越南试用的新式武器，他为越南战争而制造它们。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不应该被应用在这样的场合，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与它的实际运用是矛盾和冲突的，那么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这一根本矛盾，他内心也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不可能不继续从事这种新式武器的研制，这是专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当他想到这种新式武器的用途时，他又深感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有过错的，甚至是有罪的。于是他就有了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不安的良心”的东西。
在具体行动方面，他可能体现出这种不安的良心，较多的情况是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同时仍然从事自己的武器研制工作。也就是说，在普遍知识和它的实际专门利用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他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却借这种谴责行动得到缓解和暂时摆脱。萨特说，这就是古典知识分子。“他完全满足于有一个不安或不幸的良心，那让他可以去谴责。因此，知识分子——古典知识分子——是一种伟大的谴责者。”（《萨特自述》）
萨特指出，自1968年5月以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学生运动矛头所向，除了别的东西，就是整个教学体制，就是国家对文化的干涉。事实是文化被限制和保留给少数幸运者，而它本应该是为每一个人的。通过这些特殊的挑战，学生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正是古典知识分子。例如作为古典知识分子的教师，在学生们看来，他处于普遍性之中，具有某种知识，而那是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给他的，因此这种知识部分是普遍的，部分是特殊的；具有这种知识的教师有一种权力，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力，也就是消灭学生的权力。当他这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就不仅是通过词语来谴责这个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接受这个社会委托的一种权力来为它服务。
结果是，如果这些教师想同他们的学生进行联络，如果他们想继续忠实于其普遍性的倾向，他们就应该学会向自己质疑，这是这个不安的良心必须去做的。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同群众在一起的方式，抛弃他们可能得到的无论什么特殊权力，像群众中的一员那样获得同等程度的主权，而一点也不多。
但这样一来，有人会质疑说，既然他已经与群众结为一体，那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呢？实际上萨特认为，在一个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知识分子，因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因此，对这一点有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他们跟其他群众唯一的区别是，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向群众提供这种具体的普遍，那种由于他们的研究而朝向普遍性的倾向。现在的知识分子仍有可能为群众服务，向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因为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子的一体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种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萨特承认自己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特别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这之后，他有了较大变化，努力向新知识分子方面转变。在5月风暴期间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本身就是迈向新知识分子的一步。自那以来，他尽可能地投身于群众之中，参加各种实际政治活动。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而后来他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这份报纸是面向人民群众的，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反映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的情况。
在1970年，萨特-还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组织，它是一个为反对政府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其宣言主要由萨特执笔，说明了它的宗旨：“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这个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永别的仪式》）
他还来到一个工厂，拿着一个传声筒，站在一个桶上，向工人群众讲话：“我想到街上来，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在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在19世纪就已存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那一时期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尝试再次创造这种亲密关系。50年前，人民和知识分子分裂开来；现在，我们必须填补这一裂缝，而让他们回到一起来。这并非说，知识分子可以给人民劝告，或告诉他们去干什么，而是相反，去帮助群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因此我对你们说：我们再次彼此发现，就像黑夜追随着白天一样确实。”（《萨特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