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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2）
1970年2月，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16名矿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12月，萨特主持了由“红色援助”组织的一个人民法庭对这一事件的审判。他在控词中说：“我们必须尝试决定的是，这一大灾难是应该归之于‘命运’，就像煤炭公司的报告中用‘事故’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它是一次谋杀。如果您喜欢称‘矿井瓦斯’和‘矽肺病’为命运决定的事物，那您当然可以说这是命运，但如果这样，那么一些人成为牺牲品，是因为另一些人剥削他们，为了生产率不仅牺牲他们的健康，而且要牺牲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命运。在安全和利润之间，应该作出一种选择。而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选择早就作出：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没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而它发生的地方都有矿井瓦斯，缺乏安全设备。但这些死亡被计算过。它们被列入年度平衡表之中，这平衡表表明了生产率成功地击败了安全。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办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简单的机器，是供使用的，直到他们被耗干。”
最后萨特作出判决：“因此我向你们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即国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是六号矿井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我们也判处他们犯有一级谋杀罪。说他们有一级谋杀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为了生产率而不顾工人的安全；就是说，他们把物质财富的生产放在高于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萨特自述》）
1971年6月，萨特和他的一个左派朋友创立了解放通讯社，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能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永别的仪式》）
1972年2月，萨特来到雷诺汽车厂的门前，调查皮埃尔•奥弗奈伊被杀害一事。奥弗奈伊曾是雷诺汽车厂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雇了，这次他来这个工厂门口是参加一个反解雇、反失业、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下面是萨特在现场调查的情况：
萨特：首先，我想了解私人守卫是否有武装。谁是有武装的？这是我们希望知道的。
一工人：事实上，那就是一个便衣警察。
萨特：一个不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是带武装的吗？
一工人：他们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厂方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我发现，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带着武装是不被允许的。
萨特：在这以前，有过类似的事情吗？
一工人：没有，从未有过。在发薪日，有一些警卫守在四周，但他们都穿制服，带着他们的冲锋枪，而这就是一切。
萨特：没有人见过这把左轮手枪吗？（对一个记者）看来好象是不允许一个法国公民保护他的同伴在一个工厂门前不被武装警察杀害，也不允许他尝试找到这一罪恶的根源。如果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情况就十分可悲了：一个暴力的浪潮将发展下去，会在某一时刻会爆炸。我们应该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
一个记者：您认为必须把自己的这一调查进行到底吗？您对当局没有任何信任吗？
萨特：没有，完全没有。
2月28日，萨特参加了抗议奥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动。走上巴黎街头参加这一活动的人有20万人之多，这是自1968年5月风暴以来，左派组织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萨特虽然腿部有病，还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坚持参加奥弗奈伊的葬礼。
1974年年底，萨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到较好的状态。这时，他干了一件在欧洲造成很大影响的事情，又一次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
德国左派组织赤军派的头头安德列斯•巴迪尔和其他人因从事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被西德当局关进监狱。1974年3月，《现代》杂志发表了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谈到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的刑罚，其中一篇是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写的，题目是《隔离的酷刑》，谈到巴迪尔等人被隔离关押的非人道性。
后来克罗桑特同萨特比较熟悉了，请萨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情况。萨特同意了，于11月初向西德当局提出要求，被拒绝。不久巴迪尔的一个同志豪格尔•明斯在关押中因绝食而死，这更加增强了萨特去德国的决心。他在《解放报》上发表一封信，抗议西德当局的拒绝。他还接受了西德《明镜》周刊的采访，详细谈了对这事的态度。
萨特谈到，他之所以要访问巴迪尔，是因为巴迪尔属于国际左派；其行动也许不一定是，但其原则是的。他想直接对巴迪尔及其同志的被监禁情况有所了解。
萨特明确表示，他对赤军派杀害柏林法官德伦克曼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从原则上说，他不反对武装斗争，但革命行动并不总是等同于武装斗争，它有多种形式。在法国、西德这样的国家，采用所谓“城市游击战”的形式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反对西德当局在赤军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辩护律师自由接触的做法，认为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继续利用自己名声的特权来达到他访问巴迪尔的目的。在发表这个谈话两天后，萨特获得西德当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监狱，同巴迪尔交谈了一个半小时，陪同前往有巴迪尔的律师。同一天萨特在德国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行动委员会。几天后在巴黎他又举行了同样主题的记者招待会。
萨特的行动在德国激起公众的普遍反对。虽然他一再声明，他考虑的不是巴迪尔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动，而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舆论界总认为萨特是在支持赤军派的政治活动。因此萨特感到这次访问是一次失败。但他又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介入了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会照样去干。
在1968年5月风暴以后，虽然萨特对于古典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当人们要求他在宣言、声明、抗议书上签名时，他并没有拒绝。这一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而且范围十分广泛。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身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识分子的局限，以新知识分子的形象来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无法完全超越这一角色。这一矛盾冲突特别明显地表现他写福搂拜传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