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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世纪（2）
其次，要说萨特受到这两人特别大的影响，也是缺乏根据的。贝尔纳的许多例证在我看来显得有些牵强。萨特在文学上并未从纪德那里得到多少收益。在口述自传中，萨特谈到中学时代他喜欢的作家时，列举了普鲁斯特、保尔•莫朗、康拉德等人的名字和作品；而他不怎么喜欢的作家倒有纪德。他说，尽管纪德的名气很大，其代表作《地粮》大家都说好，他读了以后却觉得有点乏味。我相信萨特说的是真实情况，因为他没有必要在这里编假话。
至于柏格森，的确是他引起了萨特的哲学兴趣。萨特读文科预备班时，哲学教师布置学生读柏格森的论著，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正是这本书使他转向哲学，而以前他对哲学是没有兴趣的。这时他仅仅把哲学看成是对一个人内心状态和心理生活的方法上的描述，但不久他就发现，这一对哲学的界定是不准确的，因此，开始对柏格森的东西失去兴趣。70岁时，萨特与美国的萨特哲学研究者有一个关于哲学的长篇谈话。他说：“在柏格森那里，我发现持续的反思、意识状态这样一些东西，而这确实对我有很大影响。但我很快就从柏格森那里跳了出来。还是在文科预备班二年级，后来我就不再读他的东西了。我从来不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但初次接触他，使我开始研究意识并作出搞哲学的决定。”我觉得萨特对他与柏格森关系的表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相对于柏格森，在哲学方面，萨特受康德、笛卡尔、胡塞尔等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贝尔纳曾到萨特住处去过。这个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很少家具，一张桌子，几个烟灰缸。最让贝尔纳吃惊的是，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书，没有萨特自己写的书，也没有别人的书，像在穷人家里。贝尔纳的感受是：“他是真正的穷人。他是从逻辑上拒绝接受私产的人，就连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也不要。萨特的屋里只有一只取暖的炉子。萨特的桌子上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萨特的世纪》，第376—377页）从本质上说，萨特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该书用一整节篇幅驳斥了那些萨特的对头们对萨特在德国占领时期行为的污蔑，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抵抗战士。其实早在战争期间，就有人污蔑萨特是德国人派回的奸细，是披着抵抗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战后这些污蔑的语言不过是拾前人的牙慧而已。贝尔纳逐一考察了萨特逃离战俘集中营、在集中营编写和演出《巴利奥纳》、回巴黎后写作和演出《苍蝇》和《禁闭》、在《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在电影杂志上发表作品、在中学任教时的表现、组织抵抗小组“社会主义与自由”、联络其他它抵抗组织共同对敌等遭人污蔑、歪曲或否定的事实，他得出结论说：萨特和波伏瓦“在那些年写过的东西中，在他们做过的事中，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人认为他们是赞成法西斯主义的。”（《萨特的世纪》，第458页）这一结论是十分可信的。
贝尔纳谈到导致萨特和加缪关系彻底破裂的那场著名的公开论战。他的态度显然是同情加缪而指责萨特的，但他依据的史实有不准确的地方。按照他的叙述，仿佛是萨特事先开会布置尚松写那篇严厉批评加缪《反叛者》的文章，从而导致加缪的极大反感，造成这场大论战。就我看到的材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萨特并不希望尚松写那种文章。加缪看到尚松的文章是在它发表前，《现代》编辑部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的，并表明如果他不同意就不发表。加缪看后勃然大怒，写了一封措辞极为激烈的致萨特的信，称萨特为“主编先生”。此时萨特正在国外度假，对此事一无所知。回国后萨特写了一封回应的信，措辞也很激烈，连同加缪的信一起发表在《现代》上。他俩的关系从此断绝。
萨特和加缪关系的破裂中还掺杂有个人因素，即与女人有关。贝尔纳说是因为加缪受到萨特情人万达的喜爱，导致萨特对他的嫉妒；他还引了萨特给波伏瓦的信为证。但这一史实也是有问题的。萨特给波伏瓦的信写于1944年初，而萨特与加缪发生大论战和关系破裂是在1952年。很难设想萨特的这一“嫉妒”是被埋藏了8年之后才突然爆发的。萨特晚年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有一个女人同他有恋爱关系，同时她又与加缪有密切来往，后来她与加缪的关系破裂了；加缪为此迁怒于萨特。（由于涉及这个女人的隐私，萨特没有说她的名字。）这一情况大概发生在萨特与加缪关系破裂前不久。我认为萨特自己叙述的情况更为准确一些。
萨特与黑格尔的关系是研究者较难把握的一个课题。贝尔纳以“萨特的失败”为题，花了一整节篇幅论述这一主题。简言之，他认为，萨特早年已经对黑格尔十分了解，并且在《存在与虚无》中有意“把自己装成是黑格尔”，同时又从内部来反对黑格尔，并重新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最后萨特失败了。这一失败体现在萨特后期主要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中；在那里，萨特实际上让自己成为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黑格尔主义者。
按照萨特自己所说，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并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什么东西，只是在大学时通过讨论和听课对这位哲学家有所了解。《存在与虚无》中确实有一些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地方，但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有意“把自己装成是黑格尔”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也不是从黑格尔哲学内部来反对黑格尔，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是从胡塞尔和笛卡儿出发来批驳黑格尔的某些观点。至于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也并未成为黑格尔的信徒，他对于黑格尔哲学某种程度的认可，是站在马克思对其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晚期，萨特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黑格尔主义者。作者大概也感到自己的说法缺乏充足的根据，他说，这种萨特战败于黑格尔的说法，也许只是一个寓言。我认为这种说法确实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寓言。
该书在“尾声”部分讨论了萨特晚年的最后一桩公案。按照波伏瓦所说，萨特去世前不久发表的那个与贝利•列维的长篇谈话，是贝利•列维“逼供”的结果，是对老人的“拐骗”，是利用萨特年老体衰、思维跟不上来的弱点，逼迫萨特放弃自己的思想。而贝利•列维和萨特养女阿莱特则辩解说，他们没有那样做；萨特完全是自主发表自己的思想。
贝尔纳也认为萨特是自主发表自己思想的；这个同贝利•列维的谈话招致包括波伏瓦在内的萨特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是必然的，因为萨特“自毁长城”，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完全否定了自己思想的基础，而转向一种全新的思想。令人感到惊诧的是，贝尔纳说，让萨特产生这一转变的是一个叫勒维纳斯的人。20世纪30年代初，萨特开始接触胡塞尔现象学时，曾读过勒维纳斯一本介绍胡塞尔的书。在他去柏林直接研读胡塞尔著作后，勒维纳斯的书对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贝尔纳承认，将近半个世纪，“这两个同时代的人再也没有半点接触，不管是直接的接触还是通过文章，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两个星球上一样。”（《萨特的世纪》，第798页）
既然如此，萨特是怎样受勒维纳斯的影响呢？贝尔纳说，是由于贝利•列维。据说贝利•列维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勒维纳斯那里，同对方谈萨特；第二天又和萨特谈勒维纳斯，给他读对方的某些书；他成为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桥梁。这样，萨特就成了勒维纳斯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