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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长鲜之功效，实令人目瞪口呆。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
　　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骚动。
　　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
　　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是次暴动虽被镇压，其登高一呼之效应却也彰显无疑。
　　几个月后，到该年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到第二年朱元璋投奔红巾
　　军时，今日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
　　川等地已经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了。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
　　多小山头，遥相呼应，势成燎原。
　　此时，导致朱元璋等坐大一方的宏观因素，可能有下列四点：
　　其一，公元 1260 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
　　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
　　元 1271 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事实上，直到公
　　元 1294 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
　　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
　　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
　　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
　　无踪。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
　　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主要的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
　　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
　　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诸如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
　　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得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
　　集、猛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在长达
　　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
　　来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二）
　　三、使朱元璋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
　　的胆识与浓重的江湖义气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
　　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于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
　　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凶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
　　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
　　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凶悍而强大的陈
　　友谅。表明了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
　　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
　　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三股力量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
　　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
　　禁”的好汉———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意思
　　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
　　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
　　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 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
　　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 1949 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著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