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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士绅与官吏这两个阶层的确与农民不同，他们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被装进
　　麻袋里的土豆。他们之间左右交错上下勾连，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这种相互关系之
　　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四两拨千斤———将帝国国家公器的力量转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
　　就成为帝国官场常用常新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变得能量极大，花样百出。那些官官相护、
　　官绅相护之类的形容，显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后来浮沉仕途许多年的徐阶。这位享有广泛正面名声的帝
　　国重臣，并非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当他担任了十数年相当于帝国副首相、首相的官职
　　之后，其远离帝国首都的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拥有六万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是
　　四十万亩———土地并横行乡里的豪门大户。由此导致了他与那位比他名声还大的清官海
　　瑞之间影响巨大的直接冲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国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机制，用来防止这种情形的出
　　现，防止士绅变成土豪劣绅、官吏变成贪官污吏。于是，这种情形自然形成了一个无法医
　　治的周期性顽疾，成为帝国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们心头永久的痛与挥之不去的梦魇。
　　因此，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时，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大体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
　　大乱和改朝换代，都与豪门大户、贪官污吏大面积突破道德法纪底线的巧取豪夺、荼毒良
　　善、贪婪兼并紧密相关。
　　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国开国皇帝采用铁腕治理这个国家的
　　根本原因。
　　这是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贯穿在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当它与其他因
　　素交织在一起时，便深刻影响了当时与后代社会。
　　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的杀伐决断、无所不用其极，称得上骇人听闻。而豪强富户和
　　帝国官吏，则在这场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充分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
　　神。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多种因素绞合作用，于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之中，注定了大明帝国诡异乖戾的命
　　运。流风所至，令人扼腕叹息。
　　朱元璋扫荡豪门大户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
　　当年，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曾经把 10 万天下大户强制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是谓“强
　　本弱末”之术。朱元璋效法之，于公元 1367 年，消灭张士诚政权后，立即将一大批苏州富
　　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八年后，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将14 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到
　　凤阳，以填实帝国中都。
　　据说，正是这两次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凤阳的乞丐大军。
　　原因是，他们被强制迁徙时，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并不许随便离开迁移之地，其原有
　　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或被收归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从此，为了探亲扫墓，他们只能化
　　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从凤阳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习俗。那句歌咏
　　凤阳好地方的花鼓戏词“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盖源出于此。其中滋味，相
　　当悲凉。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
　　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
　　(十一）
　　十二、面对贪官们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朱元璋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搏斗，
　　也达到了几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
　　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 10 万以上到 15 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
　　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着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朱
　　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之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
　　臣们。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党
　　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
　　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攀扯进来，同时，不惜采用最
　　为严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