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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秉笔太监冯保。
　　此时，冯保至少已经在两个方面做了深厚的铺垫。
　　一方面，那位接手司礼监掌印的前尚膳监太监，一时间颇受皇帝倚信，他肯定想了不
　　少办法讨万岁爷喜欢。我国写实程度很高的春宫作品的繁荣发展，和皇帝身上的那些热疮，
　　可能都与此人关系不小。这样一来，皇帝是挺快乐，皇后妃嫔们却不大可能开心。特别是
　　曾经被移居别宫的孝安陈皇后和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肯定不会为此感谢他，这应
　　该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冯保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自己对皇家的满腔忠爱倾注到了皇
　　后、贵妃和皇帝的继承人身上。
　　我国古代，对此种做法有一个极贴切的形容词汇，叫作“烧冷灶”。大凡已经步入帝国
　　政坛或准备进入官场者，这是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此种做法难以被看成是正派的，
　　最后结局也鲜有善终者，不过，以此种功力一举拿下高位的，在我国算得上史不绝书。其
　　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战国后期，阳翟，即今日河南禹县的珠宝商人吕不韦。与冯保同行的，
　　则至少有宋徽宗时代的童贯和本朝稍后一点的魏忠贤。
　　另一方面，在外廷，他与内阁次辅张居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高拱在他那本虽然火气
　　很大，却也相当有名的遗著《病榻遗言》中，曾经对此做过相当细致的描述。高拱说：张
　　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逢迎谄媚无所不至。冯保有一个心腹仆人名叫徐爵，没有一天不到
　　张居正家中去。只要是他想要的，张居正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促成，使这家伙特别感激张居
　　正，不遗余力地为他与主人冯保奔走。三个人像合穿了一条裤子般，变成了一个人。于是，
　　一有什么事，张居正就捏咕出一个东西，由徐爵交给冯保，冯保再在宫中以皇帝的名义批
　　出来，张居正则袖手旁观，假装不知内情。高拱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高拱尽管对此深恶痛绝，但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以皇帝的遗诏为例，
　　本来，理所当然是应该由帝国首辅高拱来主持，结果，却由次辅张居正代劳了。原因是，
　　眼下，皇帝还没有死，高拱哪里可能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给皇帝？于是，在张居正的指导点
　　拨下，冯保也不知是怎么撺掇的皇后、皇贵妃，竟然能够让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皇帝，
　　基本上按照冯保和张居正指示的方向，对后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怒火万
　　丈，却又全然无从发泄。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
　　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
　　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
　　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
　　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
　　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
　　也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东厂提督。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
　　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 自古有
　　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
　　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
　　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
　　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
　　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 10 岁的小皇帝
　　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
　　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
　　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代
　　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
　　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
　　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10 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
　　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