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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
　　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
　　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
　　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
　　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
　　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到自
　　家头上，也慌了手脚。据说，他派往张居正府上密议的徐爵，和张居正派去给他面授机宜
　　的姚旷二人，违背皇家制度，连夜开东华门者，三番五次。遂定计，由冯保去面见皇后、
　　贵妃和皇帝，揭发高拱的不臣之心。因为，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时，曾经在内阁痛哭着说
　　过一句话，曰：“10 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对皇家三位主要人物汇报时说：“高拱指斥
　　太子为 10 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并且，可能还谈到了高拱意图拥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继大
　　统之类很难考证的话。
　　“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第二天，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话出来：
　　“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告病在家。张居正亦告病，几
　　经催促，张居正扶病而来。（二十四）
　　八、张居正和冯保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的过山车，完全没有人性化的设计，只有纯粹嗜
　　血的利害算计，或者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那可怕的惯性。
　　在大殿前的台阶上，高拱对并肩而行的张居正说：“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因为监察官们
　　弹劾冯保，才召大家来的。我必定会据理力争，也会惹恼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后
　　就天下太平了。”
　　张居正回答道：“你总是这么讲话。”
　　结果，高拱一语成谶———
　　按惯例，皇家颁布的诏诰应该由首席大学士接旨，现在，太监却劈头呼唤次辅张居正
　　张先生接旨。在这篇以皇后、皇贵妃和皇帝三人名义发布的诏书中，开宗明义地痛斥高拱“专
　　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知其居心何在？诏书命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就此，高拱全线溃败，直到六年后去世都没能翻身。
　　他死后，又过了四年，张居正死后不久，以高拱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充满悲愤与激情的
　　回忆录——— 《病榻遗言》。该书情节细致入微，文辞极其富有感染力，因而，可能在打翻
　　张居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由此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其中许多情节，虽详尽
　　却死无对证，且过于情绪化，不无令人疑惑之处。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则病骨支离，辗转于病榻之上。听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后，呕血
　　三日而死。
　　仅仅二十天之前，跪伏于先帝病榻之侧、痛哭着接受托孤顾命的三位国家重臣，如今，
　　一死一逐，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再加上一个十分可疑的冯保。想起来，实令人百感交集，
　　百味杂陈，不能不为帝国政治的诡谲与残酷而扼腕叹息。
　　假如事情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可能还不至于受到后来那样普遍的
　　憎恶。可惜，他们搭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过山车，完全没有什么人性化设计，只有纯粹
　　嗜血的利害算计，或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惯性———半年以后，公元 1573 年，
　　即万历元年正月，爆发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论，张居正和冯保在此事件中的表
　　现，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一个很闹腾很无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应该唤起人们的关注，
　　唤起人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永久怀疑。
　　关于这次事件，可以见诸几乎所有涉及此阶段历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种版本，且扑朔
　　迷离之处甚多。取其众口一词，其大体经过是：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10 岁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拥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门后，
　　迎头撞见一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无须男子，惶惧躲闪之下，遂被捕获。审讯后，得知
　　此人本名章龙，化名王大臣，从戚继光处来。
　　东厂的最高首长冯保急忙派人将此消息通报张居正。张居正通过来人密嘱冯保：“戚继
　　光手握重兵，处境极度敏感，千万不要让这个家伙再胡乱指认。应该借此机会对付高拱。”
　　随后，张居正票拟谕旨一道：“命冯保牵头审问，追究主使之人。”于是，冯保来到东厂，
　　亲自审讯。据说，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终于审出了一个此人与高拱家人合谋，前来刺
　　杀皇帝的结论。随即，张居正向皇帝正式奏请追究主使之人。冯保则派遣五名东厂特务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