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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
　　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
　　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
　　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
　　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实，民脂民膏已经被榨
　　干了，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则“元末之事可为殷鉴”，元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那么，怎么办？张居正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
　　下之患”。显然，张居正是以这种“磊落奇伟之士”来自我期许的。
　　平心而论，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
　　间段中考察，譬如观察其十年释放权力的过程，又让人很难怀疑张居正忧国忧民、竭心尽
　　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在他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于其同时代人来说，无法
　　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数。而对于今日之读者，则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吊诡之处。未来，张
　　居正令人扼腕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导出的。（二十七）
　　十一、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考成法”时，
　　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十分罕见。在其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
　　效考核体系。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
　　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
　　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
　　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 1573 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
　　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
　　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
　　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
　　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
　　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需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
　　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
　　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
　　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
　　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 国防部官员，
　　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
　　再过半年，万历三年正月，54 个官员则受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涉及未能按期完
　　成的工作事项273 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级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
　　此后，在一批批官员受到奖励的同时，也不断有人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
　　除公职等处分。譬如，万历五年十一月，有48 个各级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闲住，即强
　　迫退休。于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诿的状况大为改观，帝国萎靡不
　　振的官场“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朝野内外兢兢业业，没有人敢于用虚话、套
　　话应付差事。
　　对此，张居正的同年和主要批评者、大名士王世贞评论说：“张居正执政时，一道政令
　　发布出去，万里之外，早晨收到，晚上已经奉行开去，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可见其
　　推行力度与成效之大。
　　这套无所不在的法网编制起来之后，张居正将其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大凡财政、赋税、
　　军事、教育、裁汰冗官冗员、清理驿站制度等涉及全帝国的重大事宜，基本都让他装进这
　　个大篮子里面去了，而且其坚持不懈的劲头，令人为之动容。大史学家谈迁说道：“江陵
　　———张居正志在富强。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其评价颇为积极。
　　不过，这套考成法还有另外的奥妙之处，它将本来有权监察百官包括监察内阁的科道
　　部门，也一揽子变成了内阁的附庸。在文武百官眼中，这与祖宗之制则是背道而驰的。
　　科道，是对帝国监察部门———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的习惯称呼。按照帝国制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