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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院学士闯入府邸，劝解张居正。张居正泪流满面，又一次跪下，举手索刀，做出自刎状，
　　并嘶声喊道：“皇上一定要留我，先生们又坚决要驱逐我，这不是要我死吗？”他叫到：“你
　　杀了我，杀了我吧!”表明，事情已然无可挽回。
　　廷杖的结果，留下了长久的伤痛。届时，数万官员与京师民众聚集在长安街上，目睹
　　了血肉横飞的一幕。其中，一位胖大的受刑者被打脱的肉有手掌般大小。他的妻子遵循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弃的古训，将丈夫的肉风干腊制后珍藏起来。他们受到了人们
　　广泛的尊敬与倾慕。一位张居正的同事、当朝内阁大学士将一只玉杯、一只犀牛角杯赠送
　　给了其中两人，上面分别镌刻着充满敬意与感叹的诗词。
　　张居正则大约很难感受到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4 位受刑者中，有两位是他的门生，
　　有一位是他的老乡。在极为注重师生之情与同乡之谊的帝国官场，张居正颜面扫地。他黯
　　然叹道：“严嵩尚且没有受到过同乡的攻击，我连严嵩都比不上”其心境之灰恶可以想见。
　　此时，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廷杖刚刚结束，一位刚中进士不久的见习官员便上书皇帝，以更加全面、彻底、激烈、
　　尖刻的语言痛斥张居正。并第一次以假借的口吻，将自诩为非常之人的张居正比喻为猪狗
　　不如的禽兽。
　　结果，这位青年官吏也受廷杖 80，被充军到了贵州都匀地区的万山丛中，并留下终身
　　残疾。四十多年后，党派林立的帝国江河日下、行将分崩离析之际，这位已经成为国家重
　　臣、名重天下的东林党领袖，早已不再激烈。他痛定思痛，思绪万千，发出了重新评价张
　　居正的呼声，并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而奔走。
　　可是，来不及了。
　　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就要沉入黑暗，走向国将不国。
　　风暴止息了，创伤却永不会平复如初。棍棒打飞的远远不止是血肉。是非善恶，君子
　　小人，一股非理性的阴郁乖戾之气凝结进了人心，为帝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不祥的伏笔，
　　并给张居正带来了重大影响。
　　《明史》记载道，从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变得日益偏颇恣肆，提拔或惩处干部时，
　　常出自自己的爱憎；围在左右的亲近之人“多通贿赂”；奔走于他和冯保之间的那位徐爵被
　　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相当于帝国宪兵副司令；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先后中进士高第；他
　　府上的一个家奴管家花钱买了一个官职；帝国的勋贵国戚文武大员都与他巴结交往，甚至
　　谈婚论嫁。《明史》评论说：“世以此益恶之。”———人们为此更加憎恶张居正。
　　事实上，也就是在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发起、推动了几项相当令人尊敬的工作，展
　　示了这位大政治家真正的胆识与魄力。其中，迄今最为人称道的是清丈田亩和一条鞭赋税
　　制度的推广。
　　史书记载显示，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全国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最多时为 8
　　亿 5 千万亩；到万历六年时，官方征收赋税的在册土地却只剩下了 5 亿 1 千万亩。两百年
　　间，为国家纳税的土地蒸发了 3 亿多亩。此中情形只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
　　全国将近 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这种境况恰
　　好和大户不纳税或少纳税，小户反而要多纳税的奇异景象互为表里。张居正推行的清丈田
　　亩，曾经受到过顽强抵抗，表明上述权贵富户人等决不会为此感谢他。实际上，此时的张
　　居正已经站到了全国上层社会———皇亲贵戚、官僚士绅的对立面。他最后清丈出来的土
　　地，比官府记录在册的，多出 1 亿 8 千多万亩。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此类土地的
　　数量和张居正所受到的憎恨，大概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张居正旨在将土地与人口挂钩推广
　　的一条鞭赋税制度，显然有助于缓解人民的痛苦和这种仇恨的加深。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万历元年以前，帝国财政状况恶化，多年入不敷出，国库
　　相当空虚。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帝国国库里的存粮可以满足九年的需要，太仓中的存
　　银有 600 万两，太仆寺存银 400 万两，帝国留都南京的国库里存银 250 万两，全国各省的
　　省库存银均在 15 万两到 80 万两之间。
　　就这样，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具有杰出才华的政治家张居正，活得七扭八歪。却也差
　　不多以他一己之力，历十年努力十年坚持，在没有改变帝国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的情况下，
　　几乎实现了帝国的中兴。从他所受到的反弹中，似乎可以想见帝国政府组织与各级官吏肯
　　定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方才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
　　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由此，形成了与整个大明帝国特别是十六世
　　纪其他年间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张居正缺少王安石那样灿烂的文化成就，也没有王安石光风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