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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感到很光荣。
　　我曾经向您提到过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徐迅博士，在写作这本“大明
　　王朝纪事”时，给了我很多教益。他一再警告我，要求我——坚持讲故事，在尽力打通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讲故事；在讲故事中，把历史还原给读者。
　　他点透了我朦朦胧胧地有些感觉却没有想明白的那一点。这很重要，在这样的前提下，筛
　　选史料，结构故事，就不太困难了。
　　我对“文本”这个词有一种敬畏之心。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写作前，
　　我并没有在文本的问题上想得特别明白；只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叙事方式去做而已。假如
　　这种方式具有某种独特性，从而具有了在“文本”上探究的意义的话，我只能说：那是上
　　帝的恩惠。
　　刘：上次在作品讨论会上，不止一个人，也包括我，批评了你的作品中
　　有“水分”，建议“挤水”，吴思较客气，说挤掉３％，刘东华激进一点儿，说１５％，我
　　呢，倾向居中，１０％左右。听编辑说，书出版前，你自己已挤过几遍水，但终于挤累了。
　　现在作品上市已经几个月了，肯定也听了不少意见，要是让你现在对作品下刀子，准备砍
　　掉多少？
　　李：若从我收到的近一千封读者来信来考察，对第一本即写大宋的那一
　　本，认同的比例几乎是一面倒，大约顶多有十几封信是质疑或不赞同。第二本明王朝纪事
　　的反应则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认同，甚至认为比第一本更好、更成熟，至
　　少是不比第一本差很多；第二种则不然，有的认为作者的议论太多，有的认为逻辑关系不
　　清，总之是不像第一本读起来那么过瘾。
　　要是现在让我重写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写：开国——治国——亡国这么
　　一个三步曲式，突出皇家与士大夫这个主线。其中，朱元璋和张居正的部分会剪去一些枝
　　杈，加大崇祯皇帝那一部分。这样，总体篇幅可能会增加，但问题也许能够谈得更透一些。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将皇家完全作为背景，只写从夏言到张居正这五个首辅大学士之间的
　　关系，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精彩的各种要素，就看写作时的临场发挥了。
　　刘：从你此前谈过的经历中看不出后来走向历史写作生活的轨迹，你也
　　说过黄仁宇对你的影响，与吴思的“叫板”等等，但历史写作不仅是一件吃苦的事儿，而
　　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盖因此项活动要兼具历史家的严谨、慎重和文学家的叙事、修辞能
　　力。读过你作品的，对这两点绝对存疑的，如果有，也是少数吧，说明读者对作品总起来
　　是认可的。写作中，你是如何照顾这两种角色的和平共处的？遇到冲突的时候，谁让谁呢？
　　李：我相对自信的领域可能与中文系出身又受过近十年记者训练有关。
　　中文系出身不必多说，所谓记者训练则是在事实的取舍驾驭、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
　　说起来，我更看重对史实的选择与使用。如果没有把握，就一定使用不
　　确定的语气；若是孤证或推测，也一定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尊重史实和读者。
　　事实上，在我看来，尊重史实也罢，叙事、修辞能力也罢，都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史实。这也正是我一再讲要向吴思靠拢和学习的地
　　方。我读到过不少这样的文章——用同样的史料，说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必定有“伪
　　命题”或者“伪科学”。招人讨厌的地方正在这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刘：与你交谈过程中，感觉你很怕人将你归类，声称自己是为普通读者
　　写作的，不关心专业人士的看法。老兄别恼啊，我怎么觉得你这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啊。在
　　你的概念中，为普通读者的写作是什么意思？一个专家，无论历史家还是文学家，作为读
　　者而不对作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是什么读者？而一旦他说了话，他又是什么读者？
　　李：我这一辈子说过不少假话，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从不言不由衷；否
　　则，我现在也会是一个“专业人士”，您信不信？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史学与文学传承。古代的不去多说，那时
　　的史学等于是帝王家谱，文学的主流则是文以载道。对此早有大家评论。
　　而现当代的所谓专业和专业人士是什么样？您会看重那些以学术的名义
　　取媚外在利益或力量的“专业人士”们吗？您会喜欢那些把学术与科学作为自家后花园的
　　卑琐的“专家”们吗？从过去到今天，有许多对此的形容性专有名词，我想不必再提了吧。
　　说得好听一点，为普通读者写作，就是为自己的良心写作；我在第二本
　　书的后记中说：愿我的工作能够救赎自己的灵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士大夫喜欢
　　说一句话，叫做事“各秉天良”，也是这个意思吧。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学位、学衔、学术经费、学
　　术基金、专业传媒、专家的名声、地位、福利、待遇、住房、奖金都在“专业人士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