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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一个“爱谁谁”的时代里，对同样的资料做出完全不
　　同的解读，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同意朱元璋是“有计划”地谋杀也没有关系；那就说
　　那帮家伙是“无计划”地被杀的好了；如果连那十数万人被杀也不同意，那也就不需要再
　　说什么了。
　　我多次说过，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也不是为跻身专业文化人圈
　　里而写作。这使我时常暗自庆幸。专业人士对一件事情怎么看，包括对我的写作怎么看，
　　我基本不太在意。原因很简单，就像在《大明王朝纪事》“尾声”中那位裁缝荆元所说：仅
　　仅因为“文化圈中人另有一番见识”。我只在意那些非专业人士的普通读者的看法，只在意
　　写的是不是真话和这真话是不是有根据，只在意我所说的是不是符合人性、人生常识和良
　　知。仅此而已。
　　不知道这算不算“处理重大史实时所尊崇的原则”？
　　刘：我没把你看作明史专家，但我十分欣赏你解史的角度。我有一个题
　　外问题，借此机会请教。１４２１年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仍留南京为“陪都”，各职司照设
　　如常，虽为闲职，但也能满足中国人居官为贵的心态，而且仍有被擢拔京城的可能，严嵩
　　即为一例。严长期在南京任闲职，直到嘉靖十五年，由夏言所荐入北京任礼部尚书。嘉靖
　　朝的张璁和桂萼，原都是鼎力支持朱厚熜的微臣，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擢拔入阁的，两人都
　　在南京刑部待过。这“陪都”的衙门，像是明代官员选任的蓄水池，前后各朝没有如此设
　　计者，历代论者也少有人留意此处，如此重要的政治设计，长期被忽略，总觉惋惜。我的
　　疑问是，永乐帝的这一心思，对后来两百余年的明代政治，甚或后来六百年的政治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永乐帝之后的朱家子孙，杀官如麻，动辄成千上万，与此制度设计是否有什
　　么关系？你的书中特别注意到了自朱元璋始的明代杀官现象，以及给文官队伍——换句话
　　说，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我不太相信你没注意到这个隐秘的
　　“陪都”对此“传统”的作用。但书中说到这里，仅三两句而已。你能否就此多说几句？
　　李：我想，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读书人荼毒得最凶恶的，
　　是中国数千年以官为本位的文化传统和朱元璋设计的各项帝国制度。这些东西使得中国人
　　太少选择的机会并且至今还在腐蚀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今日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这个传统
　　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不小的阻滞作用。
　　很惭愧，我没有认为把南京当成陪都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确实没
　　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不敢多说。
　　刘：明中期以后的政治衰微，与各帝的选官之法有着很深的关系。如何
　　深获帝心，至为关键，这本是常情。但嘉靖朝犹甚的是将写“青词”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
　　令人匪夷所思。严嵩，其《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不仅辞章华美，且因其谀意入髓深获
　　帝心自不待言，然徐阶、夏言也是如法炮制，则让人不能不深想一层。你书中对此著墨不
　　浅，但读之仍有不解渴之感。能否再捋出个顺序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写青词一法，是怎
　　样把知识分子引入诡谲的升迁之路，从中推算出中国政治的某种吊诡的逻辑来？
　　李：苏里兄，不要害人。这个问题看似浅显，其实是不容易说清楚的大
　　题目。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官吏考选的问题。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问题上着实花费了不小的精
　　力、智力和体力。一个在西汉初年就被曹参认识到了的问题就是：在帝国制度下，最难治
　　理的是官，而不是民。如何让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官吏不为非作歹，是全世界都在致力解决
　　的问题。
　　一个好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同时，又必定是一
　　个让坏蛋不能不收敛的制度。为此，两千多年来，我国至少有过察举孝廉、九品中正和隋
　　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包括张居正在科举制度之下实行的官吏考成法等等。这些制度都曾经
　　在当时发挥过良好的作用，后来又无一不蜕变得一塌糊涂。究其实质，根子的确在帝国制
　　度上。
　　说到家，就是官吏对谁负责的问题。
　　想想看，一个官吏只要搞定了自己的上司，即使做恶也有恃无恐时，号
　　召官吏们都去做海瑞，还有比这更弱智的事情吗？既然如此，大官们用“青词”博取皇帝
　　欢心也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翻翻史书，在我国历史上，为了博取上司，更不要说
　　皇帝的欢心，比这个恶心的事称得上比比皆是。否则，哪里来的吮疮舔痔之类的成语呢？
　　刘：说到这儿，让我把话题扯得稍远一点。你的话让我鬼使神差地想到
　　一个词儿：“东北现象”。这几天上网、看电视，你猜怎么着，重要新闻净是咱们东北的事
　　儿。吉林苯厂爆炸，松花江污染，引发哈尔滨水荒，还捎上俄罗斯，标准国际级的大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