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磊
从2014年12月开始，我接触了30多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航班MH370乘客的亲属，他们的诉说让我常有置身深渊的感受。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一失联事件。不同于其他许多灾难，这是一道不停被拉长的创口。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2014年12月的一个周五，飞机失联8个月后，在顺义空港的家属支持中心外，我第一次见到胡秀芳。胡秀芳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站在枯败的花坛边。她化了妆，脸上也未见“希望”的痕迹——她把儿子、儿媳和孙女仍然在世当作一个铁定的事实埋在了生活里。
丈夫去世后，孩子成了胡秀芳生活的中心。消失的飞机掏空了她所有的能量。她只能凭借记忆去拼凑生活。几个月来，她每天都满怀希望地为亲人归来做准备。
胡秀芳的一天通常是从凌晨四五点醒来后开始。摸索到手机后，她把编辑好的文字发出：保佑亲人平安归来。在家属的微信群里，她每天都第一个发言。
起身穿衣，洗漱完毕，胡秀芳开始擦洗地板，在桌上的果盘里放上香蕉和苹果，尽管她很少吃这些。她给孙女心心的童车盖上条布，靠房门放好，出门时拿起来会方便；冰箱里预备好儿子爱吃的酱猪耳朵、牛肉；儿媳晓蕾的碎花床单被褥叠放整齐后，被她捋得没有一个褶皱。
光线从屋中退回窗台，家里的摆设就会变得秩序井然，布娃娃按照个头大小依次摆放，各色的沙发靠枕也次第安置好。
“那种感觉，就像她仍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戴淑琴感到同病相怜，她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飞机上。戴淑琴常在晚上接到胡秀芳的电话，听她不知疲倦地讲起白日里生活的细节和她的希望，直到两个人都睡意沉沉。
家里备足了菜肉米面，但胡秀芳平日里并不下厨做饭。当碗筷摆上桌子的时候，那些空位置的气场开始显现，在忙碌家务中产生的一点幻觉会顿时消失。
相形之下，她的亲家高显英令不少人羡慕——据说她能看到被飞机带走的亲人。
高显英的特殊本领是在飞机失联两个月后获得的。每天睡觉前，她总是将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照片放在床头，一张张盯着看，一直看到泪眼婆娑。有一天，入睡后，他们真的走进她的梦里。
高显英努力搜集着脑中的画面：在一条栽种冬青树的路上，女儿低头玩手机，女婿背着包在走，只有外孙女一蹦一跳的。她哭着喊，3个人都不回应。
不久后，她白天也能看到梦里的画面：站在小区院子里，女儿女婿在相视说笑，有时候，猛一回头，她听到外孙女在远处喊“姥姥，姥姥”。那一天，她急切地穿过人群，找到那个发出声音的小女孩，伸出手去抚摸她柔软的头发。刚触到，高显英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不是她的外孙女。
持续了几个月的幻觉最终得到了冷冰冰的科学解释，医院给她做出了诊断：极重的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兼有严重的幻听幻视。不过，高显英并不为积累的疾患感到困扰，她拒绝了医生提出的住院建议。
闲聊的间隙，她突然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些药我都没吃，我怕吃完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所有理性和逻辑都失效了
姜辉是一个强调逻辑和理性的商人，北京的房价刚飙升的时候，他开始买房投资，之后又入手基金，赚下了“够后半辈子花的钱”。
飞机带着母亲消失后，优游岁月的他猝不及防地跌入旋涡。
姜辉心里本来存了一点侥幸。MH370航班的乘客名单上有母亲姜翠云的名字，年龄却对不上——母亲年满71岁，名单上写的却是62岁。他想，“姜翠云”这个名字很普通，重名的可能性大。他拜托外交部的朋友查了护照资料。
信息证实，飞机上的“姜翠云”就是他的母亲。
“就像是我亲手把母亲摁在了那架飞机的座椅上。”姜辉说，马来西亚工作人员的这个疏忽近于残忍。
家属委员会正式成立，分设技术、媒体等小组，代表家属与马来西亚方面沟通，追问飞机的下落。应酬能力还不错的姜辉被分到了“办公室”组，负责安排会务。
私下里，姜辉并不否认“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这个结论。他根据多普勒效应验算过：飞机最后发出信号的时候，正位于澳大利亚珀斯以西大约1600公里的海域，根据一小时一次信号的频率，飞机能飞行的距离有限，半径以内都是海水。
但所有这些数据和计算都失效了，想到飞机带着母亲消失后的种种遭遇，姜辉的喉咙里哽了一口气。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把MH370航班这件事情弄明白，这一辈子就白过了。
“大师”带来了安慰
张美玲的独生女儿白小莫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又到加拿大留学、工作。在经历一段童话般的恋情后，嫁给了一个加拿大籍印度人。婚后，这个跨国家庭先后迎来了两个混血儿子的出生。
张美玲打听到有个“大师”算命特别准，于是找到他，递上女儿女婿的生辰八字，“问是死是活”。“大师”让她放心，说人在年底就会回家。
高显英也请人算过命，算的结果都挺符合她的心意。只是，她从不去抽签。她说，签筒里也有不好的签。
高显英更相信自己和亲人的感应。“亲人血浓于水，是有心电感应的。”失联那天夜里，高显英睡得很安稳，这是她一直以来抱有希望的依据之一。
2014年6月22日是孙女心心的3周岁生日，胡秀芳把亲家高显英夫妇约到家里，遥祝庆生。桌上摆着蛋糕，儿子、媳妇、孙女的座位前都放了碗筷，杯子里还倒了儿子喜欢喝的红酒。唱完生日歌，老人们便开始呼唤亲人的名字：“宝贝心心，你快回来。”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在张美玲的国际家庭里，女儿白小莫是连接中国、印度两个家庭的纽带，也是家人间交流的翻译。飞机消失后，家庭里的“国际沟通”就成了问题。将自己变成“纽带”，把家人重新聚合起来，成了张美玲新的希望。
2014年10月，外语零基础的她花掉两万多块钱，成为英语速成班的一名学员。
学英语的压力来自两个外孙。飞机失联一个月后，外孙彼得和迈克就被爷爷、奶奶接到印度孟买。之后，她和外孙们的交流就只限于周六或者周日中午15到20分钟的视频电话。
“听不听话？”“学习怎么样？”“学中文了没有？”看到孩子，她总是提这3个固定的问题。大外孙彼得会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回答她：“学了。”张美玲发现，外孙们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中文水平退化得很厉害。
“你想姥姥了吗？”张美玲问小外孙迈克。
屏幕上迈克满脸疑惑，显然，他听不懂姥姥在说什么。彼得赶紧把中文翻译给弟弟听。
外孙变成了“外国人”，这让外婆张美玲很焦虑。61岁的她像大学生备战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样，点灯熬油，捧着单词、语法书朗读背诵。单词记得差不多了，又开始做组词造句方面的练习。
张美玲赶了上万公里的路前往迪拜，在那里和外孙会面。结果，她只能听懂外孙说的一些话，自己却什么都说不出口。“年纪大了，总是记不住。”她决心将后面一段的学习重点转到读说上来。
于嘉在丈夫失去联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跟车较劲。以前，夫妻俩在一家公司，每天早出晚归，都是丈夫开车，她只需坐在副驾驶位，选自己喜欢听的歌就可以了。来来回回6年，于嘉也没记住去公司的路。回到公司上班后，她把丈夫的车钥匙拿了过来。
上路后不久，她开的车就跟别人的车蹭了。对方下车来，摆出阵势质问道：“你怎么开车的？”
“以前都是我老公开车的……”
“你老公人呢？”
于嘉“哇”的一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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