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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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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

书籍名:《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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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舒桃透露:现住台北市人称“八爷”的陈仪小弟,担任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总顾问,舒桃曾去找过他,希望他能出面为陈仪翻案,由于其年事已高,生活无虑而不愿出面。舒桃表示:近期将设法与他们再取得联系,并成立“追究2·28真相联谊会”,共同“追惩元凶”。

根据舒桃的推论,人们想到,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杀人灭口或借头泄愤,所以首先拿陈仪开刀。

泄积愤陈仪遭殃持第二种观点的是李宗仁,他在观察有年后,写了下面的话: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准备下野,由李宗仁出面和共产党和谈,陈仪披肝沥胆,上书蒋:“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当局者在下决心破釜沉舟的时刻,最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蒋想的当是:“要死也一块死”,对陈已经不满了。

1949年1月21日,蒋宣布下野,偕蒋经国乘飞机由南京经杭州回奉化。迎来送往是地方官的头等大事,陈仪乃以省主席身份在西湖“楼外楼”设宴接见。贵客中除蒋氏父子外,还有俞济时、陈诚、汤恩伯等人。席间,蒋满腹惆怅,连“西湖醋鱼”也不能下箸。陈仪也是一片爱心,劝道:“要拿得起,放得下!”

真正会做官的人,那第一等本事便是用心揣摩上司的“思想动态”,像王熙凤侍候贾母那样,投其所好,拣中听的说,少而精。安禄山就有这种本事。传说,唐明皇有次戏问安节度使:“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了些什么?”安马上伏地回答:“满肚子都是赤胆忠心!”唐天子笑得合不拢嘴。

蒋是不想真心“放下”(下野)的,一听此言,连饭也不吃了。随即驱车而去,连“断桥残雪”也不屑一顾,当夜宿于览桥空军学校“天健北楼”。2月间,汤恩伯告密,蒋也不同李宗仁商量,便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蒋经国在1949年3月21日日记上写有:李宗仁本日复飞桂林,陈仪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

彼因通匪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

3月,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将陈押送台湾。

劝降汤恩伯内幕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当时任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第二处长毛森(军统)。

1948年6月,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当时,正是国共抗争激烈、乾坤剧变的季节,这位饱经沧桑,年过古稀的官场老翁太疲劳了,不忍再见生灵涂炭,有意且息兵刀。中共研究了他的思想动态,派人与之联系,希望通过他劝说汤恩伯在宁沪一带宣布起义。

毛森日后的回忆资料(《台湾传记文学》52卷4期《陈仪迫汤投共始未》),承认这个案件是他所主办的。他认为汤恩伯拒不接受陈仪起义的劝告,并向蒋介石告密,这固然是事实,但汤恩伯用心良苦,并不想杀害陈仪,最终导致陈仪杀身之祸的是(军统局长)毛人凤。以下是毛森撰述当时经过的情节,虽属反面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时,毛森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毛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以重任,对毛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他商谈,彼此间已无任何隐私。1949年初,东南吃紧,毛森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毛陈仪迫其投共,毛非常惊讶,他问汤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毛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毛森家,不准其自由行动。毛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么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毛森一口拒绝。当时毛森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汤可能因言语冲突,对陈说了一时气话。汤:“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13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是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江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岩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

毛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毛森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毛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陈对他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毛奉调北上,离开了陈。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毛晤面,即发表毛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指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识颇深,他是日本陆军大学就学时以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当时毛森曾对汤说:“你不要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地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去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毛森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毛又不愿接陈去自己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汤命毛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毛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毛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毛森在场,即听命缴枪,毛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毛森对陈仪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陈仪当然明自己被监视了,默然颔首。毛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

日后有人说毛森当时领人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毛森否定说: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信件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毛森与丁名捕在蒲石路汤公馆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帮宪。汤私告毛,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毛森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说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毛森认为自己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捕、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连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言人。毛森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毛森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毛森能否走得开?毛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毛森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询中共要求,撤去毛人凤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毛森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

汤派专机送毛人风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