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诗缘再续

夕阳即使是一枚金币/也买不回昨日的光阴。

我和白镜泊开始研究王德川的操作方式，决定要用同样的方法将失去的赚回来。白镜泊觉得乱世出英雄，触法不违法就是合法，做职业商人就要六亲不认，只认钱。

想要干什么，眼下能做啥就将就着做！不能做再说！我这么告诫自己。我原本就是一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的人。

我们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了一单生意，用的是王德川的操作方法。

上海东方电器公司专业销售电磁炉。通过矮子姨夫的介绍，我们公司付了15%的预付款从这家公司进了批发价一百万元的电磁炉，到手后我们以低于批发价20%的跳楼价卖给了重庆的一家电器商行。最后我们以做亏了为借口，由公司花十万元买了所谓价值百万的皮革抵给了上海这家公司。

整个操作行云流水，只是矮子姨夫觉得十分对不起上海那家公司的老板，当兵时他是那位老板的老班长。私下我们给矮子姨夫包了五万元的红包作为中介费，让他心安理得一些。

这笔生意让我们净赚了五十万，接下来再做我们便得心应手，没有一点心理障碍。

那时生意就这么做的，大家都这样在做。似乎不合理也可以，只要合法。赚钱是硬道理！

那时一个过硬的关系就是一单生意，用失掉信任和友谊就可换来利润，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都在不健全的法律允许范畴内。

那时拿钱都很难买到的货叫俏货，能和进价接近就卖出的货叫尖货，低于进价百分之几十能卖成现钱的货叫跳楼货，以进价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才能卖成现钱的货叫死猫烂货。

那时只要能以少数预付款打出去赊得俏货，卖出去后再用少许钱买进同等价值的死猫烂货，充抵给上家就能大大的挣钱。

那时处处都是贸易公司或经营部之类的单位，皮包里装着公章和合同，撞上了就签合同，凭谁的嘴会讲，凭谁的头子好（就是表面看起来让人信得过）。

所以开公司做生意在那个年头也称为撞货。凭运气能撞上数额巨大的尖货就能发大财。而多半是些运气不佳的公司撞上些跳楼货，付掉中间费加上要跳五楼以上的货，卖成钱所剩无几，以此恶性循环，愈陷愈深，债务越背越大，到最后就只能做死。

现在想来，那个年头的所谓皮包公司为搞活经济起了莫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它们促进了市场的流通。

那些开皮包公司的人有的一夜之间暴富，也有的身背重债沦为阶下囚。但无论如何他们为搞活经济起了一种积累基本经验和模式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试验田。厂家生产出来的货没有这帮人四处窜、四处倒、四处卖，就无法流通，就无法真正地进入消费层面。在买进、卖出这个流程中，不适销对路的商品没有这帮中间人拿来贱卖、拿来跳楼、自己背上债务，就不能实现市场价值，这些货说不定就要损毁掉。他们的确钻了一些法律的空子，但也接受了市场法则的裁判，做得好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运气差和目光短浅的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我和白镜泊在当时做生意的一帮人当中算是有文化的，自诩智商比一般商人高，是儒商。我们只有遇到俏货和尖货时才做上一单，加上我们手里有一百万左右的周转现金，随时都能买到较大数额的死货来充抵对方，生意也就做得十分轻松和洒脱。

我们内心深处对王德川还是心存感激的，是他教会了我们这种操作模式，让我们硬生生地突破了心理防线。接下来，我们成功地做了好几单业务，大大地赚了几把。

转眼间已是春暖花开，毓娒有了身孕。生意做得轻松，我便常常待在家里照顾妻儿，带着小白菜四处转悠，陪她看电影，给她讲故事。那段时间待在家里并不孤寂空虚，也不会有与社会脱节的惶恐。我常常一段段地回想起从前的旧事，有时觉得它们似乎正在发生或可能即将发生。

人往往因为一件小事改变自己的志趣和往后所走的路。我因为帮一位同学打架而写上了诗，并写上了瘾。

上大二下半学期时的一个晚上，八一级的甄刚闷闷不乐地跑到我寝室，坐着一言不发，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因为我们都喜欢踢足球，加之又是老乡，是关系很铁的哥们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说，是和班上的尚仲打架吃了亏。起因是他评价尚仲的一首小诗写得太一般，尚仲便说他发表在校刊上的才不是东西。两人争得恼羞成怒，争得动起手来。尚仲当着同学的面重重地打了甄刚一耳光。甄刚觉得十分没面子，来找我是想让我替他出这口气。

血气方刚的我一口应承，于是我俩到教室去找正在晚自习的尚仲。尚仲一看来者不善，我们又是两个人，知道自己要吃亏，站起来一巴掌响亮地拍在桌上，用手指着我和甄刚说：“是好汉的我们就单挑，不要以多欺少。”

我朝甄刚努了努嘴，让他闪一边去。我嬉皮笑脸地走到尚仲面前说：“还以多欺少，你欺负甄刚是不是以强欺弱？今天，这个头我为他出定了。来，我陪你单挑。”

我和尚仲将单挑的地方选在教室的讲台上，看热闹的同学立即就围了一大圈。

刚一站上讲台，我抬起一脚就踹在尚仲右肩上，他仰面朝天倒了下去。

我等待他起身还击，哪知道他爬起来换了一副热情洋溢的笑脸，向我伸出手来要握。他说：“不打了，你是好汉，像个诗人！”见我不知所措，接着又说，“我们做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这样产生的。走，我请客，喝酒去。”

这种化敌为友的理论我是能接受的，打架交朋友我自小不是第一次。我们三人到了校门口的小酒馆，切了一盘猪头肉，要了白酒、啤酒喝上。

先是由我主持甄刚和尚仲的和好，让他们对饮一杯。接着就是尚仲敬我酒，他对我说：“平时我们虽没有深交，但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很有灵气，为什么不写诗呢？你一定能写出好诗来。”

刚才拳脚相见的时候他说我像个诗人，我还奇怪呢，这么一说我倒想试试去做诗人，但我也坦言不会写诗。

尚仲说：“写诗没什么会不会的，靠的是才气和天赋，只要你写，我保证你会。”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写诗了，并常和尚仲交流，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写了一阵子诗我想投稿，在邮局门口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将连夜写的一首名为《初冬》的小诗寄给了一家文学杂志。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这家杂志社编辑部的回信，说诗稿刊用，不日给我邮寄样刊和稿费。

旗开得胜。从那以后，我狂热地爱上了诗歌，屡屡发表作品去赚稿费。进入大三时，我几乎对所学专业完全失去了兴趣。

我常和校园内一帮志同道合的诗友逃学、写诗、酗诗、品吟诗歌。我们对这样的活动如痴如醉，常常通宵达旦。我和尚仲、燕晓、泽明、夏三、何子等同学一起成立了“大学生诗派”。

我们是一群出没于小酒馆和女生宿舍的诗歌红卫兵。我们醒目的标志是长发和黄书包，自发的集体主义以及对诗歌的狂热使我们肺活量大增，集体的喧哗淹没了晚自习的寂静，所作所为中交织着文明和野蛮、狂妄和无知。那些青涩的脸上挂着执着的表情，那些疯狂的大脑里装满着诗性的激情和膨胀。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大学生诗歌有了重庆大学“大学生诗派”这面旗帜，这个诗歌流派从重庆出发，一路迎风招展，遍布全国。

一切都因为诗歌，它让我的个性从此变得绝对、极端而又疯狂，它一直暗示我，生活之外有另一种真正意义的生活。

好多年后只要我一回想，就能分辨出那是怎样的生动和愤怒。如今大学已远，作为学生的我已远，呼朋唤友的夜晚已远。我身不由己地走在经商的路上，我的诗性何在？

夏天又到了，重庆这个火炉般的城市把人的心情烙得像张薄饼，极端的烦躁和脆弱。7月25日深夜毓娒说肚子有些疼，不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全身直冒虚汗。这两天正是她的预产期，我马上预感到她是要生孩子了。

我起身抱起她直往厂医院跑，小白菜从来未看见我们如此慌乱，吓得什么话都不敢讲。

将毓娒送进产房后，我和小白菜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她哆嗦着，一个劲儿地问妈妈怎么了？我抱起她说：“没事，妈妈马上就给你生个弟弟。”

小白菜问：“爸爸，我是妈妈生的还是你生的，生我时也这么难受吗？”

我说：“你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生的，一高兴就忘记了难受。”

说着说着小白菜在我怀里睡着了，还不时在梦里喊妈妈。

毓娒顺顺当当地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我高兴地抱着他不放下，在医院里的病房里直打转，并奇怪孩子怎么就这么小呢？毓娒一遍遍地警告我小心，怕我粗手笨脚地碰坏孩子。

我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父母，他们听说有了孙子，甭提有多高兴了，急急地从家乡赶来，带了一大包为小孩准备的衣物。

毓娒的父母也从成都过来了，并从农村找了一位远房亲戚为我们洗衣、煮饭。家里一下子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一大家人围着这个小婴儿团团转。小白菜寸步不离地守着弟弟，不时用小嘴去吻弟弟的手和脸。

白镜泊和杨荭也提着礼物来看望。他调侃：“一个大孩子做了一个小孩子的爹爹，可喜可贺！”说着从兜里摸出两万元喜钱给毓娒。

白镜泊对我说，他想换换环境，和杨荭一起去南京。杨荭的大舅舅是南京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他想出去走走看看，言下之意是我们暂时先停了公司的业务，往后有机会再一起做。

我表示听他的安排，既然有这样的好机会怎么能够放过。白镜泊提到公司利润的分成，我说怎么分都行。公司总共赚了二百三十万，他要出去发展，问我能否多分他一点。我说，这么久在一起合作，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公司也是他领头做的，理所应当多分给他。

我自报数，说分我三十万就行。可他说至少得分给我一百万。推来让去后，我还是拿了一百万，他多分三十万。

白镜泊去南京前我们依依不舍。我嘱咐他远行多保重，我接下来也不做什么生意了，在家读一气书，给自己充充电。他说他去行千里路，我在家读万卷书！往后我们一定有再合起来共谋大业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关了公司，停下生意我还是很失落的，不仅仅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读书和写诗之余，我经常带着小白菜出去玩，有时候一个人在街上茫然地走上半天。

周末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小白菜到以前开咖啡馆的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路过我以前开咖啡馆的地方，远远地见这个店面的招牌变成经营家具的了。

店外面站着的一位年轻女人，从侧面看似曾相识，我不由自主地朝她走去。

是她，是那位曾在咖啡馆里帮我化解危机的姑娘。她不是远嫁香港了吗？我以为再也见不着的姑娘，她竟然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的容貌有了一些改变，比过去丰腴了，穿着雍容华贵，像一位阔太太。她专注眼前这处地方的神情，似陷在深深的回忆之中；她一动不动地交抱着手臂站在那里，并没有觉察到走近她身边的我。

我犹豫着走上去，用所有勇气组织了一句话：“你好！我以前在这开店，你还记得我吗？”

她刚转过脸来，我不等她回答，就告诉她，非常感激当年她帮我的忙，我一直都想再见到她，想有一个感谢她的机会，所幸今天故地重逢了。

姑娘转过身来，大大方方地将我从头到脚看了，转而腾地脸红了，“呵！是你呀，真能在这里遇到你？”

“是啊，两年多了。我……”我把话说了半截却不知该怎样说下去，因为她的脸更红了。

我想她是因为在想着从前那些事，被我看穿了而脸红吧，那时候她经常独坐在我们的咖啡馆想事情，我和矮子琢磨过好长时间，不知道她心里藏着什么。

她淡淡地一笑，摇了摇头，指着小白菜说：“这不会是你女儿吧？”

“是呀，是我女儿。”我顾不上解释太多，对小白菜说，“妹妹向阿姨问好，这是爸爸的老朋友。”

小白菜怯生生地望了望她，又望了望我，细声细气地说了声：“阿姨好！”

她弯下腰来摸了摸小白菜的小脸蛋，转过脸来对我说：“你真好福气，女儿都这么大了，难道你读书时就有了小孩？”

我呵呵一笑，只摇了摇头，不想当孩子面对她解释。

我们站处的对面是沙坪大酒店，我邀她去共进晚餐，坐下来好好聊聊，她说再好不过。

到餐厅一落座她就问到我怎么将咖啡馆关了，我将这两年来所发生的情况简单对她讲了。借着小白菜到邻座找小朋友玩的机会，我对她说了小白菜的身世。

她拢了拢秀发望着我说：“真不容易。”

我不知道接下来对她说什么，她也是；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

我们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坐着，坐得这么近。我不时地看她妩媚、圆润的脸，不知道她怎么竟像在咖啡馆时常有的那样，低垂下眼帘，若有所思。

后来她说，她离开时本想和我道别，几次走到咖啡馆前都没有进去。我等着她说下去，说出原因，可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守着你女朋友我能说什么？也怕我的心思说出来吓你一跳呢。”她的语气有点怨怼。

我明白了，对于我，她是有一份隐藏着的感情的。我不由得心潮难平，美好的东西、羞涩的情感一般都压在心中最深处，难以表达。

趁着酒兴我把那首压在我心间的诗《黄昏》背给她听。

“夕阳即使是一枚金币/也买不回昨日的光阴”这两句，被她反复低吟着，看得出她的百感交集。

小白菜傻傻地望着我俩，她看到后脸一红，从包里拿出一串珍珠项链戴在小白菜脖子上。她说：“小妹妹，阿姨送给你，你戴上真好看。”

小白菜从脖子上取下项链放到桌子上说：“我不要，妈妈看见了一定会不高兴。”

我们俩语塞，场面显得有些尴尬。

我对小白菜说：“阿姨送给你的，收下吧！你不收下爸爸可不高兴。”小白菜这才十分不情愿地把那串项链放进了荷包里。

她告诉我为什么答应嫁那个香港人。当时她完全可以不从的，只因她妈妈患肾病花了很多钱治疗，家里欠了不少账不说，她还有两个弟弟正上大学。

红颜薄命！这么说她是为了家才嫁给了有钱人，她是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真爱去换来母亲的健康、弟弟的前途。

我们很晚才分手，要不是毓娒打来的传呼响了好几次，我们还想再待一会儿，毓娒知道我带小白菜出去看电影，久久不见回家很担心。

临别时，我们彼此留下通讯方式。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刘萍。按她自己的说法是听起来像“流萍”，随波逐流的浮萍。

回家之后，小白菜把那串项链给了妈妈，还说是和爸爸一块吃饭的那位阿姨送的。我胡乱编故事搪塞毓娒，说是偶然碰见班上的女同学，一同吃了顿饭，是女同学送项链给的小白菜。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常和刘萍联系，频频约会。知道还在读大学时她就认识我了，并一直在暗中关注我，只是我不知道。

读书时我是重庆大学的名人，常做出些出格之事，是一个口无遮拦敢顶撞校领导的学生，老师们亦喜亦恨的那种有才华的刺头学生。学校里很多人都认识我，那时我们编了一份在校内外很有影响的大学生诗报《中国当代诗歌》，我是这份诗报的主编，常搞活动，常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大学生诗友找到学校来……

刘萍当时知道我和毓娒在谈恋爱，她说她当时做过一个疯狂的举动，给我写过一封信。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她看见我在暖洋洋的太阳下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睡着了，就把早已写好的信放在我头旁边，并用小石头压着。

以后她一直远远地坐着，看我醒来后拿起那封信，点着一支烟十分认真地阅读起来。她说她很是失望，我没有站起身来找她，要是有这么一个动作，她就会向我走过来。

我记得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信中说她是一位诗歌爱好者，非常关注我们在校的这群诗人，尤其喜欢读我的诗，想和我认识都没那个缘分，将来有机缘一定要和我交成好朋友……信未署名，没想到居然是她写的。

她十分感慨地说，后来也就是去了香港以后她常想起我，想起我时她就想时光倒回去，回到少女情窦初开的那封信中去，去留下姓名，留下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夕阳即使是一枚金币/也买不回昨日的光阴”。她又吟起了我写给她的《黄昏》那首诗里的这两句。

刘萍婚后的日子并不幸福，老公虽有钱却是一个没文化没情调的庸人，两人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爱情。香港有些人原本就看不起大陆人，他们在大陆找老婆多半是为了找一个花瓶，让自己有面子。这样的生活中，我的影子她总是挥之不去。

这次她回来是想组建一个演出团队。她小时候爱好唱歌、跳舞，现在长长的T型台可以延伸她的梦想，作为点缀她枯燥无味生活的亮色。她的老公不允许她有自己的事业，也根本不把她要做的当一回事，料她没有能力做到。

当时申办演出团只需在文化局拿到一个批文就可以。批文她已经拿下来了，她说我要是能有兴趣的话出头组办更好。我说，“好哇，求之不得，反正我在家也没有啥事可做。”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梦，我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我只知道往前走，往无路处走；偶尔，也会停下来干脆不走。

我一直以为梦是人在睡眠状态的一种思考方式，它无意中表现了我们在清醒状态的某种深层思索痕迹，映射了我们下意识的一种状态。通过这种状态我们去梳理曾经的生活乱藤，做一个解释或预知到未来生活状态的某种暗示，这种自我暗示的确能够从我们本身的生活中找到一种或许多种对应。

我租下了一座较为豪华的办公场所作为培训场地，在报纸上刊登并在街头上散发招聘文艺学员的广告。学员每人交十元报名费，七十六元的培训费，录取为正式演员后每人还得交三千元押金。

两个月下来，我收了十八万元到账上。报名费三万多，培训费七万多，还有的是演员的押金。能收这么多的钱是源于人们的明星梦。

演出团的演出让刘萍很是高兴，她在内地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都会一场接一场地来看演出，高兴时还到台上唱唱她喜欢的歌。

好景不长，颠沛流离的演出中我发现维持演出团的生存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三十多位演员，演一场下来收入只有一两千，要支付演员的工资和各种费用实在是入不敷出。

在刘萍回香港以后，我将演出团转让给一位姓付的中年生意人，他本身有钱，接手演出团是看重团内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说即使亏点钱也愿意图个养眼。就这样我分走了八万元现金，把团长的位置让给他。

我曾经对团里的一些演员说过易人经营的事，她们都不愿意，这些美女们自信演出团能够红遍全国，她们能够出大名，因为她们有才艺，有我这个文化人团长。我也确实是团里的灵魂，我这个年轻团长的思想、煽动力给了她们激情、梦想、自信，我又为她们勾勒了一幅美好的前程。她们说只要我不走，她们连工资都可以不要。

可我还是走了，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不敢跟演员们告别，把这么多人的梦换成了八万元现金一走了之。后来只要一想起那些青春美丽的面孔，那些渴求成功的眼神，我的心中就不免羞愧难当。

果如我所料，演出团没支撑到半年就解体了，连同那个年代众多生涩的明星梦消失了。

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我心中来得那样的早，重庆这个山高水长的城市处处花香鸟鸣，四周静立的群山望着不忍离去而又匆匆远去的两江水，昭示着远方还有大海，还有和我们以及我们生活的城市有着某种关联的深邃和激情……

二十五岁的我，内心像春天的草木在吐新芽孕花蕾，又犹如一头被自己肉体囚禁着的困兽，雄心激动不已，在一个新的年代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