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玛丽·罗杰奇案（二）
（3）真相来自细节
杜宾仔细地读完我摘录的资料之后说：不用我说你也看得出来，这个案子比莫格尔街凶杀案复杂多了。虽然此案的手段十分残酷，但它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犯罪。所以人们认为这个案子容易侦破。出于这一点，一开始警察局认为不必悬赏，以为局长大人的部下可以马上查明来龙去脉。他们能想象出凶杀的方式——种种方式，他们能想象出凶杀的动机——种种动机。由于这许许多多的方式和动机都是说得通的，他们便想当然地相信了其中的一种方式和动机。以假当真，以为很容易，干起来就难了。其实，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真正地不容易侦破。因此，我认为，一个人若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来探求事情的真相，那么他就应该具有超于常人的见地。在这类案子中要问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事情中有哪些是以前没发生过的？’对于头脑训练有素的人，‘不同寻常的情况’正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根据圆木门发现的尸体状况来看，有人认为死者并不是玛丽·罗杰，可是警察局悬赏捉拿的却是杀害玛丽·罗杰的凶手，其实咱们大可不必为自杀或他杀去费心。咱们同警察局长达成的协议是查出杀害玛丽·罗杰的元凶。你我都很了解局长的为人，不可对他过于相信。如果咱们从那具尸体着手查起，最后查出一个杀人凶手，却发现那具尸体其实不是玛丽的。或者，咱们假定玛丽仍然活在人世，以此作为调查入口，最后找到好端端的她。这两种情况对于咱们来说都是白费力气。因为这样一来，局长先生不会给钱了。所以，即使不是为了伸张正义，仅仅为自己着想，咱们首先要做的也必须是验明尸体的正身，看死者是否就是失踪的玛丽·罗杰。
《星报》的观点对公众舆论很有影响，这家报纸也自认为自己的观点很重要。但在我看来，那篇文章中的定论不过是作者的一片热心而已。咱们应该牢记一点：报纸的目的，一般来说并不是想探讨事情的真相和原因，而是想炮制一种观点，制造出一场轰动来。当探讨真相与制造轰动两者不相矛盾时，新闻界才愿意探讨事情的真相。一家报纸，如果只提出普普通通的看法，它不会得到大众的青睐。只有观点同普通的看法大相径庭时，才会被大众认为深刻。推理与文学颇为相似，只有发些惊人之论才会立刻受到普遍赞赏。其实，不管推理还是文学，故发惊人之论都是最低层次的东西。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星报》声称玛丽·罗杰仍活着，是故作惊人之论，做夸大性的渲染，以哗众取宠来吸引读者。咱们且不管它一开始就表现出的先后矛盾，先来分析分析该报观点中的几个头绪。
作者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表明从玛丽失踪到发现浮尸，这中间时间很短，所以尸体不会是玛丽的。于是这位推理者故意将这段时间缩小到最低程度，一开始即臆测说：“如果玛丽果真惨遭杀身之祸，那么认为凶手动手很早，得以在午夜前将尸首抛入河中，则是讲不大通的。咱们自然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认为姑娘离家五分钟后即被杀害讲不通？为什么认为谋杀是在那天的某一时间发生的讲不通？任何时候都可以有杀人案发生。只要凶杀是在星期天早9点到晚12点之间的任何一刻，凶手就有足够的时间在午夜前将尸首抛入河中。所以，作者的这一臆测等于是这样的：凶杀案根本就不是发生在星期天。如果允许《星报》这样臆测的话，那么便无异于允许它胡猜乱测了。可以想象，撰文者的脑子在根深蒂固地这样想，‘如果玛丽果真惨遭杀身之祸，那么认为凶手动手很早，得在午夜前将尸首抛入河中，则是讲不大通的。而如果同时还认为，午夜之后尸体仍未抛到河里，这也是讲不通的。’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很矛盾，但与登在报上的那句话相比，还不如报上的那句话荒谬。”
停顿了一下，杜宾继续说：假如我只想驳斥《星报》的这一观点，以上一番评论就够了，事情到此为止。然而现在的任务不是评论《星报》文章，而是查出事实真相。《星报》中的那句话表面上看只有一个意思，但它有潜台词，我们要了解作者欲说未说的那些话。作者是想说：无论凶杀案发生在星期天的何时，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凶手都不会冒险在午夜之前将尸体弄到河边。我认为作者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作者认为，凶杀案发生在这么一个地方，凶手就必须把尸体拖到河边去。其实凶杀也可以就发生在河边，或干脆发生在河上。这样一来，就可以在那一天的任何时间，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抛尸入水，因为这是一种最便捷的方法。
《星报》作者认为，如果尸体是玛丽的，那么它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就非常短暂。这样，他大大缩小了推理范围，使其适合自己需要。他接着又说：‘经过证明，溺水者之尸体，或者暴力致死后立即抛入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天至十天才会因严重腐烂而浮上水面。即使用一门大炮轰击一具浸泡在水中不足五六天的尸体，强迫其浮出，但事过之后，它又会重新沉下去。’除了《箴言报》外，巴黎的各家报纸都默认了这一观点。
而《箴言报》则极力驳斥‘溺水者尸体’这一段，列举了五六个实例来说明溺水者尸体浮起不必用《星报》所说的那么长时间。不过《箴言报》想用几则特殊例子驳倒《星报》的总论点，有点不太聪明。即使它举出的不是五个例子，而是50个尸体两三天就浮出水面的例子，这些例子对《星报》声称的‘自然规则’来说，也只能算是例外。只要承认这一‘自然规则’（《箴言报》没去否定这一‘规则’，只是强调有例外），《星报》的论点就依然十分有说服力。
你一定能够想到，驳倒《星报》提出的‘自然规则’，就是驳倒了《星报》论点。因此，必须先讨论讨论这一规则。人的身体与塞纳河的河水比重差不多，既不比河水轻，也不比河水重。也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一个人身体的浮力，等于其排水量。骨小脂多者的身体，一般比骨大肉瘦者的身体比重小，女人的身体一般比男人的身体比重小。河中之水的比重有时是要受到海上涌来的潮水的影响的。不过，即使不考虑海水的因素，也还是可以说，在淡水中也极少有谁的身体会沉下去的。
落水者差不多都可以浮出水面，只要他肯把自己全部浸于水中，使身体的排水量达到浮起自身的程度。不会游泳者在水中最好采取陆地上走路时的那种直挺挺的姿势：头尽量向后仰，浸于水中，只让鼻子和嘴露出水面。这样一来，准可以毫不费力地漂浮。然而，人体的体重与其排水量很不容易保持平衡，一不小心，其中一方就会超过另一方。比如说，伸出一条胳膊，胳膊失去了水的托浮，变成了额外的重量，头也就随之沉下去了。而如果借助一块小木头的浮力，头就可以完全探出水面，四下张望。
不会游泳的人在水中挣扎时，手总是往上举，而头则总想像平常那样直伸着，结果鼻子和嘴都浸入水中。当他在水中挣扎着呼吸时，水就进入了肺里，与此同时，大量的水也进入了胃里，胃里和肺里本来都是空气，现在灌满了水，重量就发生了变化，整个身体比以前重了。一般来说，这增加的重量足以使人体沉下去。但是有一个例外的情况，那就是骨小脂多的人，他们不会沉下去，所以即使这类人淹死了，依然会浮在水面上。
尸体沉到河底之后会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一些原因导致尸体的比重变得大于水，便再次浮出水面。尸体腐烂会造成这种结果。腐烂会产生气体，气体充满了细胞组织和五脏，使全身呈现可怕的肿胀。随着气体越充越多，尸体的体积也越变越大，但重量却未增加，这样一来它的比重就比水小了，尸体便浮出水面。但是腐烂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有的因素使腐烂加快，有的因素使腐烂减缓。季节的冷暖、水的纯度和矿物质的含量、水的深浅和流动状况、尸体本身的体温、死者生前有无疾病，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尸体的腐烂速度。所以，很难准确断定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尸体才会因腐烂浮出水面。有时它可能一个钟头就浮出来，有时则可能根本浮不上来。某些化学液体可以使尸体永不腐烂，二氯化汞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除了腐烂之外，胃里的蔬菜等物发酵也会产生气体，别的脏器里可能也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气体，致使尸体因充气而浮出水面。朝尸体放一炮，只会造成一些震动，强迫尸体脱离水底松软的泥土，这时其他因素产生的效果就会使尸体浮起来。震动也会消除部分腐烂组织的黏性，使内脏在气体的作用下膨胀。现在我们弄明白了这一问题的全部道理，就可以十分方便地用它来检验《星报》的说法了。
《星报》说，‘经验证明，溺水者之尸体，或者暴力致死后立即抛入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天至十天才会因严重腐烂而浮出。’这几句话现在看来是极为矛盾和不合理的。无论是科学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尸体浮出水面的时间没有定律。经验并没有证明‘溺水者之尸体’需要六天至十天才会因严重腐烂而浮出水面。此外，如果用炮轰击尸体，强使它浮出水面，再不去管它，它也不会重新沉下去，除非尸体已极度腐烂，尸体里面的气体已经逸出。但是请你注意，‘溺水者之尸体’和‘暴力致死后立即抛入水中的尸体’，二者是有区别的。文章作者虽然也承认这种区别，但却把二者归为一类。我刚才已经说过溺水之人为什么会比水重。我也说过，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只有当他挣扎着把胳膊伸出水面，脑袋在水下呼吸，致使水挤走了肺中的空气，他才会往下沉。但是暴力致死后立即抛入水中的尸体，却不会这样地挣扎和呼吸。因此，对于这样的尸体来说，通常的自然规则是，尸体根本不会沉下去。等到尸体极度腐烂的时候，即肉在巨大的压力下脱离了骨头的时候，我们才看不见尸体。《星报》显然忽略了这一事实。
《星报》的另一个观点是：尸体可能不是玛丽·罗杰的，现在咱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观点。因为照它看来，刚刚过了三天，尸体怎么会浮上来呢？她是一个女人，即使是淹死的，也有可能沉不下去。即使沉下去了，也有可能在24小时内重新浮上来。但是并没有人认为她是淹死的。如果她是被害后才被抛下水去的，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发现她漂在水面上。
《星报》又说：‘如果死者遇害后，尸体一直放在岸边，一直放到星期二晚上才被扔下水，那么在岸上就可以发现凶手的痕迹了。’这句话乍看起来很难辨出推理者的用意，其实推理者是预料到别人会对他的观点提出反驳，即‘尸体在岸上放了两天，迅速腐烂，比沉在水里腐烂得还要快’。他认为，如果此具尸体是这样的话，它有可能星期三就会浮出水面。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漂浮。于是他赶紧指出尸体并没有放在岸上，因为，如果放在岸上的话，‘那么在岸上就可以发现凶手的痕迹了’。你对这一推论一定也感到好笑，尸体放在岸上的时间长短，怎么会增加凶手的痕迹呢？你我都不明白。
这家报纸接着说：‘何况，如果事情真像大家所认为的是一桩凶杀案，那么杀人凶手也太蠢了些，在当时系重物本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然而杀人凶手抛尸时居然不系重物’。你看，这种思维逻辑有多么混乱可笑！包括《星报》本身在内，没有一家报纸说这具尸体不是凶杀致死，因为暴力留下的痕迹太明显了。推理者的目的是想说尸体不是玛丽的，他想证明玛丽并未被杀——而不是想证明尸体的主人并未被杀。然而他的这番评论只能证明后面一条。尸体上未系重物，凶手抛尸时理应系重物，所以尸体不是凶手抛入水中的。作者只证明了这一点。他甚至没探讨死者究系何人。
《星报》不遗余力的论述，只不过是否定了它刚刚承认的事实。它说：‘我们完全相信，打捞上来的这具尸体是一位被谋杀致死的女性。’这并不是这位推理者自相矛盾的唯一例子，他总是不自觉地做出有悖于自己论点的推论，我已经说过，他的目的很明显，是尽可能缩短从玛丽失踪到发现尸体这一段时间的长度。可是他却总是强调：姑娘离开母亲家后，就再没有人看到过她。他说：‘我们没有证据说6月22日星期天上午9点钟以后玛丽·罗杰仍在人世。’他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他至少应该不提这一问题。假如真有人在星期一或星期二见到过玛丽，那么时间长度就又大大缩短了，而根据他的理论，尸体是女店员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了。
可是说来有趣，《星报》是由于充分相信这样说可以加强自己的论点，所以才坚持这样说的。咱们再读一读该报对博韦辨认尸体的看法。《星报》关于胳膊上汗毛的描写，显然是信口雌黄。博韦先生不是傻瓜，绝不会仅仅凭胳膊上的汗毛就断定死者的正身，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有汗毛。《星报》中所说的话非常含糊笼统，这正好暴露出它在篡改证人的证词。证人一定说到了汗毛在颜色、疏密、长度等状况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
《星报》还说：‘她的脚很小。其实女人的脚都是很小的。她的吊带袜不成为任何证据，鞋子也不成为任何证据，因为吊带袜和鞋子都是市场上成批出售的。她帽子上的假花当然也属于上述情况。博韦先生坚持指出的一件事是，死者吊带袜上的吊钩是翻转过来的，往下移了一些。这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妇女大都不在商店里试穿吊带袜，而是买一双回去，如果不合适就再将吊钩调整调整。’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绝不是在认真推理。如果博韦先生在寻找玛丽尸体时发现一具女尸，这具女尸在体格和外貌上都与失踪的姑娘差不多，那么他不必多考虑死者的穿戴，尽可放心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玛丽的尸体。如果除了体格和外貌相似外，他又在尸体的胳膊上发现了特别的汗毛，与玛丽生前他所看到的汗毛一样，那么他对这一辨认的准确性就更有把握了。汗毛越具有特殊性，他的辨认准确性就越大。如果玛丽的脚小，尸体的脚也小，那么死者就是玛丽这一可能性便又增加了。不仅仅是以算术级增加的。除此之外，再加上死者的鞋子与她那天失踪时所穿的鞋子一样，那么死者是玛丽的可能性就几乎达到了无疑的地步，尽管这种鞋子有可能是‘成批出售的’。
有些东西本身也许并不能作为辨尸的证据，但通过与其他证据相吻合，便可以构成确凿的证据。比如说，死者帽子上的花与失踪姑娘帽子上的花是一样的，花儿每增加一朵，证据的可靠性就增加几倍。证据可靠性的增加，不是像做加法那样相加，而是像做乘法那样百千相乘。现在再来看看死者的吊带袜，这双吊带袜同玛丽生前穿的一样，这点倒没什么。但是这双吊带袜的吊钩翻转过来，因此变紧了，而玛丽离家时，她的吊带袜也是吊钩翻转，收紧过的，这一点便变成确凿无疑。吊带袜是有弹性的，翻转吊钩，这本身就不寻常，自身可以变长变短的东西，当然不需要借助外力来调节长短。玛丽用翻转吊钩的方式收紧吊带袜，那准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情况。所以，单单吊带袜本身就足以证明死者系玛丽。
《星报》对缩紧吊带袜的解释，只能说明它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已。但是说死者就是玛丽，这并不是因为死者穿有玛丽的吊带袜，或穿有玛丽的鞋子，或戴有玛丽的帽子，或帽子上有玛丽戴的花，也不是因为死者的脚同玛丽的大小相仿，或胳膊上有特殊的记号，或身材与外貌酷似玛丽，而是因为死者具有所有的这些特征，正所谓样样齐全。
《星报》的编辑大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在怀疑死者是否就是玛丽，他实在就没必要请律师为证人做心智状态调查了。他认为从律师们的闲谈中拾些牙慧，拉大旗做虎皮，为明智之举。其实，律师们大都是法庭成见的应声虫。我要在此说明，有许多事物虽然不被法庭视作证据，只要有识者认可便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只讲事物的普遍性，根据已被大家公认并且已成为文字的原则办事，而不讲事物的特殊性，根据特殊的情况来办事。法庭墨守成规的作风，以及不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即，在任何一段相关联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获得可获得的真相。从总体上看，这种模式是明智的。不过在许多单个的案子中，这种模式却不一定就明智了，也是会产生错误的。
至于说博韦值得怀疑的那段，只应对它嗤之以鼻。根据你的报刊摘录看，博韦先生同《星报》编辑私下交谈过几次，他不管那位编辑对案情的看法，把自己的意见一股脑提出来，说尸体肯定就是玛丽的。这使编辑先生大为不快。你已经充分调查过这位好好先生，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人挺浪漫，心眼儿不多。大凡这样的人，遇上刺激的事情，都会有点举止失措，引起神经过敏者或别有用心者的怀疑中伤。《星报》说：‘他坚持说尸体是玛丽的，但是除了上述的证据外，他再拿不出别的证据来使人相信他所做的辨认了。’现在且不去评论《星报》所说，只说说这一点：在这类案子里，某人对某事极为了解，因此对某事深信不疑，但他却完全可能说不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使别人也相信他的深信不疑是有根据的。辨认人的事情尤为如此，没多少道理可言。例如每个人虽然不能说出他认出邻居的道理，但是都认得出自己的邻居。
博韦先生对自己的辨认深信不疑，是完全正常的。《星报》编辑大可不必为此生气。我觉得，用‘浪漫而好管闲事’来解释博韦的可疑行径，要比作者所推论的‘博韦有罪’合理得多。一旦接受这种‘度人以善’的解释，就不难理解锁孔上的玫瑰花、来客留言牌上的‘玛丽’‘反对家属看尸体’‘将死者的男性亲属挤出此案’‘嘱咐B太太在他本人回来之前不要同警察谈话，’以及‘他决心自己独揽此案进程、不容别人插手’之类的事情了。依我看，博韦肯定是玛丽的追求者之一，玛丽可能与他关系亲近，而他则想让人们认为他与玛丽有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对此暂且不用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