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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1956年(5)

书籍名:《胡适日记:离开大陆这些年》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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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军北伐,孙传芳在江西抵抗失败之后,变装易服奔到天津,投入张作霖门下求救。陈陶遗首先知道,派人到上海来教我到南京劝说孙传芳,因为我也是当初往杭州请孙传芳来江苏驱逐奉军者之一人,而我却没有做他手下的官,以地方老百姓的资格,还有说话的地位。我听到这种消息,心中说不出的愤恨,于是拉了文江同车往南京,先访陈陶遗。陶遗以电话通知孙传芳之后,我与文江同见传芳。但文江始终不开口,只是旁听。我先问传芳到天津后见到张作霖吗?见到之后如何说法?传芳回答我说,我一到天津就谒见大元帅。大元帅见了我,很高兴。开口就说,老弟,你来了好极了。以前咱们的事撂在一边,永远不提。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已打电报令效坤(张宗昌)来津,大家商量办法。接着又说“大元帅为人实在,很不错。”我听了传芳的话,浑身肉麻,耳鼻中冒烟,几乎说不出话来。文江把眼睛看了我约莫三分钟光景,我才轻轻地向传芳说,看见杨宇霆没有?他对你的态度如何?哪知道这一句话直刺孙传芳的心。传芳立刻就回答说:“那小子!”再往下一听就没有声音了,那以后就是我的说话了。

  我说:“我在上海听说你到天津求救于张作霖,我还不信,最近知道实有其事,所以特地跑来表明表明我们江苏人一点意见。第一,我们江苏人普遍痛恨胡子,(尤其是我同丁文江、陈陶遗三人恨之最深。陶遗在黑龙江好几年,经营垦务,对于关外情形相当明了。我与文江因共同办理北票煤矿,与奉天政界接触颇多。因为去年张宗昌第一个闯入江苏,接着杨宇霆、邢士廉陆续而来。惭愧得很,我们江苏人没有武力,所以想尽方法请你连帅统兵来苏救民水火。不料事出意外,国民军又闯进来了,以致你联带受累。)可是无论如何,张作霖也罢,杨宇霆也罢,我们江苏人绝不欢迎的。要请你郑重注意。第二,我为联帅设想,以驱逐奉军而来,结果乃迎请奉军来到江苏,前后两歧,为德不卒,请你务必再四考量。第三,据张作霖所说,他是派张宗昌来援助你打国民党。请你想一想,张宗昌并不是奉军的嫡派,而且纪律很坏,料定这种军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而奉军嫡派用事的杨宇霆却在冷眼旁观,将来的情形亦就可想而知了。”传芳听了,沉吟不语,约莫二三分钟之后,忽然开口说:“刘先生,你有什么高见?”我说:“联帅本来是应我们江苏人招请而来,胜败兵家常事,我们绝不埋怨联帅。但是联帅要向哪一方面低头合作,似乎应该问问江苏老百姓的意见。现在我老实说,江苏老百姓宁可受国民党的统治,绝不愿再受胡子的骚扰。请你再考虑一下。”孙传芳听了我一席话,当然很不痛快,就斩钉截铁地说:“刘先生所谈,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我孙传芳脾气不好。我宁可啃窝窝头,不愿吃大米饭,我与国民党是不能合作的。我附带告诉你吧,蒋中正曾托张群来找过我两次,我已拒绝他。我对不起刘先生,并且对不起江苏人,我抱歉得很。”我听他说了之后,就立起身来说道:“联帅,千万珍重。”同他握一握手,就同文江一同辞别传芳而出门了。都督府的大门外就是火车站,车站上面就停了我同文江原来所坐的专车。我们上车以后,文江即命原车开回上海。冬天夜长,到了上海时尚未天明。上海商埠公署的汽车到车站来接。文江与我同乘汽车,命汽车夫先开到法租界葆仁里送我回家。谁知那汽车夫睡眼蒙眬,把汽车撞在路中间一个水泥柱子上面,砰的一声,车子震动得很厉害。汽车碰坏不能行走。我与文江皆因之受伤。幸喜有一个西洋人坐了汽车经过,见我们汽车闯祸,连忙下车把我与文江扶持下来,坐了他的汽车上,送到医院。我伤不重,略为包扎而回家。文江口鼻流血不止,只得暂时住院。

  隔了一天,我到医院访问文江,见他鼻伤未愈。医生说,鼻子还要开刀,我不免替他懊伤。文江见我笑了一笑,他说,这碰车的事对于你是无妄之灾,我却正可利用。我已有电报去南京,说明伤情,请准辞职,派人接替了。照官场的规矩,总得挽留一二次,但我绝不再到衙门。已经下手谕,所有员役一概不准擅离公署。并饬整理档案、会计簿册,预备交代。一二天内,孙传芳果然派人挽留文江,并调查文江受伤状况是实,遂令上海交涉使许沅代理文江之职。文江不久即离开上海,携眷往大连居住了。蒋中正定都南京之后,开了一大批通缉名单,丁文江的姓名当然亦在其内。直到民国二十年普遍大赦政治犯时,文江方得免除通缉。

  文江对于政治兴味还是一样的浓厚。但是他在民国廿五年(1936)死前的几个月,我与他在上海见面,他对我透露,蒋介石要找他出来做什么部长,正在竭力躲避。他说蒋介石绝不是可与共事的人,还不如孙传芳之能信任其部下,他已吃过苦头了,不能随便出来。不久他便离开上海而至湖南,从此天人永隔了。

  我这文稿不能说是丁文江的传记,而只是供给他生前挚友的参考品。据我所知,他在地质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两处都有极大的贡献,我希望他的朋友完成一个整篇的丁文江传记。

  末了我有两件事应该替丁文江表白。第一件事,我查广州的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在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一日,以汪兆铭、胡汉民等十六人为委员,蒋中正并不在内。是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委员廖仲恺被刺而死,推汪兆铭、蒋中正、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办理此案。胡汉民被派出洋考察,许崇智辞职赴沪,其时江苏人正在开始驱逐奉军运动。以时间对照一下,丁文江之帮助孙传芳,完全为苏人自救起见。换句话说,完全是对付奉军,而不是对付国民军。第二件事,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孙传芳、吴俊陞、张宗昌等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于十二月一日在天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吴佩孚亦派代表至北京。于是一向反对段祺瑞、张作霖而拥护吴佩孚的一般政客罗文干、王克敏、汤尔和等重入政界,弹冠相庆,那么他们以前反对张作霖是什么理由?现在拥护张作霖又是什么理由?可是丁文江并不如此。他避居大连,从来不到沈阳,亦不与任何奉系人士往来。这是我十分清楚的事,文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白一句,这就是丁文江的人格。

  1956年4月11日

  我近三四年来,每走到一里路,就觉得右脚肚(小腿)酸痛,必须停住休息,然后前进。

  今年我托V·D·哈特纳去问斯廷菲尔德博士(骨科),他要我去看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

  今天我去看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他观察我左右两脚很仔细,又量两脚肚的血压。问我右脚是否觉得寒冷?我说:并不。

  他说:他初听V·D·哈特纳叙说我的病情,他以为我的右脚的情形必很坏。今天看了,右脚不过比左脚差一点,并不很坏,大可以安慰!

  他说:这是血管局部有小障碍。暂且不必用何种手术,只须①不吸纸烟,②继续走路,但不到酸痛时即停止,休息。两个月后,再来看我。

  1956年5月8日

  今早得美京希腊大使馆电话,说,如果希腊王请我明年到雅典参加一个学术讲演,我可以去吗?我说,如在明年,我可以考虑。

  1956年5月18日

  胡适博士现在怎样?你还记得他送给你的那帧中国刺绣品?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你的目标也许像飞鸟一样高,你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它鼓励我尝试过一种宗教生活。近来,它总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这对我们走向天堂之路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啊!我非常感激胡适博士,你呢?……

  珍妮特致V·D·

  圣约瑟夫的妹妹

  圣迈克尔的见习

  夏威夷,英格伍德

  1956年6月14日

  马丁·威尔伯教授约我同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鲇泽岩吃饭。

  此君说一九三一年在杭州见我一次,又前年在东京大使馆见一次。

  他说日本现有479个大学,其中247个为四年或四年以上的大学,其余为二年的大专。

  他说,大学标准的维持全靠一个大学立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虽由文部省聘任,但完全自由独立。

  1956年6月17日

  把能力压成一叠

  看我们

  为了把我们自己看成他人

  看我们!

  罗伯特·伯恩斯

  (亨利·F·奥斯本引,致R·C·安德鲁斯

  --《星期》1956年6月17日)

  1956年6月20日

  去受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检验。(第一次检验在April 11)他量了两脚的血压,膝以下、踝以上,各一次。又细验右脚甚久。

  他说,右脚仍不如左脚,但皮色较好,且有一脉上次觉不着的,此次已诊得着了。

  我停止吸纸烟已两个月了,两个月之中,我觉得右脚走路有进步。向来我走三个街区就觉得右脚肚作酸痛,就须停住休息一会再走。近来已可以走五个街区了。(纽约的曼哈顿区的东西横街,每二十街为一英里,两街之间为一个街区,约走九十五六步。)

  1956年6月23日

  老友王景春先生(兆熙)今天病死在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州。

  他家中不发讣文,也不许陈受颐兄打电报告我。所以我到许多日之后才知道,才补记他的死日。

  当年在英国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三个中国委员,是丁文江、我、王景春三人。此事在一九二六年,至今整三十年。现在三人只剩我一个人了。

  兆熙先生是一位最可爱敬的朋友,曾担过几件大责任,能认识大体,爱国家,有操守,有责任心。

  前年(1954)我回国,从洛杉矶起飞,前一天在克莱蒙特住了一天,在兆熙、受颐两家玩了半天。

  1956年7月21日

  大雨中,叶良才兄开车来送我出门。搭环球航空公司飞去丹佛,柯罗拉多州,转赴拉勒米,怀俄明州。

  去年怀俄明大学邀我参加他们的第10届国际事务学会,我本不大热心,只因老朋友霍恩贝克劝驾,我才接受了这个远路的讲演。

  飞机晚了两点,丹佛的联合太平洋火车又晚了一点半。到拉勒米已过十一点半了。盖勒·M·麦克基教授夫妇来接。住康纳宾馆。

  1956年7月22日

  友人威廉·埃德格顿的大哥富兰克林·埃德格顿(原是耶鲁大学的梵文教授),退休后在拉勒米住。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约我今天到他家去吃饭。

  他家兄弟三人,其二弟为亨利,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①,也有盛名。兄弟三人皆杰出,都是我的朋友。

  1956年7月23日

  讲《革命、共和和文艺复兴》。

  1956年7月24日

  讲《大革命(1924-1927)和国民政府》。

  晚上有所谓“论坛”,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我觉得美国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教员往往不高明;学政治的,学所谓“国际关系”的,更不高明。如此间学会主持的人,都很不用心研究国际关系,都很粗心大胆,都不肯用“平心”考虑国际形势。今夜的讨论会,我早就要参加此会的四个人(麦克基、比尔、斯坦福大学来的布思和我)先聚集谈谈。他们始终不能腾出工夫来!

  今夜的会,Mc Gee主席,问的题目就是很有成见的问题!所以我指摘他们的轻率和成见。

  1956年7月28日

  梁君接我去一位退休的基思上校家吃早饭。

  早饭后,我回旅馆休息。

  下午,北大学生(法学院毕业)董允明同他的朋友易岳汉来谈。

  (董允明,丹佛,约瑟芬南街2126号)

  (易岳汉,丹佛,吉尔平街南1558号)

  下午帕斯夫人在《妇女杂志》俱乐部给我一个茶会,有中美人士共五六十人。我有短演说。有答问。

  晚上到殷一鸣家,金、殷两位太太做中国菜。有中美朋友五六十人。半夜前,金君夫妇送我到飞机场,十二点半起飞。

  那晚上见台湾来的水利局专家:

  朱镕坚(高雄冈山阿公店溪蓄水库)

  靳德沛(水利局)

  最有趣味的是黄厦千君夫妇。黄君是竺藕舫(可桢)的学生,曾主持战时中央气象局,战后任中大气象系主任,中共占南京后,他们夫妇居然出来,由美国气象学权威欧文·P·克里克博士用种种法子把他弄到美国。他昨天有一极可喜的科学消息,我请他自己记在另纸上。

  1956年7月29日

  归途改乘UAL(联合航空公司)的“DC7”,每点钟飞365里,故五个钟头就到了。

  在寓中写明天的演讲,题为《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传统》。

  1956年7月29日

  黄厦千:

  科罗拉多州,丹佛,格罗夫街25号。

  办公室:美国气象学研究院,科罗拉多州,丹佛,百老汇南大街460号。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试用新法作一长期天气预报,预报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当有一飓风在墨西哥湾出现,到时果出现并强度与预报相同,为欧文·P·克里克博士(气象专家)所震惊,立即将此新闻在各电台广播,并作一详细介绍。

  195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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