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直击心灵的一瞬(1)
去往南非的路程相当辛苦：从北京起飞，三小时后到达香港机场；又三个小时后，搭上飞往约翰内斯堡的班机，途中时间是十三个小时；下了飞机，提出行李，从国际机场部腾云驾雾地赶往几百米外的国内机场部，再等三个小时，搭南非航班飞海滨城市开普敦。
全部过程，大概是二十五个小时，整整一天一夜。
幸好宾馆很漂亮，傍山，临海，白色的廊柱让人心情放松和愉快。
拿到房间钥匙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一点，陪同的南非文化部官员要带我们去吃午饭，可我们实在累得七荤八素，婉言谢绝，只想一头栽到床上睡个好觉。
却是无论如何不能睡着。
窗外阳光极亮，是那种穿透一切、纤尘不染的明亮，厚厚的窗帘都不能阻挡它们挤进我房间的热情。
附近不远处，好像正在进行一场激越的歌舞表演，鼓声的节奏很单调，伴之而起的歌声也单调，同一个旋律同一句歌词，吟哦不止，无边无际地延展和滚动，使我不由自主地替那些表演者们着急，又毛刺刺地烦躁。
终于在床上躺不下去了，穿衣出门，去寻觅搅扰我的歌舞之处。
总以为非洲是炎热之地，下了飞机才知道经验主义误人不浅。
十月初的南非应该是仲春天气，气温却比南京要低了不少。
开普敦是世界旅游胜地，满街的游人熙熙攘攘，有那么点人种汇集的意思。
游客中穿滑雪服的大有人在。
但是也有不怕冷的，汗衫短裤弄出一副海浴归来的样子。
天空蓝得无法言说，阳光纯净而透明，遍地撒出金子一样的亮。
出门不远就看见了大树下那一群歌舞的黑人。
六七个胖墩墩的女孩，穿同样的侍者服装，很卖力地且歌且舞，动作简单，韵律感极强。
乐队也简单，一个鼓手，一个吉他手，一架电子琴，电线是从附近的酒吧里拖出来的。
所有的演员和设施都显得淳朴而自然。
原来就是酒吧侍者们的歌舞秀，用来吸引游客眼球的。
看过两眼之后，信步再往前走。
一路上都是形形色色的表演者。
有自弹自唱怡然自乐的，有穿着古怪神情滑稽的，也有黑人将全身涂白之后仿木偶表演的。
原始却又是奔放和自由的乐声充斥在海滨清凉的空气中，将这个本就豪华的城市弄得越发奢靡，游客置身在街巷之中，仿佛周身每一个毛孔里钻进去的都是艺术。
穿过小街，见到一个比较正规的露天表演场地，有水泥砌出的舞台，有周边一层层高上去的石头看台。
看台上密密坐满了游客，从他们兴奋的表情来看，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有较高水准的歌手。
我爬上看台，挤进人群，在边角处找了个空当坐下。
人们的目光都聚向舞台，我却扭着脑袋盯视场中忘形的观众。
我觉得他们的神情比舞台表演更加有趣。
台上的歌手大概唱的是一支相当流行的歌曲，台下有一半人摇头晃脑地跟着伴唱。
他们的身体有节奏地仰俯，双手在膝盖上卖力地敲击，那样热切的模样，好像恨不能冲上台去替了唱歌的艺人。
有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和一个白发老头儿甚至已经按捺不住地站立起来，原地起舞，陶醉到忘形。
还有人索性奔下看台，在场内来回地摆手踢脚，应着歌声做出种种即兴和夸张的动作。
互动的场面是如此热烈，如此性感，如此发自内心，相融和契合，使我感慨异常。
都说黑人是天生的艺术家，在我们访问南非的日子里，我的感觉的确如此。
我们进餐馆，去旅游景点，访葡萄酒庄园，参观黑人聚居地，所到之处，可爱的人们总是载歌载舞，好像欢乐是他们的天性，人生的辛劳、世事的艰难，都可以在歌声和舞蹈中轻松化解，不值得把那些不愉快做成一张网，自己纠缠住自己。
南非曾经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解除隔离制度才不过短短十年。
十周年庆的宣传广告是这样一幅匪夷所思的照片：一个肢体匀称而健美的年轻黑人端坐在一把木椅之上，横抱着一个体态丰腴的白种女人。
两个人体都是全裸，只不过女人侧身向里，躯干恰好遮住了男人的羞处。
两个人目光对接，肢体缠绵，传达出来的却没有丝毫不洁之念。
这幅想象大胆的宣传画贴在南非的很多公共场所中，使我在惊叹之余，佩服南非人观念的解放。
十年之中，被解除了种族隔离的黑人兄弟们生活得好吗？他们果真享受了跟白人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吗？我们在南非只有短短十天，无非把这个问题看得透彻。
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是一个遍地歌舞的国家，是一个愿意摒弃烦恼享受欢乐的国家，是一个用笑脸迎人用乐观主义迎人的国家。
难怪南非人一个个心宽体胖，把生活看透了，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穿行在戈兰高地上
无数次从电视新闻播音员的口中听到过“戈兰高地”的名字，知道它总是和战争、和流血、和仇恨联系在一起，和国际新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国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和世界的同情、不解、疑虑、惊诧、失望联系在一起，成了我们记忆中熟悉得像身边旧物的一样东西，无论何时随口说出，滑溜得如同一块果冻。
根据叙利亚作家协会的安排，一个冷雨霏霏的上午，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分坐两部国宾车，前往戈兰高地参观。
季节是在十月中旬，前一天在地中海滨的城市拉塔基亚，阳光红艳艳得好，穿长袍戴头巾的阿拉伯妇女扑通扑通往海水中跳着笑着，悠闲开心得像是天天放假。
转头到戈兰高地，天就哭了，阴风冷雨弄出一副萧瑟悲惨的模样，一个劲儿要为我们的出行造出陪衬的背景气氛。
我们的这辆车上没有翻译。
我大致能说一点简单的英文句子和单词，司机哈尼会说的英文单词比我更少，因此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靠手语沟通。
幸亏作家想象力比较丰富，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们基本上都能明白。
他是个面色黧黑的中年汉子，十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儿子二十八岁，最小的女儿一岁零三个月。
叙利亚人的面孔都比较接近西方人种，哈尼的皮肤却黑得像炭，嘴唇也厚，使我们一度时间误以为他是非洲移民。
结果两天前我们前往一处人类古文字发源地参观的途中，坐在路边茶馆休息的时候，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们说，他是戈兰高地的难民。
我不能不说这对我们是一个震惊。
记得当时店主正给我们端上一托盘浓香的土耳其咖啡，洁净的小院子笼罩在巨大桑树的绿阴之下，远远面对我的是一条眼神忧伤的狗，芦苇扎成的栅栏边卧有黑白色相间的猫，两只花鸽子咕咕地交颈亲昵，鸽子身后甚至还有一只蹒跚行走的绿色野鸭，茂盛如大树的美人蕉后，店主的长相奇特的弟妹躲在叶片间朝我们好奇张望。
如此安详宁静的和平景色，跟我们耳中听到的“戈兰高地”几个字反差之大，仿佛满场优美的舞曲中突然插进来一段哀乐，令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
我记得我们都惊讶地抬了头，用目光去寻找哈尼的脸。
哈尼的头低垂着，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羞涩，像是为他在不经意间惊扰了我们而自责和抱歉。
沉默持续了好久，仓促间我们不知道对他的“难民”身份作何种安慰。
后来我们中的一个提了一个问题，他问哈尼说，你还想回到你的故乡吗？如果可以，你愿意不愿意回去？哈尼抬起漆黑的手在脸上搓了一把，孩子般粲然一笑，说了一句令我们永世都不能忘记的话。
哈尼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听到回家的消息，我连穿鞋子的时间都不会等，赤了脚，提着鞋，奔回老家去。”当北大的仲跻昆教授翻译出哈尼的这句话后，座中人的眼睛都微微地有了一点湿润。
高洪波忽然想起似地说，七十年前，我们国家“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那些流亡各地的东北的难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吧？话说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戈兰高地之行上来。
中东的天气很有些阴晴不定，在走近高地之前的一小段时间，雨停了一会儿，风却依然冷冽，把路边小镇上的可口可乐广告牌吹得刷刷地响。
偶尔朝远处不经意地一瞥，却看到了平生看到的极为瑰丽奇美的景色：近地平线的那一片天空碧蓝如海，红色的山脉逶迤蜿蜒，和缓的山头上竟然有雪！印象中在这种季节积雪的山顶，应该是海拔极高的地球之巅，然而我们看到的山脉的确不高，而且山的红色像涂抹上去的胭脂，衬着蓝的天，紫的和橙的云，云隙中漫射出来的舞台灯光一样的斜阳，那晶莹的白雪便越发璀殩夺目，似真似幻。
雪山之下，一直延续到我们行进的公路，视野中空旷无人，有一点像我们大西北的戈壁，又比戈壁多了些滋润，不知道这空旷是因为叙利亚人口太少住不过来，还是临近战乱之地而无人肯住？抑或是政府有计划地将人口从这里撤离？天空的笑靥转瞬即逝，阴云重新密布。
忽然看见了一辆白色的标有“UN”标志的车辆从对面驶来，唰地掠过，我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惊叫。
同车的人也很激动，李贯通慌忙掏出他的数码摄像机准备摄影。
这是无数次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辆啊，莫非我们真的已经走进战争状态之中？渐渐的，白色车辆越来越多，旁若无人地呼啸来去，时而还有敞篷的装甲车，车上穿迷彩服的士兵胳膊搭着机枪座，站成很潇洒的姿势，冲我们笑嘻嘻地挥手。
我猜不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士兵，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战争的意味，倒像是搭乘装甲车去野餐或者郊游。
在一座同样标有“UN”字样的哨所前，忽然窜出来一辆装甲摩托，车手是戴头盔穿皮衣的全副武装的中年士兵，他一言不发地赶过我们这两辆国宾车，此后一直行驶在前方不远处，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我不知道他是有关方面派出来带路的，还是警卫的，还是监视的，总之他在此后的全过程中始终与我们若即若离，与我们的教授翻译、与叙利亚作协陪同都没有做过一句交谈。
就这样，我们在心照不宣的、稍稍有些暧昧的状态下，被装甲摩托车带进了戈兰高地维和部队管辖区。
奇怪的是管辖区内反而有了人烟，路边三三两两见到了零星搭建的水泥房屋，屋前有妇女孩子，有狗，有晾晒的衣物和开花的草木，稍远处是长势不大好的庄稼，低矮的葡萄地，一片一片呈灰绿色调的橄榄树。
所有的植物都长得非常分散，东一块西一块不成气候，显出一种仓促、随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惶然。
我真是佩服这些住户的大胆，在如此荒凉的地区，在“UN”军车来来回回卷起的尘埃里，若不是对于家乡和故土的留恋，他们有必要在这里寂寞地活着吗？稀里糊涂被带进一个略显陈旧的院子，停车上楼，迎过来一群表情严肃的人，为首的大个子跟我们一一握手，才知道这是戈兰高地所属省份的副省长。
如此说来，这个陈旧的小院子也该是省府所在地了？省府居然也能够孤零零地设置在接近前沿的荒凉之地？倒也是需要精神和勇气的。
我没有听清楚该省的省名是什么，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对着茫然不识的绵延字母，常常觉得沟通是一件难事。
被对方的严肃神情感染，我们一言不发脚步匆匆地随着上楼，走进宽大而阴冷的会见室，再绷紧了面孔分宾主入座。
气氛之沉重，凝重，使我感觉很不习惯，好像我们不是民间的作家访问团，而成了代表国家或者军方的军事观察团。
侍者给我们送上姜汁味的咖啡。
跟往常一样，迎客的咖啡只用一个酒盅大的公用杯子，从女士开始，侍者倒上半杯咖啡，客人接过去一口喝干，杯子在手里晃一晃，还回侍者手中，对方接着再倒半杯，给下一个客人。
最后轮到主人。
一只杯子不洗不涮能沾过十多个人的嘴巴。
我摇手表示不喝，并且做出嫌咖啡太苦的表情。
侍者惊诧地看我一下，转而表示理解——女士们总是怕苦的。
他把咖啡杯递给我旁边的陈喜儒。
老陈不能不喝，否则太不礼貌，尽管他对公用的杯子同样心怀畏惧。
在咖啡的辗转传递过程中，副省长抓紧时间介绍戈兰高地的情况。
他开篇就说：“这是一个受伤的地区，又是一个坚强的地区。
我有必要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你们，有时候话语比炸弹更有力量，因为它代表着真理。”我以为副省长是一个介绍情况的专家，在此前和此后的时间里，他肯定已经无数次地向前来参观访问的人描述了阿以之间在高地的战争，还将要无数次地重复描述。
这是他的特长，也是他的责任。
他借助仲跻昆教授的翻译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小时。
看得出教授翻得很累，因为副省长说得太滑溜，完全不需要思考，肯定还带着一些地方口音，认真的教授时不时要打断他请他重复。
屋子里太冷，我有一点哆嗦，手懒得从提包里掏本子做记录，现在回想起来，副省长谈话的前一部分是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赞颂阿拉伯人的和平主张的，他甚至把阿以之间的争端升华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说明。
然后他谈到了一连串的数字：1948年犹太人从这里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1967年进一步把两百多个村庄夷为平地。
1974年阿萨德总统率军解放一千九百平方公里的戈兰高地，以色列人被迫撤出三分之二面积，撤退时用火焰喷射器炸毁了全部建筑。
至今戈兰高地还有三分之一在对方手中。
五十万戈兰高地的居民，如今住在解放区的有八万人，两万五千人仍在被占领区生活，其余的都成了难民，背井离乡，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回家（其中应该包括我们的司机哈尼）。
我完全能够理解副省长说话的立场和方式，他那么急迫地向我们倾倒他的仇恨和愤怒，当然是希望借助我们的口和手更大范围地赢得同情，他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做法一点没错。
一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接下来的项目才是正题：参观戈兰高地。
这里所说的“戈兰高地”是特指的，是指1974年以色列人从这里撤退时用炮火摧毁的一片土地，广义的戈兰高地的一个部分。
副省长接下去有会议参加，不能够陪同我们，彼此在院子里握手告别。
他对团长和翻译还说了些什么，因为隔得远，我没有听见。
其时雨又开始丝丝缕缕地飘了起来，院子里湿滑一片，哈尼在汽车旁等着为我们开门关门，他的头发上有一层密密的发白的水珠。
他那双孩子一样明澈的眼睛无比热切地看着我们，又带了一种急于表达而不能的遗憾和怅然。
其实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感谢我们来参观他的伤痕遍体的故乡，愿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戈兰高地进行了什么样的摧残。
我相信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有着跟他相同的愿望。
我还相信如果我们此时站在戈兰高地的另外一边，那三分之一的一边，以色列人也同样会有很多的话要说。
依旧是装甲摩托轰鸣着在前，两辆国宾车鱼贯在后。
顺道路往右边稍稍一拐，眼前的场景立刻让我骤然气短：大片大片的战争废墟无声而又真切地呈现在路边，贴近得从车窗中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那些水泥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