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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4)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因为发现了隔膜的存在而真正感到痛苦呢？当然是在我们内心非常在乎那个人、非常在乎彼此的关系的时候。这就是在爱情和亲密的私人友谊中发生的情况。这时候我们不但有强烈的沟通愿望，而且往往自以为已经有了沟通的事实，可是突然，不和谐音出现了，也许是对方的一句话使我们感觉不是滋味，也许是对方的一个行为使我们受了伤害，裂痕出现了。昨天我们越是感觉心心相印，今天的裂痕就越是使我们疼痛，我们的隔膜感就越是尖锐鲜明。正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最有必要做一番分析。
排除掉那种纯粹因为误会产生的龃龉不说，这种亲密者之间的隔膜感缘何而生？我认为只有一个答案，就是隔膜本来就存在着，只是现在才被发现了而已。这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原来的沟通基本上是错觉，实际上彼此心灵的差距非常大，大到完全不足以成为情人和朋友，而现在不过是因了某种刺激，原来闭着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作为当事人，这时候必定会感到异常的失望和沮丧，但我认为不必太惋惜，唯一令人惋惜的是你曾经为之浪费了宝贵的感情和光阴。只要你的确认清了巨大隔膜的存在，就千万不要试图去挽救什么，那样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当然，也用不着从此成为仇人，再大的隔膜也构不成敌对。相反，如果有一方偏不肯正视事实，仍然强求一种亲密的关系，倒很可能在对方的心中激起厌恶，在自己的心中激起仇恨。
另一种情形是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原来隐藏着的某些不大不小的差距显露出来了。这并不表明原来的沟通是误解，应该说沟通基本上是事实，但是，与此并存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便是：因为人类心灵的个别性和复杂性，沟通必然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妨假定，人的心灵是有质和量的不同的。质不同，譬如说基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格格不入，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沟通就无从谈起。质相同，还会有量的差异。两个人的精神品质基本一致，灵魂内涵仍会有深浅宽窄之别，其沟通的深度和广度必然会被限制在那比较浅窄的一方的水平上。即使两个人的水平相当，在他们心灵的各个层次上也仍然会存在着不同的岔路和拐角，从而造成一些局部的沟通障碍。
我的这个描述无疑有简单化的毛病。我只是想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完全沟通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同程度的隔膜是必然存在的。既然如此，任何一种交往要继续下去，就必须是能够包容隔膜的。首先，高质量的交往应该是心灵最深层次的相通，同时对那些不能沟通的方面互相予以尊重。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即使无法有深层的沟通，也未必意味着不能在一起相处。博大精深如歌德，不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比较平庸的克里斯蒂娜基本上相安无事，彼此厮守了一辈子吗？当然，歌德一生中不乏深层的沟通，例如与席勒，与贝蒂娜，以及通过他的作品而与一切潜在的知音。歌德显然懂得，居家过日子与精神交流是两回事，隔膜的存在并不妨碍日常生活。你可以说他具备智者的胸怀，也可以说他具备凡人的常识。与歌德相反，荷尔德林用纯粹精神的尺度衡量世俗的人际关系，感觉到的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不可穿透的隔膜，结果在自闭中度过了凄凉的一生。
现在人们提倡关爱，我当然赞成。我想提醒的是，不要企图用关爱去消除一切隔膜，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使关爱蜕变为精神强暴。在我看来，一种关爱不论来自何方，它越是不带精神上的要求，就越是真实可信，母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关爱所给予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正需要并且可以期望获得的也正是这普通的人间温暖。至于心灵的沟通，那基本上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而对之最适当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
——《妞妞》新版自序
一
四月即将来临，空气里飘荡着春天的气息。妞妞出生在十年前的四月。这个时候，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建议：给《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出版一个插图珍藏本。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觉得岁月像最近十年这样倏忽易逝。我还是我，但生活的场景已经完全改变，和妞妞一起度过的五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被无情地推向远方，宛如被潮汐推到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那海滩绵亘在死寂的月光下，无人能够到达。我知道，所有的贝壳已经不再属于我，我不可能把其中的任何一枚拾起来握在手里。当我自己偶尔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仍然会流泪，但泪水仿佛是在为轮回转世前的另一个我而流了。上帝啊，你让人老，让人死，你怎么能不让人麻木！人的麻木是怎样地无奈，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留住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转换成所谓文本，用文本来证明我们曾经拥有，同时也证明我们已经永远失去。
既然文本是唯一能够持久的存在，我何必要拒绝给它一个隆重的形式呢？
二
其实，作为文本的《妞妞》从来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的意思是说，它真正讲述的不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而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曾经不太自信，在某些责难面前感到过惶惑，是来自读者的声音给了我一个坚定的认识，从而也给了我坦然。
请允许我从偶然读到的报刊评论中摘引一些话——
“我觉得，周国平为他女儿著这部书是他为捍卫生命的尊严以笔为刀与死亡所做的一场肉搏战。”（朱海军，《今晚报》1997年4月11日）
“当我买下了那本摆在书架上的《妞妞》，读完了周国平满纸的冷峻和温柔，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都是妞妞。”（柳松，《南昌晚报》1997年7月17日）
“《妞妞》是为除周国平之外的另一个或其他许多的寂寞而写的。周国平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陪着他的寂寞坐着的，另外还有很多寂寞。”（黄集伟，《齐鲁晚报》1997年8月23日）
“作为妞妞的生父，周国平有着许多难以超越的亲子之情，所以他不可能奢谈意义。而作为没有过妞妞的我们，又无从超越。但我们渴望超越，渴望通过意义引渡我们。这才是我们的痛点……”（陈荷，《文艺报》1997年8月30日）
这些话所表达的当然不是对一个私人不幸事件的同情，而是对人的一种存在境况的共感。我默默感谢这些评论的作者，他们的理解使我相信了《妞妞》的意义不限于妞妞。
三
也是从报刊上知道，《妞妞》作为一个文本，还有另外的解读方式，我且在这里一并录下备案。
首先传递有关信息的是王一方先生，他在主持一次书面座谈时提到：《妞妞》一书“被美国医学人文学专家奉为当代中国人文医学的启蒙之作”。（《中国文化报》1998年10月1日）后来，听说又有一些报刊报道了类似消息，但我没有读到。直到前不久，读到了一则稍微详细一点的报道，其中说：“在美国，有两所著名的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已将《妞妞》一书作为案例编进了讲义，讲义科目为医学伦理学。所以在美国，《妞妞》被称为‘中国医学人文学的重要作品’。如此判断理由充分：《妞妞》不仅仅是一个作者亲历的悲情故事，而且它还展现出一个鲜活的病人世界。”（《北京晚报》2000年1月10日）紧接着另一则呼吁“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报道也认为，《妞妞》一书“给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反省现代医学观念与制度的生动案例”。（《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2日）
我没有对上述消息进行核实。我自己明白，我的书当不起相关的评价。不过，如果它真能推动人们反省今日医学的非人道状况，我当然觉得是好事。
四
在中国大陆，《妞妞》一书出过两种版本，一种是收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的《周国平文集》第5卷中的本子，另一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单行本。后者在出版时被做了少许删节，现在的这个版本悉数予以复原，因而是第一个完整的单行本。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书商的炒作，没有媒体的吆喝，《妞妞》自己走进了读者中间——1998年的一天，我意外地获悉，它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来自全国的千百封读者来信；早出的两种版本，3年累计印数已达9万5千册。当然，还有盗版。《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月16日报道：“保守的估计，《妞妞》一书的盗版数至少在20万以上。”有一个时期，我自己目睹盗版本遍布北京的书摊。直到现在，各地仍不断有新的盗版本流向市场。我之所以愿意出版这个新版本，也是希望它的发行能对盗版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听到过一个很个别也很刺耳的声音，但我不想复述。大江健三郎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结识类似的心灵，否则他也会被讥讽为依靠儿子的残疾赚取了诺贝尔奖金。
五
最后我要告诉读者，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女儿，和妞妞一样可爱，但拥有妞妞所没有的健康。当然，我非常爱她，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妞妞。我甚至要说，现在她占据了我的全部父爱，因为在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这没有什么不对。一切新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都是令人不得不惊喜的奇迹，不得不爱的宝贝。
可是，当我看着我的女儿一天天成长，接近然后越过了妞妞最后的年龄，当我因为她的聪明活泼而欢笑时，常常会有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响起：妞妞，妞妞太可怜了！于是我知道了，尽管我今天有幸再为人父，经历过沧桑的心毕竟是不一样的了。妞妞并未远离，她只是潜入了我心中最深的深处，她始终在那里为自己的人间命运而叹息。
我感谢上苍又赐给了我做父亲的天伦之乐。但是，请不要说这是对我曾经丧女的一个补偿吧，请不要说新来的小生命是对失去的小生命的一个替代吧。我宁可认为，新生命的到来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事件，与我过去的经历没有任何因果联系。妞妞依然是不可替代的，而我现在的女儿不能、不应该、并且我也无权要她成为一个替代。
所以，无论我的家庭状况已经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妞妞》始终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它的存在不会也不应受到丝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