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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精神寻找形式(1)
翻开《沉重的睡眠》，读了开头的几首诗，我就赶紧把书合上了。我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寻常的诗集，我不能用寻常的方式来读它。作者必定有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要讲述，这些事情对于他是性命攸关的，他首先和主要是在向自己讲述，所以必须用最诚实的语言，没有一个字是为所谓修辞的效果准备的。这是一个沈阳人或一个中国人写的诗吗？当然不是。天地间有一种纯粹的诗，它们的作者是没有国别的，它们的语言也是不分语种的。在存在的至深处，人和语言都回到了本质，回到了自身，一切世俗的区分不再有意义。然而，作者毕竟是一个中国人，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属于例外，我又不能不感到惊奇。
那么，是不是脑出血和由之导致的失语症创造了这个奇迹呢？我无法猜度命运之神的诡谲的心思，只知道它在降予灾难时十分慷慨，在显示奇迹时却非常吝啬。同样的疾病夺去了许多人的聪明，而并没有给他们灵感。我相信，发生在苗强身上的事情很可能是，一个一直在进行着的内在过程被疾病加速和缩短了，一下子推至极端，得到了辉煌的完成。不然的话，这个过程也许会很漫长，甚至会在外在生活的干扰下转向和终止。
人们也许会在苗强的诗中读出哲理，但是，他写的决不是哲理诗。他的表达是超越于所谓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二分法的，——顺便说说，这个二分法绝对是那些与哲学和诗都无缘的头脑臆造出来的。他的表达同时是抽象和形象，玄思和想象，思辨和视觉。他的构思往往十分奇特，但同时你会惊讶于它的准确。一个人唯有在自己内心发现了存在的真理或存在的荒谬，才能这样表达。在他的诗里，你找不到一个生僻的词，他用那些普通的词有力地表达了独特的思绪和意象。他的语言富有质感和节奏感，你能感到这种特质不是外在的，而是来自一个沉浸于内在生活的人的执著和陶醉，他分明是在自吟自唱，享受着他对存在和语言的重大发现。
苗强的诗的主题，他所关注的问题，都是纯粹精神性的。他的确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我在这里略举几例——
诗人是什么？是一个盲人旅行家，他“被某种无限的观念所驱使，不知疲倦地周游世界”，同时又“鄙夷一切可见的事物，一切过眼烟云的东西”。（第十一首）诗人当然不能逃避现实，但可以忽略它，“就像一个穿过一片树林的人，他一棵树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更关心脚下的道路，但在那一刻，谁也不能阻止他走在空中。”（第十七首）
因为诗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着另一个自我。作者患病后，朋友说他以前的诗像谶语。他的感觉是：只是现实中的我中了谶，“而诗中的另一个我，照例在虚构的精神生活中沉沦或者上升，根本不受影响”。只要诗能长存于世间，“那么是不是谶语，以及作者是谁，都不重要了，这些诗选中我做它们的作者，纯属偶然”。（第七十二首）
自我之谜是作者经常表达的一个主题。比如：没完没了地下着雪，我躲在玻璃窗后，看见有个邮差上路了（这个邮差是我），去报告雪的消息，让那患有怀乡病的人立刻赶回家乡（那患有怀乡病的人是我）。（第一首）不但有另一个自我，而且有许多个自我，这许多个自我之间的陌生和关切令人迷茫。
可是，自我又是虚无，自我的本质令人生疑。疾病使作者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几乎是一夜之间，另一个人完全取代了我”（第一百零一首）。“我只是我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小的一部分”，我的大部分“是虚无，或者是抵御虚无的欲望”。（第三十六首）虚无居住在我身上，所谓康复就是它不断地缩小自己，隐藏起来，逐渐被遗忘。“事实上，我就像一枚硬币，虚无始终占据其中的一面，另一面的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第八十二首）
与虚无相关的是时间：“我的家就像一个钟表匠的家，到处陈列着残酷流逝的时间。”“我也是一种流逝的途径”，但在众多陈列的时间中，我又是“在残酷流逝中的诘问”。（第十三首）
对疾病的感受：一个不会走路的人，把目光长久地停留在空中，和候鸟成为远亲，成为地上受伤的石头。（第六首）春天来了，整个的我打开了，“而病人是折叠的，即使打开了，也显露出折叠久了的痕迹。”（第四十五首）可是，疾病又是一个据点，是最后的隐身处。（第十八首）疾病使“我进入一种紧张的内心生活”，“生命停泊在疾病里日益壮大”。（第五十七首）
失语症使作者更加明白了语言的价值：“那些与事物一一对应的词语都被一一瓦解，因此事物太孤单，太虚幻，不真实。”（第九首）“我好像是个残缺不全的词语，不知道意义何在，而那些完好无损的语词，既熟悉又陌生，仿佛有了它们，我的一生会殷实而富足。”（第六十八首）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构成了世界的另一极，是对抗自我之虚无和事物之虚幻的力量：“我一遍遍地穿过虚空，就像一个渔民，怀着巨大的喜悦慢慢地拉起渔网，我总是从虚空中拉出某种宝物。”（第六十六首）
苗强在病后总结说：“对我来说，失语症和语言炼金术构成了语言对立的两极。”其实这话对于一切纯粹的诗人都是适用的。诗人并不生活在声色犬马的现实世界里，他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异乡人和梦游者，他真正的生活场所是他的内在世界，他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某种他相信是更本质也更真实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现成的语言中没有对应之物，因此他必然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可是，他不能没有对应之物，而语言是唯一的手段，他只能用语言来追寻和接近这种东西。所以，他又必然迷恋语言炼金术，试图自己炼制出一种合用的语言。在这意义上，诗人每写出一首他自己满意的诗，都是一次从失语症中的恢复，是从失语向言说的一次成功突进。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苗强的诗是一个例外，但这个例外证明了诗的普遍真理。
答《诗刊》杂志问
1.有哪些中外诗人对你的创作发生了影响？
我不是诗人，写诗只是在某一时期里受某种心情的驱使，可以说是偶尔为之。读诗也往往是受心情的驱使，在诗歌中寻找一种莫名的寄托或感应。当然，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有的，但难以捋清。有些专业诗人也许会有意识地向某一位大师学习，我肯定不是这样。通常是在读诗的时候，会有某一句诗跳了出来，我看到了一种表达的可能性，过后甚至那一句诗也遗忘了，但那种可能性留下了。这样日积月累，诗的感觉就越来越丰富了。从诗艺的角度看，我最欣赏的是，极新奇同时却让你感到是唯一准确的表达，极含蓄同时却让你感到是本质的完整呈现。
2.您的第一首诗是什么，创作时有怎样的感觉？
忘记了。幼儿常常口吐妙语，但都随风飘逝，没有人长大后能够回忆起来。等到在老师家长的教诲下开始写分行的句子时，写出的多是幼稚的模仿。自发的写诗也是始于模仿，但不再是按照老师家长的教诲，而是缘于自己的阅读。最有意义的模仿不是对技巧的模仿，而是产生了一种冲动，渴望像正在阅读的诗人那样，用诗歌来说自己的心事。在这个时刻，一个可能的诗人诞生了。我的这个时刻发生在中学时期，在一个暑假里，读了唐诗宋词之后，心醉神迷地写了许多悲观的诗词。
3.您是研究哲学的，您认为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从历史上看，诗歌和哲学都诞生于神话的母腹，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性格上，哲学近于男性，诗歌近于女性。后来，这兄妹（或姐弟）俩分了家，疏远了，甚至互不相认。但是，在所有大诗人和一部分大哲学家身上，我们仍可辨认出鲜明的血缘联系。一切伟大的诗歌作品必有哲学的深度，都以独特的方式对存在有所言说。不过，在诗歌中，哲学是含而不露的，是底蕴而不是姿态。在我看来，凡在诗歌中从事说教、玩弄玄虚、堆积概念的都是坏诗人，而没有一个坏诗人会是一个好哲学家。
4.我们缺乏大诗人的原因何在，您对中国新诗的未来有何估计？
我们不只缺乏大诗人，也缺乏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作曲家等等，所以，原因恐怕不能只从诗坛上寻找。我认为，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现在的开放是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经济上的挑战，更深刻长远的挑战是在文化上。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诗歌创新和诗人使命
——在一次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一、创新不是主要目标
我相信曾经有诗歌创新这样的事发生，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不妨对之进行研究。我也相信还会有诗歌创新这样的事发生，但无论什么专家都无法对之预做设计。诗歌中一种新的形式、风格、流派的诞生，总是事实在先，个别人已经做出来了，然后才成为讨论的对象。诗歌史上也有结派造势的情形，但和诗歌的关系不大。最后起作用的是诗歌本身，许多热闹一时的潮流烟消云散了，唯有真正的好作品才能长久流传。
艺术当然要创新，但是，把创新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就肯定有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歌是灵魂的事业，是内在的精神过程的表达方式。一个人灵魂中发生的事情必是最个性、最独特的，不得不寻求相对应的最个性、最独特的表达，创新便有了必要。所以，首要的事情是灵魂的独特和丰富。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诗人的主要问题是灵魂的平庸和贫乏。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文化从业者，包括小说家、画家、理论家、学者等等。人们都忙于过外在生活，追求外在目标，试问有多少人是有真正的内在生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创新不过是又一个外在目标而已，是用标新立异来掩盖内在的空虚，更坏的是，来沽名钓誉。
二、诗人没有社会使命
我不怕危言耸听，宁愿把话说得极端一些：我认为诗人没有社会使命。当然，一个人除了做诗人之外，还可以有别的抱负，例如做革命家、改革家、社会批评家等等。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属于他的后面这些角色，而不属于他的诗人角色。当然，一个诗人也可以把诗作为武器，用来唤起民众，打击敌人，或者捍卫道统，迫害异端。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已经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做别的事情了。
之所以要把界限划得这样清楚，是为了给诗留出属于它自己的位置。中国的传统是“文以载道”、“诗言志”，诗和一切艺术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今天，“文以载道”好像不太香了，“诗言志”却仍被视为天经地义。其实，诗所言之“志”和文所载之“道”是一回事，都是指儒家的道德理想，区别仅在于，“志”侧重于主观态度，“道”侧重于客观秩序。我的怀疑是，今日之强调诗人的社会使命，背后都有强烈的道德动机。可是，诗是超越于善恶的，诗人不是道德教师。
如果一定要说使命，诗人只有精神使命和艺术使命。在精神上，是关注灵魂，关注存在，关注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在艺术上，是锤炼和发展语言的艺术。简言之，诗人的使命就是写出有深刻精神内涵和精湛语言艺术的好作品。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一定能在社会上发生有益影响，但是，这不是诗人刻意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自然的结果。而且，这种影响决非局限于狭义的道德教化。
没有人是专门写散文的
——《周国平散文》自序
我发表散文的历史不长，迄今为止不到二十年。不必说前辈，即使与许多同辈比，资格也是浅的。开始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写散文。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动笔的情形是有的，分做两类。一类是所谓学术论文，目的明确，是为了发表和评职称。另一类却无以名之，只是出于一向的爱好或习惯，时常写点什么，天地良心，压根儿没想到要发表。八十年代初，国内的刊物远不像现在这样多，在我眼里，只有一、两家专业刊物与我可能有点关系，其余的都离我很远。真的是非常偶然的原因，譬如说，某位朋友毕业分配到了某家杂志社当编辑，人生地不熟，只好姑且在自己认识的人中约稿充数。我便把给自己写的东西拿一点出来，就这样开始给非专业杂志供稿了。很久以后，直到别人把我称作了一个散文作家，我才恍然悟到那算是我写散文的开端。
所以，我完全是不知不觉写起了散文的。这个经历告诉我，散文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你用不着特意去写，只要你不是写诗和小说，不是写论文，写出来的就是散文。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来定义散文，说它什么都是，因而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它是一种人人都能写的东西，因而没有人是专门写散文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人人都能写好的散文。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自由比法则更是一种考验，享用自由比遵守法则更需要真本事。一块空地，没有布景和道具，没有规定动作，让你即兴表演，你的水平一目了然。诚然，现在许多流行的所谓散文里也有了规定动作，比如先讲一则小故事，接着抒发一点小情调，最后归纳出一个小哲理，不过其水平仍是一目了然，无可掩盖。散文贵在以本色示人，最忌涂脂抹粉。真实的前提则是要有真东西——有真情实感才有抒情的真实，有真才实学才有议论的真实。那些被淘汰的诗人跑到散文中来矫揉造作，那些不入流的学者跑到散文中来装腔作势，都是误会了散文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