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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讲演辑录(6)
一、尼采的生平和个性
尼采生于1844年，死于1900年。他的生平可以分作四个阶段：24岁前，童年和上学；24至34岁，任巴塞尔大学教授；34至44岁，过着没有职业的漂泊生活；44岁疯了，直至逝世。他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时期的《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人性的，太人性的》；漂泊时期的《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哪这人》。现在通行的尼采全集共15卷，其中一大半是他生前未发表的遗稿。
西方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都是生长在欧洲精神传统之中的，并且对这一传统在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揭示和做出了某种回答。尼采同样如此，否则他就不能算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了。除此之外，尼采的哲学同时又是他自己的内在精神过程的体现，和他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在别的一些哲学家身上也可发现，但在尼采身上尤其突出，他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因此，要理解他的哲学，我们必须对他的个性有所了解。尼采的个性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第一，敏感而忧郁。这和他的幼年经历有一定关系。他5岁丧父，据说其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哀乐声中，父亲的墓自行打开了，父亲穿着牧师衣服从墓中走出，到教堂里抱回一个孩子，然后墓又合上。做这个梦后不久，他的弟弟真的死了，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妹妹。从10岁起，他就喜欢写诗，他的少年诗作的主题是父坟、晚祷的钟声、生命的无常、幸福的虚幻。例如：“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它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垢。”“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故乡。”可见在童年时他的心灵里就植下了悲观的根子，他后来的哲学实际上是对悲观的反抗和治疗。第二，真诚，对人生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尼采在大学里学的是古典语言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毕业时才24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教授，当地上流社会对他笑脸相迎。在一般人眼中，他在学界绝对是前程无量。可是，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从青年时期起，他就不断发生精神危机。往往是仿佛没来由似的，他突然和周围的人疏远了，陷入了苦闷之中。其实原因当然是有的，就是他从心底里厌恶学院生活。在他看来，多数同事充满市侩气，以学术的名义追逐名利，维持着无聊的社交，满足于过安稳的日子。在对他当上教授的一片祝贺声中，他给一个好朋友写信说：“世上多了一个教书的而已！”事实上，从小产生的对生命意义的疑问始终在折磨着他，使他不得安宁。他不能想象自己一辈子就钻故纸堆了，对于他来说，古典语言学只是工具，不能让它摧毁掉哲学的悟性，即对生命和思想的基本问题的探究能力。
第三，孤独。许多伟人是孤独的，但孤独到尼采这种程度的也少见，在德国近代恐怕只有荷尔德林能和他相比。他一生未婚。有人说这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蔑视女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鞭子。”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这句话出自一个老太婆之口，至少不能代表尼采对女人的全部看法。这本书里还说了许多对女人的看法，有些是很中肯的。尼采本人是一个极其羞怯的人，所以罗素嘲笑说：如果尼采带着鞭子去女人那里，十次有十次会乖乖地放下。在他一生中，真正的恋爱只有一次，爱上了一个比他小17岁的俄国姑娘莎乐美。莎乐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后来与里尔克、瓦格纳、弗洛伊德、斯特林堡等都有很深的交情。其实她很懂得欣赏尼采，这样描述对尼采的第一眼印象：孤独、内向而沉默寡言，具有一种近于女性的温柔，风度优雅。可惜她不爱尼采，两人相处了五个月就彻底分手了。但她仍关注尼采，1894年出版《在其著作中的尼采》，批判对尼采的误解，书中说：“没有人像尼采那样，外在的精神作品与内在的生命图像如此完整地融为一体”，“他的全部经历是一种最深刻的内在经历”，唯有懂得这一点才能把握他的哲学及其发展。可见她对尼采是相当理解的。尼采在发疯前一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基本上默默无闻。他最心爱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自费出版的，而且卖不出去。10年的漂泊生活，总是一人孤居，租一间农舍，用酒精炉煮一点简单的食物，长年累月无人说话。他在信中写到那种“突然疯狂的时刻，孤独的人想拥抱随便哪个人”。他后来真这样了。1889年1月3日，他正寓居都灵，走到街上，看见一个马车夫在鞭打牲口，就哭喊着扑上去，抱住马脖子，从此疯了。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
二、尼采的哲学观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哲学的使命是追求最高真理。什么是最高真理呢？在他们看来，我们凭感官接触到的只是世界的现象，在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世界的本质，这个本质“客观地”存在在那里，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它就是哲学要凭理性思维来把握的最高真理。在尼采以前，已经有一些哲学家对这种经典的哲学观提出了否定。其中，康德的否定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一点：即使世界真有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认识它。这就等于证明了两千年来哲学为自己规定的使命是错误的，因此，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对于哲学究竟应该和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发生了空前的困惑。
尼采也是如此。他曾经谈到，每一个以康德哲学为出发点的思想家，只要同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架思维机器，就会不堪忍受一种痛苦，便是对真理的绝望。正是在这样的绝望中，他要为哲学寻找一个正确的使命。他的结论是，哲学仍然应该和能够追求最高真理，但这个最高真理不是世界的那个所谓“客观”本质，而是生命的意义，哲学的使命是给生命的意义一种解释。哲学仍可对世界作出某种整体性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实质上还是对生命意义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本质的揭示。
尼采之形成这样一种哲学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叔本华的影响。他在上大学时读到了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为震动。叔本华在这部著作中陈述了一种极其悲观的哲学，大意是说：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意志客体化为表象，包括我们的个体生命。意志是盲目的生命冲动，表现在个体生命身上就是欲望。欲望等于欠缺，欠缺等于痛苦，而欲望满足了又会感到无聊，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同时，个体生命作为表象是虚无的，人生就像吹肥皂泡一样想越吹越大，但最终都要破灭。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自觉否定生命意志，其方式是绝育、自杀、涅槃等等。尼采自小就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疑问，读这本书时就感到异常兴奋，觉得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出了世界、人生的真相和他自己的心境，好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他认为，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站在人生之画前面，把它的全部画意解释给我们听，而别的哲学家只是详析画画用的画布和颜料，在枝节方面发表意见。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每一种伟大的哲学应该说的话是：“这就是人生之画的全景，从这里来寻求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吧。”他还认为，自然产生哲学家的用意就是“要给人类的生存一种解释和意义”。后来他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对哲学之使命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坚信哲学理应对人生整体提供一种解释，只是这种解释不能像叔本华那样是否定人生的，而应该是肯定人生的。
尼采的哲学观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哲学不是纯学术。他认为，既然哲学问题都关系到人生的根本，那么，当然就没有一个是纯学术的。他常常将哲学家与学者进行对比。首先，学者的天性是扭曲的，一辈子坐在墨水瓶前，弯着腰，头垂在纸上，在书斋沉重的天花板下过着压抑的生活，长成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驼背。他们一旦占有一门学问，便被这门学问所占有了，在一个小角落里畸形地生长，成为专业的牺牲品。这样的人自己的人生已经无意义，怎能去探索和创造人生的意义呢？相反，哲学家的天性是健康的，应该在辽阔的天空下生活和思考。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所以有廊下、花园、逍遥学派之类的称呼。其次，哲学家是热情真诚的，关心生命意义甚于生命本身，思考哲学问题如同它们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一般，耳边仿佛响着一个声音：“认识吧，否则你就灭亡！”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感情投入其中，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严重的责任中，从痛苦中分娩出思想。学者却是冷漠的，以一种貌似客观的态度从事研究。最后，哲学家有创造性，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上的事物，自己也是世界上一个全新的事物。他所要求得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真理，而非所谓抽象的一般的真理。学者没有创造性，他们勤勉，耐心，能力和需要都平庸适度，一点一滴搜集现成的结论，靠别人的思想度日。尼采对他们极尽挖苦之能事，说他们是不育的老处女，在缝织精神的袜子，说他们宛如好钟表，只要及时上弦，就能准确报时。他还说，假如真理是一个女子，他们用一本正经、死死纠缠的方式追求，怎能讨得这个女子的欢心呢。总之，尼采认为，要做哲学家，首先就必须做一个真实的人。
尼采的哲学观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哲学是非政治的。二十世纪对尼采的最大误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狂人，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所有哲学概念，例如把权力意志理解为强权政治，把超人理解为种族主义。尼采生活在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时期，事实上，他对俾斯麦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当时笼罩德国的民族主义持极其鲜明的反对立场，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并且一再指出：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民族心灵上的毒疮，政治狂热使德国人精神堕落，文化衰败。在他看来，哲学探究的是生命意义、存在、精神生活问题，世界和人生的最高真理，政治处理的是党派、阶级、民族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层面，因此绝不能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权力和职业是败坏哲学的两个因素，国家出钱养一批学院哲学家必然会导致哲学变质。由此他提出，应该取消国家对哲学（不论哪种哲学）的保护和判决，禁止以哲学为职业。他推崇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称他们为“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因为他们蔑视权力，也不靠哲学来谋生，而是把哲学思考当作目的本身，当作他们处世做人的生活方式。
三、时代分析：虚无主义
一个哲学家具有独特而真诚的个性，他的著作很可能会得到久远的流传，但未必会对他的时代发生重大影响。尼采之所以对他之后的欧洲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敏锐地把握了他的时代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的个人精神中的病痛与时代精神中的病痛是高度一致的，而他的真诚使他能够由直面自身的病痛进而直面时代的病痛，成为时代病痛的最热情也最无情的揭露者。
尼采诊断，时代所患的病叫虚无主义。他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历时至少二百年。他给虚无主义下的定义是：最高价值丧失了价值，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何”的答案。在虚无主义笼罩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信仰危机。“上帝死了”是他用来概括欧洲虚无主义的基本命题。对于欧洲人来说，对“上帝”的信仰至关重要，它担保了灵魂亦即人的生命的不朽和神圣。因此，基督教信仰崩溃的后果极其严重：一方面，人的生命失去了永恒性，死成为了不可挽救的死，于是人们必须面对叔本华提出的问题：生命究竟有一种意义吗？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失去了神圣性，整个欧洲道德是建立在生命神圣性的信念上的，必然随之崩溃，于是出现“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的局面。尼采形容说，欧洲人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就好像地球失去了太阳一样，从此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不过，尼采认为，在他的时代，虚无主义还只是站在门前，作为一个时代尚未完全到来，作为一种病还刚呈现征兆。事实上，人们还在用虚假的基督教信仰和浅薄的科学乐观主义掩盖自己的没有信仰。但是，虚无主义这种病已经在用“成百种征兆”说话了。他举出的征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方面。第一，在信仰问题上，人们往往抱无所谓的态度。他愤怒地指出：真正的虚伪也极其罕见，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人们在被迫接受新信仰时内心不放弃旧的信仰，现在人们却轻松地放弃和接受，而且依然是诚实的。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是典型的现代特征。第二，在生活方式上，典型的特征是匆忙。他形容说：现代生活就像一道急流，人们拿着表思考，吃饭时看着报纸，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人们不复沉思，也害怕沉思，不再有内心生活，羞于宁静，一旦静下来几乎要起良心的责备。勤劳——也就是拼命挣钱和花钱——成了唯一的美德。“现代那种喧嚣的、耗尽时间的、愚蠢地自鸣得意的勤劳，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使人变得‘没有信仰’。”现代人“只是带着一种迟钝的惊讶表情把他的存在在世上注了册”。第三，在文化上，这是一个“大平庸的时代”。一方面，由于内在的贫困，缺乏创造力，现代人是“永远的饥饿者”，急于填补亦即占有，带着“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徒劳地模仿一切伟大创造的时代，搜集昔日文化的无数碎片以装饰自己，现代文化就像是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令人想起今日的“包装”文化。）另一方面，商业成了“文化的灵魂”，记者取代天才，报刊支配社会。人们只求当下性，不再关心永恒。（令人想起今日的“快餐”文化。）尼采特别讨厌剧场，认为那是为大众准备的，在剧场里，人不再是个人，而成了大众、畜群。“剧场迷信”表明了人们的精神空虚和无个性，因此他称剧场是“趣味上的公共厕所”。（令人想起今日的“电视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