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节撤换钢琴手用撤换钢琴手的办法代替改变调子，保守党用这种办法寻找替罪羊的动作从来都是不慢的。我们在１９６４年大选中，以微弱票数失败，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验证。任何认真关心保守党前途的人都会开始仔细考虑，是否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摆下的战场上使用了总体主义的武器这一既定的倾向造成了党的困境。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经历第二次大选失利后，才是考虑重新选举领袖的时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工党要实现其纲领，就需要更多的足以使其顺利工作的多数议席。我曾一直希望并天真地认为保守党将在立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领导下继续前进。后来我得知特德·希思的支持者和其他急于想把亚历克搞下台的人正在幕后积极活动。但我从来不敢走进那个“吸烟室”，所以等到我知道那些神秘的阴谋小集团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当亚历克告诉“１９２２年委员会”的他打算引退，以便为其他人让路时，我大吃一惊，并很伤心。而他脸上那显而易见的不悦更让我沮丧。我不断地对人们说：“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他的支持者知道呢？我们或许能帮得上忙。”
雷吉·莫德林和特德·希思被公认为是真正有心竞争党的领袖的两位人选。而由谁担任党的领袖将第一次由议员投票决定。伊恩·麦克劳德被认为太左倾，许多人对他的看法正像索尔兹伯里勋爵嘲讽的那样“太自作聪明”。虽然伊诺克·鲍威尔确定提出要竞选党的领袖，但当时他还没有太多的支持者。在特德和雷吉这两个竞争对手之中，人们认为雷吉·莫德林成功的机会大一些，尽管他在担任财政大臣时，曾招致强烈的、在某种程度讲也是很有道理的批评。但雷吉在经验、聪明才智和控制议会的能力上都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主要弱点，而且在后几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有某种惰性——那些知道自己不需要任何努力天生就比他周围的人聪明的人往往养成这种惰性。
特德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他思维填密，办事井井有条，有影响力，至少对他来讲，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决不妥协的人。作为影子财政大臣，他在攻击１９６５年财政法案时，有机会一显他的各种才能。当时该法案在下院讨论。人们认为特德比雷吉右倾，但是如果用政党术语来讲：他们俩基本上都是中间派。在对待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观点。雷吉更赞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而特德则相信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几乎影响不到支持哪一方的问题。
起初，我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观点。我对他们两个人都熟悉：雷吉·莫德林是巴尼特选区的议员，而巴尼特选区和我的选区相邻。我和特德·希思都曾是肯特郡的选区候选人，相识的时间更长一些。但目前我更了解雷吉，我欣赏他的沉着以及他的敏锐才智。我和特德的关系虽决非是后来几年所发展的那种敌对关系，但我们俩从来就不是莫逆之交。尽管我们的出身背景并非毫无相同之处，都没有享受过传统的保守党政治家所拥有的教育、社会上的种种好处，但我们完全是两类不同的人。当然特德曾在战争中英勇作战，而我那时还只是萨默维尔学院的一个学生。特德的那一代人深受３０年代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抬头和绥靖主张的影响。虽然我也深受其影响，但与他所受到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当时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有过许多流行的看法。在我看来特德尽管半信半疑，还是接受了其中许多的看法，我觉得对于特德和许多主张全盘欧化的积极倡导者来说，民族主义是当时的恶魔，所以英国有责任帮助建立一个涵盖全欧洲的体系，它将代替国家，向人们提供另一个可效忠的中心，并以此来防止战争。这种宏伟的设想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我认为冲突的主要起因是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特德在牛津大学时曾勇敢地反对过这种政策；同时我认为赢得冲突胜利的因素是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而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是和平的最好保证。特德的性格中有许多方面令我敬佩。但他没有魅力——公正他说，他从来也不想有魅力。他跟男人谈话显然比跟女人谈话要轻松得多。但并不只是女人发现与他难以相处。我感到尽管我认识他多年了，我仍觉得根本不了解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了解他。那时我没有感到他丝毫的敌视态度，只是觉得他缺乏热情。无论那时或后来我都不认为友好温和的性格是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品质。经过全面考虑后，我决定投雷吉·莫德林的票。
是基思·约瑟夫劝我改变了主意。那时基思不仅仅是一个我喜欢的老同事，还是一位朋友。我们曾经于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在年金事务上共过事，当然，他是一位资深的搭档。像任何了解他的人一样，我被他的深邃思想和深刻的同情心所深深打动。同许多左翼的人一样，基思步入政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他想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流离失所、缺衣少食、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充分开发的人。关于基思的笑话很多，最好的笑话是基思自己讲的关于他如何改变主意，更改他对住房、健康、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政策。但其共同的核心是他不懈地寻找解决人类苦难的正确答案。所以当他得知我当时准备投雷吉的票时，他打来电话劝我重新考虑，我对他的话非常看重。基思了解雷吉的弱点，而作为在政府及影子内阁与雷吉长期工作的同事，基思对雷吉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想谈的是特德的力量，他总结说：“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当然，基思也是这样的人，我也是。
基思的话帮我拿定了主意。当我通知雷吉·莫德林和他的私人秘书内尔·马腾我将投特德·希思的票时；他们非常失望和惊愕。大多数人的想法差不多。由于特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明显的多数票，雷吉退出，因此没有进行第二轮投票。新的领袖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职位，我还是满意的。这样我从影子内阁年金事务发言人转而担当住房和土地事务发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级约翰·博伊德—卡彭特领导之下。我一直认为我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对我日后成为首相是至关重要的。我把这些看作是为当首相而进行的各种锻炼。虽然我们是反对党，但是要反对工党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还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后来工党政府大把花钱所造成的财政方面的全面影响才突现出来。所以，调到住房与土地事务部门对我来说是如释重负。在这里我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攻击最富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措施之——设立土地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一种实现社会主义者一贯追求的人人享有发展带来益处的目标的手段。正是在负责这项工作时）我首次完全领教了制订房租标准制度的复杂性及其中的不正常现象，它的命运好像与我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早早的几项任务之一是制订改革地方税的办法，并向对此改革充满疑虑的保守党年会作出解释。我们想进行的改革是：一方面让中央政府承担部分开支，另一方面实行地方税回扣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年会上发言，至少那些听到我演讲的人会认为我抓准了问题。但如果说我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将是夸大其词。这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胜利。
第二节与财政大臣作对不出大家所料，哈罗德·威尔逊在１９６６年３月末宣布提前进行大选。大选结果同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党失败，工党以比保守党多９７个席位的总优势获胜。我们的竞选运动平平淡淡，题为“要行动，不要空话”的竞选宣言苍白无力，只是准确地总结了特德对政治的影响。这次大选被多数人看作是威尔逊１９６４年大选胜利的延续，因此无人责备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选区竞选。这次，我继续保持了比工党候选人多９４６４张选票的较大优势，自由党居第三位，因此我还是满高兴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丹尼斯了解我的心情，出去为我买了一个四周镶满钻石的戒指来使我高兴起来。
特德·希思任命我为影子财政大臣伊恩·麦克劳德手下的财政部税务发言人，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新闻界一直猜测我将被荣升进入影子内阁。我当时并无此奢望。现在读了吉姆·普赖尔的回忆录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确实考虑过我，但他却比较有先见之明地决定不那样做，因为如果把我召进来，“他们就永远别想把我赶出去”。
不管怎么说，我担当影子内阁之外的财政事务发言人比在影人内阁内任什么职更能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税务律师，我所承担的新任务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尽管我没有受到过经济理论方面的正式训练，但我天生在经济学的概念问题上得心应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务部的低级别部长时所发现的，我很幸运地拥有抓住技术细节，比较容易地理解相当复杂的运算的那种天赋。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敢懈怠。作为反对党，在辩论财政法案时，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门在技术方面的帮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议会外的专家及议会同事的帮助，因此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幸运的是，我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够按着议会极为紧张的日程去工作。马克和卡罗尔都上寄宿学校了，不在家。虽然１９６５年丹尼斯将他的家族所属公司出售给卡斯特罗尔公司，该公司不久又被伯马赫石油公司收购，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跃。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在离下院不远的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租一幢房子，生活将更为方便。我们卖了我们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里奇韦尔斯附近的兰伯赫斯特买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这是一幢模仿都锋式建筑风格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室内装饰是我少有的几种业余爱好之一。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给卧室刷油漆。贴壁纸上——共有８个卧室。但我还是被那大客厅和楼梯吓坏了，不得不请来了专业人员。我们买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让孩子们放假从寄宿学校回来后在乡间有个去处。但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好像更愿意在伦敦与他们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得以充分利用。但我进行的装饰和修缮并不是徒劳的，在１９７２年我们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款买下了在福拉德街（切尔西）的房子。１９７９年我搬进唐宁街１０号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我感到这项新的工作很适合我，而且我是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开始这项工作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式的不连续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当时已经显而易见。由于工党政府未能实现乔治·布朗在１９６５年９月发表的关于《国家计划》中对经济发展作出的乐观的预测目标，他的“国家计划”成为工党的沉重负担。工党政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预算中宣布将征收“选择雇佣税”，工党这样做违背了它选举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税收”的诺言，这种工薪税的重担实际上特别落到服务业头上。反对这项新税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与职工大会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的多事之秋就宣布了一项联合“意向宣言”。该宣言的失败表明工党政府依赖它所宣称的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来实现“自愿限制收入增长”，并用以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已经失去了它的信用。１９６６年７月工党政府放弃了这种“自愿限制收入增长”方法，宣布冻结工资６个月，继而实行６个月的工资“严格限制”。价格将被冻结一年，还呼吁在同期内限定股息。工党政府授权成立的全国物价及收入委员会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在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该委员会。该委员会还有权以枢密院命令的形式将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的计划推迟，但推迟时间最多不超过３个月。政府还可利用其权力指示某项具体价格或工资增长不予执行。从总体上反对这项政策并在伊恩·麦克劳德领导下反对那些提交给下院的“暂缓执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几项重要任务。
作为财务发言人为准备即将在下院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我读了从下院图书馆借来故自大战结束以来每个预算讲话及财政法案，因此，我能够向当时的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和他的财政部首席大臣杰克·戴蒙德论证，这是战后唯一的一个未能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让步的预算，卡拉汉听了无言以对。接着我猛烈抨击了“选择雇佣税”。我对该税的滑稽可笑之处痛痛快快地进行了揭露。企图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别开来，将税务负担转移到服务业。然后把钱作为补贴再转交给制造业，可以证明是一种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序。正像我在议会所说的：“不管这项工薪税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今天还活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写一出戏剧了。这次回击博得了我党下院同僚的热烈喝彩。新闻界也纷纷报导我。《每日电讯报》评论道：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国务大臣们打倒在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伊恩·麦克劳德亲自在另一家报纸上就我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写了不少赞誉之辞。
同年秋季，我在布莱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作了演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讲。伊恩·麦克劳德同样在报上写了大量文章。为准备那次演讲我下了很大功夫——当然我所花的９个小时要是与我后来当保守党领袖时花在写大会讲话的时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讲话只用提纲，这样可以更加自然随意，也更灵活，可以随时加进一个笑话或讥讽。尽管我所谈到的这个辩论是关于税务方面的，当我批评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税收政策上独断专行、破坏了法治时，代表们齐声喝彩。我还十分夸张地说——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对英国来说所有这一切是根本性的错误。这不仅仅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而且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一些动辄大惊小怪的记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为中左的《太阳报》态度则截然不同，它评论道：“一个厉害的金发女郎警告人们正在走向毁灭之路。”我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对待公共支出和税收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公共开支与收入政策的态度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同一个集体主义纲领下的两个方面。如果它们得以全面实施，危害的将不仅是经济自由，还有政治自由。但那时我和几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认真考虑以上问题对我们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响。尽管我们想降低和简化个人以及商业税赋，我们始终倾向于设想（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共宣传，而是我们的真正想法）——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不断降低，将允许我们减少税收。我们曾有一些用于降低社会主义项目的公共开支以减少浪费的计划。但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种对企业有利的环境，以便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即经济高速发展，既使税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税收；而税率低又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并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来认真对待紧缩公共支出问题。实际上，在这上整个时期，无论是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６年，或１９７６年，保守党政府或工党政府都是在英镑危机，黄金短缺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时的紧危情况下才真正削减公共开支。这个做法直到１９７９年大选前期才最终得到改变。身为反对党的保守党提出紧缩公共支出的计划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相信必须这么做。
６０年代，我们作为可能成为未来政府的在野党未能考虑我们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场，这至少同样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伊恩·麦克劳德和我在强烈反对工党的法定收入政策时，我们知填我们反对什么，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赞成什么。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影子内阁内部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贯注重实际，力求解决问题，并引以自豪，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没有起应有的主导作用。影子内阁中唯一从原则上反对制定各类收入政策的人——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是伊诺克。鲍威尔。而在我１９６７年进入影子内阁时，他还没有能够说服他的同事们。
但伊诺克是对的。他在经济政策上有过两次理性飞跃。而基思·约瑟夫和我在多年后才做出这样的理性飞跃。首先，他已认识到并不是工会抬高工资而引起通货膨胀，而是由于政府增加了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引起了通货膨胀。因而，收入政策与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极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引起误导、导致罢工，而使国家与工会对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问题，却指责别人。那时及后来伊诺克却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个方面是工会权力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间接关系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工会权力过大会使实际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市场水平，这种过高的工资又会使工会会员失去工作，导致会员及非会员的失业人数增加。由于政府对排长队领救济的情形极为敏感，就会做出如下反应：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会在一段时间内扩大需求，增加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通货膨胀。所有这些变化将促使工会再次抬高工资。一切又将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再次重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减少工会的权力。前者是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后者是为了不让工会制造失业，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解决工会法的问题。除此之外，伊诺克关于通货膨胀原因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认识到共识性经济政策造成另外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这涉及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所谓“制约”作用。为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人们认为有必要实行总体主义的干涉主义产业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约”是由联系汇率制带来的。人们接受了它，没有向它挑战。如果像伊诺克倡议的那样允许英镑自由浮动，所谓的国际收支的“制约”就会消失了。实行其他干涉主义做法的压力也同样不复存在。正如他１９６７年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本小册中所阐明的，“控制货币的国际价格像控制市场价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样，将导致其他的控制，而这些控制是对每个人自由交易、旅行、投资的嘲弄。”
当然，如果放弃联系汇率制，也就失去美元（黄金）的依托作用。同样正确的是一个经常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经济虚弱，因而需要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的国家。然而不会永远是这样：有经常项目赤字也可能证明有大量私人资本涌人某国经济。由于改革，在该国的投资回报率商，因而大量私人资本涌入，造成经常项目赤字。
当然，任何不足与缺陷都不能降低伊诺克·鲍威尔所做贡献的巨大重要性。通过说明政府货币政策而不是工资引起通货膨胀，自由浮动汇率将打破所谓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制约”，伊诺克使保守党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修改成为可能。他使我们摆脱了那种老的思路，那种思路会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计划性越来越强。１９６７年１０月，特德任命我为前座燃料及动力事务发言人和影子内阁成员，也许是由于我在下院的良好表现，也许是由于伊恩·麦克劳德的推荐，特德改变了他不愿意让我入阁的初衷。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阅读所有关于引起去年阿伯凡灾难原因调查的资料。这个灾难是由于矿碴堆滑入了威尔士的一个矿山小村造成的，共有１１６名儿童和２８名成人丧生。许多死者的家长在公众席旁听这次辩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国家煤炭局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我想，有人应该引咎辞职，但作为影子内阁发言人首次在议会讲话，我并没有十分明确他说出我的这个想法。这个报告揭示出来的问题使我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大的组织中，人们会多么轻易地认为别人已采取了必要的行动，负起了责任，正像后来的悲剧所证明的，这是工业文明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议会活动之外，我的主要兴趣是试图寻求发电私有化的机制。为了这个目的，我参观了几个电厂，并且尽可能地征求我的商界朋友的意见，但结果是毫无所获。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我调任交通运输事务发言人时，我还没有找到我认为可行的方案。交通运输事务部并不是非常有趣的部门，因为议会刚通过了一个重大的交通法案、该法案改组了铁路、对公共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运输货物局。这实际上等于一下子就实行了政府提出的交通运输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在我担任运输事务发言人期间，我极力反对港口国有化。但是，总而言之，交通运输事务不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部门。
第三节特德和伊诺克作为影子内阁的成员，我参加了内阁的每周讨论会。讨论会通常是于星期三在下院特德的办公室举行。总的来说讨论不是很活跃。我们首先展望一周内的议会事务，决定谁来发言，根据什方针发言。也许会有某个同事提交一份东西，并向大家做介绍。
但是毫无疑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间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涉及重大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通常不公开辩论。特德是很称职的会议主席，在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上，如欧洲，一工会立法）他会主导那场讨论。但在通常情况下，他让发言人主持有关问题的讨论。
我自己并没有对影子内阁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也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对特德或许是其他的人来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固定的妇女形象参加影子内阁的。我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解释“妇女们”，诸如基里·德·卡纳瓦，芭芭拉·卡特兰德，埃斯特·兰特，斯泰拉·莉明顿等不加区别地作为女人和女性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想法和要求，当然，我非常喜欢影子内阁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我与大多数同事也相处得很好。但是其中只有３位是我真正的朋友——基思·约瑟夫，彼得·托马斯和爱德华·博伊尔。而爱德华这时已完全站到了党内与我对立的另一派立场上了。
由于大多数领导人之间关系都有些紧张，我们会议的气氛也毫无疑问是很别扭的。特德决意承担起党的领袖之职，但又没有真正的十足的自信。副领袖雷吉·莫德林自从在领袖竞选中意外地败北后，一蹶不振。伊恩·麦克劳德是我们中政治最敏锐的一个。他对新闻界将如何看待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总有特别的判断力。尽管他是一个非凡的公共演说家，但他实际上是比较内向、矜持的。他与他的老朋友伊诺克·鲍威尔在感情上日益疏远，因为伊诺克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心，而伊恩也同样关注移民问题，但观点却与他恰恰相反。毋庸置疑，伊诺克是我们中最好的人才——古典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圣经通。与伊恩大不相同，伊诺克是一位非凡的公共演说家，他总能以其无懈可击的逻辑，控制得恰到好处的激情抓住下院，甚至任何听众的注意力。但在这个时候，他在影子内阁中几乎是孤家寡人。特德·希思不喜欢他，也可能是惧怕他。他曾为反对收入政策而战斗过，却失败了。作为防务发言人，尽管他自己认为撤军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得不去攻击工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回英军的政策。此外，作为西米德兰的议员，他目睹了大规模移民对他的选区造成的影响。他对保守党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感到灰心丧气。第一个现代控制移民措施是拉布·思特勒于１９６１年制订的。在那以前，英联邦公民不受针对外国移民入境限制的约束，１９６２年的英联邦移民法—工党及自由党激烈反对该项立法—规定每年对移民来英就业实行配额制，以限制移民流入。１９６５年工党政府更加严格执行这种制度。１９６７年间，肯尼亚政府对肯尼亚的亚洲移民实行歧视性的政策造成大量移民涌入英国。这使大家意识到过去的移民规模及影响，并担心如不加以控制，将来移民人数将更多。大家特别担心那些持有英联邦护照，但无论从出生地还是从血统上与英国均无联系的人。１９６８年２月，吉姆·卡拉汉宣布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立法。这件事与议会通过的一项种族关系立法—１９６８年种族关系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法的目的是防止歧视有色人种。右翼的许多人士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可能会使移民成为法律上有特权的群体，这样他们不再会有与英国社会全面融合的积极性。
１９６８年２月，星期一，影子内阁讨论了政府的英联邦移民法案，依据该法案政府将实行新的移民管制。一周前，我们已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了我们评价该措施的原则。特德。希思说现在影子内阁应来讨论该法案是否充分地满足了那些原则条件。实际上法案已包括了我们提议的一些内容，但它没有规定移民家属的登记问题，也没有规定被拒绝入境那些人的申诉问题，更没有规定向自愿接受遣返者提供经济帮助的问题。因此，会议决定支持该法案，也决定将在可能的、适当的时候提出修正案。但伊恩、麦克劳德说他将对该法案投反对票。他真是说到做到了。４月１０日，星期一，影子内阁讨论了政府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种族关系法案。开始讨论时，特德·希思首先发言，他说虽然法案本身好像有许多缺陷，但他仍认为改善英国有色移民的处境，建立某种法律机制是必要的。影子内阁内政大臣昆廷？霍格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立法是必要的，但我们应该提出修正案。同时，他指出我们的后座议员对该法案的反对意见较大。雷吉·莫德林同意昆廷的以上两点。我没有参加后来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该法案虽有缺陷，但如果我们在二读时投票反对，人们有可能误解我们是种族主义者。影子对阁的观点是：建立良好种族关系的最好保障是让人们相信未来移民的数目不会太大，现行法律将得到维护。最后内阁决定将起草一份说理充分的修正案，实行两方面兼顾的方法，一般性地要求本党议员投赞成票。自由派的基思·约瑟夫，爱德华·博伊尔及罗伯特。卡尔在看到修正案的内容前保留其立场，后来他们都投了赞成票，但也仍有一些后座议员投了弃权票。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１日，星期日，即议会辩论的前两天，我早晨醒来发现各大报纸的头版皆是有关伊诺克·鲍威尔前一天下午在伯明翰就移民间题发表的演讲报道。这篇讲话措辞强烈，其中一些话不无凶狠之意。但我对他就大规模新的英联邦移民涌入英国而表达的忧虑和不满深表同情。我也认为，这不仅威胁着公共秩序，也威胁着一些社区的生活方式。因为不合人意的住房政策，对社会保障的依赖以及“放任社会”的到来已经开始使他们的情绪低落。尽管他演讲中的某些话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所言，但我确信，伊诺克决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大约１１点钟，特德６希思打来电话，他说：“我正在给影子内阁所有的人打电话，我已得出结论、伊诺克必须辞职。”这与其说是征求意见，还不如说是发表声明。但我回答说我确实认为目前让事情冷却下来比加剧危机更好。特德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不，不。”他说：“他一定得辞职，大多数人认为他必须辞职。”事实上，我后来得知：如果伊诺克不走的话，影子内阁的好几个人都会辞职。从几个方面来讲这是个悲剧，从短期来看，它使我们未能以主张更加严厉地控制移民而赢得政治上的好处。移民问题受到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像伦敦码头工人游行支持伊诺克所证明的那样。此外从现实情况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特德的政策和伊诺克的政策并无很大区别；虽然是伊诺克的演讲使保守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更加明确，但实际上我们都希望严格限制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我们也都准备向那些愿意返回自己国家的人提供经济帮助。
但伊诺克因这件事并在这种情况下辞职所造成的长期的影响远远超过移民政策。辞职后他可以开始自由地从理性的高度考虑一系列政策，摆脱了由于集体负责而必须作出妥协的约束了他的政策思考涵盖了经济及外交事务，后来所谓的“货币主义”以及减少政府控制，非国有化，结束区域政策等，最终他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让伊诺克独自宣扬这些思想对我们影子内阁及后来内阁中的右翼人物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一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可以更加容易地提出颇有道理的理论，而不会被指责为采取极端立场。另一方面，特德和伊诺克严重对立，人们对领袖提出的任何政策进行质疑，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忠。另外，伊诺克提出的各种主张均属于一个统一整体，仅赞成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则更加困难。例如，他的反对物价及收入政策：干涉主义和关于总体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是与他的关于移民或欧洲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那时，其他保守党人在除欧洲以外的其他问题上都趋向采取相同的立场。特德给我提供了规划这条路线的机会。保守党政治中心的年度讲话目的在于向那些来参加保守党会议的人介绍一些重要理性思想。而由谁来发表演讲通常要由党的领袖来决定。毫无疑问，看来是一项民意调查或保守党的一位顾问提出建议认为让我讲一个对“妇女”有吸引力的题目也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惫。幸运的是我可以自己选题目。所以我决定选一个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会有吸引力的题目。我的题目是，“政治上出了什么毛病？”
想理清你的思路，没有比清楚地向别人讲述一遍自已的见解更好的办法了。我知道那时政界正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不管人们对６０年代如何评价，那些年代总归是活跃的思考，能引发热烈的争论，尽管要求变革的许多想法来自左派。我借了一抱关于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书，白皮书，议会记录，各种演讲稿，拿回兰伯赫斯特的家里。没有人指导或帮助我，我只有埋头苦干，就像格言中的冰山，我最终完成的文件背后是我付出的大量劳动。
我首先列举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政治失望。部分原因确实是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提高了，看报纸多了，对事物的批评也就多了。而其它的原因则是由政治家自己造成的，政治计划里充斥着各种诺言，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大，这些诺言的影响就更大。我由此谈到了我所认为的公众越来越远离政治的主要原因：政府管得太多。各政党竞相允诺他们将使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而这种认为政府可以实现这一切的观念就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次大规模扩大国家控制和干涉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使普通百姓感到他们在自己及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太少。左派宣称问题的答案在于建立一套允许人民民主参与政治决策的结构，但真正的问题是政治本身已经涉足了许多本不该由它来管的决策。随着政府管制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追求规模的政治心态——也就是单位大可以提高效率的论调。实际上则恰恰相反，小单位、小企业、家庭、最终个人应该再次成为关注点。
除以上这些想法，我在政治中心的报告有的部分是关于价格和收入政策。在这两个问题上坚持了内阁的口径、既谴责了强制性政策，又避而不谈自愿性政策，但我还是加了以下一段：
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了与政府职能无关的控制收入，而忽视了政府的基本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管理需求。如果更多地重视这个作用，少强调外在的具体控制，将能够取得更多的经济成果，当然，这将意味着，政府自己也需要像它急于要求别人做的那样实行自律。这就意味着用于众多公共部门的开支不应超出税收及实际结余所能承受的水平。
回过头来看，以上想法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究竟理解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理解。我那时已认识到货币供应量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所有政策的核心，但我并没有看到控制货币供应量就不再需要任何收入政策，也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本身就是控制需求的途径。
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在政治中心作报告时受到了注意，翌年初，《每日电讯报》约我为该报撰写两篇关于一般政治哲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我就同样的主题做了进一步闸述。我特别阐明的是：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有效民主运作所必需的。因此，追求“共识”从根本上讲就是剥夺了人民选择的权利。谈论把重大问题排除在政治之外“或者是暗示人们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玩政治游戏”都是错误的。我在谈及国有化或自由企业的问题时特别提到这一点。但我本该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特别是在教育上都这么做。不久，教育成为我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社会主义者所极力追求的推行综合学校的计划不仅威胁着英国的学校，还威胁着长远的社会进步。后来无论我担任反对党领袖还是首相时都一再谈到：要求“共识”本身充满了误区。
第四节走向未来的旅程到这时（１９６８年），左翼关于经济政策的共识受到了挑战，以后也将继续受到挑战。但是在道德和社会问题上新出现的开明共识却无人挑战。也就是说，政府、媒体及大学中处于影响地位的人们成功地使一个在道德上仍较为保守的社会接受了一些大城市的较为开明自由的观点。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英国，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与国家的权威开始分离，现在已几乎是完全分开了。一些政治家把此看作是一个相互连贯的问题。但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对那些残酷的不公平的有关规定进行改革的问题。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我投票支持列奥·艾伯斯提出的关于同性恋的法案。他在法案中提出：只要双方同意，两个２１岁以上的成人在非公开场合的同性恋行为不应当再被认为是犯罪。同年我投票赞成戴维·斯蒂尔关于堕胎的法案。该法案允许：如果孩子处在由于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以致可能出现如严重残疾等危险时，或者一个妇女还不能尽母亲的职责的时候，可进行堕胎。在以上两个问题上，我对别人的痛苦都有切身体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我作出庭律师时，在一个码头看到了当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男士因为被发现有同性恋行为而受到羞辱，我深受震动。另一方面，既使在那时，我也觉得自由派人士的议程上的某些内容走得太远了，离婚法改革就是一例。在我的选区的诊所里，我与许多因受到丈夫虐待而过着痛苦生活的妇女谈过话。对她们来讲，婚姻已变成一座监狱，我认为应该把她们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可能是唯一的答案。但如果离婚变得太容易，它也会破坏那些只是遇到一定麻烦的婚姻。如果人们可以轻易地推掉他们的责任，那么他们在开始承担这些义务时也不会那么认真。我为那些一心想使婚姻成功但却被抛弃的妻子（或丈夫）担忧。我也更关心那些因男方（或女方）建立第二个家庭后，他（她）的第一个家庭成员所处的处境。因此，１９６８年，我是投票反对那项使离婚更加容易的法案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离婚应是在判定婚姻。“已经破裂，无法挽回”时才成为可能，我也支持了两个修正案。第一个修正案规定某种婚姻不可解除（除非法院特许）。第二个修正案是：无论发生任何利益冲突，第一次婚姻法律上的妻子与孩子比事实婚姻的妻子与孩子有优先权。
同样的，在１９６５年，我投票反对悉尼·塞尔沃曼提出的关于废除谋杀罪死刑的法案，像前面列举的所有其它措施一样，该法案获议会通过，但是条件是议会必须做出决定接受保守党的修正案，否则该法案将于１９７０年７月底失效。我在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投票反对使此法案永久化的动议。
在肉刑问题上，正如我作为一名后座议员时在许多讲话中所主张的，我认为国家不仅有权也有责任遏制和惩罚暴力犯罪，并保护守法公民。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亦或在某种情况下剥夺其生命，这种惩罚的权力无论用的有多少，都是同国家的主权分不开的。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最大的威慑力将是它对潜在杀人犯的影响，我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怀疑。而且极刑对那些手持武器行凶的犯罪行为，如抢劫，具有同样巨大的威慑作用。我所想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在于无辜的人可能被判刑甚至处死——这在少量案件中确实发生过。而与此悲剧案例相对的是另外一类受害人。一些杀人犯眼刑期满释放后，再次犯罪杀人——这样的人数量还不少。尽管有各种不确定因素及复杂性，比如在法庭上提供证据，我认为潜在的受害人应得到最大的保护，只有死刑继续存在，才可提供这种保护。把某些特别凶残的谋杀犯定为“死刑杀人犯”（根据１９５７年法）——这种概念再次引起有关无期徒刑制度的变革——对我来说这是正确的模式。我以后一直在议会投票主张恢复对这类谋杀犯的极刑。关于堕胎、同性恋及离婚改革，显而易见，事情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达到起初的意图。对我们议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当然对我也是如此——做出这些变革的思路是它们能够解决少量事例中出现的不正常或不平等现象，或者它们能够去除法律本身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它们的本意是从法律上承认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与此相反，可以说它们促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冷淡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社会。改革堕胎法的主要初衷是制止年轻妇女被迫私下里进行堕胎的情况，而不是为了使堕胎成为另外一种“选择”。虽然普遍实行了人工避孕，但堕胎的数字一直不断扩大。同性恋积极分子从寻求隐私权到发展为要求社会认可他（她）们的生活方式，并进而要求与异性婚姻的家庭享有同等地位，甚至要求承认利用青少年在性生活方面的不稳定是他们的的合法权利。离婚法改革造成婚姻破裂的情况大幅度增加——虽然这并不是说它是婚姻破裂的唯一原因。婚姻破裂造成众多儿童在没有双亲的关心与指导下成长。
如果我知道事情的发展会是这样，我会不会在就以上问题投票时做出不同的决定？我现在明白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思路太狭窄了。作为一名律师，作为一个笃信法治的政治家，我感到最首要的考虑是：法律应是能够实施的，而且对违法者是公正的。但是法律还有其象征意义：它们是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路标，也是立法者期望的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此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这些“开明”改革的总体意义要比它们的各个部分更大。人们可以看出它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来约束年轻一代人的行为举止。
确实，这是一个对青少年格外关注的时期。父母们对一代沟”十分担心，甚至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开始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出现了一整套的“青年文化”——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曲解，奇装异服，醉心于幻觉药。１９７０年我们搬回伦敦时发现切尔西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我对发生的一切怀有十分复杂的心情。那里有活力和才华，但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人们对英国在这些趋势上的贡献有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索霍的加那贝时装街。甲壳虫乐队，超短裙，拖地裙成了“时髦英国”的新标志。它们确实也证明它们都是极好的出口创汇产品。哈罗德·威尔逊也善于从中捞取最大的政治资本。麻烦是它们掩盖了真正的经济上的弱点，即使是一个有才气的时装工业、开拓进取的唱片公司也难以保持相对平衡。正如德斯蒙德·唐纳利说过的：“我最大的恐惧是英国将在欢笑中沉入大海。”虽然英国使各种新趋势色彩纷呈，但它们所迎合的这种富裕的消费社会却只能在美国找到。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１９６７年。那时美国根据它制订的“领袖”计划，邀请正在崛起的世界政界和商界年轻领导人赴美访问。在访美的６个星期里，我遍游美国。此行带给我的激动之情从未真正平息过。我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友好的、开放的、慷慨大方的人们的欢迎和招待。他们带我走进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并十分自豪地带我游览他们的城市和乡村。访问的高潮是我在参观位于休斯敦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中心的时候。我看了宇航员的培训计划，两年后，他们将把人送上月球。英国的人才政策中行政管理过多，税收过高，致使人才外流，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我在航空航天局见到了来自我的芬奇利选区的科学家，他们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而是为一个英国科学家做出这么重要的贡献而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企业经济中吸取教训，英国就无法希望即使在更为简单的技术领域里与别国竞争。
两年后，我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我的选民，格拉德·布鲁克讲师在苏联因所谓的从事“颠覆性犯罪活动”（即走私反苏材料）被拘捕一事，已使我对苏联一贯的不尊重人权的做法极其反感。我多次要求政府和下院解决此案，但均未奏效。当时苏联人已把布鲁克先生当作他们玩的把戏中的一个小卒，他们想用布鲁克来使他们的间谍克鲁格夫妇获释。（最终１９６９年进行了此项交易。）我在帮助格拉德·布鲁克获释中得到的一个好处是：我与英苏关系议员小组有了接触。使我吃惊的是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我发现这些议员与我有着同样的反共意识，但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这个领域的真正专家。特别是西里尔·奥斯本首先在评价苏联策略并提出对策方面给我以教益。是他在我赴苏联之前，向我建议，首先我不应该让苏联人负担我的机票费，第二我应坚持要求访问几个教堂，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还告诉我赢得他们尊重的唯一办法是明白无误地向他们表明你不是软弱可欺的。这一切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是与和蔼可亲的保罗·查农及其妻子前往莫斯科的。我们的日程很满，不仅游览了莫斯科，还去了列宁格勒（以前的名字，现在又恢复原名圣彼得堡）及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尽管各个城市的名字不同，但我们所听到的宣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毫无感情的、源源不断的数字，证明苏联的工业和社会比西方优越。至少对访问者来说，这种做法毫无想象力，缺乏幽默感，只能白白招来讽刺。我参观的一家美术馆外面有一座塑像，一个铁匠用铁锤铸打一把剑。我的陪同很自豪地感慨道：“这代表共产主义。”“其实，不是。”我反唇相讥：“这来自《旧约全书》——他们将把利剑锤炼成犁头，把长矛锤炼成锄头。”对此这位体格健壮的审美家毫无反驳之力。天啊：我记得在卫理公会主日学校里学过这段圣经。还有一次，有人随便问我既然和平与和睦相处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标，那么是否可以解散象征“冷战”的北约。“当然不行”，我说：“北约保持了和平，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其强大地位。”我在访问斯大林格勒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报怨说自从上一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文垂断绝了与他们的关系，我不会为这件事道歉。实际上，随着国际制裁的解除，很难有这样的组织使苏联政府害怕了。
然而在官方宣传、灰色的大街、空荡荡的店铺以及严重失修的工人住宅背后是苦难的俄罗斯人民。当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老人向我讲述战争年代他们所经历的巨大痛苦时，他们的眼里充满泪水。毫无疑问，这些泪水都是真实的。我与之交谈的俄罗斯大学的年轻人，谈话时特别谨慎，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克勃格的监视之下，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为能了解到西方的一些情况而感到十分兴奋。另外，政府人员也还是人，我在访问莫斯科客运系统经理时，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一个新的开发项目的决策是如何经过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作出的，——我把这种程序称之为一个无限的不决策的链条。我的眼光与一个年轻人相碰，他也许是这个经理的助手，正站在他的身后，他难以抑制脸上的明显笑容。
我对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而这一印象在我后来对该国的访问中进一步加深。一方面俄罗斯有着丰富的文化成就，它源于古老的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又给予了很好地保护；另一方面，普通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两者形成强烈对比。列宁格勒有典藏丰富的艾尔米塔什美术馆和基洛夫芭蕾舞团，以上两地我都去访问过。在列宁格勒一个寒冷的早晨，６点３０分，天还没亮，我从饭店卧室的窗户里看到许多外出工作的母亲带着她们的孩子穿过大街。她们把孩子全天放在国家办的托儿所里，约１２小时后再把孩子接回。在莫斯科机场等候延误航班回国时，我买了一套精美的珊瑚绿茶具，它是我收藏品中的骄做。我每每看到这套茶具，就想起生产该产品的国度里的人民，他们所受的折磨和所付出的无望的辛劳。第五节塞尔斯登女人我回到伦敦后，就被调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将离开政坛出任利兹大学副校长。爱德华因在保护文法学校方面不够坚决，在年会上受到基层许多人的反对。尽管我们的意见相左，但他的离去仍使我很难过。他是我政界的老朋友，我知道我会思念他的才智、敏锐及正直。但这对我完全是一个提升，尽管我后来得知我本来只是一个后备人选，基思·约瑟夫最初是接任爱德华的第一人选。我之所以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雷吉·莫德林拒绝接替基思任影子内阁贸易、工业发言人。我对我的新角色很满意。我知道我能干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我受到了自由的（或近乎于自由的）良好教育，我也想让其他人有同样的机会，社会主义的教育政策——一律向下看齐，以求平衡，剥夺了有天赋的学生继续深造的机会，是学生获得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障碍。我还被这一职务的科学方面所深深吸引，当时这个职务负责影子内阁的教育和科学部。另外，我想，妇女至少母亲们，从本能上关心儿童的教育。
教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１９６４年大选以后，工党决意把整个中等教育体制变成综合性学校体制，并采取一系列举措要求地方教育当局提交改革计划。（在我担任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几个月后，工党向议会提交了有关法案。）爱德华在考虑保守党该做出什么反应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很快摆在了我的面前。
影子内阁及保守党在中等教育选拔制原则上，特别是在对１１岁以上学生进行选拔而举行的考试，即中学入学考试上有很大分歧。为了更简单一些，有必要区分在保守党内的４种不同态度。第一，有一些人对国家教育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因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这部分人很重要，他们不大可能为政治上的权宜之争所动摇。第二，有一些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都未能进入文法学校，而且对他们在现代中学所受的教育感到失望。第三，有一些保守党人，或者因为他们自己是教师，或者因为与教育界有一些其他联系，接受了许多当时流行的平等理论。最后，是像我一样受过文法学校教育的一些人，强烈反对取消文法学校，而且义无反顾地支持选拔制。
我也意识到，影子内阁内部的观点也与上述情况大体相同。总的来说，影子大臣们并不想使教育成为下次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这未必是一个愚蠢的观点。保守党内部民意测验和公开的民意测验都显示，１１岁以上学生的选拔制不受欢迎，人们至少准备说他们支持综合学校。如果他们被问及他们怎么看待根据综合性计划重新组建某些具体的地方学校，他们是否还会持同样看法，以及他们是否懂得“综合化”意味着什么，那当然是两码事了。例如，综合性概念的全面含义和一个学校对所有入学新生开放，但要根据智力对学生进行划分之间存在很大不同。综合性概念首先属于社会工程，其次才是教育，在这种教育中不把学生按智力划分。事实上，正如我后来于１９７０年２月在关于工党的教育法案二读辩论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对选拔制的攻击是荒唐的，因为选拔制一定会继续以某种形式贯穿１１岁以上学生的教育体制。我当时还应补充一点：如果你们不根据智力进行选拔，你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其它一些不令人满意的标准来选拔，实际上这个标准常常是收入，因为富裕家庭才会举家迁往有适合他们孩子接受教育的好学校的中产阶级居住的地方。一些工党议员和许多工党支持者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当哈罗德·威尔逊放弃了他曾做出的支持文法学校的承诺时，他们感到他背叛了他们。我之所以在委员会的辩论中意外地取胜，使工党删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条，就是因为两名工党议员故意缺席。在后来我接管影子内阁教育部时，党的政策小组已提交了一份报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确定。它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我们已决定把重点放在改善初级学校上。二是为尽可能减少１１岁以上学生选拔制的辩论，我们强调地方教育当局在建议保留文法学校或建立综合学校上有自主权，以代替工党强制推行综合学校的政策。支持这个计划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会数数的人不断上升的趋势，改善儿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实际上保留文法学校的最好办法是反对中央集权。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错了的话，将大量费用花在幼儿园、小学教育及教师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从长远来讲我们就不能捍卫文法学校，或者就此而言捍卫私立学校，不能捍卫直接拔款学校，甚至是实行分离制的综合性学校。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现实许可的范围之内，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后来，我得知：对某些人来说，我走得太远了，我被任命为教育事务发言人后不久曾应邀出席教育新闻记者在伦敦的坎怕兰饭店举行的午餐会，是在那里，我了解到这一点。我不但为文法学校辩论，而且也为现代学校辩论，那些在学业上难以出类拔萃的孩子事实上可以在现代学校中获得自我表现的机会和个人尊严。如果他们与那些学业上更加优秀的孩子进行直接的不断的竞争与相处，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如果人们希望的话，我也完全准备看到１１岁以上学生选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时候对孩子进行考试。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转到当地的文法学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们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开发。我确信太多的现代学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这个弊端可以通过提高其教学水平来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学校的水平。参加坎伯兰饭店午餐会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好像同意我的观点。此外，我所面对的是怀有敌意与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见的人。不只是他们认为我错了，而且他们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这类事情。这使我惊奇地发现那些为公众提供教育信息的人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保守党的教育政策中还有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我极力争取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无条件地承诺将学生离校年龄提高到１６岁，并成功了，只是负责财政的人们对此持有疑虑。我还在保守党于１９７０年初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讨论会上提出、竟选宣言应赞同拟议中的成立新的独立的白金汉大学的计划，遭到特德·希思的强烈反对。尽管有基思·约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持，我还是没有成功，但至少最后我被允许在某次演讲中提及这所大学。我从来也未明白为什么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对这件事。
保守党在１月底２月初的一个周未，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政策会议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并非是人们经常说的那样。那种“保守党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进行激烈争论，导致保守党政策从根本上向右转”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达成一致，并已写入竞选纲领的草案里。我们曾花费了好多时间仔细斟酌。我们已经对我们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闸述。我们关于工会改革的建议已经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现了令人有些费解的向右转。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没有必要再谈及是否需采取某种“自愿”收入政策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显然，雷吉·莫德林对我们没有提出解决所谓的“工资膨胀”的计划而感到不满。事实上，这个竞选纲领既回避了货币主义的观点，也回避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只简单他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工党的高税收，货币贬值政策。工党的强制性工资控制是一个失败，我们不会重蹈其覆辙。”这种说法看似糊涂，实为明智之举。
但这又使我们后来遇到一些麻烦。竞选期间，高税收引起通货膨胀的谬误论点使中央总部写了一个短评，而这个短评使工党后来得以宣称：保守党说他们能够通过减税来一举降低物价。
由于新闻界对塞尔斯登帕克饭店会议的大量报导，我们似乎成了能认真地对英国的未来政策进行长远考虑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罗德·威尔逊攻击希思是“塞尔斯登人”又帮了我们的忙，它使我们平添了几分脚踏实地、善于争取民众的右翼政党的色彩，这对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冲淡作用，总之，塞尔斯登帕克饭店会议和保守党的竞选纲领《明天更美好》均使威尔逊政府暗淡无光。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在工会的压力下放弃了《取代争吵》之后，政府内尔虞我诈，莫衷一是，交易不断。在我们结束塞尔斯登帕克饭店的会议后和５日竞选运动开始前的一段时间里，反映两党地位的民意测验结果出现过反复。我们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开会时，是我们领先，我们认为我们能赢得大选。到了５日，我们非常突然地落后了。竟落后工党几个百分点。受民意测验结果的短期变化的鼓舞，哈罗德·威尔逊宣布６月１０日举行大选——我当上首相后从来没有忘记威尔逊的这个错误。当时，保守党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我们将在大选中失利。这种忧郁越来越强，大选期间，有一天我到老王后街的保守党研究部办公室索取一些材料，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似乎每个人都极其沮丧。
民意测验结果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其真实性有多少）不得而知。大选即将到来时、总有一些醒悟的支持者再次对党表示忠心。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多年在野期间未能认真地着手准备赢得反对社会主义思想斗争的胜利。我们将来执政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另外，我们未曾意识到，我们本应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但我们没有去做。
在这次竟选中，工党大肆攻击我们的政策。而我方像任何反对党一样，但比大多数反对党更理直气壮和不失时机地揭露工党破坏了一系列承诺——“工业不断稳步增长”，“没有权宜措施”，“不增加税收”，“不增加失业人数”，“你口袋里的英镑不会贬值”，“经济奇迹”等等。这也是我竞选演讲的内容，但我也利用了在全国主任教师联合会在斯卡伯勒组织的一次晚宴上作演讲的机会介绍了我们的教育政策。
很难知道是什么使形势出现了转机，如果说确实存在着对我们不利的形势的话。说来也怪，但情况确实如此。为保守党做出最重大贡献的两个人竟是势不两立相互为敌的两个人：特德·希思和伊诺克·鲍威尔。没有人能说特德是一个善于交流的人，重要的原因是特德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视交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特德是一个正直、有远见的正派人。他对英国的未来有自己的构想——虽然这种构想有点专家治国论的味道。用基思５年前对我评价他的话来说，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这突出表现在特德为竞选宣言所写的重要引言上。其中他攻击工党的政府是“廉价、平庸的政府，是骗人的政府”。他承诺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府”。特德的最后一次竞选广播讲话也表明他是一个深切地关心着他的国家、并愿为她献身的忠诚的爱国者。尽管如果我们输了，什么也救不了他，但他在竞选中表现得很出色。
伊诺克·鲍威尔也很出色。关于伊诺克是否会支持保守党的领导人以及他的计划曾经有许多猜测。党内对伊诺克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他３月曾到我们的协会讲话，我们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我决定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那些享受这个国家言论自由的伟大传统的人，不应该否认他人，特别是像鲍威尔先生这样在战争年代建立卓越军功的人，享有这样的自由。”
在６月份的竟选中，伊诺克就工党政府经济上的失误，法律与秩序，欧洲问题作了３次重要讲话，呼吁人们投保守党的票。此外，托尼·本对伊诺克恶毒的人身攻击——把他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很可能使许多本来不支持他的选民站在了他的一边。一些统计数字表明，伊诺克的介人使本来势均力敌的西米德兰的竞选向保守党倾斜。
当我的竞选结果在亨登技术学院宣布时，赢得了人们的巨大喝采。结果显示，我比工党候选人多得１１，０００张选禀，优势比以前扩大。然后我去萨伏依大旅馆参加《每日电讯报》的聚会，在那里我很快得知：民意测验的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即将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星期五，我在我的选区清理文件，像往常一样写一些感谢信。我想特德会至少吸收一名妇女进入他的内阁。既然在影子内阁中特德已接受了我，我将成为那个幸运的女士。基于同样的逻辑，我很可能得到教育大臣之职。
星期六早晨，唐宁街１０号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说特德想见我。我到了内阁办公室，祝贺他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客套，他还是直截了当，一本正经。他给了我教育大臣之职，我接受了。
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的公寓，然后开车回到了兰伯赫斯特的家。我很难过，我父亲没能活到今天与我分享这一时刻。在他２月份去世之前，我回到格兰瑟姆去看他。他的胸部一直不好，后来发展成肺气肿，靠床边的氧气瓶维持生命。我的继母西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是几年前结婚的，我的父亲跟她生活得很幸福。我在那儿的时候，时常有教堂、商界、当地政界、扶轮社和保龄球俱乐部的朋友来“看望阿尔夫的身体状况”。我希望在我临终前也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我曾参加了一个电台的节目讨论会，我知道，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听那个节目。他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名内阁大臣，我确信他从来也没有设想我会最终成为一名首相。他也许会希望我得到这一切，因为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女儿与他又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政治权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东西。当我翻阅我的文件，为本书收集材料时，在我六年级化学笔记本背面，我发现了一些父亲的零散布道讲话提纲：
法令、权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类、国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我们为此而担忧，最终我们丧失了信心，我们的信念开始动摇。而这种忧虑自古就有——耶稣两千年前就遇到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了人间。我的父亲一直到死都怀有这样的信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