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一节初步印象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星期一，我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是柯曾街上一座漂亮的老式房子。（真遗憾，１９７３年我们从这里搬到了滑铁卢区令人憎恶的新办公地点。）我受到常务次官比尔·派尔（后来受封为威廉·派尔爵士）和即将离任的常务次官赫伯特·安德鲁爵士的迎接。他们向我表示热烈欢迎，然后把我带到我自己的极为气派的办公室。文官们对你左一个“大臣”，右一个“大臣”，很容易让你一次又一次地为恭维所陶醉，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我的是艰巨的工作。总的说来，我对为我配备的领导班子感到满意：一位对我友好，一位怀有敌意，另一位保持中立。我的老朋友、主计长埃克尔斯勋爵负责艺术教育，特德的亲密朋友比尔·冯·斯特劳本齐负责高等教育，贝尔斯特德勋爵负责与上院联系。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前教育大臣戴维·埃克尔斯就在身边，虽被安排在另一栋楼里，他可以根据他在教育部工作的经验，给我提供个人意见。
但是，我在教育部遇到的麻烦主要不是由于个人性格不同，也不是因为第一次文化冲击后出现的工作作风上的对立——我的行政作风是决策时当机立断，而他们更习惯于互相磋商。实际上，我离开教育部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勉强对我表示尊重，因为我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希望他们尽快有效地执行我的决定。因此，从广义上讲，当时真正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我不知道，也没有去打听，我周围的高级文官投的是哪一个党的票，但教育和科学部的精神气质是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气质。这些人多半依旧本能地相信，统一计划论者和社会理论家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说这话并不是想挖苦他们。工党里的许多人早已开始对此产生怀疑，可是这些教育家们仍保留着原来的使命感。他们不顾在一些学校实行平等主义政策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认为教育平等就是绝对地好，而且是实现社会平等的踏脚石，而社会平等本身也是毫无疑问地好。我很快就认清，我的周围没有朋友。
从反面来说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既然决心向传统教育观念挑战，就不能因遇到反对而抱怨。但另一方面。有两点必须加以考虑。第一，文官们向大臣提出的建议必须说实话，准确，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提出一些已被政府（和选民）摈弃的抱有偏见的旧观念。第二，即使从政府机关工作必须真诚无私、不偏不倚的狭义标准来衡量，一个政府部门和它的工作对象关系过于密切是危害极大的，而教育和科学部与教师工会特别是全国教师联合会的关系恰好就是那样。这一点我早已看得真切，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２日，星期六，在一家同业会馆举行庆祝全国教师联合会成立一百周年的晚餐会上，特德·希思因利拉·哈立德事件未能出席，临时由我代他宣读他的讲话，当时有许多教育和科学部高级文官出席，我立即明白，他们与全国教师联合会的关系极为亲密，他们互相开着玩笑，表达一些心照不宣的暗示和所谓的“身势语言”，这些举止表达的不是一般礼仪，而是说明彼此意气相投。我们在１９７０年当选时提出的一套教育方针并不十分明确，这使得我与教育部文官们的麻烦更加复杂化。、在竞选运动中，我曾反复强调以下７点：把着重点转移到小学；
扩大幼儿教育（这符合基思·约瑟夫的制止“恶性循环”论点）；在中等教育方面，地方教育当局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合当地情况，但应提醒他们不要“不可挽回地改变优秀学校，除非……另一种情况更好”；将离校年龄提高到１６岁；
鼓励直接拨款学校，保留私立学校；
扩大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对教师培训问题进行调查。
但竞选时提出的这些承诺并没有反映出明确的观点。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保守党内不同成员和不同派别对总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对中等教育和文法学校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些保守党人赞成综合教育，这种主张与温和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毫无二致。另一方面，所谓教育《黑皮书》的作者们详细提出了极为不同的观点，他们强调纪律、选择和水准（包括保留具有高水准的现有文法学校）。他们的论点牢固地建立在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材料充分的批评上。我们就被夹在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之间。尽管我们常讲重大政策要前后一致，决策要小心谨慎，但本届政府丝毫没有去解决根本矛盾的意思。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与本部文官的斗争中，也许不能指望得到内阁同僚们的支持。
第二节文法错误到教育部上班第一天，我把周未在兰伯赫斯特写在旧练习本上的大约１５条行动纲领带在身边。对这１５条加以补充说明后，我撕下那几页纸，把它们交给了比尔·派尔。其中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一条是、取消托尼·克罗斯兰的第１０／６５号通知和第二年发出的第１０／６６号通知。前者要求地方当局按彻底实行综合教育方针提出改组中等教育的计划，后者规定，凡是拒绝实行学校综合化的地方教育当局，要收回发给它们的基本建设资金。
教育部肯定已经知道我党竟选宣言中有这样的内容——他们在竞选期间总是详细研究反对党的政策的。但他们显然以为上述政策会被淡化，或至少推迟执行。对我来说，我知道，关于停止迫使地方当局实行综合教育的承诺，对我们的支持者极为重要，任何延迟都将被视为软弱的表现，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结束犹豫不决的状态。我甚至在将１５条交给比尔·派尔以前就已告诉报界，我将立即撤销工党的两个通知。我甚至说明本来是打算在女王讲话时就这样做的。看来这话引起的惊慌传到了首相府，因为他们提醒我，推行此项政策须经内阁同意，尽管只是一种形式。
更严重的是，我不了解，撤销一项通知时必须发出新的通知，而发出通知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教育部内外不同意此项政策的人会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我手下的文官们毫不隐讳地表示，他们认为通知应以大量材料阐明教育部关于全国中等教育应采取什么形式的看法。这样做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我觉得完全无此必要。我们的政策的实质是鼓励多样性和选择人才，不是“规划”一套制度。而且，即使需要中央制定出一个标准，好让地方当局在实行改组时有所依据，现在也可以先说得笼统一些，以后再详尽阐述。很难使他们相信我的考虑是认真的。最后，我自己拟了一个初稿。他们立即认定表现勇气的较好方式是进行合作。结果，在６月３０日，星期二，发出了一份非常简短的通知——称为１０／７０号通知，正好赶在７月８日（星期三）就女王讲话进行教育辩论之前。
现在我遭到了教育界权势人士的猛烈攻击，因为我没有在发出通知前进行“正常磋商”。我觉得没有必要道歉。我在下院发言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毕竟“刚结束最大的磋商”，那就是大选。但是对那些经过过去２５年后，深信只有他们懂得最多的人来说。我的讲话起不了什么作用。工党教育问题发言人特德，肖特（他本人当过中学校长）甚至建议教师拒绝给升学甄别考试阅卷评分）以示抗议。全国教师联合会派出代表团前来见我，对我的做法表示不满。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着重批评我：“在明确教育形式方面放弃责任”。我想，如果那确是我的责任的话，全国教师联合会是不会喜欢我为教育明确的形式的。
事实上，我现在推行的政策比他们的讽刺画所描绘的要细致得多——虽然对有些被他们冷嘲热讽的立场本来还可以说得更多一些。１０／７０号通知撤销工党政府的有关通知后接着说：“本部大臣希望将教育方面的一般考虑、地方的具体需要与愿望以及妥善使用财力作为决定地方办学形式的主要原则。”通知还明确指出，设想的改组基本上不应引起剧烈变动：“如果某种具体组织形式运转良好并博得广泛支持，如无特殊理由，本部大臣希望对它不要再作进一步改变。”地方教育当局过去惯常将它们管辖下的所有学校的总体改组计划送交教育部，但是、听起来也许令人觉得奇怪，这些计划和教育大臣对它们的意见，都没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按照１９９４年教育法第１３款发出公告后，计划才产生法律效力。该款要求地方教育当局必须将其关闭或开办学校、显著改变学校性质或修改学生就学年龄的意图公之于众——并通知教育部。对地方来说，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和当地居民可在两个月内提出反对意见。对中央来说，我作为教育大臣可以进行干预。该款称：“按本款规定向大臣提出的任何建议，进行他认为适当的修改后，由他批准。”
利用上述权力保护一些优秀学校不受全面改组之害不仅背离工党政策，也是有意违反爱德华·博伊尔的路线——博伊尔曾把第１３款称作“保留权力”。我本人是律师，而且知道改变或关闭学校的决定对地方民意至为敏感，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将我的政策建立在第１３款赋予的权力的基础上，而不是靠发出几则通知来进行规劝。这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合情理，但事实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行动处于法院的严密监视之下。我进行干预的理由有限。而且等到下院辩论发言时，我可以更清楚地阐明政策将如何贯彻。
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虽然对此洋加说明从政治上考虑不大审慎。在此甚至有些保守党地方教育当局也遭受学校综合化的病菌侵袭之时，我的做法为挽救地方上一批优秀文法学校提供了最好机会。政府也有它的不利条件：仔细审阅大量个别建议必然会延迟答复。因此，我不可避免地遭到攻击，说我为了拖延关闭更多文法学校有意进行阻挠。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我非常注意设法加速作出答复。实在是建议大多，应接不暇。我出任教育大臣后第一次参加下院辩论时需要对付的另一个问题是，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学校实行综合化的人经常提出的一个论点。他们认为实行既有综合中学又有文法学校的“混合”体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只是平等主义教育家们最拿手的论点的巧妙翻版。但粗看起来，它还颇有点儿说服力，把一批孩子分成文法学校学生和现代中学学生，然后把他们全体混合在一所综合中学内，这在理论上毕竟是不可能的。要么不对他们进行挑选，要么不把他们混合。但是这个论点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如果实行指定入学的地区比较大，那么同时开办按资质能力挑选学生的学校和资质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一起学习的学校是可能的。正如我在辩论中答复特德·肖特时指出的那样：
当然，在某些很小的农村地区，我不认为可以同时开办一所综合学校，又开办一所文法学校，但这在一些很大的城市地区是可能的，因为文法学校和直接拨款学校的指定入学地区与综合学校的指定入学地区完全不一样。［尊敬的议员们喊，“不可能。］尊敬的反对派先生们说这不可能，可是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最好的综合学校就在有非常出色的选择制学校的地区内。
改变政策尽管引起了不少政治噪音，但它的实际效果有限。在我整个担任教育大臣期间，我们权衡考虑了大约３，６００件改组建议——绝大部分建议实行综合化——其中我只驳回了３２５件，约占９％，１９７０年夏，似乎出现了更多地方当局决定彻底改变或停止执行它们的改组计划的可能性。例如，保守党控制的伯明翰市是最早欢迎１０／７０号通知的教育当局之一，为挽救该市３６所文法学校曾进行激烈斗争。但到１９７２年，工党控制该市，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综合化计划。１９７３年６月，我驳回了该市市政会提出的１１２件建议中的６０件，拯救了该市１８所文法学校。
萨里郡里士满市政会的情况大致相似。他们曾拒绝按工党政府１０／６５通知提出改组计划，但１９７０年９月以很大的多数票表决通过结束选择制。我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同意他们在下一年实行改组。
我不得不作出的最令人尴尬的决定也许是有关巴尼特市的决定，我自己的选区就在该市区内。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保守党控制的巴尼特市政会决定实行综合教育。他们事前曾在学生家长中进行调查。７９％的家长显然赞成结束选择制。（事实上，其它全国性民意调查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思想混乱，大多数人既赞成综合教育，同时又赞成保留文法学校。）有人坚决反对巴尼特市的计划，１９７１年１月，我一共收到５，４００封抗议信。２月，我批准停办两所文法学校，但保住了第三所文法学校，理由是当地建议的并校计划会导致一校分处两地所造成的不便。４月，我又保住一所文法学校；６月，又阻挡两项计划，从而保住了一所很好的现代中学和另一所文法学校。当地保守党陷于分裂，我受到该市市政会的指责。同年９月，事实上大部分城市中等学校都转成了综合中学。地方当局一再修订计划。基督中学与伍德豪斯文法学校是争议的焦点。１９７５年我成为反对党领袖时，这两所中学依旧是文法学校。工党１９７６年教育法废除了第１３款并力图将综合制度从中央强加给英格兰和威尔士；到１９７８年，这两所学校也只是成了综合学校体系中的一部分（伍德豪斯是一所只有第六年级［最高年级］的私立中学。）现在回过头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对教育结构的关注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这是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特点。并不是说教育结构——无论是对行政机构还是对学校来说——不重要，但教育理论家们声称，有这样一种制度，它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学校来说都优于其它制度。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自信却并未被事实证明正确。我在教育和科学部任职期间讨论中学改组计划时，遇到的首先是对文法学校的偏见。他们甚至想在学校里消灭把学生按能力分组的做法。我试图让女王陛下学校督察员办公室相信，不管他们的理论表明什么意思，他们至少应该承认文法学校里有大批优秀教员做着第一流的工作，女王陛下学校督察员办公室的许多报告的口气抹杀了他们最优秀的东西。
这种认为可以设计并实行一种单一结构的不切实际的观点也一再不攻自破，我听到过一些家长的亲自经历。有的人住在犯罪活动猖獗的地区，按照地方当局的规定，他们必须把孩子送往那里指定入学地点的综合性“社区中学”上学。他们在绝望之中不得不迁居他乡。少数幸运家庭附近有直接拨款学校，可以送孩子去那里上学。“但有些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地方教育当局根据教条主义的理由反对不受他们管辖的学校，拒绝接受分配给他们的进入直接拨款学校的学生名额。我对此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保证有学生补足这些空缺名额）但不管怎样，只有少数家长和孩子能够通过这种办法逃脱恶劣条件；当我告诉那些母亲，在现有体制下我实在无能为力时，心情无比沉重。
只是到后来当首相以后，我才能对他们进行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先是实行“助学计划”，继而设立“拨款维持学校”。今天依旧保持着这种情况，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我们应该做到更加容易开办新的学校，以便让家长有更多择校机会。如今要求实行教育担保贷款的议论日益强烈。它将最终弥合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之间的鸿沟。
此外，最近几年我很欣赏一种想法。保守党人保卫文法学校也就正是在当地保卫一种现有的社会公共机构，这种机构为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同时我们也是在保卫一种原则——即国家应按能力这个唯一标准挑选孩子，并把他们送进仅有的两种学校之一，这种原则远比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联系的自发社会秩序更符合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国家按能力挑选学生是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教育多样化和讲求办学质量——这一原则具有非常巩固的基础，在政治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父母愿意择校，而不是国家按能力挑选，证明了此项原则的正确。
尽管如此，可是到１９７０年底，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一时还不会摆脱综合教育。
第三节科学与教师培训我到教育部任职，个人怀着对科学的浓厚兴趣；部内有关科学方面的工作由我分管负责。当时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把一大笔经费拨给５个科研机构使用——它们包括科学与工程、医药、农业、环境和社会科学。但后来讨论科学政策时，讨论很快决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或称‘思想库’）报告”所支配，这个报告后来成为１９７２年７月的白皮书《政府研究与发展纲领》的基础。报告的主要建议是，今后应将这笔经费拨一定比例给有关政府部门、使其能决定由它自己的机构出钱兴办项目——这就是所谓的“顾客——承包人”原则。我不反对这项原则，但是我担心这样做会减少科研机构直接支配的金额一除非增加科研经费的预算总额。这一问题也许并不重要。的确，与整个科学政策相比，它确实并不重要。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关于政府部门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确切关系的争论，与政府在科研工作中的战略作用这个更广泛、极端重要的问题相比，的确无关紧要。特德认为，由政府出资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不应进行纯科学研究，虽然他也承认，任何研究机构必然会有一部分纯粹的基础研究。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只是在过了若干年我当上首相以后、我才能系统地阐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政府应集中力量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而把基础科学的运用和发展工作留给私营部门去做。但当时我已对有些政策可能使纯科学研究经费匾乏深感不安。
有一次，我直接参与了支持一项耗资巨大的前沿科学研究工程，那就是参加欧洲建造特大质子加速器（也称原子击破器）的科研计划，它的目的是最终揭示物质结构的奥秘。上届工党政府于１９６８年退出这个项目。作为政府初期紧缩开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对此也退缩不前，因为有些人认为，考虑到该项目的理论研究性质，耗资未免过大。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国在经济严重困难的３０年代没有坚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保证二次大战的胜利，后来又保住西欧免受斯大林的进攻。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因此，１９７０年９月，我和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主席布赖恩·弗劳尔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去亲眼看看想象中的东西并进一步了解这项科研项目的情况及其发展前景。回国后我深信，如果我们能保证搞好财政控制，这项由１２个国家参加的科研项目是值得支持的，而且设法说服了我的同事们。
可是总的说来，我感到政府对科学的态度不够激进，想象力很不够。我料想许多科学家——不仅是那些专业观点很强的人——有此同感，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６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为英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多萝西·霍奇金——举行晚餐招待会，我当然也参加了。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这次招待会是一次富于启发性的集会。特德在讨论中谈到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情况，他认为历史学家将会作出结论，断定此举是本届政府的最大成就。他把科学描述为某种能用来帮助英国工业进入欧洲市场的东西。有人支持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批评，批评意见代表了我的立场。从实质上讲，我认为政府应该资助纯科学研究，而不是组织欧洲科学家共同参加巨大项目，从技术上去提高欧洲国家经济的竞争力。科学已经国际化；扩大欧洲共同体不会起重大作用；发展已经国际化的科学要靠一些科学家各自在本国工作。可以这么说，国家组织他们越少，产生的效果会越好。当然，这条规律也有它的例外。比如，假如科研项目投资过大，一个国家单独承担不起，就需要合作——因此，我支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所以，我对我作为教育大臣不得不实行的科学政策有所怀疑。但我们的政策始终没有取得多大结果。科学不会像政治家们喜欢想象的那样迎合政治方向。实际上，科学发展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并不像经济发展的历史，而更像是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发展的历史。伟大的科学发展并非来自“实际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它来自有创造性科学头脑的人一像那天晚上同特德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周围的那些人——那些将科学推向知识前沿，揭示宇宙奥秘的人。政治家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希望技术能立竿见影，迅速产生效果。而科学家有比较长远的眼光，他们是正确的。格拉德斯通有一次见到迈克尔·法拉第时间他，他对电的研究真会有什么用处吗？法拉第很有预见地回答说：“是的，先生。将来有一天你会收电费呢。”
第二个使我失望的问题是教师培训问题。我前面已经提到，竞选宣言已作出承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这是我到部里上班第一天交给比尔，派尔的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的行动纲领之一。对这个问题我早已有明确看法。我觉得，教师数目大量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教师质量。虽然不断出现不易找到愿教数学和科学的实习教师的现象，实际上“缺乏教师”的怨言并无多大根据。真正缺乏的是优秀教师。改变教师的工资结构，奖励和鼓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和高级教师会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全国教师联合会对扩大工资差别非常谨慎。但教师培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想认真调查一下，受培训教师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和恰当的水平在学习恰当的课目。于是我任命鲁肖尔米的詹姆斯勋爵为教师培训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曾任全国最优秀学校之一的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校长。我坚持要求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人以此为专职工作，一年内提出报告。结果，报告及时在１９７２年１月发表，内容细致详尽，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报告着重论述了我感兴趣的在职培训方式，这样的培训能使教师实际了解如何在坐满孩子的课堂里上课。其次，报告建议高等教育增设新的两年制一这一条也是我所竭力主张的——在这种两年制学校里，将来当教师的学生与其他打算进人工业界或专门职业界的学生一起学习。但报告局限于培训结构，没有讨论培训课程内容，使报告的价值受到一定限制。结果，我打算在有计划的调查中讨论教师培训课程的企图落空。政治家介入这类事情当时仍被视为禁忌，１５年后，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我作为首相仍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感到困惑。
可是，尽管我对许多教师工会会员的观点很有意见（有些人的工会会员成份多于教师成份），我在教育和科学部工作这些年所得到的最后印象是，大多数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是真诚无私、兢兢业业的。有时候，一些在最困难的学校里教书的教师到部里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处理“成问题的”孩子的经验（学生的“问题”常常可以追查到家长身上）。有几次，我到他们的学校去跟他们交谈，看他们如何解决课堂上出现的问题。
教师永远代替不了家庭，然而一个好的教师不能忽视孩子放学回家以后的情况，比如，会不会受到虐待。有一次，一位教师提出的问题使我陷入两难境地：星期五下午４点，其他孩子都已回家，有个孩子呆在你身边不走，求你别让他回家。你感觉到肯定出了什么严重问题，但无法证实。也许是孩子受到打骂，也许是家里无人照管，也可能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他极不愉快。你是否应该陪孩子回家，告诉他父母孩子有些情绪低落？当然，你对他们说孩子没有抱怨，也没有干什么蠢事，你只是温和地问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会不会你一走孩子就挨揍。你是否该向当局汇报？那样做也许会产生更坏的后果。或者你不采取任何行动，希望这只是暂时发生的问题，会自行解决？撒切尔夫人，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合适答案。我们经常碰到这类棘手问题，但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训练有素、能识别虐待儿童迹象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和警察，同时要记住一个谁都明白的观念：大多数父母是爱自己孩子的。在这３种人中，教师的作用最重要，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最了解孩子的情况。如果要他们完成这项细致而又重要的任务，那么，只要充分恢复他们的权威——不仅是对孩子的权威，而且是在家长心目中的权威——他们是能够完成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些不好的家长也可能会有所收敛。
第四节供应牛奶事件在教育部工作几年，至少在一个方面为后来担任首相作了极好的准备。我不断遭受猛烈攻击，而那些攻击与我的过失几乎沾不上边。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我前面讲述了关于文法学校与综合学校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给我带来的麻烦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不仅是保守党人一同意我的做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其它方面给不少人带来了好消息。例如，有人以温和的方式赞扬我挽救了开放大学。在反对派方面，伊恩·麦克劳德和爱德华·博伊尔都曾公开表示反对举办开放大学，他们认为有许多教育机构比它更需优先得到政府帮助。竞选宣言并没有提出取消该大学，很多人却希望让它死亡。但我对被称作“空中电波大学”的概念真心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能使更多人廉价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因为我认为特别是实习教师能从中受益，因为我非常关心用技术手段给学生创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机会，尤其因为它给许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机会。不管怎样，这年秋季开放大学即将招收第一批学员，停办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同时使许多人的学习希望破灭。在此情况下，我同意暂时减少招生人数并开辟其它节约经费途径，以此为条件，我的内阁同僚们允许开放大学继续办下去。
１９７０年秋，对政府开支问题讨论得很多。财政部开了一张紧缩教育经费的单子——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学校膳食和牛奶实行收费。根据我自己在格兰瑟姆念书的经验，我知道使用图书是多么重要。因此，我说服内阁取消图书馆收费的建议，同时勉强同意博物馆和画廊收取门票（保留每周一天免费开放）。但要求削减更多开支的压力继续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减开支的项目单子。我不得不承认，学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虑的节约开支项目。有条件的家庭似乎没有理由不为负担学校膳费多作一些贡献。我想，只要我能表明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将用于建设初等学校的计划（这是我们已经确定的优先项目），我就可以为削减学校膳费进行辩护。在教育部的预算范围内，理应先安排教育方面的开支，后安排“福利”方面的开支，“福利”方面的开支原则上应由基思·约瑟夫的社会服务部负担。
至于学校供应牛奶，对于从健康需要考虑供应牛奶有好处，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尔路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为我在学校里喝牛奶每周付两个半便士，对此毫无怨言。到１９７０年，已经没有哪个家庭困难到如此程度，以致学校供应的牛奶成为维持孩子营养必不可少的食品。托尼·巴伯（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他于１９７０年７月接任财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学校免费供应牛奶。但出于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虑，我比较谨慎。我设法将界线划在：提高学校膳食的价格，同时对年满７岁的小学生取消免费供奶。为防止招致不满，这些温和的改革还附加了一条规定：因医疗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儿童可继续得到供应，直至进入中学为止。总之，我有效地保护了教育预算。
新闻界的反应也不错。《每日邮报》称我已成为“新的女中豪杰”。《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我改造４６０所破旧小学的计划。《卫报》指出，“这次对教育预算的袭击极为轻微，学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击对象。撒切尔夫人赢得了一场保全建设小学高额计划的战斗，并使它变为改建破旧小学。”
这种情况如能维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烦在于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６个月后，我们提出一项法案，解除地方教育当局向学生免费供应牛奶的法律义务，并允许它们自行决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费。这为工党提供了在议会制造事端的机会。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报界已在有关学校膳费的报道中登载一些他们发掘的材料。有一篇报道称，有些地方教育当局将向携带三明治到学校当午餐的学生收费。《太阳报》的标题是“孩子携带三明治‘受罚’风暴”。工党也在议会参加大合唱。我发出通知禁止此类做法。但那篇报道重新引起了公众对学校提高膳费的关注。一夜之间，在学校就餐的学生人数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标。我在６０年代担任政务次官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说按调查家庭经济状况结果领取补助是一种“耻辱”，这种议论现在又开始出现。有人说，家境贫困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学自己花钱付餐费会感到蒙受羞辱。我通过电视讲话——这样做大概不明智——建议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不妨把餐费放在信封内让孩子交给学校，老师把找头放在信封内带回家。有资格免费就餐的贫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币零钱放在信封内交给学校。然后由老师如数退还给他们。这一建议当然只是使问题更加棘手。不管怎么说，时隔不久，大规模的“牛奶喧闹”使膳费问题的辩论相形见继。原先赞扬我通过削减牛奶和膳费开支成功地保护了教育预算的报纸，突然改变了调门。《卫报》把教育（牛奶）法案说成是“一项惩罚性措施，永远不该提交议会讨论”。《每日邮报》要我“重新考虑”。《太阳报》则想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通人情？”工党年会上的一名发言者建议报界用一个顺口溜式的标题：“撒切尔夫人，抢夺牛奶的人”。
新闻界一旦发现一个新闻富矿，自然要一挖到底。编辑和记者们毕竟是靠新闻生活的，政界人物则是他们最合适的猎物。于是，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报道内容。例如，某地工党市政会正在考虑购买一批乳牛，给本地孩子供应牛奶；某些地方教育当局为了回避执行有关法律，以含乳饮料代替牛奶；有些非教育当局的市政会根据１９６３年《地方政府法》规定的权力，开始采取步骤给７—１１岁儿童兔费供应牛奶。只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市政会此类行动属于违法，但这要由内阁中苏格兰事务部和威尔士事务部的同事们去处理，我就管不着了。但所有这些指责最后落到谁身上，那是不问可知的。这场反对我的运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达到高潮，《太阳报》把我说成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
也许我过于天真，以为做了普遍认为对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争论为此作出的牺牲时，是会考虑到的。地方当局出于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愿向孩子们出售牛奶，而强迫他们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在与地方当局几个月的斗争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受害不浅；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断受到新闻媒体的冷枪和暗箭，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节省９００万英镑，而如果从基本建设预算中削减这个数目几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我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今后如果遭人非议，也应该是为了重要的大事，不该是为了区区小事，更不能是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难过，苦恼，多少有些伤心，但比过去聪明了。一个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专门职业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时，感情上比大多数男子更易受到伤害，这话大概是真的。我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感到最为快乐，可是反对我的人和报界却把我描绘成冷酷无情地侵害少年儿童福利的人，这使我受到深深伤害。但任何希望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家都必须作好经受这种考验的思想准备，有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坚强。丹尼斯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他对这一切处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过难关，是由于他对我的爱和支持。后来，我养成了对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和介绍不再去专心注意的习惯。我转而靠情况简报和摘录来了解情况。这样，如果报道失实，我就不予理睬；如果报道属实，那是我已经了解的事情。整个１９７１年，正当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使我遭到的攻击不断加剧时，在内阁讨论政府开支问题上我也深深陷入了一场苦斗。我主张按原先的设想继续进行建设小学的计划，它是重点发展初等教育总政策的关键，对我在学校膳食和牛奶问题上的论点也至关重要。因此，当部内一开始有人建议与财政部主张削减预算者妥协时，我表示反对，１９７１年４月，我交给比尔·派尔一个条子，写下了我们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能接受按实际价格计算低于去年预算的方案。”以下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我意识到，其它部的同僚们并没有像我们部那样交出痛苦地节约下来的钱，结果照样让他们顺利过了关。作为削减膳食和牛奶开支的回报，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提前一年获得同意。但由于从计划到动工修建一所小学需要几年时间，这项承诺的拨款也涉及好几年。其它部门得到准许可以在政府开支计划的整个５年期间扩大开支（即所谓的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制度）。此外，我们教育部如今还要向财政部上缴从高等教育方面缩减下来的节约款一亿多英镑，而同时内阁却把大笔大笔的钱花在工业补贴上。
我无法与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麦克米伦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我向内阁提出申诉——每个内阁大臣都有这样做的权利。可是使我恼火的是，我了解到首相府决定不允许我正式提出文件。我给特德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指出我在宣布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方面受到的压力。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你经常敦促我改进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设方面正在妨碍我去改进工作。我迫切需要拿到一个令人满意的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额度。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预算可由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开会考虑，但我希望届时能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
这封信可能过于简单，但写得太长你会有意见。你从巴黎回来后我能否见你？他同意我于１９７１年６月提出我的预算计划——我控制了局面。在这个月稍晚一些时候，内阁几乎满足了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所需要的一切。这正好赶上在伊斯特本举行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会年会上进行宣布；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改善破旧小学校的创记录计划”。
我一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就是我唯一优先考虑的工作。由于这一考虑，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关于削减教育开支的决定，这项决定使日子变得异常困难。当时有些学校教室漏雨，设备简陋，厕所设在屋外。我认为，７０年代不应该再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既然入学儿童“膨胀”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入学高峰是１９７３年），现在财政上还有些富余，可以用来改善仍在使用的破旧小学的状况。
然而，我参观伦敦南部一所新建学校后，事实向我生动地表明，除砖瓦和灰浆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须作很大改进。带我参观的老师显然是没有受过正规业务训练的新手。一位老师告诉我，这所学校里的孩子看到他们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旧学校上学，感到非常沮丧。大部分孩子显然是事先教好的，都异口同声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因此，当有个孩子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时，使在场的老师非常难堪。那个孩子说：“哦，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来这里以前，我念书的那所学校比这里旧而且小，但比这里舒适，同学之间更友好，知道别人怎样看待我们。”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也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了小规模学校的重要性。以后几年，我还开始考虑，我们大家过去过于注重于“投入”（新的校舍，昂贵的设备，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教师），而忽视了“产出”（教育质量，教学效果和行为标准）。
对教育体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机构——中的弊病，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说来奇怪，这种看法主要不是靠阅读发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与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辩论，而是通过（几乎是偶然地）实际接触学校里发生的真实情况。以初等教育为例。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这最初几年的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究竟应该给这些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前保守党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委托撰写的普劳德报告，几乎人人都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专家意见。它强烈主张小组教学，甚至是一对一授课，不主张以班级为单位讲课。我来到教育和科学部时，对这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当时对报告争议颇多。但我现在怀疑这个报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小学引入了歧途。另外，参观一些小学以后，我的疑问开始出现。我发现，事实上个别孩子常常不参加小组活动，更没有参加全班教学，基本上是让他们玩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东西）。我看到在一间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大教室里）分成几个小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毫无秩序，比较胆小的孩子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胁。我回部后告诉部内的建筑设计部门不要再鼓励此类开敞式教室。
我一开始就反对在中等阶级和专家中间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儿童的最佳学习方式是通过自我发现学到东西。这种信念抛弃了我们这一代的那种学习方式，认为那只是“死记硬背”。事实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教学方式都包括传授知识、训练记忆力、运用所学知识以及做到这些所需的自我约束能力。在空谈理论的狂热中，忘记了这些真理。
第五节学生王子这时在大学学生会经费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激动情绪，因此不管对我维护建设小学计划的赞扬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很快淡化消失了。与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上的争论不同，学生会经费问题主要是左派运动中的强硬派组织的一次运动，因此政治上的危险性较小。但是它极为猖狂，它的矛头不仅是针对我的。我的女儿，正在伦敦大学学院念法律的卡罗尔，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使我感到庆幸的是，她当时住在家里。
在欧洲和美国，这都是“学生革命”的高涨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作为这场运动特点的幼稚马克思主义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６０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发展，那时青年人被认为是透彻理解人类状况的源泉，于是很多学生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意见。
然而，当时的学生抗议运动根本不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它只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现象。大学在６０年代增加太快，许多大学的水准下降，传统特点消失。而且，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市场原则退却的时候，几乎普遍设想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工作，国家也有能力让每个人就业。因此，这些没有根基的年轻人既缺乏他们５０年代前辈具有的权威，又不具备８０年代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纪律性。左派运动设法控制了许多学生会，因此也把持了拨给学生会的公款，他们用这些钱开展破坏活动。这种做法激怒了普通纳税人，甚至激怒了许多只希望好好学习的学生。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学生会的经费；第二，学生会的活动。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教育当局依法必须提供的会员费。学生会会员通常是强制性的；会费是直接拨给学生会的。关于学生会的活动，有些学生会利用这种方便条件，常常不顾学生会章程和会员的意愿，把收入用于派性目的。
１９７１年７月，我向内阁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我本来考虑设立一名学生会登记员，但这样做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于是我仅仅提出了比较温和的建议。今后，学生会会费不再包括在应付给大学的经费之内；稍稍提高学生助学金，使学生能按自愿原则参加某些俱乐部或社团；学生会所需设施由各学校负责提供；学生会的设施向所有学生开放，不管他们是否是学生会会员。这些改革除了能解决公款的使用问题外，还将消灭学生会的“封闭式工厂”性质，这种性质原则上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不准备立即支持我的建议，但是我又重新提出那些论点，而且充分认识到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论，结果取得委员会同意。比尔·冯·斯特劳本齐是直接负责磋商这些建议的国务部长，可是学生很快把我当作最仇恨的攻击对象。我不论到哪里都受到一群群学生的围攻。１１月初我在利兹大学参加一所新建筑奠基仪式时，大约有５００名学生企图用大声呐喊把我压倒。这个月晚些时候，我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玉大厅发布南岸工业大学命名文件时，遭到２０００名大声叫喊的学生阻挠，当地不得不出动十几名骑警保护我的汽车。１２月，抗议学生利用放假组织了一次全国性抗议日，各大学焚烧了我的模拟像。这时候，许多大学的校长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抗议采取默许态度。爱德华·博伊尔甚至在利兹大学学生群众大会上宣布他反对我的建议。既然这些建议只是提出来供磋商的（虽然发生的情况显然不能用“磋商”二字来描述），完全有可能让学生的情绪冷却下来并推迟采取行动。我就是这样做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大学当局自己不准备维护大学的价值并行使其权威，改革计划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时一部分学生在神经紧张的学校当局的纵容支持下，开始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大学里不容异说的状况７０年代初达到了最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样的审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过去明显而且更加制度化罢了。
第六节尝试，再尝试１９７１年，对政府和对我个人都是艰难的一年。不断加剧的压力愈积愈多，越来越难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将描述的，到１９７２年初，政府终于丧失了信心。我虽然受到的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信心却始终保持不变。
可是，有些时事评论员怀着欣赏和遗憾的复杂心情，认为我已经完蛋了。我在兰伯赫斯特过完圣诞节回来上班时，读到报上正在对我的命运前途进行公开讨论。有张报纸称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另一张报纸发表一篇貌似体贴他人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撒切尔夫人如此不受欢迎》。但是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推到一边，专心处理工作。
事实上，不久，对我个人的攻击浪潮开始转向（对政府的还没有）。大概反对“抢夺牛奶”运动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１９７２年，更严重得多的问题——矿工罢工以及政府实行政策大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因素——开始向我们袭来。这些问题使反对我个人的运动相形见继。当然，我显然是不会——至少不会心甘情愿地——屈服或退却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员１月１２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别墅去开会，对教育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我随身携带一份总结和瞻望教育情况的备忘录。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选举前的承诺只剩下一项尚未实施：即扩大幼儿教育。完成一些重大项目需要花许多钱。使我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中等教育组织结构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用我表述的原话来说——“我们本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正在顺时势随大流。问题是，在保卫现有文法学校与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自作决定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我们在契克斯别墅讨论了上述问题以及诸如学校供应牛奶和学生会等其它令人恼火的问题。特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很关心幼儿教育；他一直要求对学生会采取行动；他还非常合理地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来证明我们选择学生政策的正确性，而不只是讨论地方当局的自主权。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特德邀请我和我的官员同他一起讨论教育问题，这件事至少和讨论本身一样重要，它意味着在可以预见到的一段时间内他并无让我离开教育部的打算。对于当时面临各种问题的我来说，这是对我的权威的有力支持。几天后，特德又在下院列举我取得的各项成就。他为什么要给我如此强有力的支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需要在他的内阁中有二位妇女，而当时找不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但我认为这也体现了特德最令人钦佩的品格。他知道，我为之受到如此粗暴攻击的各项政策，实质上就是我在财政部压力下考虑政府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勉强接受的政策。他也知道我并没有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尽管不能指望他坚持某些政策，但对于那些为他和他的政府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总是支持的。这正是他的内阁成员能够团结一致支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德对我表示的支持，仅为我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就足够了。从１９－－７２年春天开始，我所经历的寒冷政治气候开始明显地解冻。４月我在全国教师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不仅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欢迎（讲话结束时他们向我欢呼），更重要的是新闻界也表示欢迎。这一次与通常不同，我在讲话中提出的建议是说给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听的。我宣布增加建设小学计划的预算，现在已达到创纪录水平。我还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了解小学校里教阅读和使用英语的情况，这已成为群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我暗示将进一步扩大幼儿教育，同时提醒大家存在着经费问题。但真正抓住评论员们想象力的是我对大型综合学校的批评。（这次讲话后，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对最后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说明，着重提到前不久我否决了威尔特郡兴建一所招收２７００名学生的综合学校的计划。）
我站起来讲话时，一些左翼教师工会代表无礼退场。但这反而产生了额外的收获。新闻媒体不仅喜欢强调规模较小学校的优点，而且对这些人的退场提出批评，认为身为老师甚至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就没有给学生作出好的榜样。５月，那家过去说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的报纸，这次却当众赞美我是“变得成熟老练的玛格丽特”。带有几分嘲弄意味的是，这个击中要害的题目——我主张小规模学校——正是我自从在格兰瑟姆当小学生时起就一直信守不移的看法。然而，直到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发表教育白皮书，才使我们的教育政策恢复运气。发表白皮书的决定是在部内讨论３份《纲领分析与检查报告》后作出的。内阁经过讨论，到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白皮书的标题。原先建议采用《教育：前进的纲领》，后来改为《教育：扩展的纲领》。现在看来，这是那几年过于雄心勃勃、高额开支的典型表现。白皮书提出了一个高额开支和改善政府供应的十年计划，其中有６点主要内容：包括改善或重建破旧中等学校的计划，增设弱智与残疾儿童特殊学校，适当提高中小学校教职员工对学生的比例。为满足以上几方面的资金需要，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对詹姆斯委员会提出的教师培训方面的建议，我们也作出了反应。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宣布大力发展幼儿教育。这个计划将满足９０％４岁儿童和５０％３岁儿童的入学要求，工作初期的重点放在缺乏幼儿教育设施的地区。现在看来，白皮书标志着“政府为解决英国教育制度中固有的问题而作出的最大努力，准备为此投入大量资金。
白皮书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每日电讯报》虽然批评白皮书未能对学生贷款提出建议，但认为它表明我是“我国最出色的改革——和花钱——的教育大臣之一”。《每日邮报》称它是一场“静悄俏的革命”，并评论说“战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比较令人不安的是，《卫报》的报道赞扬它是一个“进步的纲领”，并评论称——我希望这是言不由衷——“除了没有强制结束对１１——１２岁小学毕业生进行甄别考试的做法，撒切尔夫人离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目标已经不远。”
第七节现实的打击除了其能说会道的工党新任教育事务发言人罗伊·哈特斯利就教育支出增加速度问题进行过几次激烈辩论以外，１９７３年头几个月是教育和科学部比较平静的时期。但此后不久，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不断向我们袭来。第一次是在５月，为了使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采取了一连串削减开支措施。教育方面的基本建设开支，特别是政治敏感性较弱的高等教育显然是削减目标。结果，我避开财政部的压力，使建设小学计划的经费免遭削减。
但是教育和科学部预算中出现了其它问题。通货膨胀压力推动建筑业的价格上涨，而愈来愈担心的财政部拒不批准增加开支。建设小学计划余下的部分不得不放慢速度。政府将在１０月作出坚决压缩开支的决定。随着１０月的临近，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削减政府开支已势在必行，及早向新任财政部首席大臣帕特里克·詹金表示同意削减教育预算已具有政治意义。结果，削减了建设小学计划和教师培训的经费，提高了学校膳费。
节约开支并没有到此结束。由于１２月石油危机和矿工罢工的影响，托尼·巴伯开始拼命寻找进一步紧缩预算的途径。基本建设支出是能够立即大量削减政府开支的唯一领域。因此，要求各部大臣将基本建设计划削减１／５，将采购物资及其它经常性货物和服务开支削减１／１０。按照此项要求，我对中小学及高等教育建设计划进一步予以削减，最令人痛苦的是不得不暂停更新破旧小学；从长远意义上讲，也必然会降低学生人数的增加速度。教育和科学部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度预算削减了１．８２亿英镑——政府开支总共削减了１２亿英镑。但我还是设法暂时挽救了幼儿教育计划和建设特殊学校计划。
这时，我的思想迅速集中到正在降临政府头上的各种灾难性事件。隔不了多久，我将不得不走上街头演讲台，为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执行的政策进行辩护。我发现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几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如果衡量“进步”的标准得到同意的话——指拨出的金额，不是取得的结果一这几年的工作同样也取得了真正的空前的改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重建或修缮了将近２０００所过时小学；幼儿教育取得很大发展；我提高了学生离校年龄，而工党政府一直拖延时间未予实行；如今在面积很大的教室里上学的小学生人数减少；合格教师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增加。但我在教育部期间，花在争论教育结构和经费问题上的时间大多，花在处理教育内容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时间大少。
同样，到大选时情况已很清楚，《扩展纲领》提出的数字以及——更根本的是——它的观念都已被发生的事件口避。普及幼儿教育的计划是无法做到的。漏雨的教室还得凑合着继续使用一些年，直到学生人数减少并关闭一些学校以便更好地利用财力。罗宾斯报告中提出的原则——“凡是能力和造诣合格者都应有机会学习高等学校的课程于（第３１段）——只能服从财政紧缩的要求。
但是，尽管眼看自己珍视的计划遭到削减是多么令人沮丧，现在我已懂得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可能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迫使我们去创造性地考虑如何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取得最好的结果。在经济方面，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６年发生的危机导致人们对凯恩斯主义扩大需求理论的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对平衡预算、降低税收和实行自由市场等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差不多同样的道理，在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的其它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增加政府开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打开了眼界。人们开始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目前的教育制度形式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这种形式基本上对管理它的人有利，还是对接受它的人有利？国家——不论是教育和科学部还是地方教育当局——做得太多了，还是太少？我们能从其它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成果——常常是出色的成果——中学到些什么？必须对这些政策进行反思；而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得到进行反思的充分时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