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一节９．５％的解决方案从执政沦为在野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德·希思领导下的保守党人这时感到尤为困惑。首先，当然，我们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期望获胜。不管我们政府的经济战略有什么缺点，每个部门都为将来的发展制订了很好的政策规划。我们变成了在野党，这个严酷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一切。其次，特德本人拼命想要继续担任首相。他已经被无礼地赶出了唐宁街１０号。由于无家可归，他只好求助于他的老朋友和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在他家里暂住了几个月。这件事使我在数年以后下定决心，当我离开唐宁街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处能够安身的房子。特德强烈希望重新担任首相，其背景是有人大谈联合政府和国民团结政府，这些谈论使党不得安宁。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表明了特德的真正的信念。事实上，保守党离特德本人的想法越远，他就越想由联合政府来制服保守党。第三，也许是最糟的，我们的１８０度大转弯遗留下来的毒害使我们没有坚定的原则了，更没有了我们可以引以为据的成绩。而对一个反对党来说，论据就是一切。就我来说，我很高兴，特德没有让我管我过去管的教育部而是把环境部的职位给了我。在６０年代我们上次在野时我就懂得了，要攻击将在本部门处于某种酝酿阶段的方案是有困难的。再者，我自己在这次大选中感受到，地方税和住房问题，特别是后者，造成了我们的失败。在这两方面构想和提出健全的得人心的政策的任务，对我有吸引力。
对特德的职位有些风言风语，但也不过谈谈而已。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期待尽早举行一次大选，以便让工党得到有效进行工作的多数，而现在更换党的领袖似乎并不明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特德仍然可以在他的很多同僚中制造神经紧张甚至恐惧的气氛。从某些意义上说，甚至那些１８０度大转弯也有助于在他的周围营造出光环。他单枪匹马地，在几乎没有人公开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改变了保守党的政策，并且走得很远。他还和他的助手们一道进一步改造了保守党。奇怪的是，那些支持特德方针的人和那些与他的思想很不一致的人，如基思和我，以及许多后座议员们，都一致认为，工党当前推行的花钱买选票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崩溃。那样做的政治后果会是怎样无法确定。但是保守党内有不少一厢情愿的空想家，他们认为那样也许会使保守党拿着“医生的授权”重新掌权，那时特德也就无疑有了自己的医生证书。
然而，特德没有对党内批评他的人作出让步，他本应作出让步。如果他以不同方式改变他的态度，他可能会有效地防止出现将来对他的职位的威胁。他本来可至少表示愿意承认政府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他本可邀请有才干的批评他的后座议员作他的影子内阁发言人，并帮助从新考虑政策。他本来可以改变影子内阁的总体面目，使之更能代表议会方面的意见。
但是，这些事他一件也没有做，他让罗怕特，卡尔接替了托尼·巴伯，后者宣布打算离开下议院，但暂时留在影子内阁中，不担任职务。罗伯特·卡尔更热衷于干预主义的方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那一年，他把诸如迈克尔·赫塞尔廷和保罗·山农这些被看作是他的助手的议员们提拔到影子内阁，而这些人并不代表当时后座议员的意见。只有约翰·戴维斯和乔·高德伯未被录用，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总之，他坚决反对任何意味着他的政府的经济和工业政策曾有严重失误的政策再思考，基思·约瑟夫没有被任命为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这时他说他不想担任职务而想集中力量研究新政策——这件事对特德将是危险的，但同时对党是有重要意义的。否则，当选民们明确表明需要新的政策时，这些政策就成了让人扫兴的“还是同样的东西”的信号。除此之外，颇为重要的影子大臣指导委员会更是按照特德的形象组成的。我在当时未被邀请参加该委员会，其成员中只有基思、也许还有杰弗里·豪可能对特德的意向持反对态度。
由于人们都预料年底以前举行另一次大选——大家都愿意在１０月举行——保守党开始几乎狂热地寻找有吸引力的政策以便写入我们下一个竞选宣言中去。这些政策要符合两个标准：它们必须是新鲜的，而且又不能令人怀疑不久前保守党政府政策的内在正确性。我补充第三点：就我所负责的领域而言，新政策还要公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为了满足这些标准，我们需要绞尽脑汁。
在１９７４年２—１０月份举行各种选举期间，我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住房和地方税的工作方面。我有一个由议员组成的有效的住房政策小组与我一起工作，休·罗西是我的一个朋友和邻座议员，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住房专家，他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迈克尔·莱斯姆和约翰·斯但利精通建筑业。新当选的奈杰尔·劳森才华出众，总有自己的见解。我们也得到建筑协会和建筑业方面的人士的帮助。我很高兴能领导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小组。
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问题当然是降低抵押贷款利率。技术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无限地付补贴。当然，纯粹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人为地控制购房的借款利率，将肯定事与愿违。而在这件事情上纯粹主义者是对的，正如他们经常是对的一样、如果我们过去是推行一种负责的经济政策，也就不会有房地产价格的大涨大落，而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也不会抬高抵押贷款利率了。稳定货币和提供足够的开发土地的政策，是确保有序住房市场的正确方法。但是，我们当然没有推行这种政策。工党已经发起了反对房地产开发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使抵押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于市场确定的水平，或更确切他说，建筑协会确定的水平，在短期内具有政治意义。执政期间，我们曾经实施过抵押贷款补贴的办法，甚至讨论过掌握控制抵押贷款利率的权力。工党政府很快拿出了由哈罗德·利弗制定的方案，为建筑协会提供大量低息短期贷款。我们的任务则是制订出更加有吸引力的政策。
除了注意制定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政策之外，我有理由坚信在抵押贷款利率问题上需要采取行动，我们为帮助人们购房而制定的其他措施也应付诸行动。我一贯信奉拥有财产的民主和使更多的人拥有住房。在这一点上我也深切地感到中产阶级是多么痛苦。由于我们和工党共同造成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的盈利率使得人民的储蓄贬值。除此之外，１９７４年房产的价值下跌。股票市场也是一样：《金融时报》普通股指数跌至１４６点，是２０年来最低点。工会权力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正在上升。税收的提高加重了商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照顾一下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是正确的，国家的未来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而且，帮助人们以抵押贷款买房子——无论是以抵押贷款利率补贴或定金补助，或者仅仅是以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税的方式——比建筑公房或收买私人房屋归市所有更加省钱。我经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每所市属公房，现在每年平均需要缴纳约９００英镑作为税收和地方税补贴（包括很老的、市属公房），而减兔普通抵押贷款税，如果把这视为补贴的话，平均每年约为２８０英镑。”
我的住房政策小组每星期一定期开会。住房问题专家和建筑协会的代表们各抒已见。我经常向影子内阁作汇报。在他们没有对经济政策真正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对任何其他问题有很多建设性看法的情况下，他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负责的领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决心把我们关于住房，可能还有关于地方税的建议，作为我们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举行的下次大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例如，在５月３日星期五，我们影子内阁全天讨论了宣言的政策问题。我汇报了住房问题，并被授权成立一个地方税政策小组。但是，这次会议还有另外一番重要意义。会上，基思·约瑟夫就用新义的“货币主义”方针应付通货膨胀问题作了长时间的徒劳无用的发言。
地方税问题的难度超过了住房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由一个成员略有不同的小组帮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术资料。另外，地方税的改革，且不说取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当局各部门的工作特别是教育部门，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依靠专家们的意见——市财政局的官员证明是最好的情况来源，他们随时提出技术性意见。但是，我的时间很紧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严密注视下工作的。他们希望我拿出一个激进的、得人心的和有说服力的东西。我的任务绝非轻而易举。
话说到这里，我想我可以说很好地懂得了当时的政治已经到了怎样的紧要关头。例如，５月２１日星期二，我遇到了３５０名来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议者，每个村、镇都有一名代表，他们对地方税上涨３０％至１００％极为愤怒。几种因素使得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突出出来：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个单身寡妇与家里有３个已经工作的成年儿子家庭，缴纳相同数量的税款；我们于１９７３年进行的地方税重估导致了无节制的地方税上升八最近，工党的地方税补助解决办法对郡县地区特别苛刻。简言之，像在住房问题上一样，在地方税问题上也存在着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导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决心这样做。
住房政策小组已经举行了７次会议，６月１０日地方税小组开始工作，住房小组的建议也在顺利地拟定着，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我们作出取消地方税的坚定许诺。但是，在弄清楚用甚么来代替地方税之前，我实在不愿意做出这种保证。无论如何，如果秋天举行大选的话，如今除了找一条可以持续执行的路线写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时，在１９７４年整个夏天，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住房政策，我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有些是无意的。我向影子内阁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组的中期报告出现在６月２４日星期一《泰晤士报》的头版上。在前一个星期五，影子内阁整个上午都用来讨论宣言的第囚稿，到这时，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内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筑协会为购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综合税率，这样把抵押贷款率压低到某种水平，换句话说，以减税的形式进行补贴。第一次购房者的定金存款将得到一笔补助金。但还是没有规定具体数字。将对建筑协会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调查，这种想法是效仿对教师培训进行的詹姆斯调查的做法。我希望这种做法能为抵押贷款高利率问题找到长期解决的方案，同时又不使我们无限期地付出补贴。最后一点是关于住户购买他们住的市政公房的权利问题，在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中，这一项是影响最广泛、最得人心的。１９７４年２月的竞选宣言向这些住户提供了购买他们住的公房的机会，但保留了市政当局为反对出售公房而上诉的权利，而且没有提出折扣问题。我们都想再向前进一步，问题是走多远。彼得·沃克不断敦促将“购买权”以最低价格扩大到公房住户。我的直觉趋于谨慎。并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拥有房产的好处。而是我怕疏远了那些已经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家庭。这些家庭节衣缩食以市场价格买了一栋新的私人房产，经受了抵押贷款利率提高和房产贬值之苦。这些人是保守党选票的基础，我对他们有一种自然的同情心。我怕他们会对那些公房的住户有强烈的反感，这些住户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突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实际上是一大笔资产。结果，我们失去的支持可能比得到的多。回想起来，这种论点似乎既狭隘又缺乏想象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在１９７４年当人民的住房价值灾难性地下跌时，这在政治上来说是不无道理的。
最终，我们沿着彼得提出的方向走了很远。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竞选宣言提出，３年以上的公房住户有权按低于市场１／３的价格买房。如果住户在５年内又将房子出售，则要交出部分资本收益。到宣言最后定稿时，我们已经在数量上确定了对首次购买私人住宅或私人公寓房的人给予的帮助数额，即每储蓄两镑定金将得到１镑资助，到一定限额为止。（我们回避了取消房租限制问题。）
然而，竞选宣言中关于最低抵押贷款利率的上线到底许诺多少的问题成了我的最大麻烦。虽然由于我已列举的上述原因，我确信，在这一领域给予许诺是合理的，但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通货膨胀和利率的不断上升将使财政部的开支多么令人不安地增加。特德和他身边的人似乎没有这种顾虑。８月：日星期四，他把我从兰伯赫斯特召来，参加他在威尔顿街的新家举行的一次会议，到会者还有彼得·沃克、伊恩·吉尔莫和罗伯特·卡尔。宣言中关于把抵押贷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我受到很大压力，要我超越这种说法。特德他们想要具体的数字。我强烈反对，但最后我不得不让步，保证将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１０％以下”。除此之外，我未同意提出具体数字。我希望事情会到此为止。然而到８月２８日星期三，我乘车从伦敦到桐布里吉去录制“保守党政治广播讲话”的路上，寻呼机响了，要我立即回电话。特德显然有话跟我讲。是威利·怀特洛接的电话。很清楚、他们两个，肯定还有核心圈子的其他人，正在开会。特德接过电话，他要我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我们将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的具体数字，并且是我力所能及可以降低的最低数字。我说我可以理解低于１０％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这种需要可以用９．５％的数字得到满足。真的，我不能再把它降低了，再降低就有点太轻率了，我已经为将来的开支担心了。我不喜欢这种习性，即为了一时的政治影响而把数字搞得满城风雨，而不是很好地考虑它们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坚持９．５％。
关于地方税的问题情况也是类似的，６月２１日星期五，当我们在影子内阁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设法避免作出任何确定的承诺。我想我们的做法应当是所有各党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共同进行改革。我第一个承认这样做不大可能使人感到吃惊。这个问题比住房问题更为困难，在这一领域做出轻率的保证是不明智的。特德对这些都不接受，他说我应当再想一想。几天以后，下议院就地方税进行的辩论确实表明需要更明确的方案。我们主张根本性的改革、暂时减少地方税，规定水费应有税收回扣。在我的发言中我提出中央政府有权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有权对地方税进行总体调查。但是，尽管我作为议员获得了未伤毫毛的名声，环境大臣托尼·克罗斯兰还是占了上风，他主张增加中央政府给地方当局的补贴，而不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大的改革。他的胜利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增加补贴未能降低地方税，反而提高了地方开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克罗斯兰严肃地宣布：“宴会结束了。”
７月份，保守党研究部的查尔斯·贝莱和我一起起草宣言中关于地方税的部分，我们仍然从进行一次调查和临时减少地方税角度制定计划。我到影子内阁指导委员会去讨论我们的方案。地方开支中最大的一项是教师的工资。我主张将这项开支转移到财政部。我提出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用一揽子拨款的办法取代地方税，地方政府同时有权支配在中央政府限定的总数以内的开支。我提到的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少向出席会议的人表明，在地方税问题上做点事和知道做什么有很大区别。
８月１０日星期六在圣斯蒂芬俱乐部召开了候选人大会，我利用我在会上的讲话宣传了我们的政策。我主张地方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考虑到个人的支付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建议将教师工资转移到财政部负担并实行更好的临时减税办法。这时是新闻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传。我当时觉得似乎这证明我们可以不提出更具体的数字就可以在竞选运动中获胜。实际上，回顾这段时期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太具体了，因为，正如我１５年以后发现的，像把劳务费从地方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这种措施本身，并不能降低地方当局的税率。
我本来想离开伦敦的湿热天气和政治的纷扰，到兰伯赫斯特同家人过个愉快的假期，这将是３年来的第一次。但这次又不成了。电话铃不停地响，特德和其他人一直催促我更多地考虑新方案。然后到８月１６日星期五，我又被叫到威尔顿街去参加另一次会议。特德、罗伯特·卡尔、吉姆·普赖尔、威利·怀特洛和党中央总部的迈克尔·沃尔夫等人都到会了。我很快明白了开会的目的：他们要迫使我同意在竞选宣言中做出承诺，在一届议会期间全部取消地方税。我表示反对，理由与反对保证把抵押贷款利率降到９．５％以下是一样的。但是特德和他的核心圈子被他们在２月的意外失败吓坏了。在新一轮大选中获胜的迫切愿望使他们急不可耐，要抓住救命稻草，或者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抓住宣言这个“金块”。
为地方开支筹款有各种办法。对于中央政府拨给地方政府一揽子补贴的制度，我们都感到忧虑。因此，我告诉影子内阁，我认为财产税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选择。不过我心底里还有一个想法）即以地方征收汽油税来补充财产税。乡然，对这两种方案都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但至少比提高所得税要好。
无论如何，我的同僚们所关心的，很明显，就是保证取消地方税，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会见中坚持这一点。我由于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感到受到伤害和愤怒。但是我想，如果我把处理具体问题的小心谨慎态度和我大胆的表达风度相接合，那么我就可以使我们的地方税和住房政策成为为党赢得选票的手段。这是我当时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８月２８日星期三下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会上我宣布了我们的最后方案。我毫不迟疑地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９．５％左右，取消地方税。正如老练的《旗帜晚报》记者罗伯特·卡维尔说的“饱经风霜的记者们对这些措施几乎象对党中央总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样的欢迎”。报上登的大都是关于我们的消息。人们普遍认为，自２月大选失利以来，这是党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谈论保守党可能在民意测验中又要领先，当然这过份乐观了。建筑协会联合会欢迎抵押贷款利率９．５％的方案，但对我提出的费用的数额表示怀疑。事实上，我愤怒地告诉他们，是他们的计算有错，然后他们收回了。在经济问题上持右派观点的人持批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我们需要争取回来的保守党基层党员非常欢迎我们的方案。关于地方税的保证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工党惊慌失措了。不寻常的是，“举办宴会”的托尼·克罗斯兰反应过火，将我们的方案说成是“玛格丽特仲夏的疯狂”。然而所有这些宣传报道对我个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当时我不知道，从这时起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竞选运动结束的这段时期使我有机会在全国和议会中的保守党党员中留下好的影响。没有这些，我后来的事业无疑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第二节第一次再思考虽然我作为环境事务发言人的职务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从那年６月底开始，我又参与了另外一项事业。这项事业对保守党、对国家和对我个人都将有深远的影响。建立政策研究中心其实是基思·约瑟夫的想法而不是我的。他从希思政府的残局中摆脱出来，坚决认为有必要从基本原则上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要做这件事，基思确实是理想的人选。他具有必要的智慧、正直和谦逊的品德。他对经济和社会政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有长期的从政经验。他有着与性格、观点、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的超乎寻常的本领。虽然感觉强烈时他的言辞可能激烈并有说服力，但他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他从来不是被动地听。他研究各种论点和主张并将回家去思考的问题记录下来。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不断地反省使他具有理智的自信。他在怀有敌视情绪的听众面前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的勇气赢得了他的朋友们的称赞，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天性腼腆，甚至胆怯。他这个人太好了，几乎不适合搞政治，只是政治中如果少了一些好人，就会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基思我不会成为反对党领袖，也不会取得我任首相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政策研究中心和艾尔雷德·谢尔曼，基思也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这样说也是公平的。这两个人除了都是犹太人之外，没有共同之处，要不是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工作是多么富有成效，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能在一起共事。就我所知，基思和艾尔弗雷德初次见面是在１９６２年，当时基思是住房大臣，艾尔弗雷德在《每日电讯报》报导地方政府事务。他们经常有接触。后来在“改革俱乐部”的一次讨论之后，基思征求艾尔弗雷德对他带来的一篇演讲稿的意见，自那以后，基思经常征求艾尔弗雷德的意见。在希思政府的早期，他们接触少些。但在３天工作周期内，基思与艾尔弗雷德常见面讨论中东问题，艾尔弗雷德可以说是中东问题专家，他为以色列一家希伯莱语大报写文章。
艾尔弗雷德的才华有自己的特点。他以一个改变信仰者（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的热情，以及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辩论家的技巧，着手构想一种新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我觉得，他对政策背后蕴藏的哲理比对政策本身更感兴趣。他擅长把许多结构草率的论点理清，而不是设想出新颖的方案。但是，他的头脑清晰有力，他能完全置他人对他的感觉和意见于不顾，这使他和基思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与基思进行有力的配合。艾尔弗雷德帮助基思把政策研究中心变成了保守党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地。
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件事。不过我从基思那里了解到，他正在想办法把他在影子内阁中承担的政策研究工作转移到建设性的渠道。３月份，经特德同意，基思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特别是西德实行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特德派亚当·里德利参加中央政策研究中心的董事会（亚当在保守党的研究部内担任他的经济顾问）。除此之外，基思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行其是。极其信奉自由企业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奈杰尔·文森，负责给中心找办公地点。后来在靠近维多利亚的威尔弗莱德街找到。主持英国一北美研究协会的西蒙·韦伯利确保中心出版物登载的文章永远兼顾经济理论和工商业的实际情况。此后在１９７４年，现在的主任，杰里·弗罗斯特也加入了中心，并为可能是一片忙乱的知识分子们建立了一些行政秩序。其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还有乔克·布鲁斯—格丹和彼得·尤特莱。中心的成功还得益于秘书和厨师的辛勤工作，厨师每周两次供应伦敦最物美价廉的午餐。（也许并不一定总是价廉的：杰里·弗罗斯特有一次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似乎一定要证明一种论断是假的，即根本就没有什么免费午餐。”）中心逐渐成了一大批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家的聚集地。他们并不都是保守党党员，但他们都在寻求改变舆论的气氛和深入了解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统治经济的弊端。
我是在１９７４年５月底直接参与该中心工作的。基思是否想过邀请影子内阁的其他成员与他一起在中心工作，我不得而知。如果他邀请了，他们一定没有接受。他处在一个冒险的暴露的地位，害怕引起特德发火和左翼评论家的嘲笑是参加中心工作的强大障碍。我在这样的时候跳出来并且成了基思手下的副主任。政策研究中心是官僚气最少的机构。管它叫“智囊团”并不合适，因为它没有使人联想起任何美国有名的大基金会的气势。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把中心叫作“鼓舞者、变革的载体和政治酶”。最先提出的社会市场方针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效果，最后悄悄地被人遗忘了，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为什么英国需要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的概念——像其他过于从字面上翻译的外来名词一样——被一些问题弄糊涂了。仅仅重新表述只有成功的市场经济才能维持社会进步，可能有这么简单吗？既然有高度的“社会保障”即调节，它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是市场经济呢？即使它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西德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对社会市场经济在以后一些年的实施情况都明显地表示了怀疑。
然后，中心干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预造成的徒劳无益和自食恶果的后果。接着就发起在最高知识层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目的在于实现变革，改变舆论氛围，改变对变革的“可能”性的看法。为了做到这点，必须再次借用艾尔弗雷德的另一句话，“敢于想不可想像的事”。过了不长时间，这种做法开始引起了一些风波。基思决定要在１９７４年夏秋期间做系列演讲，他在演讲中将对已出现的错误进行自己的分析并指出应该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演讲于６月２２日星期六在阿普敏斯特进行，这次是为了吸引潜在的基金捐助者。艾尔弗雷德是主要的起草人。但是，和基思的所有演讲一样——除了那个重要的埃奇巴斯顿演讲之外——我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演讲——他没完没了地散发演讲草稿征求意见。他对所有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认真考虑，每个多余的字都删掉，从而使文字很精练。基思的演讲一向注重严谨的分析和精确的语言，重视的程度胜过讲话的风格。就整体而言，这些讲演是富有感染力的讲究修辞的作品。
这次演讲激怒了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因为基思把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所犯的错误混为一谈，统称为“３０年来社会主义式的时尚”。上一次敢于说这种话的人是１９４４年海克等的《走向农奴制的道路》。基思抢在一定会对他进行的批评之前，先发制人地承担了对于当时和以后保守党所犯错误应负的全部责任。他把过去一直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个个地拿出来批评。在谈到疯狂追求经济增长时他说：“增长是好事，但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加快增长速度；更快的增长也许就像幸福那样、不应该是主要目标而是其他政策的一种副产品。”
他直率他说，公有部门一直在“耗费着私有部门创造的财富”，并对政府“投资”旅游业的价值和扩大大学的做法表示异议。他谴责社会主义者仇视利润并指出控制房租和提供公房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危害。最后他谈到“混合经济的固有矛盾，这在主张共识者的眼里尤其不可饶恕”。这次短短的演讲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内容还在后面。
基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意避免把使英国受到很大损害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恶意造成的，如过分庞大的国家开支、国有化、经济的管理控制、税收和工会权力等。相反，他认为，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出自良好的愿望。也许在这点上他是过于大度了，认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有高尚品格。但是，他的明显的真诚和博爱精神，连同他对过去３０年政治的毁灭性批判一起，增强了讲演的实际效果。８月间，他在利斯重新谈到这一问题。当时，我本人更多地参与了政策研究中心的活动，参加基思的会议，对他的见解发表看法，并且准备我自己在我最熟悉的教育和社会事务领域的意见和文稿。
从基思和艾尔弗雷德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重新阅读了有关自由派经济学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创新观点的著作。我还定期参加经济问题研究所的午餐会，那里有拉尔夫·哈里斯、阿瑟·塞尔登、阿兰·沃特斯等人——换言之，都是那些在我们执政期间出大差错时持正确观点的人——他们正在忙着为英国规划一条新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道路。我常常与道格拉斯·黑格教授一起吃饭，这位经济学家后来成了我的一个非正式经济顾问。
大约就在这时，我还结识了文雅风趣的戈登·里斯，他以前是电视制片人。他当时是保守党电视形象问题的顾问。我觉得他对电视这一媒体有着异乎寻常的见识。事实上，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大选前夕，我已经和那些我在担任保守党领袖的年代里非常倚重的人建立了大量的联系。
基思的系列政策演讲共有三次，最后一次于９月５日星期四在普莱斯顿举行。（当时他是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早些时候影子内阁就基思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但未作结论。特德拒绝了基思提出的对经济进行全面重新估价和讨论的要求。基思决定，他的意见既不能就此被压制下去，也不能扔在一边无人理睬，他宣布他要就经济政策发表重要讲话。特德和我们大多数同僚都极力阻止他这样做。杰弗里·豪和我被认为是影子内阁中最可能影响他的两名成员，因而被派去设法说服他不要这样干，至少要降低他要讲的内容的调子：不管怎样，基思给我看了一份讲话初稿。这是一篇我所看到过的作出了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分析的讲话稿。我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就我所知，杰弗里也没有。普莱斯顿演讲至今应仍然被看作是为数不多的从根本上影响过一代政治家的观点的演讲之一。
这篇演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详细地陈述了货币主义的方针。它那忧郁的开场白说：“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被通货膨胀毁灭的威胁。”这种说法通常会被看作为危言耸听。但当时通货膨胀率达１７％，且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使他们感到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只能使基思所说的历届政府都对通货膨胀达到如此地步负责的说法更具有爆炸性。他不接受影子内阁所持的观点，即通货膨胀是“进口”的，是全世界物价猛涨造成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过分增长的结果。他解释说，“松驰的货币政策和出现通货膨胀之间有几个月或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差。他也含蓄地——当然也是准确地——指责希思政府造成的刚刚开始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下一年还会增长到灾难性水平。他同样拒绝把收入政策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整篇分析细致入微而且咄咄逼人：
“仅仅把收入政策（我想仅仅这个词是对影子内阁官方路线的一个小的让步）作为抑制过量货币供应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方法，就像为了堵住一根漏水的管子不去关龙头而是试图堵住漏洞一样，堵了一个还会发现有两个……但是在今年以前很久，我们就知道所有这些论点了。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间我们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就曾使用过这些论点。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试图使用收入政策呢？我想我们拼命要信奉它是因为我们实在害怕它的替代物：合理的货币政策。”
（当然，我在１９６８年保守党政治研究中心的演讲中也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分析，所以我感到这也同样适用于我。）
基思于是指出我们搞灾难性的１８０度大转弯的根本原因——害怕失业。当失业人数达到１００万时，希思政府感到紧张了。不过，基思解释说，这个失业统计有些水份，因为它包括“短期失业”——即有些人暂时没有工作，正在调换工作——还有一大批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是可以解雇的。同样，还有大量假失业，这些人在有收入的同时领取着救济金。基思指出，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不足，而不是过剩。他说，由于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可能会有暂时增加失业的危险，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并予以承认。但是要想压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本身就减少就业机会，以后基思和我将多次提到这一论点），货币量的增长就必须受到控制。基思没有争辩说如果我们的货币供应正常，那么其他一切都会正常。基思特别指出这不是他的观点。不过，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货币控制，我们就绝不能实现任何其他经济目标。
普莱斯顿演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他让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感到极为难堪。有些人仍然希望，关于可怕的社会主义的警告，加上暗示组织国民政府以及我们关于抵押贷款利率和地方税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党重新执政——基思演讲当天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们领先工党两个百分点，这又助长了上述错觉。普莱斯顿演讲使基思的战略真相大白，因为很清楚，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并由特德·希思担任首相，就几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样对政策进行重估。基思本人很谨慎，他决定在威尔弗莱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里多花些时间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为这里他的一些同僚对他十分恼火。就我来说，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使我们党获胜的机会。在短期内，我准备尽我所能为我们的政策而斗争，为这些政策辩护是我的责任。从长远看，我确信我们必须使整个党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领导下。第三节特德孤注一掷保守党的竞选宣言，由于对报界走漏了消息而于９月１０日星期二提前公布了，这时约在宣布大选前一个星期。当我正在主持切尔西古董交易会的开幕式时，有人提出关于这件事的问题，这使我很吃惊。这样公布竞选宣言，特别是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的情况下，绝不是竟选运动的好开端。不过，从两天以后影子内阁的所做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让希思和他的核心担心的是基思——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我——可能说什么，特德发出了命令：我们只能谈宣言，不能谈别的，财政策的任何发挥都必须经过与有关发言人、保守党主席和他本人讨论。影子内阁成员必须把精力特别集中在他们自己负责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话是冲着谁来的。下一个星期三正式宣布大选将于１０月１０日星期四举行。早在这以前，我实际上已经为竞选运动进行活动了。星期一，我在西北区演讲，支持弗格斯·蒙哥马利，他是我极好的议会私人秘书（下议院前座谈员的眼睛和耳朵）。星期二，我在住房营建者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我们的政策答复有关的提问。星期三全夭我都在接受一家叫作《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这件事后来又来烦扰我，下面我将对此作出说明。星期四，影子内阁就竞选一事再次进行广泛讨论。第二天，议会解散了，议员们回到他们的选区去，竞选活动随之正式开始。
我从来没有像在这次竞选活动中这样频繁地在媒体面前出头露面。工党认识到住房和地方税问题方案是我们竞选宣言中仅有的两项吸引人的政策，于是他们立刻就开始批评我们的这两项政策。９月２４日星期二，托尼·克罗斯兰把这两项政策说成是“一派谎言”。（也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丹尼斯，希利抛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发言，声称通货膨胀率按３个月的数字计算是８．４％，而实际上年通货膨胀率为１７％。）为了继续开展辩论，我马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反驳这一指责，这样会引起人们注意我们的政策，那天晚上我在芬奇利说，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将是新的保守党政府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然后，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经与特德和影子财政大臣罗伯特·卡尔商议之后，我在星期五早晨中央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如果我们获胜的话，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可望“于圣诞节”时实现。第二天早晨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消息，我被称作“撒切尔圣诞老人”。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竞选中第一次取得了主动。到了下个星期一，我在党的竞选广播节目中称这一点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而政治的严酷性在于，尽管我对提出保证是否明智有保留，我们将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兑现它。
就是在这时，我陈述住房和地方税政策的方式第一次与特德要求在竞选运动中采取的总方针相矛盾。在他的坚持下，我已经使我提出的政策尽可能明确具体。但是在宣言中，特别是开篇的部分，还故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保守党可能考虑某种形式的国民政府，并且因此将对提出的政策采取灵活的方式，原文如下：保守党，不受任何教条支配，不依赖任何一种利益，广泛植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下议院的明显多数席位。但是，我们首先要用这个多数去团结全国。我们执政时不会采取狭隘的宗派主义。获胜之后，我们将同国内其他党派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协商和会谈以保证国家的政策得到所有怀着美好愿望的人们的赞同和支持。我们将邀请党外人士和我们一起来克服英国所面临的困难。
人们可以设想这些将与保守党人一起参加政策工作的没有明确指明的人，包括工党的一些右翼成员，也许还有自由党人。后者一直公开地争取建立联合政府。这类说法使我十分不安。不仅如此，正像迪斯雷利当首相对的英格兰一样，我不喜欢联合政府。具体来说，这种说法削弱了我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内所作出的保证的信誉。党派之间就这些承诺做什么交易，谁能说得清呢？
特德在１０月２日星期五召开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他作为首相时将愿意吸收非保守党人参加一个包括“所有人才”的政府（党和人才在这里被认为是同义语）。明确的保证和含蓄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有使我们的竞选运动变得毫无意义的危险并使影子大臣之间产生分裂。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会获胜。民意测验显示，自竞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大大落在后面。但是我感到我的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已证明是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在重要报纸上受到过批评。我还想，通过剩下几天的工作，利用现在对国民政府所持的含糊态度，也许我们能够蒙混过关。星期四，我在伦敦地区的竞选活动中继续大力为我们的住房政策辩护，同时对通过城市化能使“社会主义钻进来”的做法进行了攻击。那晚，特德叫我去威尔顿街见他。他的顾问们显然一直在催着他再前进一步。要他开始谈论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为人们都知道我出于战略的策略原因坚决反对这么做，还因为第二天晚上我要在甫安普敦的广播节目“回答问题”中露面，我被召来是为了向我讲述新的方针。特德说，他现在准备号召建立一个显然是“人民”所要求的国民团结政府，我生气极了，毕竟是他自己坚持要我把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尽可能搞具体，但现在当竞选运行几乎要结束的时候，他却将宣言中的保证抛弃了，因为他发现这样他就似乎更有可能返回唐宁街。
总之，我想像不出来为什么他把自己想像成联合政府可能的领导人。这时的特德是造成不和的人物，虽然他自己确信他代表着“共识”。“共识”不符合他以往的作为，又违背他的性格，而且其他人也不是这样评价他。而我自己决不准备收回在他坚持下我一直倡导的政策，我很不愉快地离开了。
在“回答问题”的广播节目中，我让步说，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明显多数，也许需要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我的条件是，我本人决不和迈克尔·富特、托尼·本这样的左派在一个政府里共事。也许还可再补充一点，即基思·约瑟夫和我参加一个由出色而优秀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这比特德领导这个政府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竞选的最后几天主要都是由于谈论联合政府而带来的各种难堪问题。在保守党１０月７日星期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坚持自己的职权范围，坐在特德·希思旁边重复着宣言中的保证。两天以后的竟选结果说明，虽然选民们一般愿意给少数派的工党政府有效治理国家的机会，但仍然对他们有很大的不信任。工党最后以３票的多数获得总席位多数，这不大可能使他们执政到届满。保守党结果获得２７７个席位，而工党获得３１９席，保守党的表现还可能更糟，但这种情况很难表明选民认可我们的方针。
第四节基思引退虽说我在芬奇利选区的多数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竞选活动还算好，人们认为我搞了一次不错的竞选活动。甚至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说我可能成为保守党领导人。对这种说法记者们的兴奋程度超过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信眼程度。就个人而言我为特德感到难过。他热爱音乐，有一个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则是他的生命。不仅如此，那年他还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击，他的游艇“晨云”号沉没了，他的孝子也因而丧生。竞选的失败对他则是又一次打击。
然而，我想特德无疑现在该下台了。在先后４次大选中他失败了３次。他本人不可改变了，他过分维护自己过去的政绩，因此完全看不到彻底改变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尽管我不愿去证实自己可能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说法，但这无助于特德继续留任现职。这倒是有利于基思接替他。事实上，到了那个周未，我事实上已经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竞选经理人。这样我阻止了人们对我的前途的猜测。例如，１０月１１日星期五我对伦敦《新闻晚报》说：“你们可以把我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掉。”同样，我于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二告诉《旗帜晚报》：“我认为女人走到党的最高职位是极其困难的……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想作领袖必须担任过３个要职中的一个……这些职位让你自信，也让别人对你有信心。”
此后，到１０月１９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顿作了一次演讲。这并不是为改变保守党的思想而准备的系列重要演讲之一，也许因此而没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顾问中广泛传阅过。当然了，我对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人们普遍认为是埃奇巴斯顿演讲使他失去了当领袖的机会，演讲中的下列论断起了破坏作用：“我们的人口，我们人类的平衡受到了威胁”。他接着哀叹说、那些“处于社会第四、五阶层的怀孕妇女”是“最不适合将儿童带到世界上来的”母亲，这些母亲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贫困儿童行动小组”发表的两个左翼社会专家的文章。然而人们很快就忽视了其中的区别，因为从主教、小说家、学者、社会主义政治家到评论家都急不可待地谴责基思是疯狂的优生学论者。
另一方面，民意测验显示基思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来信装满了６邮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义的信，据《旁观者》报的戴安挪·斯皮尔曼分析，概括了来信者的心情。这封信是由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简单地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这次演讲除了那几句倒霉的话以外，还提出了有关家庭衰退、道德败坏以及放纵的社会的危险等能打动人心的观点，并把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相联系，提出了“重振不列颠道德”的长远目标，正如基思为经济政策所做的一样，他这次演讲是试图为保守党的社会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烦在于他建议更广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为解决他所列举的社会问题的唯一短期方法，这使那些可能已经对他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观有好感的人离开了他。
艾奇巴斯顿演讲无疑具有很强的震憾力。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次有控制的爆炸。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演讲本来定在星期六晚上进行，因此讲稿可先散发，散发时规定禁止媒体使用。但是《旗帜晚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违背了禁令并对基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还歪曲了他说的话，在滑铁卢车站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此后基思自己的不断说明、解释、道歉都无济于事。保守党权势集团和得意情绪几乎不能控制。基思在一般庸人眼里犯了一种致命的罪——缺乏判断力，即不愿为自己着想。记者们在他的住宅外面安营扎寨，并拒绝让他和他的家人得到安宁。可能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因有过被诽谤成为抢走牛奶的人的经历，感到他所受到的伤害就像是我自己受到伤害一样。但这时除了等待事情慢慢平息外没有别的办法。
毫无疑问，这一切使特德觉得安全了许多。在下个星期二的影子内阁会上他甚至对我们说，“这次竞选控制得不错，运作也很正常。”我们的讨论充满了奇怪的假象。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他仍然是领袖，而他却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苏格兰问题，转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的支持，如何争取工人阶级选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两天以后，我接受了《旗帜晚报》麦克斯·黑斯廷的采访。这次采访以“撒切尔夫人和中产阶级的曙光”为标题刊登出来。我指出，我们应当设法恢复中产阶级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作为中产阶级］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而是对生活的整个态度，一种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愿望”。出席影子内阁会议的人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感到我们在这次大选中的失败，使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丝毫的自我安慰。这时，特德正在与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进行难解难分的艰苦斗争。他们要求通过竞选产生领导人，实际上是要求改革选举领导人的程序——他在答复他们的要求时，对他们作为后座议员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是由上一届议会选出来的，他们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党议员选举产生。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对者从执委会中赶走，换上顺从他的人。为了试图争取后座议员——这多少有些为时已晚，特德还建议应从他们当中委任额外的前座发言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议会下设的各委员会的官员可以坐在前座发言。很快即将改组影子内阁的说法这时也已不翼而飞广为流传。
对我的前途，媒体再一次比我本人更为乐观。《星期日快报》和《旁观者》都在１１月３日编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财政大臣的故事。这个想法不错，而且是我喜欢干的事，不过我觉得特德极不可能把这个差事交给我。那个星期一的《金融时报》和《每日镜报》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说我将要担任经济方面的高级职务，但不是影子财政大臣。事实果然如此。我被任命为罗伯特·卡尔的副手，专门负责财政法案，我还被任命为指导委员会成员。我的一些朋友为我没有得到更重要的职务而恼火。但是，从那些年我跟随伊恩·麦克劳德做财政法案的工作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个位置最能发挥我的才能。当时特德和我都没有料到在后来的３个月里，我的这个职位是多么重要。影子内阁改组总的来说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稳固。爱德华·杜坎拒绝加入影子内阁，因此，它对党内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争取过来。新加进来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倾向，尽管很能干，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１１月７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内阁改组的当天，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全部成员，包括爱德华·杜坎，都重新当选。这对特德是个坏消息。领袖竞选在所难免了。他给爱德华写信说，他现在愿意讨论修改选举党的领袖的程序问题了。从这时起，赶在其他候选人可能发动有效的竞选运动之前尽早结束这次选举，可能对特德有利。这时，我开始参加由尼克·里德利于１９７２年组成的“经济问题聚餐小组”的聚会。小组主要包括像约翰·比芬、乔克·布鲁斯—格丹、约翰·诺特等主张健全的货币政策的人。我埋头于我的新职务的具体工作中。这时从事这项工作是带有挑战性的，因为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预算。预算对工业中迅速出现的问题作出了惊慌失措的反应，其中包括营业税额削减７．７５亿英镑（６个月以前刚刚新增了４．９５亿英镑的新营业税），还停止了对国有化企业的某些补贴。特德在还击时，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惊讶声不绝于耳。他批评了财政大臣使国有化企业产品的价格上升到市场价格的水平。他的话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下一个星期四我的机会来了，我在预算辩论时代表反对党发言。我事先作了准备，将工党过去的宣言与它现在的行动进行了对比。我的演讲中有些内容是技术性的、具体的，这是必要的。但是，我对那些插问的回答赢得了后座议员们的欢呼和支持。哈罗德·利弗（没有他，工党在经济上可能更加愚蠢无能）在我演讲不久就打断我，纠正我引用的他过去的观点。对此我进行了直接答复。在一阵阵欢乐声中，不少欢乐来自这个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复说：“我总觉得我永远比不上财政部的他［利弗］，因为获取金钱的方法有４种：赚钱、挣钱、与有钱人结婚和借钱。他似乎在这４方面都有经验。
在另一问题上，我被大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断。当时我引用《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他的话说：“我从来不存钱，一有钱就出去给家里买些东西。”丹尼斯·希利极为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联系这样的事实即像其他社会主义政治家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乡间别墅）说：“我很高兴我们了解这样的事实，财政大臣是一位乐意存钱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张在保守党居住的好地盘上购置房产。”没有人说下议院的答辩必须敏锐机智才算有效。但这场问答振作了保守党议会党团摇摇欲坠的士气，我本人的名声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这时，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作为霍姆勋爵已经回到了上议院。他同意主持审议选举领袖的程序。１１月２０日星期三，我收到了杰弗里·芬斯伯格的短信。他是我邻座的议员，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信说：“如果你竞选领袖，很可能获胜——就我来说，我希望你成为候选人，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可是我仍然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虽然基思因埃奇巴斯顿演讲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的候选人还必须是他。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下议院的办公室里埋头研究那份财政法案，电话铃响了。是基思，他想看看我是否在，他有话要过来对我说。他进门的一刹那我就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说：“我很遗憾，我确实不能竞选了。自从我作了那次讲话以后媒体就把我的房子围住了，他们一点情面都不讲。海伦（他的妻子）受不了啦，我已决定实在不能作候选人了。”
他的情绪明白无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快要到了绝望的边缘。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保守党和整个国家丢给特德牌的政治而不顾。我听到自己在说：“基思，是这样，如果你不打算竞选，那我就参加竞选，因为总得有一个代表我们观点的人出来竞选。”
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的脑子里已是一片混乱，我不清楚我得胜的机会如何。我对竞选领袖的事一无所知。我只好暂时把这一切丢在脑后而继续集中精力研究财政法案。然而，不知为什么，消息还是传出去了，我开始接到议员朋友们鼓励的电话或便条，那天很晚的时候我回到福拉德家中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丹尼斯。“你一定是发疯了。”他说，“你没有希望。”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会一直支持我的。
第二天，弗格斯·蒙奇马利来电话，我告诉他基思不竞选了而我要竞选。我不知道怎样让特德知道此事最恰当。弗格斯认为我应该私下和他面谈。我在兰伯赫斯特度过了周未，远远地躲开了媒体评论和推测的喧嚣。我要想的事很多，主要的一点是，我虽然还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进行，但我对基思的反应肯定是正确的。特德必须离开了，这就是说，必须有人来向他挑战。如果他获胜，我在政治上就完了。那样当然不好，但还是可以忍受的，比当后座议负更糟的事还多着呢。而我获胜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不过我确实认为我参加竞选就可以吸引更有力的候选人出来竞选。即使他门与我和基思的想法不尽相同，但仍可说服他们同意改革保守党现行的灾难性方针。
我安排于１１月２５日星期一会见特德。他坐在下议院他房间里的桌子前。我其实根本不必担心伤害他的感情。我走进去对他说、“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决定竞选党的领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着我，转过身去耸耸肩说道：“请便。”我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于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为公开的保守党领袖竞选人与媒体见面。我很高兴可以指望得到戈登·里斯的帮助和建议，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朋友并且参加过我早些时候的记者采访。这些采访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这就成了人们感兴趣的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影子内阁和指导委员会的气氛多少有点“紧张和尴尬。环顾左右，我发现除了基思，到场的人中支持者寥寥无几。我猜想人们觉得我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因此就没有公开表示更多的敌意。在稍后举行的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没有这种明显的压抑气氛。我觉得我就像特曼的一个非凡的卡通片中那个“想当保守党领袖的男人”，只是我是个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们和愤怒的贵妇们对他大发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还有党中央总部里至少有一个人，曾经希望我碰到点什么事像毁掉基思那样毁掉我。在两个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时，我为那些面临食品价格迅猛上涨而勉强维持生活的老人们提供了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实际的建议。我说可以储存一些罐头。我小时候就有人对我提过与此完全一样的建议。任何精明的主妇都要挑价钱便宜的时候买东西，而不是等到最需要的时候才急急忙忙跑去以高价买同样的东西。
让我感到惊愕的是，１１月２７日星期三报上充满了所谓我在“囤积”食品的故事。有人显然是在利用这次不起眼的采访把我描绘成吝啬、自私，尤其是“小市民气”。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干得很聪明，因而使得其孜孜以求的丑化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适合了保守党内那部分小人的势力眼口味，因为不言而喻，意思是说对一个杂货商的女儿所能指望的就是这些。它还使公众回忆起我在教育部时被传说和报道为“抢走牛奶的人”。
现在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声讨闹剧。压力集团受到怂恿，大肆抱怨。一个家庭主妇代表团据说要从伯明翰赶来向我要罐头。食品化学家就罐头食品储存过久发表他们的看法，马了·雷德梅恩，前保守党议会督导员，保守党权势集团可信赖的人物，现任哈罗兹百货商场副董事长，在电视上说：“任何一种劝诱抢购都有背于公众的利益”。其实，雷德梅勋爵家的食品储藏室里可能存着比三文鱼和牛肉罐头之类更诱人的东西。对付这样的事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请摄影师到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请他们检查我的食品储藏室和食品厨里都有什么。这也许能让保守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所具有的品味和标准，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渴望领导他们党的那个人的样子。而这肯定表明了所谓我在“囤积居奇”，的说法纯粹是恶意中伤，无稽之谈。
最后，为了使这个正在消声匿迹的故事继续下去，我的对手们做得大过火了，１１月２９日星期五，我正在约翰—科普的南克罗赛斯特选区，突然接到了秘书阿利森·沃德的电话，说广播里正报道有人看见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里买大量的糖（当时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经做过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费量怎么说也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谎言。我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阻止了媒体的传播，结束了这场荒诞的攻击。
我认为这种做法最终总是事与愿违。它向全国的妇女表明了这些男政治家们对普通的家务事多么无知。它也说明这些保守党的达官显贵们对于许多像我一样出身平凡的人，怀着多么丑陋的蔑视，只把他们看作是投票的机器。对我的反对者来说最严重的是，他们的做法激起了保守党内持公正态度的议员们对我的同情，他们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击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当时的确很难过，有时几乎要落泪。有时气得发抖。但正如我对我的朋友，斯特里瑟姆的议员比尔·谢尔顿所说：“我看到他们怎样毁掉了基思，可是，他们毁不了我。”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更促使我下决心参加竞选。还有关于爱德华·杜坎也要参加竞选的许多传说。作为后座议员委员会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获得更多的支持。１２月５日星期四，就在囤积的谣言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在罗伯特·黑德利的克赖斯特丘奇选区参加保守党的一次集会。罗伯特是杜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杜坎会出来参加竞选。我说如果他真这么做，我就要重新考虑我的立场了。我们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宾顿的议员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的同僚，我对他也很熟悉。我们在业务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师时，我们曾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园区他曾是我的邻居。在我担任反对党社会保障发言人时，曾在他起草８０岁以上老人抚恤金法案时帮助过他。我们都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任教育和科学大臣时，艾雷曾考虑辞去他担任的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帮助说服他留了下来。
艾雷是个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特点的人。他态度温和但又很有主见。作为一名作家和从科尔迪茨战俘营逃出来的英雄，他带有一种浪漫气质。比起其他议员，他的经历要多得多，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他有幸有戴安娜这样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诚地支持他。５０年代艾雷曾当过短期的低级部长，后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辞职。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诉他。这是他事业的终点，艾雷的政见不大容易说清楚，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属于右翼，可能他并不从右翼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感到我们互相尊重。但是那时我们还不像日后那样成为亲密的朋友。
艾雷在我决定参加竞选后不久来看我。他希望说服杜坎出来竞选，而杜坎本人还在犹豫不决。由于特德没有给他高级职位，他专心致力于城市工作，他现在不愿放弃这项工作，当然，在杜坎作出某种决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积极支持我的。不过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议，他也答应和我保持联系，我们后来也确实保持了联系。从那时到那年年底，他几次来到我在议会的办公室与我交换意见。整个的“囤积”风波足以说明我将面临的是怎样严峻的斗争。如果我最终能正式进入候选人名单，艾雷最好能在身边帮助我。
１２月７日星期二，内政委员会宣布的结论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强了他的潜在竞争对手。保守党领袖将每年选举一次，竞争者只要有一个推荐人和一个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轮投票获胜所需的多数票数却显著提高到了５０％，另加上有资格投票者１５％的票数。这实际上激励了竞争者，它意味着有困难的领袖需要赢得更大多数参加投票者的信任。
然而，那一年在兰伯赫斯特度过的圣诞节气氛仍然不如其他节日。我们竞不能像平常那样散散步，天气很坏。我知道等到我回到威斯敏斯特时，不管我是不是真地去竞选领袖，对我都是一个考验的时期。丹尼斯也在为他的生意着急，伯马石油公司遇到了大麻烦。我们对未来都没有大大的信心。
第五节威斯敏斯特的小动荡回到伦敦以后我决心理清竞选领袖的事。我邀请文雷来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饭，以便很好地进行一次讨论。我还发现罗伯特·里德利的一封来信，催我和杜坎快作决定，到底由谁作候选人，不要分散选票。问题在于，这只有等到杜坎明确了他要干什么后才可能，而从我和他的谈话中又很清楚，他仍然举棋不定。１９７５年１月９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进午餐，情况仍然如此。我告诉艾雷我认为杰弗里·豪可能会支持我。我还对他说，在特德领导下进行正常的讨论是多么困难。艾雷向我讲了他最近一次与特德谈话的情况。我们两人都清楚地认为更换领导人的时候到了，唯一的向题是杜坎和我谁出来更合适。艾雷持有一种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认为人们对特德在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计过高。后来的事态发展与这一观点相符合。
１月１５日星期三，爱德华·杜坎公开宣布他不准备竞选领袖。这样，我的道路就敞开了。现在急需建立一个有力的竞选班子。
事态发展得很快。当天下午我在委员会阶段的会议上作为反对党的主持人对财政法案进行审议。弗格斯刚刚得知他必须参加一个议会代表团去南非进行访问。他认为他会在竞选领袖首轮投票时按时赶回来（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在议员的分组投票走廊里遇见了比尔·谢尔顿，请他在他出国期间主持我的竞选。比尔同意了。当比尔告诉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竞选时，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很忠诚，他会是一个精明的竞选运动组织者。后来我才知道，在以后一次投票过程中，艾雷找到比尔说：“你知道我一直主持爱德华·杜坎的竞选运动，现在爱德华退出了，如果我们能达成某种协议，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玛格丽特这边来”。实际上，这个协议不过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竞选运动，比尔成了他的副手。
当艾雷来到我的办公室见我时，这一安排就确定了下来。我们都表演了一点外交小步舞。他有点明知故问地问我是谁在主持我的竞选运动。我也不得不装摸作样地回答他，我并没有真的进行竞选运动。艾雷说：“我看，最好是我来替你做这件事”，我很热情地同意了。我知道这就意味着他将尽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这边来。突然一下子，我多日来的担忧全都烟消云散了。从那时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尔就为我争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我向艾雷建议应与哪些人取得联系，他明确他说这类事全交给他办，不要我分心。他认为我应该集中精力于财政法案。这是一项好的建议，部分是由于这样我就有机会在楼上的委员会会议和一层的议会大厅显示身手了。说到底。最终决定保守党领袖的，将是保守党议会党团的党员们，我的表现和我的辩论发言一样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我的竞选班子开始时只有６个人，但很快就壮大起来，到了第二轮投票时已有四、五十人了，有点过于庞大了。游说工作做的相当精确。议员们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访问以核实他们投谁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们深知无捷径可走。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在进行着，他和比尔勾出一个个名字，记录着票数。艾雷时常向我报告进展情况，不过还附带着精明的选票游说者通常提出的告诫。竞选班子也来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与我一起讨论一周内将要发表的文章、演讲和提出进行其他活动的建议。
在竞选活动的初期阶段，我得到不少后座议员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里森，他后来成为我在唐宁街的议会私人秘书。他告诉我３年以前，他的父亲，后座议员委员会前主席玛格岱勒勋爵就曾这样说起过我：“那个女人会成为下届保守党的领袖。”这也许是“那个女人”这个说法的最早记载。与此同时，和媒体打交道突然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宝贵的。记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１９６６年由于在《旁观者》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而被特德无礼地撤掉了前座议员的职位。他帮助我写了题为“我心目中的保守党”一文，刊登在《每日电讯报》这样的大报上；我同时收到了许多《每日电讯报》记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议，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约翰·奥萨利文、弗兰克·约翰逊和艾尔弗雷德·谢尔曼等人，他们都支持我的主张，尽管他们的报纸也给了特德一些支持。乔冶·加德纳是１９７４年２月选举中加入进来的议员，此人是记者，还是《保守党新闻》的编辑，了解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闲谈信息。他帮我起草文章，这确实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班子。事实上，人们对我参加竞选的态度的变化是可以感觉到的。１月２１日星期二，我在几尼俱乐部的圣斯蒂文餐厅的午餐会上讲话，在场的有全国和地方各大报的记者。到这时，根据艾雷收集的调查结果，我开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机会。我苦笑着对他们说：“要知道，我真地认为现在你们应该开始认真对待我了。”他们惊讶地回头望着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这么做了。到了那个周未就出现了从全新的角度评价我的竞选活动的文章。
同样，第二天在下议院与总是一幅谦和模样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锋也没有损害我的前途。他以恶毒但含糊的语气把我说成是“享有特权的热情之花”。我草草写下几句回敬的话。稍后，我兴致勃勃他说：“有的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的财政大臣理财有道，可这位财政大臣却是廉价的。”保守党议员很爱听这些话。就在离选举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尔来到我家中讨论最新形势，那是１月２６日星期天，从已作出承诺的人数来看，表示支持我的有１２０人，支持希思的还不到８０人，似乎情况太乐观了。我们还需要对人们作口访，重新研究他们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和肯·贝克是希思竞选运动的主要筹划人。估计他们收到了二人票数相同或者更乐观的消息，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了那些消息。与艾雷的作风成明显对比的是，他们在第一轮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预言将获得巨大胜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员会１３号会议室向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成员讲话。关于竞选活动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他们忘记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实际上是政治的欺诈，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转而去谈我个人对保守党社会的看法和设想并回答问题，从１０点半一直谈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东西讲一些肺腑之言，并且感觉到对我的事业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倾听，其感受实在是妙不可言。显然，我的听众也有同感。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曾听到任何一位保守党高层人士从哲学角度谈政策。看来，对过去几年保守党没有方向、得过且过的做法感到沮丧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时希思阵营改变了竟选方针，但仍不得要领。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败。他们改为攻击我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他们说我的观点可能吸引党的中产阶级基层支持者，特别在南部地区，但绝不会赢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义的人。我于１月３０日星期四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文章从正面谈了这个问题：
（作为教育大臣时）我曾被攻击为为了保卫‘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后卫战。现在当我领导着保守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转让税”方案时却再次受到同样的指责。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包括鼓励多元化和个人选择，提供公平的奖励，对技能和勤奋工作给以报偿，坚持有效地制止过份的国家权力，崇尚个人私有财产的广泛分布，那么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维护的……如果一个保守党人不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话，那么他最好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照此行事。实际上，我们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大多的保守党人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英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总是进两步又退回半步……人们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似乎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有信念的政党？
找回保守党的根本宗旨和捍卫中产阶级价值观这个主题在党内十分受欢迎。第二天我又向我的选民协会重复了这一主题。我反对把我的竞选说成是代表一个派别的说法。我强调我代表所有近些年来对保守党政府失望的人说话。在特德领导下出现的问题，我也打算承担我的那一份责任。
但是（我补充说），我希望我已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并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为未来作出规划……全国上下普遍感到保守党未能足够明确地坚决捍卫（保守党的）理想，所以英国才不可避免地沿着朝向社会主义庸人的道路走去。这个行程不仅必须加以制止，而且要倒转方向。
不过，在星期六下午发布的致本选区主席的公开信中，我才真正地总结出了对特德及其领导进行指责的要点。特德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家。他既信奉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他自己的领导），又很容易迫于事态的压力而屈服。他总是在大谈争取别的党的支持者，却不愿听听保守党的意见。与此相对比，我则说我们需要一种“听得进话的领导”，并补充说，“在执政时……我们使自己脱离了许多给我们支持和信任的人”。
从与保守党议员的谈话中我得知，还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有些人支持特德只是因为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上。许多人不敢反对他，因为即使连连失利他仍让人害怕，他不会饶恕叛变。再者，更多的人是觉得我没有经验——正如我公开承认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还有人怀疑我太教条主义，缺乏激情。当然了，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我是个女人。
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许多议员举棋不定。他们想和我谈话以便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立场如何。艾雷和他手下的人安排这些议员来见我。会面的地方是竞选班子成员罗宾·库克在下议院的房间。我就用红葡萄酒和清茶招待他们，与他们个人或小组交谈，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提问。特德则不同，他更愿意组织议员们的午餐会。我不相信那种场合下会有许多直率的谈话——至少客人们不会这么做。显然他的竞选班子把客人都当成了支持者，其实许多人并不是。
２月３日星期一的报纸全都登出了消息称，据保守党全国联盟说，７０％的选区协会支持特德·希思，大多数保守党的支持者们也赞成这种意见。我们听了并不感到惊讶。各保守党协会在中央总部的授意下，忠于现任领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在下议院以外还是个相对的未知数。但是很明显这对特德并无帮助，这肯定增强了希思阵营的信心。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后来在议员中掀起了一股支持特德的浪潮。艾雷和比尔最后的游说结果表明我和特德不相上下，另外还有第三位候选人，勇敢又传统的休·弗雷泽捞走了几张讨厌女人的右翼分子的选票。而他们告诉我，当晚我在电视节目《行动中的世界》里表现很好。２月４日星期二是第一轮投票日。我早早起来为丹尼斯做了早饭，送他出门去上班，然后我开车从福拉德街去下议院向等在外面的记者展示了我所希望展示的自信的微笑和说了几句友好的话。这一天我又来财政法委员会工作，而就在下议院的另一房间里，选举领袖的投票已经开始了。投票预计于３点３０分结束。我走到艾雷的房间等待结果。比尔·谢尔顿代表我，蒂姆·基森代表特德计票。我相信，直到今人担忧的结果出来之后，希思阵营仍；日希望最后统计的代理投票将帮助特德度过难关。然而大多数代理投票也选了我。当艾雷进门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的前途而是其他事情。艾雷的眼睛闪着光轻声地告诉我：“好消息，你的票数领先了。你得了１３０票，特德１１９票”，休·弗雷泽只有１６票。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已经肯定地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按规定要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获胜，我的得票总数还差３１票——５０％的票再加上合格投票人数的１５％——因而必需进行第二轮投票。我深知，如果这次输给特德，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而现在这种情况，我就可能当上领袖。谁知道呢？我甚至还可能当上首相呢。我走到楼下，有人开了香摈酒。不过我必须保持头脑冷静，我还得回去继续研究财政法案，置身于朋友和对手的玩笑之中，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那天晚上我去了艾雷的住处商讨行动方针。
我对这一结果的惊讶程度远远不能与保守党权势集团所受到的震撼相比。我对他们的处境没有同情之心。他们一直肆无忌惮地反对我。但我确实为特德难过。他很快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不再参加第二轮竞选。威利·怀特洛现在参加进来并立即受到欢迎。我本人认为威利很有可能获胜，虽然我不能严肃地想象他能按我希望的那样改变党的方针政策，但我很高兴地想到我们之间不会出现像我和特德之间那样的不愉快。吉姆·普赖尔、约翰·佩顿，杰弗里·豪也参加了竞选。我有点担心的是杰弗里，他的观点与我有相似之处，这就可能分散我们的右翼选票。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点很重要。休·弗雷泽退出了，他劝他的支持者投威利的票。事实上我当时不知道我获得了美国人所说的“势头”。我已经估计到，第一轮投过我票的人有些只是出于一种策略，先把特德赶下台，再提出一个更可接受的，但观点接近他的人，比如威利。然而，事实是，我得到的支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许是人们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心情，因为我做了任何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即把一个把保守党搞得不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人从领导地位拉了下来。也许我的相当多的同僚们确实认为，保守党要前进就应该采取基思和我所倡导的彻底重新考虑党的政策和方针。也许人们认为当特德看来似乎不可能被击败时他们未能向他挑战，如果现在插进来捞取被特德丢失的好处，未免“有点越位”。也许可能是看到了威利的和蔼可亲的本性，面对新的好斗的、采取攻势的左翼工党政府，怀疑他是不是一位能够重新考虑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的适当人选。
当然了，威斯敏斯特内外的许多保守党人现在都迫切地想急速结束整个过程。首轮投票时对我不利的因素，反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成了帮助我成为领先的候选人的因素。《每日电讯报》是保守党基层意见的晴雨表，现在决定性地偏向我这边。２月６日星期四英一美关系议会小组在兰开斯特大厦举办晚餐会，我和威利在晚餐会上谈话时，他看起来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在选举中会处于领先地位。而艾雷及其一班人的新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过我还是很小心。已经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反对欧洲共同市场，人们认为这可能损害我的形象。所以，在乔治·加德纳的建议下，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支持欧洲的声明。我还继续看望一些议员，有时与他们用便条进行交流，就一些具体问题消除他们的疑虑。
威利和我都出席了２月８日星期六在伊斯特本召开的保守党青年大会。台上一名妇女身穿黑色丧服，面色阴沉。我很关心地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是的，我在为希思先生哀悼。”在场的还有几个哀悼他的人。威利和我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亲吻。我说：“威利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吻过他多次，他也吻过我多次，我想，对他来说，吻我不是那么困难。”威利回答说：“我常常吻她。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在伊斯特本一个旅馆外面的人行路上亲吻过。”大家兴致很高，气氛轻松了起来。我利用我在大会上的讲话，情绪激昂地陈述了我的观点。我说：你可以纠正经济政策，但这个社会仍然是我们没有人想要的那种社会。我相信，我们应该以功过而不是以出身来衡量人。我相信愿意做最艰苦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最丰厚的报偿，并在纳税之后拥有那些报偿。我们应该支持工作的人而不是逃脱责任的人：用你自己的勤劳让你自己的家庭受益，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赞扬的。保守党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这些话了，这些话受到了欢迎。艾雷、基思、我的其他顾问和我分析了第一次投票以后的形势。我们总的方针是把精力集中于选举上，即２７６名保守党议员，并指出我已经差不多争取到了他们中的多数，支持我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而我的４个竞争对手正在为争取第二把手的位于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我与其他竞选者的辩论就没什么好处了。当我决定不同他们在《全景》节目中露面时还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他们自己去了。演了一幕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这只能突出我作为领先者的地位。然后，星期二进行了第二轮投票。我还是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艾雷的房间里等待。还是艾雷进来将消息告诉我。但这次他的情绪发生了微妙但又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微笑着说：“现在你是反对党的领袖了。”我得１４６票，威利得到７９票，其他人的票数微不足道。
我连忙在日记本的背面记下几点想法，因为现在我就要作为反对党领袖去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了。我写下的第一条是特德的名字，称赞他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要赶快下楼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旁的委员会大会议室，新闻记者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向他们说：“现在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和爱德华·希思等一串名字后面加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觉得真像是在做梦。他们的领导风格各有不同，完成使命的伟大之处也各有特征。我将以谦逊和献身的精神来完成我的工作。”
然后我就按惯例去访问保守党中央总部。走进总部时，我不禁想起那里的一些人曾怎样拼命阻止我成为领袖。我和站成一排的党的工作人员握手，停下来吻了保守党政治中心主任拉塞尔·路易斯，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希望我获胜的。我认为那天晚上，在客气的微笑的面孔的背后一定有许多焦虑。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不喜欢报宿仇，但我确信，变化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我被送到皮姆里科，在比尔·谢尔顿的家里参加朋友们的庆祝活动。丹尼斯在那里。我曾想要打电话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但让新闻协会抢了先。马克是在工作时知道的，他那时是见习会计师。至于卡罗尔，她在那天下午参加初级律师考试之前不能打扰她。
我和议会督导员弗里·阿特金斯一起吃过晚饭，很晚才口来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一好消息。和家里人在一起太好了。我觉得，他们像我一样都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与原来一样了。
保守党也不会像原来那样了，正如第二天早晨《每日电讯报》在一篇颇有洞察力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撒切尔夫人将提供什么样的领导，人们将拭目以待，但在当前阶段有一点是足够明确的。撒切尔夫人是个善战的斗士。她信奉努力工作和对成功给以大量报偿的道德观。她出身低微，靠努力、能力和勇气起家。她没有任何继承的遗产或特权。所以她不必对保守党在２０世纪所特有的、对财富的负疚感，不必为这一致命缺点感到痛苦。这一点经常意味着保守党认为自己在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处于道义上的劣势。这是英国在集体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的原因。撒切尔夫人能够提供的应当是保守党在抨击社会主义时所缺乏的道义感。如果她能这么做，她的就任将标志着英国党派政治辩论的整个特征的巨变。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巨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