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一节受到挫伤的欣快症与欧洲共同体的事务相比，在我离任时，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个历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继续着。鉴于当时正在为无法预料的海湾战争确切进程作准备，因此，这种气氛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但是我相信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们从策略考虑喜欢称之为的“国际社会”，会战胜萨达姆·侯赛因和扭转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此外，这场危机还导致了美国和英国重新建立我把它当作我在处理问题时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极其重要的“特殊关系”。
但是，更加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更为准确但不那么策略他说，是在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中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确，如果没有这一结局，海湾事件就不可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抵制德国的统一没有成功。但事态的发展导致了１９８９年６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的大获全胜，那年１１月推倒了柏林墙，１２月在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同一个月，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匈牙利的选举中非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我把这些看做是罗纳德·里根和我在整个８０年代所坚持执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实际的、很受欢迎的成果。我不怀疑，这种势头足以使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至少现在是这样。目前还不能确切他说中欧、东欧和苏联会走向何处。我很懂得这些地区的复杂历史，因而了解肯定会出现民族纷争和有可能提出改变边界的要求。我们当时想，至少作为赫尔辛基进程的结果，重新恢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外交框架来解决争端。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感到很失望。我在乌克兰亲眼看到反对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多么强烈。正如我在最后一次参加的那次欧洲理事会开始时对雅克。德洛尔所说的，我不认为应该由西欧人对苏联未来的模式或它的继承者发表意见，而应当由有关的民众对它们作出民主的选择。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了解未来，更不用说有信心去塑造未来，但这没有减少我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感到的满意。苏维埃帝国和它附属国的无数臣民曾经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现在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中。曾经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这些新的民主国家，放弃了它们反对西方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在那时或以后，我对在外交上比较简单但却具有致命危险的冷战时代没有任何的怀念。
一个被削弱的、正在进行反复无常的改革的苏联首先需日益关注它自己的大量内部问题，因而使其他地区的冲突得以解决。在非洲，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宣告结束，这意味着南非的改革家们有了新的机会对他们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事实上，不论在非洲或中东，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陆或印度支那，苏联所执行的、企图统治全球的长期战略的告终为进步开辟了道路。受到压制的、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败、暴虐的政权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它们再也没有理由要莫斯科给予支持（或者是华盛顿的支持）以防它们会投向另外一方。
一个旧的世界秩序——由苏联和西方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友划分成的两极世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了吗？可以看出当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它是打着联合国决议的幌子的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这就需要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其盟国的坚定支持和一个明确的战略思想，即它能区别什么是对西方利益和国际秩序的真正威胁，什么是后果有局限性的地方争端。我仍然相信这一谨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个义务有限度的、持久的国际秩序。不幸的是，它与一个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么实际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混淆起来，而后者是建立在不受战略私利影响的、多国机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当然，这是一个更加理想主义的看法，但是，正如麦考利所说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英亩地，其价值相当于一个乌托邦的公国。”
甚至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的日子里，当有关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达到了高峰时，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怀疑，一些人太相信国际宣言的高调，而太不注意执行这些宣言的措施。说也奇怪，我在１９９１年５月准备第一次访问南非时，开始更加深入地阅读有关倒霉的国际联盟的资料。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是南非的简·斯马茨。当时的一些花言巧语和我这时所听到的同样不可思议。当国际联盟未能采取行动反对独裁者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清道路时，斯马茨自己作出结论说：“大家的事到头来成了谁也不管的事。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去带头，而侵略者这时却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这一结论对我的印象就像那种集体安全一样深，而有人却认为冷战后的稳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现在的形势不同了。毕竟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虽然他的确是“逃脱了”。但是我想，要懂得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国际联盟相反，美国确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国际上的超级大国，此外还有像英国、法国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国家也采取行动给予了支持，因而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多的评论家和政治家准备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论，即联合国本身应该成为一支超国家的力量，它应该有权威和财力任意进行干预；而单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则应放弃它们的主权。如果联合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政府的强烈欲望得到鼓励，它只能使世界导致混乱。但是通过许多巧妙的方法，西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见在许多保守党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战后的形势变得对他们有利。
１９９１年９月我在纽约向驻联合国的大使们作了一次讲话，清楚表明我反对这些倾向。我为“新民族主义”辩护，它在苏联和中欧、东欧的各民族中是显而易见的。
真正的国际主义总是包括各国之间的合作，那就是该词的意思。词样，体现国际主义最高愿望的联合国，其名称就提醒了我们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们考虑一切问题的起始点是你们所代表的各个国家。你们往往容易忘记的目的是它们在一些共同目标上应该一致。但是目标一致一而不是联合——才是宗旨。事实上，我在纽约演讲时，已经很明显，世界新秩序的情况不佳。我深切地关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经出现了危险。在那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争取从共产主义受压抑的穷困中获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装力量的挑战。在我看来，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事实上，更加广泛他说是人权）是任何公正的国际秩序的中心，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稳定具有传统的价值，任何对此抱有怀疑的人，应该给他一张去摩加迪沙的单程机票。但是，稳定不应该作为维持本身就不稳定的某一现状的借口，因为它压制了最终也不可能被扼制的社会力量。自我离任以来，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开干预外交方面的问题（欧洲问题除外），也许意味深长的是，每一次我都认为，出于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考虑，应该改变做法。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４月，一些库尔德族的妇女乞求我大声疾呼，帮助解救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无情打击下她们首当其冲的同胞。我被她们的诉说打动了。当时议会正在休会，也没有大臣会见她们。我现在可以高兴他说——无疑是出于巧合——至少后来采取行动建立了安全避难所。第二次是１９９１年８月在苏联发生了政变，西方一些领导人显然情愿“坐视”政变的领导人是否会成功，而没有在道义上充分支持在俄国白厅聚集在鲍里斯·叶利钦周围的抵抗力量，我对此感到惊愕。因此，我一核实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后就立即在大学院街我办公室的外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继续接受了一连串的采访。我说，很清楚，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违反宪法的，俄罗斯人民现在应该接受民主选出的主要政治家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在这一新的、危险的形势下，我们自己计划削减防务的做法现在一定不能继续下去。但是我告诫说，不要认为政变会成功。苏联人民现在对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们不会愿意失去它。他们应该像中、东欧的人民所做的那样来保卫民主——走上街头，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想法。第二天早晨，情况已开始明朗。事态的发展正在证实我认为政变不会成功的乐观想法是对的。有消息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抗议集会。我想值得试一试与戈尔巴乔夫先生直接通个电话。据政变领导人说，他已经因“健康原因”下台了。当苏联大使告诉我不可能通话时，我并不怎样感到惊奇。我曾设想，电话联系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断——虽然在这一点上我很快得知我过高地估计了政变领导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时候，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俄国问题大专家贝瑟尔勋爵与我的办公室联系，说他和正在伦敦访问的的叶利钦先生的顾问萨利纳·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在一起。我立即请他们前来向我介绍情况。我谈到我怎样未能与戈尔巴乔夫总统取得联系。然后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间我是否愿意与叶利钦通话。她翻遍了手提包，然后给了我他在议会大厦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号码。开头几次没有拨通，后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电话居然接通了。
叶利钦先生和我谈了一会儿，由贝瑟尔勋爵担任翻译。显然，被包围的白厅前景是严峻的，但是叶利钦先生和他的支持者们都情绪高昂。他问我是否能主持一个医生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所谓健康不佳——这很像苏联典型的外交病——进行调查。当然，我同意了。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与外交部和卫生部合作，试图拟定一个由一些著名医生组成的恰当的名单。幸运的是，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这时政变正在迅速瓦解。
根据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报纸对我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谴责，因为我号召俄罗斯人上街制止政变，并且号召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裁减西方军备。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民主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要时要为民主而牺牲。的确，有３位勇敢的年轻人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国人仍记得他们的献身。
但是，我与西方外交政策部门的观点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亚问题。对我来说，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厌其烦地愿意注意事态发展的其他人一样——我经常从英国专家和该地区的其他人那里得到简要的介绍——我看到了塞尔维亚正在为侵略波斯尼亚的战争作准备。西方对更早些时候侵略克罗地亚的战争的反应是软弱和没有原则的，因此使得这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是在西方的默许下，南斯拉夫军队才能够将其装甲部队从克罗地亚撤到了波斯尼亚。
１９９２年８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顾问们写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亚副总统艾贾普·加尼克要见我。他悄捎溜出萨拉热窝后，在国外拼命地为波斯尼亚寻求援助。
由于萨拉热窝生活必需品奇缺，我为我们的会见准备了丰富的午茶。使我惊奇的是，当他向我透彻地介绍政治和军事形势时，他不肯吃任何东西。但是当我走进书房给外交部打电话为他安排一次会见时，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点东西。于是，他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几块三明治。后来他向他们解释说，由于他在地堡里呆了几个月没有什么东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东西时样子一定不文雅。他告诉我的情况证实了我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于是我当时作出决定，我在道义上有责任采取行动。我要尽可能地发挥我最大的主动性，但是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美国，因为在与外交部进行了多次无结果的谈话后，我对英国倾听我意见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纽约时报》和美国电视上我辩论说，如果袖手旁观，我们就正在成为帮凶。我企图以此唤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谈到了一些确切的例子。有人争辩说，西方已无能为力，除非我们准备冒险长期卷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冲突，那样西方的伤亡可能很大。这种论点部分是危言耸听，部分是为无所作为寻找借口。像沙漠风暴那样从陆上发动全面进攻与停止向波斯尼亚禁运武器、向波斯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直接打击军事目标和通讯系统，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即使西方绕道而行，不闻不问，我们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对此已日益担忧。在波斯尼亚屠杀更多的穆斯林，这些事件不仅本身骇人听闻，也使冲突有扩大的危险。
塞尔维亚没有像过去苏联那样的强大的外国支持者。到目前为止，西方不采取行动对它是个鼓励。西方明确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而明确警告要采取军事行动则会迫使塞尔维亚考虑停止其侵略。应当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它遵从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给予塞尔维亚用以对波斯尼亚进行战争的经济支持，由设置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边境的国际观察员对此进行监督。
贝尔格莱德承认波斯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放弃对它的领土要求。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保证人道主义小组的进入。
在更加广泛的整个地区非军事化协议的框架内，签订波斯尼亚非军事化协议。允诺进行合作，使难民回到波斯尼亚。
如果这些要求（它们应附有最后期限，不能得到满足，应该进行军事报复，包括从轰炸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梁、军事护送部队、萨拉热窝和戈拉日代周围的炮兵阵地、军用仓库和其他在战争中有用的设施。还应当说明，这不是一场针对塞尔维亚人民的战争，即使塞尔维亚境内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设施可能遭到袭击……
塞尔维亚不会听从这些，除非迫使它这样做。只有当他们的抵抗可能遭到失败时，才会产生一个比较民主和爱好和平的领导层。袖手旁观，直到冲突把一切耗尽，这不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难民、恐怖主义，使其他国家卷入巴尔干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时期内，这一论点看起来好像要占上风。我相信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内对战略的确重新作了一些估价。当时的军事和制订外交政策的机构已经完全醒悟过来，但只是提出了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干预（我从未提过这一建议）太冒险，为什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必须继续下去（这的确使得受害者不能自卫），以及为什么空中打击不会起作用（如果就事论事，这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把空中打击作为支持装备精良的波斯尼亚军队的一种手段以改变军事上的均势，它们的说法就不真实了）。
自从１９９２年夏季以来，向我所主张的方向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太少也太迟了。在荒谬的限制下，只进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击，而且都是在抗议联合国和北约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美国的压力，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直到温和的穆斯林领导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帮助下被迫危险地紧密依靠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后，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８月时，俄罗斯还没有卷入这场纠纷，而现在俄国政府在这一致命的赌博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正朝着我所担心的方向增加了赌注。最后，在波斯尼亚的英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其他国家的军队都驻扎在易受攻击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后真的认真起来，他们很可能成为塞族人的人质。在波斯尼亚的可耻失败不仅有损于我们的信誉和道德境界，它还加深了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北约内部所出现的最严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亚的大败看做是一个征兆，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在“世界新秩序”这一概念时起时落的整个这段时期内，关于国际事务的许多讨论几乎是不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们仍在进行这些争论：（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历史”是否已经“结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励人心的论文，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为政府的最后形式。”与福山先生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后来由塞缪尔·亨廷顿所作的预言，即国际政治今后将为《文明的冲突》所主宰，由七八种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来塑造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最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把这些文化彼此隔开的文化错误路线上。”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实践者的犹豫不决，它们之间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不现实感。越来越明显，冷战的结束一在柏林墙的拆除和正式举行苏联的丧礼之间仅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们迷失了方向。不仅是对一些安全体系——首先是北约——和防务战略必须要重新考虑，似乎外交政策整个的正确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处于争论之中。
第二节保守党人的外交政策原则俾斯麦曾经说过，要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同时注意政治原则，就好像要他穿过茂密的森林时用牙齿咬着一根１２英尺长的杆子。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保守党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要求我们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只考虑国家利益。事实上，他们做法的逻辑明显经不起推敲。我们怎样认识我们极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认识后，我们怎样能最好地寻求这些利益？它们包括其他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吗？你怎样说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国际秩序的某一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国家的具体利益？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应该为它作出多大的牺牲？不参照一定的原则，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认为，保守党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要依据５条原则。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利用这些原则迎接我们面临的挑战。
这些原则中的第一条是，只有当一个大国或一个强大得足以挫败其他强国挑战的、持久的联盟对集体安全作出保证，才能维护集体安全。在当今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保持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付出代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国的纳税人单独承担这个代价。此外，也不会没有摩擦，俄国以及在今后适当时候会成为强国的中国、印度、日本、巴西等国——更不用说高度敏感的欧洲人——都会对此感到忿恨。但是为了和平与稳定，这一选择的坏处最小最小。当其他国家更加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时，美国不能独自长期维持这一地位。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上述论点，虽然它的确能修改这一论点。首先，是时间上的间隔。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不会自动地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特别是像现在，军事技术——在这方面美国胜过其他国家——是关键，而不是简单地看用于防务的资源有多少。无论怎么说，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国的经济潜力，因为不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内的广大的自由贸易区为这一潜力开辟了前景。
还有，如果美国领导世界的担子要延续到２２世纪，它将需要可靠的盟友——它们愿意分担而且要完全分担这一担子。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怎样适当地分担向北约的投资，特别是对北约范围以外的活动的投资，以及怎样在经济上利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加强它的基础——这也许是我们今后１０年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课题。但是，不管分担这一负担要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机构形式，也不管美国和欧洲如何分摊这一负担，领导世界仍将承担繁重的义务。不过，它们也会得到补偿，特别是国际上的安排和全球性机构作出的决定将倾向于反映美国的利益，也会从而扩大包括西方的利益。的确，除非这样，否则，有民主精神的选民们，特别是美国的选民们，将不会准备付出这一代价。
我的第二条原则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地区均势的价值。这是与美国全球作用这第一项原则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条件。保持地区均势将有助于减少需要美国所领导的干涉的次数。当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结盟去反击和遏制一个可能成为起支配作用的强国时，就形成了大体有益的均势，减少了对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的诱惑力及其干坏事的可能性。当然，英国多年来的政策是在欧洲内部促使实现这一均势。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当一个主要的、未言明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遏制德国的力量时，这仍然是有意义的。
美国政策的制订者们一般不同意均势这一原则，部分原因是美国自己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理想主义和思想似乎非常重要，以致威尔逊的拥护者们把均势看做是无从区分是非。更为普遍的意见是，他们认为用欺诈手段竞相谋求统治地位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战争，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代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是，在一个拥有核武器使人们不能接受任何战争风险的世界里，人们也经受不起均势行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
这些论点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世界政治中几乎５０年的做法是把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与地区均势的实际情况揉合在一起，从中东到印度次大陆都是如此。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只要有一个主要的超级大国能决定地区争端的结果，这就限制了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这就增加了它限制这些竞争的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均势才永远是一支力量。正如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在非常强大的美国存在的情况下，均势有助于解决今后问题的最主要的地区是亚洲和远东。有关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经济构成了“威胁”的歇斯底里的讨论，没有考虑到两点。我们特别幸运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日本得到了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因此它不希望成为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亚大地区有三个已经或即将拥有核武器的强国，即中国、俄国和印度。对于中国经济确切的规模和增长率是有争议的。但是人们知道：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勤劳的中国人民（还有更加广泛的、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正在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潜力，并且中国还正在增强自己的国防，而我们则在削弱我们的国防。
俄国在全神贯注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它仍将努力保持太平洋强国的地位。鉴于它有核武器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不能把这只熊排除在外。它与中国在边界和资源问题上有争吵，这些因素也许至今还在起着破坏稳定的作用。印度相当大，只要目前的政策和趋势仍然继续下去，在适当的时候，它将变得很富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强国。这是西方应该欢迎和鼓励的事情。例如，如果感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扩大一也有许多说法认为应让它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印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尽管印度有宗教和民族问题，但它是一个建立了法治的民主政体。在冷战所决定的旧模式中，印度受到苏联的影响。现在，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将是一个最容易打交道的亚洲强国。
所以，在亚大地区将会出现三个核大国与一个美国保护国之间的均势，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企图扩张其领土或势力范围，它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美国除了向日本提供核安全保护以外，如果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大国似乎要打破这一均势，美国也能将其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投向天平的另一端。美国已经惯于为韩国、台湾和菲律宾等这些较小的亚洲国家（地区）采取类似的、保持均势的行动。这向一些较大的国家表明，它们不应该采取冒险行动，使美国卷人它们之间的冲突。这就更加说明为什么美国与朝鲜在有关核计划的纠纷中现在必须取得有利的结果。第三节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第三条原则是，民族性、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维护稳定的国际制度的最好基础。表面看，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难道不是民族主义破坏了欧洲的和平？事实上，从最重要的意义上讲，回答是“否”。多民族帝国的不稳定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而像纳粹主义这样跨越民族界限的世俗信仰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两次战争中，只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够抵御和战胜侵略。
但是，无论如何，认为没有民族的世界——因而也不会有民族的忠诚、摩擦和制度——是可取的，那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显然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世界。正如保守党人所认识的，政治要充分利用现存的这个世界，而不是不切实际地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设计蓝图。诚然，憎恨外国人的偏见可导致集中营、折磨和种族清洗。但是这种罪恶一般是受到压制的和被扭曲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没有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如果其他人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为什么我们要加以反对。黑手党是以家庭制度为基础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家庭是一个有害的制度。
当然，对保守党人来说，民族（像家庭一样）也有深这和积极的社会价值。围绕它的传统和象征作用，可以鼓励那些有利害冲突的个人彼此进行合作，并且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民族性向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支柱，以抵御使人们迷失方向的暴风雨——这一特性给予了我们继续存在的意义。因此，轻视民族性的人就像抛弃了自己家庭背景的人，或者（如同Ｇ．Ｋ．切斯特顿所说的名言）就像放弃了自己宗教信仰的人。这种人对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因为他容易成为他所碰到的每一种不成熟的思想或强烈情感的牺牲品。
的确，有些民族主义是令人不快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有些民族已经犯下了历史罪行。一个有意识的完全抛弃了它自己过去的民族与一个总想着它过去的民族相比，前者是否是一个更加可靠的邻居，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一个疑问。一个比较成熟的回答是要发现一个民族历史中那些崇高的事件和主题思想，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为正派和更加开放的民族感。否则，只有让那些没有理性的革命者来肩负民族事业。
人为的国家接纳了语言和传统各异的不同民族，甚至它们也想通过形成一个民族特性来勉强地颂扬民族性的力量。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进行过这样的尝试。现在欧洲联盟也正试图这样做。这类雄心勃勃的事业是行不通的，一般会在激烈的情绪和相互仇视中破产。但是，它们的人为性鼓励理论家们走到了空谈理论的沙文主义的极端，残忍与荒谬交替出现，从斯大林的民族集体流放到鼓吹欧洲版本的达拉斯。因此，认为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努力把大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国家拼凑在一起有利于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外交家们却仍在想那样做。当然，几个截然不同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安全、经济资源、地理或没有其他选择——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是十分可能的。形成一种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说服他们这样做的最好办法，正如瑞士机构的权力特别分散所表明的。但是在人为的国家——不管是建立在一种思想上（如苏联）或是建立在为了外交上的便利和惧怕贪婪的邻邦这一基础上（如南斯拉夫）——就很可能要依靠权力集中和利用军队将这些国家拼凑在一起。但又像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只会增强各个民族的民族狂热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
民主是最适合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如果民主要真正有效地起作用，它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而这是民族国家所能提供的。此外，一旦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建立了民主，它增强了要求实行民族自决的动力。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不是民主的，或者说，如果它们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它们会长期受到语言和文化纠纷的干扰，如加拿大和比利时。同样，自由贸易意味着政治分界线不需要与经济分界线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把政治权力分散与规模经济学结合起来。正如亚当·斯密２００年前所指出的：“如果所有国家都执行自由出口和自由进口这一自由制度，一个大陆上分成的不同国家，迄今为止，就像一个大帝国里的不同的省份。”
有人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具体论点反对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制度的基础。第一个是“民族”这一概念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意义很小或者没有意义，因为它本身扎根于长期和特殊的欧洲历史之中，而且是这一历史的产物。这一论点有些份量。例如，在中东或远东或非洲，或者甚至在北美或南美，对民族性的理解显然与欧洲多少有些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宗教、种族或多文化”（如塞俾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都会形成和塑造某种特性。此外，民族会慢慢出现，如在印度。它们同样也会瓦解和消亡。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在每个大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为了外交上的方便而人为地把一些国家拼凑在一起时，或者根据思想意识把一个民族分在几个国家里时，这种忽视民族特性的做法都遇到了失败。在欧洲，南斯拉夫是注定要失败的，甚至民族关系不大紧张的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也和平解体了。在非洲，中非联邦是由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组成的。在将苏丹组合在一起时，忽视了在北方占大多的阿拉伯人和努比亚人与南方尼罗河流域的人和班图人之间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区别。尼日利亚由三个部族组成，即豪萨旋、伊博族和约鲁巴族。每一个部族都因争执而陷入口分五裂。在中东，有人试图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由于主要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在起作用，因此总未能成功。在远东，越南的分裂最终是不能持久的，朝鲜的分裂很可能也是这样。对比之下，在每一个大陆，最符合民族特性的国家——因而能动员这些特性——可能证明它们是最成功的。从西欧的英国和法国，到中欧、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到中东的埃及和伊朗，直到远东的日本，情况都是这样。这不是说民族特性感就必然保证和平、繁荣和稳定，但是没有它，国家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可能是致命的困难。
反对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国际政治制度基础的第二个、也许是最经常使用的具体论点是少数民旋问题。但是，在为民族国家辩论时，我不是说保证使边界与民族分界线正好相符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当然，更不是暗示说，少数民族或其他集团应该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使政治家们的生活更加单纯一些。在一个管理有方、尚且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个人权利——如果恰当——还有地方自治都得到了尊重，就没有理由让少数民族遭受压迫或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国际行为准则和像欧洲理事会这样的机构就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西方政治家们大倾向于相信中欧、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和苏联的经验证明民族主义有内在的危险。但经过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南斯拉夫的情况不是常规，而是例外。例如匈牙利，除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外，它学会了接受７０年前领土的丧失，结果导致２００万匈牙利人住在罗马尼亚，６０万人在斯洛伐克，４０万人在南斯拉夫，２０万人在乌克兰。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坚持他们在国外的同胞应该受到公正对待。但是，他们有足够成熟的民主，懂得“让所有匈牙利人在一个国家里”的原则会导致灾难。
同样，虽然俄罗斯有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想利用生活在俄国以外的、曾经是苏联一部份的那些国家里的２，５００万俄罗斯人，但至今，这只是虚夸之词，没有成为事实。虽然俄罗斯少数民族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感到他们受到了很大威胁从而想摧毁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些国家。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还投票支持那些国家脱离苏联而独立。
车臣共和国要分裂出来和随后出现的危机，这对于把民族性作为稳定秩序的牢固基础这一原则引起了多大的怀疑呢？车臣人肯定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自决；他们是一个有自己语言和宗教的民族，自从上一个世纪被迫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一直在长期争取独立。有人认为西方应该忽视或甚至支持在镇压车臣时所采取的残酷的军事行动，以保证俄国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形象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俄国的模样。最终不能依靠武力把一些国家拼凑在一起，必须为全国和地区的少数民族创造条件使他们愿意留在这些国家里。当西方忽视摧残人权和违反（欧安会）国际条约这类事件时，我们损害而不是帮助了俄国的民主力量。至于疲备的俄罗斯这一实体，对于折磨着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没有干净利落的民主解决办法。但是它的各族人民有权受到尊重——即使有些车臣人被指控参与了犯罪活动。如果车臣最终希望走自己的路，而俄国要阻挠他们这样做，那它自己将一无所获。
当然，像车臣一样，过去的斗争史影响着现在。我的目的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好的，更不是说都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已经很多了，其实有些问题应归因于其他方面。此外，各种超民族主义的历史至少与各种民族主义自身的历史一样是好与坏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潜在力要更加危险得多。第四节促进自由这个问题把我带到了我所建议的保守党人外交政策的第四条原则，即我们应该在全世界不断地促进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什么要这样，首先有实际原因。一般说来，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在国内尊重人权的政权更不会向外侵略。在实践中，即使是最无所顾忌地推行实用政治的人，他也要判断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威胁，不仅根据其军事技术，也要根据其政权的性质。自由的价值使得甚至文化不同的国家都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克制、妥协和尊重别人。因此，鼓励这些价值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至于保守党的观点，人们可以说，它是我们在制订政策时所应考虑的部分真理。显然，各个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它们的宗教传统以及它们的政治觉悟，都有不同。在真正出现了新兴的民主运动的地方，我们能够促进和鼓励它，并且通过抗议、公开的外交途径和类似的手段给予它有限的保护，不让它受到政府的镇压。在当地没有这类人民运动的地方（或者人民运动仅限于首都少数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从外面植人民主。虽然我们必须仔细挑选一些西方影响能够有效地加快它们向民主作风和平过渡的实例，但是，有些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酷刑——无论从任何国家或文化标准看都是如此丑恶可耻，如此令人震惊和如此令人厌恶，以致我们有一切理由去反对和制止它们。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主要问题是怎样做最好，是通过经济压力，或是通过在国际论坛上的言论或动议，或是通过悄悄的外交手腕。但无论怎么说，由于在执行保守党人的人权政策时必须要谨慎和区别对待，因此，它总不会采取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做法。
自由派的批评是：由于西方的人权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论自由或者不能胡乱抓人这类“程序上的”权利，从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根本性的”权利，如免受饥饿权或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一般反映人权问题要求的国际文件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趋向。例如，《世界人权宣言》（１９４８）不仅像我一样确认了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法律面前平等权、财产权等等，而且还确认每个人都有权享有适当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与社会保障“权”——这些显然属于另一范畴。后来其他一些文件规定的内容更多。《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１９６６年）包括了“工作权”、“继续改善生活条件”权、“不受饥饿”权以及“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以达到的、最好的身体和智力健康水平”。当然，只要我们从权利方面而不是从责任方面去讨论自由，传统的自由主义就会轻易地陷入温和的社会主义，只要求各种“权利”而不怎么考虑它们的代价或甚至实现它们的可能性。这些“权利”即使从理论上说可能实现，但在实践中，国家只有通过规章、控制和税收对其他个人进行抑制才能实现。到了这一步，人们事实上已走完了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权做法给予了外国机构干预几乎整个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权力，这不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国家的主权。
如果促进按照传统定义解释的人权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么，一般说来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幸运的是，冷战后的世界已为自由创造了新的机会。由于通讯技术的革命、世界市场的开辟以及资本与人员有更大的流动机会，这一切使独裁统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将越来越难以抗拒要求对他们的政权实行自由化的压力。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寻求促进民主和经济权利的同时，必须高度注意经济自由的更加广泛的影响。
即使在经济比较自由的国家——有健全的货币，有限的政策干预，低税收，保障私有财产，劳动力可以流动——如果它们曾有一段时间经历过独裁统治（例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在以后推行政治自由时它们会发现困难比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罗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没有私有财产制，也缺少企业充满活力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民主体制是极端困难的。保守党内热心于人权的人士认识了这一点，而左派自由人士却没有。因此，当市场资本主义的增长带来政治自由时，前者不会错误地低估在实现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标时所取得的进步。
在说了这一些以后，我要指出，有关人权政策的理论要比它的实践复杂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通过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响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这一影响。可是，我必须加一句，他们有时需要舆论的激励。第五节强大的防务这四条原则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点：只有第五条原则即强大的防务才能使它们发挥作用。罗纳德·里根和我在８０年代所持的同一论点仍然有效。国防支出是对和平的投资，因为不是军备本身引起战争。战争的引起是因为潜在的侵略者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军事优势能在侵略中取胜。这种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即使威胁似乎很模糊或看起来很遥远，因为高技术的国防计划只有在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我们从冷战胜利中有权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红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获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钱的机会。
诚然，由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垮台、华沙条约的结束以及最后苏联的瓦解，这一切引起了巨大变化，因此，西方国家应该重新审查它们的国防支出，这是对的。但是我现在认为，我任首相时作为《变革的选择》所宣布的削减支出计划走得太远了。自然，后来宣布的计划就走得更远了。从我个人讲，我不赞同当时在从政治角度讨论国防时人们所持的一切乐观态度。但是我的确过地估计了把苏联（或俄国）变成一个“普通国家”——一个对西方不构成特殊威胁的、稳定的、自由的民主国家——时可能出现的进程。
我们不知道俄国最后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俄国要走恢复前苏联的老路成为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这不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实现。这也不会使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保持不变。无论怎么说，如果俄国要再一次走近欧洲的心脏，这显然对我们的战略利益不利。同样，如果俄国要把匾乏的财力用于任何这类帝国战略，那必然意味着它要放弃继续执行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这一任务。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对内对外政策又会回到前苏联的做法，俄国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军事大国。前苏联各国所经历的各种危机和混乱已经使先进武器大量流入国外，那时，其他一些缺乏责任感的国家渴望得到它，这一进程加深了我们面临的威胁。显然，西方必须要维持它的防务。
自１９８９／９０年度以来，在制定我们的防务计划时，如果仅从一个方面，即苏联和华沙条约方面来估计威胁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倾向于平衡各方面院外活动集团的意见，而不能对可能出现的威胁和所需的对策采取一种长期的战略观点。另外的困难是，不仅英国，而且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都在裁减军备。那些了解情况的人现在声称，即使我们有前线作战的装备对必要的地区进行干预，但在支援和供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大问题。再加上联合国所批准的干预效果不佳，我们对军备的裁减给人的印象是优柔寡断和不愿意承担义务。
另一个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涉及北约今后的作用。像我曾经建议过的那样，对它重新作出估价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北约作为一支维护稳定的力量和加强横跨大西洋联系的力量，必须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和扩大其影响。但据我看，没有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部分由于联邦主义在欧洲的推动作用，部分由于对待波斯尼亚问题的不同做法，北约已不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它支撑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承诺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事实上，北约自身已受到严重损害。
北约也应该应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欢迎它们成为它的正式成员国。鉴于欧洲共同体在接纳这些国家成为其正式成员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缓慢的和犹豫不决的做法，北约的决定对这个地区亲西方的民主力量是一个打击。把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和例如像前苏联的成员哈萨克斯坦看做与西方有着同样的关系，这只能混淆北约所承诺的不同义务。北约允许俄国，或者更加确切他说，允许俄国国内反西方的势力在这个问题上为北约作出决定，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了。要莫斯科的民主人士这样地屈从，对他们没有好处，因为这表明，那些进行威胁的人比那些进行合作的人，其意见更可能被接受。
扩大北约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步棋，它还能确认中欧各国的独立地位和在“欧洲的”地位。假若北约在其东边的边界上划一条“线”，像乌克兰，也许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它们”（至少在开始时）不会在这条“线”的右边，但现在丢掉了。有人说得好：“只要北约近在咫尺……就能影响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这一带国家的政治心理，给予它们自由的政治力量更多的信心。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往往会使欧洲的和平更加牢固得多。
由于海湾战争证实了我所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即北约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在其“境外”活动，这一切就更有必要了。现在潜在的严重威胁，其范围的确已遍及全球。但这不是说，每当某个遥远的国家内部发生危机时，就应该调动北约的军事力量，而是说，大的地区性威胁必然与我们有关。一些潜伏性的严重危险已清晰可见。
一旦发生了明显的侵略事件，并且我们的利益受到牵连时，无论是在联合国、北约还是在其他机构支持下进行的军事干预都应该是强有力的、快速的和有效的。目的必须明确，对风险一定要加以权衡，要尽可能地进行反击，并且要部署足够的后备力量。当然，每一场国际危机都不同，因此，作出的规定必须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是要防止的禁忌则总是一样的——即目的未经缜密考虑，采取行动前过多地考虑共识，投入的实力不足。
不幸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指挥下进行的所有大的军事干预都因上面某个问题或所有这些问题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挫折。海湾战争使萨达姆·侯赛因仍留在台上，使他还有足够的武器和财力对库尔德人和沼泽地的阿拉伯人实行恐怖统治，继续在考验国际社会的决心。这一重大的判断失误主要是缺少明确的目标，过分强调通过国际协定而不是通过胜利解决问题。但沙漠风暴至少有效地保证伊拉克放弃了科威特。
正如我早先说过的，尽管有关的某些人士具有崇高的个人品质，有时还表现出了英雄气慨，但对于前南斯拉夫的干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干预的理由至少和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侵略同样明确。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塞尔维亚开始时是在南斯拉夫公共机构的伪装下采取行动的，它首先攻击了斯洛文尼亚，然后是克罗地亚，最后是波斯尼亚。本来应该采取明确的政策，去武装受害者，帮助他们从空中袭击军事目标，但是这件事被曲解成为一项维护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事业。这项政策是一个错觉，没有和平要维护。因此这支人道主义的力量要么无法帮助受害者，要么与侵略者发生冲突。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西方外交，没有实力迫使侵略者认真进行谈判，而不公正地执行的武器禁运，事实上意味着站在武器精良的侵略者一边进行斡旋，反对武器装备差的受害者。的确，在处理这一危机时几乎违背了所有的道德原则或具体规章。它至少应该是向下一代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不应该做什么的个案研究实例。
曾促使联合国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在美国人的领导下对索马里进行了干预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事件，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没有人能批评这一人道主义行动，即插手干预和缓解由名符其实的内战所造成的可怕苦难。但是对于所涉及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人们很快认识到，不恢复国内秩序，人道主义的努力就不能长期取得成功。但是索马里国内似乎没有力量能够恢复秩序。“因此，干预给自身带来了痛苦的选择：要么联合国使索马里成为一个殖民地，花上几十年的时间进行“国家建设”，要么联合国的部队在适当的时候撤走，让索马里又回到它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由于美国不愿成为宗主国，联合国只得将它交给像埃及这样当地的国家进行新的托管，或者交给以前的殖民国家托管，这大概是指意大利人。如果做不到这点——事实上没有做到——那么将来只好由民间援助机构和私人慈善机构给饥饿者以食品，给病人以帮助。不能实现其目的的军事干涉，它惹出的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对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进行干预的结果，总起来说动摇了主要西方国家的自信心，玷污了联合国的名声。但有一种倾向日益明显，即在过去几年，安理会似乎准备扩大它进行干预的法律根据，以１９９４年９月最近一次对海地的干预达到了顶点。事实上，我们看见了那种传统的危险的结合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具体措施越来越不相称。从长远看，所有这一切可能会进一步带来不受欢迎的后果。如果说现在有一种威胁接近冷战的份量，那就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制定者的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如果更多温和的或世俗的穆斯林国家陷入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之手，这对欧洲、中东和俄罗斯来说，其牵连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估计到某一危险是一回事，要知道如何能最好地克服它则是另一回事。在过去，西方造成的大祸是错误地判断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潜力。人们清楚地看到：“自从７０年代以来被暴力和内部纷争撕扯得体无完肤的两个中东国家以前曾被认为是最稳定、最现代化和最面向西方的两个中东国家，即黎巴嫩和伊朗。”有一种危险，即在讨论“原教旨主义”时，我们会把具有保守思想的穆斯林国家看做是伊斯兰革命不可避免的温床。事实上，“原教旨主义”的大伞遮盖了一系列有区别的并且往往是互相对立的现象，从与伊朗有联系的海湾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教徒，到埃及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卡扎菲上校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与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很不相同，因为后者只是寻求返回禁欲的伊斯兰教的苦修。我已经说明了我所认为的保守党人外交政策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但是，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常识。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我总认为一定不能让侵略得到好处。如果它一旦得逞，就增加了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还认为，未来的侵略者要比大多数人想像的理智得多。他们会扪心自问：我们这些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人是否有武器这样做，是否有及时部署这些武器的手段，以及首先我们是否有决心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决心。
最后，还有我开始称之为的撒切尔法则：“不管你准备多么充分，意外事件总会发生。”当然，如何应付，那才是真正的考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