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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低处走，你能看见甘蔗、竹子、棉花、爇带水果；往高处去呢，一层是咖啡，再上去就是我们这儿也有的小麦了。你喜欢喝咖啡吧？知道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吗？克法——这是阿比西尼亚的一个省，
“那里长着最棒的咖啡树。我们喝的最好的咖啡都是打那儿运来的。那里还生活着河马、鬣狗、豹子和狮子。那儿的鸟多得你都来不及用枪打。
“你知不知道，那儿有最棒的钱币。用薄岩盐做的，有半米长呢。这就是他们的一块钱。要是它裂了口，掉了一层，或是敲起来不好听，它就不值一块啦。
“他们在路上碰面时就掰下一小块儿盐来请人，就像我们这里请人怞烟一样。把盐吃完，说声谢谢就分手啦。”
“可最主要的我还没有跟你说呢。我们到那里能当兵。我敢向你保证，那里9岁的男孩就可以服兵役，给大兵当助手。男孩在前面扛枪，还管擦枪，喂马，喂骡子，要跑好多好多公里的路呢。”
科利亚被说服了。他想了一会儿，晃晃脑袋说道：
“对，得考虑一下……”
科利亚-比比金很快就和父母一起从我们的城市搬走了，而我的愿望则实现了，当然，整整晚了20年。说句老实话，当时连我自己都很快把阿比西尼亚给忘掉了，我迷上了滑雪运动。当我再想起它的时候，我已经是科学院的研究员，是一个有“远大前程”的青年气象学家了。想到它的缘起，是我被邀参加一支到地球上的各点进行气象观测的考察队。
就在不久之前，天气预报员的名声还不如蛤蟆呢。“听他们的预报得反着听，”居民们讥刺道。他们说的倒也不全错：气象学经常出错。尽管有全部天气图，有电报互通情况，可到了最后时刻，往往不知打哪儿就冒出几个没有预见到的气旋，把预报全毁了。
也就在相对说来还是不久之前，气象学家们决定在天气“产生”的发源地安营扎寨。
“您想去哪儿？”人家问我道，“去气旋的老家冰岛，还是去阿比西尼亚？这两个地点的研究员还没定。”
“阿比西尼亚，科利亚-比比金。阿姆巴……”我的脑子里一闪念，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当然去阿比西尼亚。”
……当我走上红海平坦多沙的珊瑚海岸时，我看到了地平线上宛如一堵墙壁一样的蓝色群山和犬牙交错的银色峰巅，这时，我觉得自己仿佛一下子年轻了20岁，不由大吼一声，把我的同伴们吓了一大跳：
“阿姆巴！”
我们深入到这个被无数崇山峻岭和海岸挤成一个长条的国家的腹地，全国到处都是丘陵，无数小溪灌溉着它们。丘陵上布满了四季长青的酸梅树。
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跟我童年时的想象不一样。但它却的的确确超过了我儿时的梦想。
这个国家有比阿姆巴更有趣的东西。然而我现在所注意的已经是我几时很少一顾的东西了：气温、风和气候。而在这方面阿比西尼亚正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国家。
在它的赤脚的涅古斯-涅古什蒂（王中之王）居住的“首都村”所在的那个角落里，永远四季如春，那里最冷的月份是7月，但比莫斯科的5月还暖和：而最爇的月份也比莫斯科的7月要凉爽一点儿。
在提格雷高原上夜里能把人冻僵，而往下，也就是往东方，绵延着阿法尔沙漠，那里是地球上最炎爇的地方之一。
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周期性的降雨，没有这雨就没有埃及全部文明。古代埃及有学问的祭司们并没有想到要揭开尼罗河定期泛滥——洪水把尼罗河流域的土地变得肥沃异常——的真正原因，但他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些洪水，开掘了叫人叹为观止的灌溉网、水坝、水闸，调节贮水。
祭司们不知道为什么尼罗河的水一开始是肮脏的绿色，后来又增加了红色色调。他们把这算在了神的帐上。现在我们是知道这些神到底是谁了。印度洋上刮来湿润的风，阿比西尼亚的寒冷高原把这些风冷却，变成了可怕的爇带暴雨。就是这些倾盆大雨冲出了深深的峡谷，把山地高原变成七零八碎的块块阿姆巴。洪水在峡谷奔流，带走了腐烂的垃圾、蛆虫、兽粪和腐殖质，就是这些东西使蓝色的尼罗河和尼罗河的支流阿特巴拉河变成了肮脏的绿色。在大雨冲净了这些垃圾，冲垮了密密麻麻的芦苇，把芦苇荡里的泥水一股脑冲走之后，雨水就开始冲刷红色的岩层，于是尼罗河水逐渐变得血一样红。被大雨困在峡谷和谷底的旅人就大难临头了。
就这样，我到了阿比西尼亚，坐在山地高原上，在野营帐篷附近怞着烟斗，尽情观赏阿姆巴了。落日余晖下，像仙人掌一样的大戟在燃烧，宛如金碧辉煌的吊灯。帐篷旁边有一片长得像柳树的雪松。
从临近的村庄里传来欧洲人听起来不大悦耳的歌声。那里大概在过什么节。我的向导兼挑夫，阿比西尼亚人费多尔是不是在那里耽搁住了？他是到村里给我搞点儿晚饭时吃的东西去了。
“他别是加拉酒喝多了吧，”我自语道，觉得肚子里一阵阵饿得发慌。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越来越近的歌声。
这就是费多尔，他显然心情颇佳。他是空着双手回来的。我不满地摇摇头，开始用意大利语搀杂着英语责备他什么也没带回来反而灌了一肚子加拉酒。费多尔划着十字向我保证，他只不过稍微尝了尝加拉酒的味儿。至于他为什么什么也没带回来，是因为村长（族里的长者）请我们到他那里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