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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通过十
　　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
　　经历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
　　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
　　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
　　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
　　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
　　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
　　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比较起来，当时的割据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国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此方面
　　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揆诸历史，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为开端的。
　　这种情形的确如滚雪球一样，能够带来众望所归、百川归海般的效应。其结果，一般会令
　　那些自视过高、刚愎自用的顾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或者从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备
　　此种德行，常常被知识分子们用来作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气候、是不是一位具
　　有识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标准。在赞美帝王的煌煌业绩与品德时，臣子们也时常以此
　　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尧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到后来，上述
　　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拍马屁时的专用语，在相当长的世代里，被士大夫们以极
　　高的频率使用着。
　　一个很难改变从而令人不解的事实是，我国的创业者们在理论上大多会认为应该这样
　　做，但实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关的情形，能够做
　　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素质。上帝不会让太多的中国人具备此种素质，否则，
　　岂不要天下大乱？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已经可以相当娴熟自如
　　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写作对仗工稳的骈
　　体文，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
　　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
　　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
　　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 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
　　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金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
　　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马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
　　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
　　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
　　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
　　据说，朱元璋曾经多次放声大哭，起因都是因为于锦衣玉食之际，想起了父母吃糠咽
　　菜的悲惨时日。阴历九月十八是他的生日，按皇朝传统，皇帝的生日是为万寿节。照帝国
　　仪礼制度，此日百官需在正殿举行朝贺，逢皇帝心情舒畅，还可以大吃一顿。朱元璋连续
　　十多年拒绝行此典礼，大约不完全出自矫情。（七）
　　八、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他肯定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
　　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与朱家天下过不去。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
　　专于艺业。”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
　　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
　　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当朱元璋将自己对此
　　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
　　时，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所及，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
　　于以往世代的特色。